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小说的地域性

范则言

摘要：地域对作品的独特性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地理层面上的概念，它是作品创作和表达过程中所蕴含的特有的历史、文化和风俗的积淀，既有表层直白叙述，也有隐藏于作品中不易于被察觉的文化氛围的勾勒。在分析弋舟文学创作与地域性之间的关系时，论者认为应从两个方向进行探讨，第一是西部文学的划分;第二是地域性对弋舟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弋舟;地域性;西部文学;划分

在说到苏童时就会不自觉的联想到苏州与香椿街，谈到贾平凹就会想到西安与商州，特定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作家和作品特色与品质。

丹纳曾在他的《艺术哲学》中，以植物的生长为例谈论了地理要素对于艺术作品形成的影响力：“假定你们从南方向北方出发，可以发掘进到某一地带就有某种特殊的种植，特殊的植物。先是芦荟和桔树，往后是橄榄树或葡萄树，往后是橡胶和燕麦，在过去是松树，最后是苔藓。每个地域有它特殊的作物和草木，两者跟着地域一同开始，一同告终;植物与地域相连。地域是某些作物与草木存在的条件，地域存在与否，决定某些植物的出现与否”（1）。地域融合特有的地域风貌形成潜移默化的力量渗透和影响这作家的创作，这并不意味着地域性要和“乡土文学”之间画上等号，乡土的确是有区域性的，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我们发现城市也具有地域性，而并非千篇一律，例如老舍的北京、张爱玲的上海在文本中明显不同，又如同是描写上海，王安忆与张爱玲又有不同的侧重与文本表达。

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弋舟及其小说的创作也会受到地域性的影响。在分析弋舟文学创作与地域性之间的关系时，论者认为应从两个方向进行探讨，第一是西部文学的划分;第二是地域性对弋舟创作的影响。

西部文学的划分。弋舟长期生活在西部，但他长期为被冠以“西部作家”之名而申辩，论者这是由于对西部文学的划分歧义所造成的，也说明对于西部文学没有一个相对令人信服的界定。从行政区域上来说关于西部的最新定义是“10+2+2”，所谓的“10”即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和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谓的“2”分别即为内蒙古、广西2个自治区;以及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个自治州。这样的划分更多是考量了经济方面的因素，从经济的划分来考虑文学的地域性实有勉强。西部文学的界定的落点应该考虑自身的特点，徐兆寿在《当代西部文学的中的民间文化书写》中从“大西部”概念的角度切入界定了西部文学的范畴是具有建设性的，他提出“从地域上当然将西北与西南都包括了进来，那么，西部文学也应该是一个广泛的领域，既包括西部作家所写的西部地域特色的文学，也包括西部以外的作家写西部题材的文学;既包括西部乡土文学，也包括西部城市文学和工业题材的文学。”（2）在此意义上，弋舟的城市文学创作就必然属于西部文学的范畴之内。

地域性对弋舟小说创作的影响。地域性对作家的影响是具有双重性的，既存在积极的一面，也存在消极的一面。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品所蕴含的独特性，包括特有的文化传统、地形风貌等。地域性的意义也在于将地域文化渗透在作家自身的精神世界建构中，形成对世界的初步的认识，生活的地方对作家的创作具有潜在的影响。在弋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部式的风貌，这些在作品中都是有迹可寻的。如在《随园》中，薛子仪在祁连山脚下的一处戈壁建立了一座江南式庄园，以及“我”拿杨树的一个枝节与和薛子仪的戈壁人骨的对比;在《隐疾》中的与小转子去草原旅行中对藏区气候、景象、建筑的描写;在《怀雨人》中作为故事背景的西大校园。在《我们的踟蹰》中，故事发生地是西安，张立均每年大年初一要去大慈恩寺烧香，而且大慈恩寺在西安确有其实。特别是“兰城”的描述，这与贾平凹建构的商州是一样的，贾平凹曾在《浮躁》序言中提到，“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商周，是我心中的商周”（3），文学的地标总会映射现实的世界，弋舟的“兰城”毫无疑问就是兰州，如在《时代医生》中“我”与晨跑老头吃牛肉面，以及对面宽细的对话使用的是兰州的方言宽地洗地（意为：宽的还是细的）。在《刘晓东》的《等深》中，刘晓东乘坐兰城晚上九点五十八分的列车早上七点多到达西安去寻找茉莉的儿子周翔，地理距离乘坐列车的用时与现实相符;在《蝌蚪》中故事发生地十里店与现实相对应，同时地理面貌也如小说中所描述的一样，“十里店被山环抱着。它是去兰城的必经之地，兰城电厂就建在这里”（4）。同样与现实相呼应。同样作为故事发生场景的还有在《天上的眼睛》中的兰城的皮革厂、《战事》中的齿轮厂、《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中兰城的兰山等都与现实情况向对应。每个地域文化都拥有其独特所在，比如食物、地貌、传统等，成为作家城市小说建构的资源，在弋舟笔下我们可以看到牛肉面、戈壁、藏区、草原等等，在地域性的催生下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兰城世界。地域性在帮助作家建立有效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产生了抑制作用。比如苏童沉浸在他营造的香椿树街中难以自拔，王安忆在《长恨歌》勾勒出淋漓尽致的上海传奇之后，其后期作品包括《桃之夭夭》等长篇小说在无法逾越《长恨歌》的文学地位，同样还有贾平凹的《土门》《白夜》都没有超越其在之前创作的《废都》。弋舟在这种地域性的困境中做着某些突围，在刻意的跨出兰城或西部的局限，例如在《所有的故事》中，“我”的故事是往返于南方的柳市和北方的兰城之间展开的。在《安静的先生》中安静的先生决定避开北方的冬天去南方长江流域暂居，并开始整个故事的叙述。除了在短篇小说上的努力之外，弋舟还在长篇小说上进行了突破，特别是在《战事》中，丛好从北方的兰城随父亲搬家去了南方的柳市，对于柳市故事的展开占据了整部作品近四分之三（全书216页，兰城的故事有56页）。因此，优秀的作品在具有浓厚地域性色彩的同时，也应该拥有逾越地域文化鸿沟的能力，从而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关照世界。

注释：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徐兆寿：《当代西部文化中的民间书写》博士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13年4月，第10页，第11页。

贾平凹：《〈浮躁〉序言之一》，见《如语堂》，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弋舟：《蝌蚪》，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