坚定文化自信的五大制约因素

杨朝明

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要十分珍视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创造，绝不可以忽视这一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不言而喻，文化自信来源于文化自知，没有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层理解和了解，文化自信就无从谈起。那么，人们何以自信不足、信心不够？如果深入分析，其原因十分复杂。只有了解这些因素，才能真正树立文化自信，才能讲清楚“学术的中国”“理论的中国”，把真实而深刻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一、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估价偏低

世人都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也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但它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而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潮期。人们常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年～1969年)的“轴心时代”理论来讲述中华文明，但这一理论没有关注中国文化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事实上，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惊人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百家争鸣”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看不清中国文明的绵延之路，就容易妄自菲薄，很难理解传统思想的高度与深度，就容易以为这不过是“老练的道德说教”①而已。

二、对经学典籍的价值认识不够

中华国学包罗宏富，正如文化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那样，国学也有三教九流、经史子集等很多内容。李学勤先生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1]。经学是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的，是中国独有的学问。儒家经典以“六经”（或“五经”）为核心，及于孔子及其后学遗说，包含着深沉的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②，他整理的“六经”被视为先王“政典”，儒家经典彰表“道德”与“价值”。国学研究应以经学为中心，国学就像一棵生命之树，只有区分主次，知其本末，才能培根固元，生生不息。我国典籍经史子集四部之分类以“经”为先，经部之后史部以“正史”居首，不都是出于“明教化”“佐治道”的社会价值考量吗？弘扬儒学而弃经不读，无异于舍本逐末。

目前，在对儒家经典等文献的认识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怀疑古书相关记载，人为后置了不少典籍的成书年代；不明古书传流的一般规律，不能动态观察古书的形成过程，造成对古书的很多误解；不能整体把握学术源流，颠倒了一些同类文献的先后顺序，甚至误判了学派属性；不能理解各学术派别之间的纵横关系，简单化地进行学派判断……这严重影响了对这些文献的利用与阐发。

三、对博大精深的孔子儒学“莫名其妙”

孔子儒学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文化创造，他们思索人性与人的价值，胸怀天下而关注苍生，思维恢宏却包蕴精微。孔子超越了他的国度与时代，只有对他的儒学思想体系有全面、综合的理解，才能把握“大体”，在“道术”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精神”与“中国气质”。如“大学之道”强调人的全面成长，倡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大人”“君子”。孙中山先生说，这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本来这“属于道德之范围”，但“自民族精神失去了之后，这些智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那是习而不察，莫名其妙的”[2]。只有清楚孔子儒学的宏大气象，才能懂得她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和睦与和平的巨大意义。

四、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

唐朝中后期以来，随着佛学影响的扩大，人们以儒家道统对抗佛学法统，由此产生了对儒学经传的怀疑。自宋代开始的疑古思潮到近代“古史辨派”时期登峰造极，所谓“辨伪学”出现了极大偏失。疑古思潮本来为“卫道”而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却换成了“反古”的面目，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学术上的“疑古过勇”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除了让人感到古籍几乎“无书不伪”“无书可读”，更使得虚无主义盛行，造成了上古文化的一片空白。

现实的实践证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不少学者的“假设”非常“大胆”，但他的“求证”却很不“小心”。学术研究的进展，尤其地下早期文献的不断问世，一次次“轰然打破”了既有的“成见”，也无情地揭示了疑古思潮的极大偏颇，学者们一次次地惊呼必须“重写学术史”“重写思想史”。不过，疑古思潮的负面影响极其深刻，消除这种影响尚需时日，或者说“走出疑古时代”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负面影响依然非常巨大，可以说无处不在。

五、把国力升降与文化问题简单类比

文化影响力的升降浮沉密切联结着国力的变化，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极尽屈辱，在反思落后原因的时候，不少人迁怒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强化或放大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于是20 世纪的中国形成了“反传统的传统”，似乎中华民族要摆脱苦难，就必须与中华文化决裂。事实上，在文化的认识与研究中，很多人还没有走出近代落后挨打的阴影。

中国以屈辱的方式融入世界时，人们“睁开眼睛看世界”，很多学者却表现得古怪，在新旧文化交汇、中西文化碰撞的夹缝中，有的激进，有的狂放，都带有文化转型时期的人格特征，也是对于当时“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恐慌性反应”。走不出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对文化的影响，于是有的人不免依然在纠结。

实际上，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儒学确实发生过一些变化。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阶段，孔子儒家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强调“正名”，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而在秦汉以至清朝的“帝制时代”，虽然很多儒家学者也致力于发扬儒学精神，但儒学在走向大众与社会实际结合的过程中，适应专制政治与皇权至上的需要，逐渐强化了君权、父权和夫权，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一些特征。近代以来，人们反思儒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运动，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偏颇，但客观上却主要指向具有“威权色彩”的儒学，把被扭曲了的儒学主张看得更加清楚。大要别之，对孔子儒学持“保守”立场的人多看到了儒学的真精神，持“激进”立场的人则更多看到了作为“封建专制灵魂”的那个“偶像的权威”[3]。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的日子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认识和把握五四精神。这需要坚持大历史观，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讲清楚五四运动的进步意义与重大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和“批孔”“尊孔”的话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深入研究民族精神，树立新时代精神，尤其需要对五四以来的“批孔”思潮有一个认真总结，以大历史观、以宏观视野讲清楚五四“批孔”思潮的实质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