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蒙日记（上）

李廷玉著，韩敬山校注整理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北京100081）

按 语：《游蒙日记》的著者李廷玉是清末中央政府派往蒙古解决十三世达赖喇嘛相关事务的主要参与人。该书系校注者于2016年公派赴台湾“辅仁大学”访学期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寻获1907年东京景印出版的李廷玉“手抄本”。随后笔者查询到李廷玉《游蒙日记》“铅印本”的出版时间为1915年，为竖排、无句读，全书每页均标明“财政部印刷局印”。1990年1月，由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中收录了吴丰培版“手抄本”《游蒙日记》，并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印数500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于1991年3月28日即在香港花费180港币自学峰书屋购入此书。因印量稀少，纸张脆硬，加之出版日久，国内诸多图书馆当馆藏珍本，难示学人。有鉴于此，2006年，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由李德龙、俞冰主编煌煌200钜册《历代日记丛抄》，其中第158册就收录并影印了1915年“财政部印刷局印”的《游蒙日记》以嘉惠学界。

《游蒙日记》讲述十三世达赖喇嘛北遁蒙古后，清中央政府派出御前大臣博迪苏、内阁学士达寿奉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之密令，北入蒙古库伦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得前往俄国。李廷玉以州判及随行委员身份全程参与相关事务，其所记载，恰成为当代研究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活动的珍罕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吴丰培先生对《游蒙日记》亦做了评判：“惟对于达赖颇多微词，称为刚愎自用，固执不通，妄自尊大，贪吝多疑，未必尽当，乃当时相见之人，观察他的行动，似仍不无可取，又描写他的体态、手段、行动、供给、行踪等较为真实，以目击之谈，乃属第一手资料，可作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的补充材料”[1]。

2019年5月，校注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还找到馆藏博迪苏所著《朔漠纪程》手抄本，里面亦讲述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咱雅班第达前后达九次见面的第一手记录，并看到1908年8月，郭进修在日本东京神田区集贤馆为《朔漠纪程》写下的序言。

有鉴于此，校注者在校注《游蒙日记》时，与《朔漠纪程》一一对照，并将《朔漠纪程》中与达赖喇嘛见面的谈话记录以注释的方式录入《游蒙日记》的校注稿中，为读者全方位再现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期间与中央政府代表博迪苏九次对话的现场场景。

校注者此次以“铅印本”为底本，并参考“手稿本”对涉藏事部分重新详尽校注。因原稿几无标点符号，故予断句、标点；原手稿为繁体字，现均改为对应简体字。对于其中因字迹潦草经多方反复查核依然难以识别的少数文字以□表示。由于上述两“手抄本”至今面世已过百余年，文中难免有与今天提法相左及错误之处。为忠实原文，以供研究，未予删减，望读者察之。本刊自2019年第4期起分三期发表，以飨读者。

序言一

余[2]夙耳先生[3]名，未一识荆[4]也。壬子[5]夏，有留守乌城[6]之命，时蒙氛甚恶，哲佛[7]方倡独立。余因臂助需材，特荐参赞蒙事。

先生亦慨然自任，凡运筹决策，经权互用，悉协机宜，尤富胆略，熟蒙情，屡拟出奇谋制胜，缘款绌中止。《库俄协约》[8]发表，犹密请以单骑往说，为入穴得子之计。政府雅重公才，不欲其身蹈险地，事不果行。

顾先生天才雄健，遇事能见其大，往往赴义太勇，道高毁来[9]。先生惟抱定不计利害，不避嫌怨，不畏艰巨之宗旨，始终坚持实心任事，而含沙下石之辈，久之亦鼷鼠技穷，转相倾服。益叹诚能动物，名下无虚，燕赵古称多奇杰之士，信哉！

前清光绪丙午[10]，先生随科尔沁辅国公——今贝子博迪苏[11]驰赴库伦，劝达赖[12]回藏，屈计垂八年矣。达赖之出奔也，曾联络哲佛，为暂时之依据。哲佛之独立也，亦运动达赖，为同一之进行。达赖妄启兵端，兼受俄人之愚弄，哲佛脱离母国，纯恃俄人为护符。事实略同，外交之困难亦略同。一则往返仅四月而边患潜消；一则筹备将经年，尚未出国门一步，财政问题之关系，殆亦有不尽然者与。

今者蒙云暗淡，隐患方深，民国权舆，边材难得。余虽不敏，窃愿卧勾践之薪，击祖生[13]之楫，同舟共济，勉为其难，质之先生，当绝表同情也。

兹因《游蒙日记》付印，略识巅末，以告热心边局并世之真知与真不知先生者。至日记内容，自序与他序，已概言之，且豹斑骥毛，实不足以见先生也。

故不复赘。

中华民国二年三月[14]下浣[15]

那彦图谨序

序言二

李君石忱，余[16]忘形交也。为人豁达慷爽，有古任侠风。讲求有用之学，于边防军略，尤刻意研究。虽天才雄骏，殆亦性近使然。与前清光绪丙午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奉密诏[17]赴外蒙，宣慰达赖，劝使回藏。以君饶胆识，喜冒险进取也，征与同行。至蒙后，宣布德意，达赖悦服。往来凡四阅月蒇事[18]，虽时丁末[19]叶，朝政不纲，而终清之世，西北边藩，唯一服从，外人狡计，卒不得逞。此役实具绝大关系，顾以不动声色，弭患无形。谭边局者，遂亦不甚注意。盖曲突徙薪[20]，固不如焦头烂额之居上客也。

君既归自蒙，余时虱京曹[21]，朝夕过从，得睹所编日记。凡人情之迷信，风俗之古陋，台站之疲敝，土宜物产之良窳，山川形势之险要，与夫历年治蒙政策之得失。此次宣抚手腕之敏活，概括列举，洪纖[22]靡遗[23]，于军事地理之必要，尤不惮随时揭橥[24]，殷殷三致意焉。

余以其足资考镜，怂恿付印者再，君方究心时政，雅不欲以著述见，旋复有东瀛及奉天之游，遂因循不果。

岁壬子，民国纪元，库伦独立，中央任命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署乌里雅苏台[25]将军，复任君参赞一切筹蒙手续，奇正相生，前后条议数十上，多报可称善。卒以外交牵制，库藏奇绌，不克展布，库约发现，边患益亟，多言而中。不幸悉如君料，然苟裨蒙局，必言、言必尽。未尝因事机棘手，稍懈进行，所谓生平不知有险难事者，自道之语，非虚夸也。

式堂梁君[26]，热心边事，稔知有《游蒙日记》之编，敦促刷印行世。余亦重申前请，始允付梓，属余任校雠[27]，文牍餘暇翦复勘误，略为诠次，意在纪实，不尚雕琢。事既竣，为述概要如右，嗟乎！

蒙藏风云，日形惨淡，大局岌岌，危于累卵。论匹夫有责，凡此破坏共和，国民公敌，当与四万万同胞共击之。讨论筹谋，匪异人任，即以事编为指南之方针，平蒙之基础可也。谨弁数语，留券将来。中华民国二年三月赵毓煊序于春明之寄庐

前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28]，御前大臣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密奉谕旨，赴外蒙宣慰达赖，婉劝回藏，以为中英改定藏约之张本。博公面请添派内阁学士达寿[29]，商部员外郎魏震，均允可。公因沙漠之行，须带卫兵，且有达赖果不归藏，即便宜行事之谕。密商魏君，邀余偕往。余请加派李君飞鹏，达阁学请加派积君廉、薛君锡珍，匆促束装，驰驿赴张家口。道经宣化府，接北洋大臣——今大总统[30]电令，挑选宣化镇练兵若干，为达赖暗带俄兵之抵制。公派余充统带官，并节制乌科库及宣大各营，派李君飞鹏充总稽查。

余以多带军队，达赖惊疑，必至北走俄疆，牵制藏约。乃仅选骑兵四十名，令霍玉福充队长，随催察哈尔溥都护颋克日传台，备余出发，公等缓期开行。余兼程进，于闰四月初五[31]日抵赛尔乌苏。该处管站部员文瑞面称：先一日库伦办事延大臣祉[32]到赛专候博公，密商机要。

越数日，博、达两钦使至，面述前情，立与延公密议。延公云：前年英拟在西藏之亚东、江孜、噶大克[33]三处，开设商埠，[34]达赖不听，并有俄人特尔遮氏[35]（系贿达赖左右，谋充堪布者，按堪布为西藏高级行政官）从中主持与英开仗[36]。英边务大臣荣赫鹏以精练之兵，[37]击拉萨庸蠢僧众，势如狂风之扫败叶。[38]六月十五日，拉（萨）城陷，达赖偕藏僧百数十名踉跄遁，取道青海玉门及三札两盟赴库，时祉方任西宁办事大臣，奉旨探护达赖，以防其举动不规。达赖抵库后，晤哲佛，哲与达赖意相左，盖恐其分教权也。代青王杭达多尔济素为亲俄派，只身赴库为达赖磕头，赉品物甚丰。达赖大喜，杭与特堪布密计，请俄政府羁縻达赖。俄利达赖之愚，藉可窥藏，兼资图蒙也，乃派专使慰之，且厚币饵之。达赖为所动，附俄之念益坚。[39]杭、特等迎机而导，竞诱赴代青王旗，俄以为中其计矣！

然祉派干员监视之，达赖不敢公然走俄。适咱雅沙比迎达赖，而达赖利蒙布施之重，当时已有八百万卢布，驼马等不计其数，遂赴咱雅班第达[40]暂安禅坐，藉以吸收蒙财。公等此去万勿迟，盖迟则此孽为俄有，藏事益不可收拾矣！

博公计决，令余作前趋，过翁金河，走苏木台（蒙人指设台站，谓之苏木台），直捣咱雅。中途遇达赖所派堪布欢迎天使，札兰[41]（蒙古官名，三品职），三都克导之见，致辞甚恭。博公宣布清廷德意，嘱告达赖暂住锡，有要待商，堪布诺尔去。余飞骑抵咱，定边左副将军奎焕先期至候博公。公至时，余张兵威，策马迎数十里。达赖所带俄兵，多布里亚特[42]人，改易喇嘛装饰，观者如堵。此后派李君飞鹏，逐日教野战，习冲锋，且布散流言，使藏僧畏。

一日遇达赖带兵官，名打木丁者，操汉语，自称金川人，奉黄教，邀余饮酒，探问博来何意？余佯醉告以奉旨杀达赖。惟博以信教，故未肯下辣手，余等只得听之。

嗣后，达赖屡馈博公及余等食品，且寄温言，又令蒙人演跳布札[43]，先邀博公偕余等往，以博欢心。余随博公列坐在左，达赖南向坐数级莲台，以表最高无上之态度。余持速射镜对坐拍影，握机柄怦然有声。达赖惊怖下台去，不再出面。

越日，遣问武装者，对台施手技，其意云何？博公云：摄影为军人常事，不足怪。由是其堪布等与余益亲。每出行，途遇则相迎色笑，或邀入肆中共食饮。偶有所询，答以博等无他意，但期达赖旋藏，早日安禅而已。

博公周旋达赖计九次，遂决定先赴西宁，由宁入藏，以慰番僧。达赖于五月二十七日[44]冒雨行里许，下所乘黄縀轿（以八马驮之）。叩拜宗喀巴[45]像（像在山腰）。越二日，余随博公尾其后，达赖抵三音诺颜王府暂息徒众，博公亦驻节，并派健足赴口[46]，电陈随护达赖去宁，得旨饬达寿送达赖，博迪苏速回京。

余仍先博公行，马首东南向，先公抵京。

余主张达赖住宁，不再去藏，或降旨召该达赖来京，[47]以破英诡计，[48]兼陈张库铁路[49]，最宜赶造，以杜俄人觑觎。又会商学部严侍郎修[50]创设殖边学堂，注重蒙藏文字、语言，以为筹保蒙藏之入手。又与今教育部总长范君源濂[51]，均主因其迷信而利用之。

是时，军机大臣铁良[52]兼掌户部，余往谒，痛言张库铁路不可缓修，及热河、张家口、绥远城各练骑兵一镇，以戢强俄之野心。铁公韪余言，拟定先提库款五百万金，克期造轨，并拟于镇马队内，附入重炮兵。余又建议，改良马政，于张、热两处，各设马厂一区，并于乌科库阿各设银行，抵制俄币，铁因数商政府，历时久而策不用。铁无如何，余促博公办殖边学校，中有严公力持之。于是学校成立，逾年而马厂之议亦行。

是年夏，赴日本游，冬十月间便道抵奉，时徐公世昌[53]总督三省，派查鸭绿江、长白山形势，归呈意见书，而长白设府，图们江上游设安图县，松花江上游设抚松县之策已定，而筹蒙之心仍未已也。明年奉徐公命，考查昌图、洮南一带，事未竟，檄署临江县事，兼充长白府设治委员。是年上勘边策于陆军部，拟先从蒙藏著手。

宣统元年，铁公调余来京，因朗润园[54]三议勘边，均主缓办，策不果行。嗣议调查新伊，派余充主办人，阅七月事毕，呈报告书并附意见，请军咨府陆军部采择施行。卒以位卑言轻，搁而不办。去年[55]蒙倡独立，俄实主之，比以内难不靖，未暇远谋，活佛及杭达王等益猖獗，且阴恃俄援，组织伪政府。迨五族统一，宣布共和，活佛等据库伦一隅，依然夜郎自大。政府屡出使节，劝消独立，竟不听。七月间，外蒙亲王那彦图，奉命署乌里雅苏台将军，招余帮筹蒙事，策数十上，均以外交棘手，不克实行，羁留京师者一载余。

余友梁君式堂知余有《游蒙日记》，力促刷印成书，以供研究蒙务者之一助。余以所记琐陋，出版则贻笑通人，再三却之。梁君云：事急矣，苟有一知半解可裨时局，尚恤人之讪我否耶？辞不获已，乃乞故交赵君毓煊及孙君庆锡勘误正讹而修改之。遂请梁公付印，藉以就正高明。倘海内达人，肯赐斧正而进教之，则尤余所馨香拜祷者也。

是为序。

津门李廷玉誌

游蒙日记

四月初一至四月十五日（略）四月十六日

……

纵马入宣化南关，[56]石城坚固，共四门……是日住上谷公所，接练兵处电，令调宣府马队三十名，带赴蒙古。始知此次奉差，实为处置达赖喇嘛起见。政府因事关秘密，特藉考查游牧为名，以免消息泄露耳。

晚十点，钦使饬赴镇署谒何军门乘鳌，晤谈多时，乃报命录调马兵公文一通毕，分送镇署，十二点眠。

四月十七日至闰四月初五（略）

闰四月初六

达赖之事，刘巴恒出参与，俄属布里亚特（前为中国所属之蒙界）人近附达赖，意欲奉之到布，藉以久留，并教达赖随从练习枪法。为保护计，现在俄国拟派佛教人四十名，护送达赖回藏，希图异日谋取藏地，且藉以联络，布里亚特民恐其他向，又后地现办垦荒，该处可收小麦一次，近水处可开作园田，农家将有依赖。

惟库伦风俗太下，寇克耳婆喜等不知廉耻，土棍[57]且复横行。生意行中以山西直隶为最多，交涉则俄人能用阴柔手段，大变其最初之计，得步进步，不稍迁就。活佛（哲布尊丹巴）心地糊涂，罔知检束，剥削蒙民，鲜所[58]顾惜。然蒙俗迷信佛教，心尚安之。

蒙古帮办大臣依违两可[59]，遇事毫无主见，斗殴之案，层见叠出。现练蒙兵七十名，不敷分布，终年税款约四万余金。练兵又无款可措，就兵事及商务论之，由口通库铁路，最宜速修，平时运货便商，变则征兵转饷，确为极要之图，但此路约长二千余里，筹款兴造，实属困难。

……

（未完待续）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第713-714页。

[2]那彦图（1867-1938），蒙古族，字矩甫、巨甫、巨父，蒙古王公，世袭喀尔喀赛音诺颜部札萨克和硕亲王，三眼花翎，赏穿黄马褂。清光绪时期先后担任御前行走亲王、御前大臣、镶白旗蒙古都统、崇文门正监督、正红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总理行营大臣等。清宣统时期先后担任管理中正殿事务、镶黄旗满洲都统、资政院议员等。1913年担任蒙藏事务局选派政治会议议员，1914年起先后担任蒙藏青选出的“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临时参议院副议长等。1925年起先后担任善后会议议员、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临时执政选聘）、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

[3]李廷玉（1869-1952），字实忱、石忱、是臣、世臣，天津人。早年应童子试，1900年后，任京旗练兵处文案委员，后保送保定北洋将弁学堂，以炮科第一名毕业。1905年，农工商部创办艺徒学堂，任斋务长，后奉派赴内外蒙古考察游牧，迎护十三世达赖喇嘛入北京。回北京后，仍任艺徒学堂斋务长兼近畿督练处参议。1906年任陆军中学教务长，后赴日本东京博览会考察商业、军政，又赴奉天任开垦蒙荒总办。1911年辛亥革命时，助张勋等守南京，被保记名副都统，赏穿黄马褂，又升为都统并加大勇号。1912年任乌里雅苏台将军署参赞，察哈尔军务帮办。1913年授陆军中将衔，后任袁世凯模范团总参议、筹安会参议。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李廷玉作为直系军阀代表，莅粤与孙中山商谈和平解决事宜。1920 年，新直系头目曹锟与其弟曹锐两人把持军政大权，李廷玉便组织“打曹会”催促免去曹锟直隶总督之职。1921 年，李廷玉组织游行示威，揭露梁士诒等人的卖国罪行。1922 年前后担任旅京顺直同乡会执行委员、主任。1922 年始任江西省省长。1928 年3 月25 日任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 年9 月至1928 年3 月）》，台北：“国史馆”，2007 年，第560页）。当年6月19日，蒋介石的《事略稿本》记录了他给李廷玉的电报：兄在津，为东北特委会努力工作，甚慰。诸事祈与阎总司令百川（笔者注：锡山）兄直接商榷可也（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1928 年4 月至7月）》，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535页）。当年8月24日，因请辞事，蒋介石电李廷玉：“东北事亟，诸赖磐才擘画，务请勉为匡助，是为至盼”（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928 年8 月至12 月）》，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102 页）。笔者在台北“国史馆”查询“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时，意外查询到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16-078的一份最高密级“极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急电报”，发电时间为1935年12月8日，发报方式自北平用有线电报拍发给南京蒋介石，具体内容是李廷玉等15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据此，国民政府12 月9 日明令发表。笔者查询发现李廷玉非中国国民党党员。1937年3月2日，“李廷玉请辞职”（《翁文灏呈蒋中正文电日报表》，《一般资料—呈表汇集（五十三）》，“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数位典藏号：002-080200-00480-006，台北“国史馆”藏）。“七七事变”后，李廷玉闭门著书，并以张永安为化名，从事分化日伪方面并准备抗战胜利后接收天津等工作。1949 年，李廷玉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为使天津人民免遭涂炭，致电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和平让城，以保护天津城，并组织天津临时自救会，以维护天津地方治安。1952年逝世。笔者在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新兴派出所刑事办案队魏伟警长的帮助下，询到李廷玉旧居位于天津成都道31号，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李廷玉日记》共27本，年代跨度大约50年。李廷玉逝世后，其外孙李希闵将日记上交国家。

[4]敬辞，久闻大名而初次相见，今为结识之意。

[5]1912年。

[6]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原名库伦。

[7]即八世哲布尊丹巴（1869-1924），有译为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博克多格根额真汗，法名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蒙古国重要的政治、宗教人物，为外蒙古独立后第一任最高领袖。1869年10月13日，八世哲布尊丹巴出生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874年，由十二世达赖喇嘛及驻藏大臣经金瓶掣签拈定，喀尔喀蒙古从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将其迎入库伦坐床。其自幼梦想着恢复所谓成吉思汗建立的帝国荣光，至少希望蒙古从中国独立出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八世哲布尊丹巴在俄国支持下趁机于12月28日自任所谓“日光皇帝”，改元“共戴”。哲布尊丹巴登基之日，“冠蒜瓣黄冠，御绣龙黄袍，莅黄幄，登宝座，宣布独立”（妙舟：《哲布尊丹巴传略》，转引自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史传译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年，第427页）。1915年，八世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受中央政府封为呼图克图汗，保持了自治地位。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外蒙古举行全蒙古王公会议，决定撤消自治，仍隶属民国政府，内政、外交、军事等统归民国中央政府管理。1919年，徐树铮将军借“十月革命”俄国内战之际，率军收复外蒙古。1920年，外蒙古趁中国内乱之机，罗曼·冯·恩琴率领俄罗斯白军驱逐了中国军队，恢复了八世哲布尊丹巴的皇位。1921年，蒙古人民党在苏俄支持下击败白军，夺取政权，八世哲布尊丹巴被架空为立宪君主。1924 年5 月20 日，“双目弃视”（妙舟：《哲布尊丹巴传略》，转引自《清代蒙古高僧史传译辑》，第431页）的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突然圆寂，官方称他死于癌症，但坊间流传两个版本：一说他是被加害而亡；另一版本说他是被苏联红军秘密处决。他的尸体被埋在蒙古乌兰巴托甘丹寺。八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后，寻找转世灵童的工作开始，他们认定今蒙古色楞格省宗哈喇县的图德布·罗布桑道日吉为转世灵童。在苏联的策划下，蒙古总理巴林造谣称：九世班禅正率领8 万大军向蒙古推进。随后，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的授意下修改宪法，改为社会主义制度。1924年11月24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君主立宪制被取消，蒙古开始强力压制藏传佛教信仰，希望一举铲除藏传佛教势力。1925 年11 月，蒙古第三届大呼拉尔会议决议：不仅没有迎请九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事实，而且派人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表明今后也不会有这个历史的态度。这是第一次对哲布尊丹巴转世做出正式表态。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据此正式宣布哲布尊丹巴停止转世，哲布尊丹巴世系在蒙古宣告终结。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先后有两任妻子，1902年与第一任妻子莎拉蔻肯（有译额尔多尼）结婚，蒙古国建立后被尊称为皇后，1923 年去世。婚后育有一子，在蒙古1930 年代大镇压中下落不明。1923 年与第二任妻子格嫩皮勒结婚，婚后不久八世哲布尊丹巴圆寂，随即返回父母身边，但在蒙古1930年代大镇压中以复辟旧制度为罪名遭枪决，时年33岁。

[8]通译为《俄蒙协约》。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 年11 月3日，俄国前任公使廓索维茨与八世哲布尊丹巴不顾中华民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公然在库伦签订《俄蒙协约》，随即宣布独立。那彦图亲王作为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于11月15日发出反对《俄蒙协约》的通告。11月16日，孙中山致电临时参议院坚决反对《俄蒙协约》。

[9]品德高尚却召来毁谤。

[10]1906年1月25日至1907年2月12日。

[11]博迪苏（1871-1914），字佑之，号露庵，蒙古族。其家族与清皇室多次联姻，积极协助中央政府稳固边疆。1891年封为辅国公，1899年后担任正黄旗汉军都统、正白旗蒙古都统、御前大臣等职。1906年奉清中央政府之命，赴外蒙古库伦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回藏。1908年赏贝子衔。十三世达赖入京事宜，博迪苏似为实际负责人。笔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询到清中央政府外务部西藏档案中保存有两份奏折：一份是1908 年9 月26 日，其以御前大臣的名义报告光绪皇帝：“达赖约初三日（9月27日）可到定州，如不停留，初四日（9月28日）午刻至保定。俟过保定时谨遵旨劳问毕，是日即一同回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号：02-16-007-01-066）；另一份是1908 年12 月22 日报告光绪皇帝：“昨送达赖至保定，达赖未进城，同驻于保定车站。二十九日（12月22日）早五点钟照料达赖启行，即日回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号：02-16-007-02-085）。辛亥革命爆发后，博迪苏在北京与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发起成立“蒙古王公联合会”。中华民国成立后，担任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后任总统顾问。1914年病逝。其著《朔漠纪程》记载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蒙古期间的真实生活。

[12]1903年英军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进军拉萨前夕，“集政教为一身的封建农奴主的立场，狭窄的生活圈子，宗教的影响，又使他在斗争中畏首畏尾，妥协摇摆”（喜饶尼玛：《论1904年抗英斗争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引自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16 页）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北遁蒙古库伦。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后，驻藏大臣有泰向清中央政府“弹劾”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中央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对清中央政府“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事，西藏僧俗上层颇不满，驻藏大臣有泰又向中央政府请求“开复达赖名号，以顺番情”。清中央政府降谕：“著俟达赖喇嘛由库伦启程后，再降谕旨”。

[13]祖生为东晋名将祖逖，其率部渡长江时中流击楫，誓复中原。由于东晋内部迭起纠纷，他大功未成，忧愤而死。

[14]1913年3月。

[15]浣为唐代定制，每月分上浣、中浣、下浣。下浣为下旬十日，也就是那彦图写此文时间为1913年3月下旬某日。

[16]赵毓煊，生卒年不详。笔者在台湾政治大学“中华民国”政府官职资料库中仅查询到赵毓煊四份被官方任命的档案。1920年先后任江苏简任职存记、两淮盐运使。1921年3月12日调任福建省盐运使，1922年免职，另候任用。

[17]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馆藏博迪苏所著《朔漠纪程》手抄本中写道，1906年4月22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钦奉宣慰达赖喇嘛谕旨一道”（博迪苏：《朔漠纪程》手抄本，不注年月，第1页）；1906年4月29 日（四月初六日），“跪聆皇太后、皇上训诲周详，莫名悚感，当面奏请刊用木质关防，以昭信守”（《朔漠纪程》手抄本，第1页）；同日“钦奉皇太后颂赏达赖喇嘛慈圣御笔墨绘观音大士像一轴、菩提念珠一串；皇上御书《心经》一册、黄云縀四疋”（《朔漠纪程》手抄本，第1页）。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资料库暂没查到这一密诏。

[18]解决、完成之意。

[19]1907年2月13日至1908年2月1日。

[20]具有先见之明，防患于未然。

[21]清代中央政府各部衙门司官以下属官。

[22]大小、巨细之意。

[23]毫无遗漏之意。

[24]标志之意。

[25]乌里雅苏台全称乌里雅苏台统部，1731 年设立乌里雅苏台将军，驻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负责掌管唐努乌梁海和喀尔喀四部及所属厄鲁特、辉特二部军政事务。

[26]梁建章（1871-1937），字式堂，河北大城人。1892 年梁建章中秀才，入保定莲池书院。1901年成为中国首批官费生入日本法政大学。民国肇建后，担任北京政府陆军部秘书，获陆军总长段祺瑞赏识。1933年，蒋介石拟聘梁建章担任监察院监察委员，遭其婉拒。1937年“七七事变”后，时任河北省政府顾问的梁建章多方奔走，呼吁联合抗日。8 月28日，在南京汇报华北战事，因脑溢血逝世。

[27]校对之意。

[28]1906年4月24日至5月22日。

[29]达寿（1870-1939），字智甫、挚夫、挚甫等，号茀一，满洲正红旗人。曾任翰林院编修、理藩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职。民国肇建后，任宪法起草委员、内务部次长、蒙藏院副总裁等职。1907年9月9日，学部侍郎达寿出使日本考察宪政大臣，1908 年3 月23 日回京供职。1908 年10 月2 日，光绪皇帝“谕旨达赖喇嘛现在到京，著派达寿、张荫棠随时照料”（《奉旨达赖喇嘛现在到京著派达寿、张荫棠照料由（光绪34 年9 月8 日）》，馆藏号：02-16-007-01-07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1908 年10 月25日，光绪皇帝“饬达寿、张荫棠责问达赖喇嘛”。（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誌“清季”》第二册，台北：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第1316 页）。1925 年1 月5 日，九世班禅行抵太原，“政府派达寿前往慰劳”（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誌》第一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第855页）。

[30]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清末北洋新军领袖，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31]1906年5月27日。

[32]延祉（1848-1924），字锡之，满洲镶蓝旗人。曾任青海西宁办事大臣、库伦办事大臣（1904-1909）。卸任后，全家自北京搬迁至河北定兴县田堠村隐居，1924年病逝。

[33]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行署所在地噶尔县，海拔4350米。

[34]1894 年，英国即强迫清中央政府将西藏亚东辟为通商口岸。1903 年12 月，英军攻占亚东。1904 年1 月，攻占帕里，随后向江孜窜犯，“与赖丁代本率领的3000 名藏军相遇，遭到西藏军民的殊死抵抗，引发荡气回肠的江孜保卫战。江孜陷落后，英军继续突破藏军防线，1904年8月3日，英军进入拉萨。侵略者迫使西藏地方留守官员签订了城下之盟的《拉萨条约》……开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清朝中央政府认为《拉萨条约》有损主权，责令驻藏大臣不予签字，这个条约无法生效”（仁真洛色、谢刚政、陈志春：《所谓“西藏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成都：四川藏学研究所，2001年，第50-51页）。

[35]特尔遮氏即德尔智，全名阿旺洛桑德尔智，曾用名罗桑古巴、佐治野夫、多吉也夫、多尔日耶夫、德尔捷也夫、阿旺德尔智堪布、参宁堪布等等，这位远东地区即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曾得到沙皇的青睐，“赐勋章，授以对西藏密策，给巨资，命往西藏留学”（黎孤岛：《俄人东侵史》，哈尔滨，1930 年，267 页，转引自朱梓荣：《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活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8页），遂潜伏到西藏哲蚌寺为僧，首先获取十三世达赖喇嘛经师的信任，年岁甚大的经师在临死前“为了使达赖喇嘛在显宗辩论中得到锻炼，就从哲蚌寺、甘丹寺和色拉寺的七个显宗札仓各派出一名灿沙布堪布照料达赖喇嘛辩经”（崔比科夫著、王献军译：《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208 页），其中哲蚌寺郭莽札仓派出的就是德尔智，迅速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推心置腹”（广益从报》，第224期，1910年1月，转引自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言听计从”（R.A.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1985年，第84页）“唯命是听”（《广益从报》，第224期，1910年1 月，转引自《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第311 页）的高参，并待时机成熟的52 岁时有意暴露真实身份，58岁时最终说服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他化整为零的70名俄国武装团队——均为俄国蒙古族喇嘛，一起前往俄国远东地区……

[36]延祉所述实为1904 年西藏人民第二次抗英战争，亦称木龙年之战。这次抗英斗争，较之1888年抗英斗争规模更大、斗争更惨烈，面对英军“约千人，有大炮一门，机关炮二门速出英战……藏人其不足当英军之新式利炮……甫一交锋，全军遂溃，死伤七百余”（山县初男：《西藏通览（光绪三十四年）》，转引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72页），藏族军民在曲米新古战役、雪朗寺夜袭战、杂昌峡谷伏击战、卡惹拉阻击战、乃宁寺血战、紫金寺守卫战、江孜保卫战等战争中顽强面对强敌，表现可圈可点，如“有的人夜间身穿羊皮装羊，手持刀，闯入敌营杀敌”（李国柱编：《西藏江孜：1904年抗英斗争的历史记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如有的人被俘虏后押往刑场，敌人“把所有的贵族、喇嘛都集中到刑场观看，临刑前他仍气宇轩昂，面不改色心不跳，大喊：‘我是真正的佛教徒，我是中国人，我要杀光这些西藏的罪人！’”（《西藏江孜：1904年抗英斗争的历史记忆》，第37页）；如白居寺小喇嘛强巴，英军包围宗山英勇负伤，一位阿妈用哈达缠住伤口解救了他，阿妈去世后，他除了“揉皮子，世上万事万物，他都不关心。他惟一的爱好，是在月明风清的夜晚，登上宗山，祈祷抗英英雄们吉祥如意，灵魂超脱，转生为有福之人！”（《西藏江孜：1904年抗英斗争的历史记忆》，第179页）。

[37]英军当时在藏“总数已达4600 人，并运到巨炮12 门”（《西藏通览（光绪三十四年）》，转引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1辑，第473页）。

[38]1904年8月3日，英军入侵拉萨时，“当时三大寺喇嘛约有15000余名，群情愤激，准备抵抗。达赖十三辈星夜出拉萨北走，全藏一时无人主持。而驻藏大臣有泰却于次日首先亲赴英军营表示欢迎，并送牛、羊、米、面犒赏英军”（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30页）。

[39]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在《清季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考》中表明观点：在德尔智的蛊惑下，十三世达赖喇嘛曾数次派人赴俄都参见沙皇。他出走至库伦后，也与沙俄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我认为在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为西藏地方的政教之主，十三世达赖喇嘛有“联俄”思想是不足为怪的。参见《近代藏事研究》，2000年，第25-26页。

[40]咱雅班第达（1599-1662），十七世纪和硕特蒙古部高僧，一生致力于藏传佛教的传播，在西藏期间，与五世达赖喇嘛关系密切。1638年，咱雅班第达接受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命令离开西藏返回厄鲁特蒙古传教，积极参与蒙古各部政治活动，他“是卫拉特蒙古族历史中最杰出的一人，他在维护民族团结、发展民族文化等方面贡献颇巨，迄今在新疆地区的蒙古族人们的心中仍占有很高的地位”（罗文华：《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铜像考——兼述咱雅班第达生平》，《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2月）。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佛像藏品中有咱雅班第达34厘米高、外表鎏金的红铜像一尊，“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的唯一的一尊咱雅班第达塑像”（《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铜像考——兼述咱雅班第达生平》）。

[41]吴丰培的手抄本则写为“杜兰”（《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第574页）。

[42]俄罗斯自治共和国，属西伯利亚联邦区和东西伯利亚经济区。南邻蒙古国，西邻图瓦共和国，北部、西北部与伊尔库茨克州接壤，东邻后贝加尔边疆区。官方语言为俄语和蒙古语。首府乌兰乌德，重要城市恰克图，人口100 万，布里亚特人占总人口的24%。布里亚特共和国成立于1923年5 月30 日，全称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苏联解体后，藏传佛教迅速复兴，并重建安宁喇嘛寺。乌兰乌德附近的伊沃金寺佛学院为布里亚特、图瓦、卡尔梅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19 处藏传佛教团体培养新一代住持，因此布里亚特是俄罗斯的佛教中心。布里亚特共和国在俄罗斯境内享有较大自治权利，拥有自己的宪法、立法权力。

[43]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举行法会时的一种活动。跳布扎多为身强力壮的年轻喇嘛，他们头戴各种面具出场表演佛教内容。

[44]1906年7月18日。

[45]宗喀巴（1357-1419），法名罗桑札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被信众认为是文殊菩萨化身。为纪念宗喀巴，在其圆寂日的藏历十月二十五日设为燃灯节。

[46]张家口。

[47]李廷玉关涉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库伦返回的制度设计方案显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参考吸纳，“1908年9月6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北京中南海宴请十三世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向皇帝敬献金制曼札，同时为慈禧太后念长寿永生经。1908 年12 月21 日离开北京。1909 年4 月自青海塔尔寺启程返藏”（陈渠珍著、韩敬山校注：《艽野尘梦——关于西藏的生死回忆和一场旷世绝恋》，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48]李廷玉所称“诡计”在英国外交部档案535/6/7/8 有关1905年和1906年事务记载和印度事务部档案“伦敦印度事务部政治与机密档案”10/147 号记述如下：“达赖喇嘛的前程并不是他自己能够完全把握的，在圣彼得堡、北京和伦敦都在讨论他今后的命运。当这三个帝国的政府以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会使局势动荡为由，都公开表示反对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之时，满洲人和俄国人都在背地里敦促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此外，英国公使朱尔典致英国外交部的机密信函则完全枉顾事实，将光绪皇帝降旨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和西藏与中国历史关系颠倒黑白地说成“慈禧太后和皇帝几次催促他回拉萨之前务必到北京来一趟。达赖喇嘛同满洲人和中国的关系并不密切，在1908 年秋他勉强接受了邀请。希望此行能够劝说朝廷在西藏，特别是在康区停止实施他们的侵略政策”（迈克尔·C 范沃尔特·范普拉赫著、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翻译组译：《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北京：中央统战部，1991年，第76页）。

[49]张家口至库伦。

[50]严范孙（1860-1929），名修，浙江慈溪人。中国近代教育家、学者。1919 年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大学，被称为“南开校父”。1950 年，周恩来宴请张伯苓，周恩来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范孙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51]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905年创办殖边学堂。民国肇建后，先后任教育部次长、中华书局总编辑、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等职，1927年在天津逝世。

[52]铁良（1863-1938），字宝臣，满洲镶白旗人。辛亥革命时，驻防南京与革命军作战。中华民国肇建后，铁良积极参加清帝复辟活动。日本成立伪满洲国，铁良亦参与其中，1938年在天津逝世。

[53]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河南卫辉人。曾任袁世凯幕僚，1918年当选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晚年徐世昌拒绝出任日本控制下的华北临时政府官职。

[54]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校内，咸丰年间“春和园”更名为“朗润园”。

[55]1912年。

[56]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东南距首都170千米。博迪苏则在《朔漠纪程》当日日记中写下“宣府石城坚高，屹然为塞北重镇”之语。

[57]地方上的无赖、恶棍之意。

[58]吴丰培的手抄本则写为“知”（《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萃》，第640页）。

[59]模棱、犹豫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