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渝同乡团体职员社会结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1938-1945)

傅 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4000)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追随政府西迁而来的不仅有大量的军队、政客和商人，还有大量的普通民众，一时间渝城的大街小巷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异乡人，1940年的《重庆指南》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初到重庆必先取得居住证再行佃屋，否则仍须在强迫疏散之列，这是第一问题，第一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进行佃屋，屋子固然很难找，就是住宅区的新市区与附近市镇乡村无处不是住满”[1]。由于城市容量有限，国民政府往往会在雾季到来之前疏散没有取得居住证的城中居民至附近乡村，因而近郊的乡村也是一房难求，移民生活之颠沛流离一览无余，然而这风雨飘摇的生活并没有遮蔽他们与家乡的联系，寻根意识在客居他乡的时候格外强烈，移民聚集在一起共同回忆故土风物，用熟悉的乡音为彼此的故乡生活作出证明。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同乡团体是他们联络乡情最重要，可能也是惟一的途径，因此各同乡团体都将联络乡情作为他们的第一要务，因此同乡会在向社会局提交的发起事由中，经常有这样的文字：“联络乡谊，维持同乡公益”[2]、“联络乡谊，促进旅渝同乡福利”[3]。此外，开展同乡互助也是同乡团体成立的重要因素。随着日军侵略范围的进一步扩大，逃出沦陷区的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他们在异乡生活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加之需救助移民群体的数量多、规模大，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自然无暇顾及，湖南沣县旅渝同乡会在申请事由中写到“政府虽曾设法救济，然杯水车薪无济于事”[4]，在这种情况下，同乡组织则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开展点对点救助，基于同乡的便利，救助工作较前者更具成效；协助国民政府做好移民返乡以及战后重建也是同乡团体的工作要务。湖北省旧武昌府属十县同乡会发起缘由写到“加强同乡团结贡献，较大人力物力财力效忠党国”[5]、“当本邑久经沦敌，今后如何设法救助，将来收复如何协力复兴，凡此艰巨份属乡亲责无旁贷是旅渝同乡会之组织，更有不容或缓者谨具缘起幸各同乡诸先生共策进行”[6]，字里行间流露出为政府之发展远虑，为同乡之复兴隐忧，各省、各县旅渝同乡组织就在这种种思虑下成立起来。

一、旅渝同乡组织概况

据民国政府的统计数据，1939年渝城共有各级同乡团体31个，1941年跃升至59个[7]。从组织上看，同乡团体可分为三个层级，一是省级同乡组织，二是府县级同乡组织，三是地域联合性同乡组织。纵观这一时期的同乡会数量，府县级同乡组织数量最多，其次是省级。从成立时间来，有的是先府县再省级，也有两级同乡团体成立时间相距不远的，在同乡团体的社会结构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不确定因素，与战时社会的动荡，人口暴增有密切关系。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同乡团体在内部结构，尤其职员的社会结构方面呈现出特殊性。

1.职员中有女性出现

在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中，男性具有天然的性别优势，同乡团体之中也是如此，不过抗战时期，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同乡团体中已经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同乡团体职员总人数通常不会超过40人，一般在36人左右，其中女性往往只有1～2人，甚至有的同乡团体职员名录中没有女性的身影，例如湖北旧黄州旅渝同乡会发起人中全部为男性。这就表明，在当时的性别结构中，虽然已经提倡女性的自由和解放，但实际的权利机构金字塔中还是以男性为主，女性参与其中可能仅仅是因为政府对于社团组织中女性成员存在有硬性规定，因而在同乡团体名册中女性数量非常少，而且往往比较年轻，职业多为女学生以及机关中文职工作者。

图1 同乡团体职员职业分布示意图

数据来源：餐馆数据参见《浙江旅渝同乡会团体职员履历表》，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0010000024)；《河南旅渝同乡会第三届职员履历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1410000002)；《福建旅渝同乡会职员一览表》，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2030000001)；《广西省旅渝同乡会第二届职员履历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1320000010)；《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第三卷，重庆出版社(内刊)，2008年，第146～147页。

2.职业以军政为主

在省级同乡团体中，军政人士在总人数中占据了绝对份额。考察档案保存情况较好的福建、广西、浙江、广东和河南五省旅渝同乡会，通过资料整理和比对发现，同乡团体职员主要来自军队和政府体系，尤以军队为主。河南旅渝同乡会职员中的军政界比例最高，几乎全为军政界人士，32人中29人出自军政界，占总人数的90.6%；广西旅渝同乡会军政界人士所占比值与河南同乡会不相上下，约占总人数的88.9%，45人中有40人都出自军政界。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福建两省的职员结构较前两者又有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商界人士的比例有所上升，而军政界人士的比例下降。以1942年广东旅渝同乡会为例，理监事职员中军政界人士最多，有14人，占总人数的48%，其次是商人，有10人，约占34%；而福建旅渝同乡会21名职员中，14人为来自军政界，占总人数的66.7%，余下7人全部来自商界，占33.3%，与广东旅渝同乡会的商界职员比例相当。从比值来看，军政界牢牢稳坐同乡团体职员社会阶层的头把交椅，商界紧随其后。

3.大商人跻身其间

对于商人进入同乡团体，组织者显然有着更为实际的考虑，一方面大商人通常具备相当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经济实力，能够在救济同乡等社会活动中发挥具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商人本身对于进入同乡组织的职员阶层有强烈的愿望，因为在动荡的社会局面下，商人对于财富的不安全感非常强烈，而与军政人士的联合恰好弥合了商人心中的不安全感，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慰藉。以广东旅渝同乡会为例，其商众主要涉及餐饮业，其中大三元、粤香园、大生园三家餐馆的经理者均位列其中，这三家餐馆中尤以大三元名气最响。1939年的《重庆指南》就提到，“大三元广东酒家，位于县庙街”[8]，1940年的《重庆指南》云：“广东大三元，县庙街及龙王庙”[1]，1941年《重庆旅居向导》中有：“大三元，林森路56号，每盅四角，由二元二角起至数十元不定”[9]，1941年《重庆指南》：“大三元，林森路望龙门”[10]，1947年《重庆指南》有：“大三元，粤菜，林森路及邹容路”[11]，其作为渝城餐饮名店出现在历年的重庆生活指南手册中。福建旅渝同乡会中最有名的商众莫过于虎标永安堂的经理胡万里，永安堂在历年的生活指南中也有收录。1940年《重庆指南》中，“虎标永安堂 山洞”；1941年《重庆指南》，“虎标永安堂 状元桥”[1]，其所生产经销的虎标万金油颇受市场欢迎，为民国时期的紧俏商品。这些实力雄厚的商家在同乡团体中往往会委以相当的职位，比如同乡团体中的理事一职向由行业中较有影响力的商众担任，南京旅渝同乡会理事温少鹤也就任市丝业公会主席，杭州八县旅渝同乡会的常务理事潘仰山也是第十区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负责人。湖北武昌十县旅渝同乡会的发起人周荟柏是重庆五金电料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其所营华记行以及恒顺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是重庆最大的五金以及机械制造设备供应商，主营煤燃机以及钢缆业务，在川渝地区享有盛誉[12]。这些大商人的加入，使旅渝同乡团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较大提升，同时使同乡组织在服务社会方面更具实力。

虽然抗战时期的同乡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对于大量的战时移民管理的压力，但是也凸显出很多问题，比如同乡组织数量激增，尤其是府县级同乡组织大量涌现，以浙江省下辖的同乡会为例，抗战时期，浙江省设立的县级同乡会共有7个，分别是东阳县、浦江县、温属六县、处州、杭州八县、绍兴七县以及宁波。安徽省设立的县级同乡会则有新繁、无为、全椒、芜湖、合肥以及凤阳六县。这些同乡组织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而是由国民政府社会局垂直管辖。1946年，绍属七县旅渝同乡会就曾致函杭州八县旅渝同乡会询问其具体地址，因其每日所接待前来请求援助或询问返乡事宜的杭属八县事宜“日有多起”“但未便擅自代答一切又有恃”[13]，而杭州八县旅渝同乡会所注册的地址，文化街31号并无该组织，也没有理事长徐青甫先生其人，无奈之下只好函至重庆市社会局请求转交杭州八县旅渝同乡会以解决原籍同乡的返乡事宜。社会局对此也无有效的管理措施。可见，更小单元同乡组织的建立弱化了各个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其单元横向联系也显得更为缺乏。

二、发起人是职员阶层的基础

发起人是同乡团体组织的社会基础，它为同乡团体的成立提供强劲的社会驱动力，也是职员来源的多样化的重要保证。同乡组织的发起人来自社会各界，教师、医生、军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学生团体的出现，学生们年纪较轻，具有欣欣向荣的特质，更重要的是拥有共同的对国家命运前途的看法，这种看法令他们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使学生界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

图2 同乡团体发起人年龄结构示意图

数据来源：餐馆数据参见《绥远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1020000004)；《江苏高邮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履历册》，重庆市档案馆(0051-0002-00559-052-000)；《江苏省松江金山梁县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0450000002)；《湖南省邵阳县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履历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1050000002)；《安徽新繁县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05001000000002)；《江苏泗阳县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9001550000017)；《湖南沣县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1040000002)；《湖北监利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1950000002)；《浙江浦江县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0060000002)；《广东琼崖十六县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15400002)；《湖南岳阳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1060000002)；《湖北旧黄州旅渝同乡会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1210000007)；《湖北省应县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600005002010000003)；《安徽省无为县旅渝同乡会发起人简历册》，重庆市档案馆(0051-0002-00561-0000-033-000)；《安徽省凤阳县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51-0002-00561-0000-022-000)；《安徽省无为县旅渝同乡会发起人简历册》，重庆市档案馆(0051-0002-00561-0000-033-000)；《安徽省芜湖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51-0002-00561-0000-028-000)；《安徽省合肥县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51-0002-00561-0000-015-000)；《安徽省全椒县旅渝同乡会筹备发起人名册》，重庆市档案馆(0051-0002-00561-0000-042-000)

1.发起人年龄以20～40岁为主

同乡团体职员的年龄层集中在30～50岁之间，相较于职员阶层，发起人群体的年龄结构则更趋年轻化，在20～40岁之间，尤以30～3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为发起人的主力，其次是40～49岁这个区间，再则是20～29岁区间，从所占份额看，20～40岁之间的人群约占发起人总数的2/3。在发起人中还有部分50～59岁以及60岁以上区间的人员，这些大多为军政界元老以及商界大亨，作为发起人中的重要社会力量，这一区间的人数虽然不多，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发起人多为高学历者

同乡团体发起人普遍学历较高。在考察的172名安徽五县的同乡团体的发起人中，有132人提供了学历情况。考察资料表明，具有大学学历者31人，约占总人数的23.5%，其中不乏当时上海著名的私立大学，如大夏大学、大同大学以及东吴大学等，部分还拥有海外留学经验；另有45人拥有高中学历，占34.1%，具有大学学历与高中学历的人数在总学历人数中业已过半，两项共计57.6%。此外，军校学习或培训经历者有22人，占16.7%，另有6人有师范学习经历，9人有专科学习经历，两项约占总数的11.4%，可见同乡团体的高学历者对倡导同乡会一事积极拥护。值得注意的是，军政背景的人士在发起人中的地位并不显著，这和同乡团体职员社会结构有所不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大的可能就是以学生为主导的社会群体更热切地期盼有一种身份的归属感。尽管学生是同乡团体发起的重要力量，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管理体系中，管理阶层应该是与人群的社会身份相匹配的具有一定社会或经济地位的人来担任，而学生的社会身份是不会被委以任何职务的，因此在同乡组织中需要组织一次选举重新筛选出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符的管理阶层。基于此，同乡会职员的选举制度就应运而生了，这种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同乡之间的异地阶层重组，发起人中具有社会地位者顺理成章地进入同乡团体职员阶层，社会地位欠缺者被淘汰出局，重新补充进具有一定社会及经济地位的同乡人士。令人遗憾的是学生阶层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资源，在此过程中完全地被筛选掉了。

3.有教师经历的人在其中占有一定比例

文人的智力资源被激活。同乡团体发起人中其个人经历者曾从事教师一职以及学生的人竟有半数之多。可见在战时社会，阶层已经被打乱，平民成为社会阶层的主流，而在这时，文人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被时代所激活，他们在动乱但是又相对平等的社会中释放出一系列的活力，筹办同乡组织聊以为情，在国难家仇面前，他们愤而举旗，奔走于同乡之中，奔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尽管文人贡献了相当的热情，在同乡组织的筹建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颇为遗憾的是，在同乡团体的职员中，这个团体的人群同样消失殆尽，少有的几个被保留下来也是因为其从事他职。

三、核心人物的推波助澜

在同乡团体的职员阶层中，同乡会理事长由具有相当政治或军事地位的人担任，他作为核心人物，自然会团结更多的本省、本县的杰出人物，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公共体，核心人物在同乡团体的阶层建构中起到了引领和筛选的作用。

1.邀集同乡中的名人出任名誉职务

同乡会往往会邀集同乡中的头面名人担任名誉理事。同乡团体邀请的名誉理事中既有社会贤达，也有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尤以后者更受青睐。浙江省旅渝同乡会函请翁文灏先生出任名誉理事，翁文灏字咏霓，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在接到同乡会的邀请后，翁先生在复信中写到：“示浙江旅渝同乡会理监事联席会议公推翁文灏为名誉理事，敬已诵悉，猥荷宠延甚感。盛意自当勉附。骥末共策进行，专此奉复，顺颂。”[14]，其在信中客气的致谢并同意出任该职。1944年，广西省旅渝同乡会召开年度会员大会，在会上议定聘请白崇禧、邓家彦二先生为同乡会名誉理事，其会议记录“聘请白崇禧、邓家彦两先生为名誉理事长”[15]。陕西旅渝同乡会亦不落人后，邀请军中要臣于右任先生出任陕西旅渝同乡会的名誉理事。同乡团体热衷于邀请同乡名人出任同乡团体中要职的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希望通过头面人物获得政府各种资源以及军队的庇佑；二是通过邀请名人来达到同乡组织自身的宣传效应，从而扩大同乡团体的社会影响力。

各界名人对于此种邀约大多持积极响应。这些出任要职的头面人物实际上也想对在渝的同乡资源进行重新整合，白崇禧出任广西旅渝同乡会名誉理事长后，1942年11月15日出席在广东酒家举办的同乡茶会，诸多军政界同乡出席，理监事长将组织发展情况做一汇报，名为茶会，实则为加强联系的一种社交手段。另一方面，这些军政要员也将本省及全国的形势做详尽报告，以助政商界同乡判断当前形势，寻得发展契机，通过这样互惠的方式，同乡组织的纽带作用进一步加强，如同强力胶将同省的社会中坚力量、商业力量以及军政力量紧密地黏合在一起。

2.活跃人物频繁出现在同乡聚会中

在每个同乡组织中都有一个异常活跃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往往热衷于同乡聚会，每次聚会几乎都不缺席，犹如同乡聚会里的“定海神针”，他同时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在同乡团体中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广西省旅渝同乡会就有这样一号人物。甘乃光，别号自明，祖籍广西岑溪，岭南大学经济学士，历任中央委员会商民部长、青年部长、农民部长、督查委员、省府委员、市府委员长、政务次长、代理部务等职，1943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副秘书长，在广西省旅渝同乡会中担任理事长之职。甘乃光活跃于政府上层，与军界人物多有交往，在由宋美龄担任名誉会长、孔祥熙担任会长的国民政府对外文化机构“CHINESE-AMERIC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ATIONS”，甘乃光出任财务委员会委员[16]，就是这样一位在军界任职的人物活跃于同乡组织活动之中，在《广西省旅渝同乡会筹备经过及成立以来之概况》内中详述了1942年广西省旅渝同乡会的活动聚会情况，6月14日在广东酒家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11月1日举行茶会、11月15日茶会、1943年2月28日茶会，每次活动甘乃光必出席，在担任理事长一职时，确实保持着相当的社会活跃度[17]。

通过对同乡组织的职员、发起人群体的社会背景分析发现，同乡情谊实际上是实现商人与政客利益互通的纽带，商人希望得到政客的庇佑，政客则希望通过商人实现其财产的升值以及权力的转化，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在战争年代，原来的社会阶层被打破，随着人员的内迁，新的移民社会迫切地需要一种身份认同来实现政治上的联合以及商业利益的持续递增。基于此，同乡团体成为一个最好的通道，组织者通过对旅渝同乡的阶层筛选，实现了社会阶层的重组，当一省的社会阶层进行甄别并最终具有结果的时候，各州、府、县的同乡团体中的社会阶层也逐步确立，至此，同乡团体中职员的社会阶层建构完成。

四、结语

1938年，抗战爆发，长江沿线渐次落入日寇之手，官民纷纷陷入逃难的窘境，此时重庆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内迁，在一定程度上为迁移的民众确立了风向标，民众纷纷落脚于此。在此期间成立的同乡团体，其职员阶层以军政为主，其次是商众，且多为规模较大的商家，文人阶层仅仅出现在同乡组织的发起人中，在最终选举出的同乡会职员名单中全然不见教师以及学生的踪影。这表明在战争形势下，军政界人士的社会地位急剧攀升，连实力雄厚的商人都不得不依附于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之下，以寻求保护。军政界人士的异军突起是这一时期同乡会相较以往的同乡组织最大的不同，它打破了商人以及官员对于同乡组织把控的传统，创建并推动一个全新的阶层进入其中。同乡组织的职员圈层不仅实现了对于阶层的筛选，同时还呈现出强大的凝聚力，杰出的精英人士通过同乡组织从而进入到渝城的主流社会，精英人士又拉拢其身边的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圈子逐渐扩大、逐步融合，最后同乡团体之间出于利益或政治的诉求也会进行联合，最终同乡团体这个圈层搭建了一个完美的互通平台，商界、军界和政界人士的势力交织融合，各种信息在这里交流互通，同乡组织成为跻身主流社会的重要通道。

同乡团体的兴起是阶层流动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餐饮业，同乡团体往往将本省口味的高级餐馆作为同乡组织的聚会之所，广西省旅渝同乡会多选择粤味餐馆作为其聚会地点，城中名店广东酒家以及冠生园都曾作为其聚会地点。江苏宜兴旅渝同乡会就喜在江苏味餐厅暇娱楼中聚会，江苏宜兴旅渝同乡会也是在此酝酿成立的，在《江苏宜兴旅渝同乡会的纪念刊》中写到，“二十九年除夕，润甫与任君□笙于于暇娱楼宴集朋好，同座有钱企裴、潘秩四两先生，谈□之顷，吾宜同乡会之议，于以成立”[18]。尽管政府三令五申的规定禁止党政机关人员在这些奢侈场所进行消费，但同乡团体似不在约束范围之内，聚餐、酒会司空见惯。

作为战时的陪都，重庆对于商人、政客以及热血青年的吸引力，都在爱国情绪的驱动下被无限放大。在这种情怀的感召下，客居异乡的人们纷纷联合起来开展自我帮扶和救助，尽管这些社会救济在战争的背景下显得有些无力，但是同乡会无疑是民众自我觉醒的重要象征。更为重要的是，在乡情的推动下，同乡组织从旧时商人为主导的行业帮会迅速转变为具有时代先进性的社会公益组织，为重庆近现代同乡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