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构嵌入到整合共生：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建设与乡村文化振兴*

滕 瀚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肥 230036)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计划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乡村的产业振兴，还取决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一定程度上，乡村振兴的实现与否，不仅仅是单一地看乡村经济发展以及乡村的基础设施改善情况，更重要的是看乡村精神文明状况和乡村文化状况。本文从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的关系入手，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根本，认为乡村文化系统和乡村教育系统虽然具有不同的结构构成，但它们都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的一部分；在乡村发展功能上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它们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结构上的互相嵌入性、功能上的相互整合促进性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共生性，提出了构建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实现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的共生发展，进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观点。

一、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在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中，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相应的思考和建议。有研究者认为，乡村传统文化振兴需要依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紧密结合乡村社会文化的场域特征，挖掘、整合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实现乡村物理空间、虚拟空间与制度空间的结合，是构建乡村文化场域的基本路径[1]。这种乡村文化场域的观点，在具体操作上，往往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乡村文化基础设施改善和建设上，体现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改造上。

但是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得以大幅度改善的同时，也出现了乡村文化中心、乡村文化馆、乡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多、管理松、使用少”的现象。在当前的乡村文化振兴中，到底该怎样挖掘、整合乡村传统文化，又该怎样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大致形成了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相对城市文化的认识，认为乡村文化相对贫穷落后，并针对贫穷与落后的现状而采取的一系列改造建设工程；另一种思路是从文化多样化和传承出发，针对快速消失和同质化现状而采取的一系列保护工程。前一种思路体现在乡村文化中心、乡村文化广场、乡村文化礼堂、乡村农家书屋等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后一种思路体现在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乡土文化资源的挖掘上。前一种思路，乡村文化基础设施 “重建轻用”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后一种思路往往过分强调静态的历史，使得乡村文化缺乏活力。有研究者指出，这两种思路都忽略了文化空间及其整体性的内在关联，并认为能通过文化政策实现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自觉，认为社区营造作为一种自主的文化重构过程，对乡村文化建设机制具有借鉴意义[2]。但是，文化政策作为一种外源性动力，怎样把这种外源性动力转化为激活乡村社区营造和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研究者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也有研究者认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普遍弱化，表现为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空心化、政府公共文化供给失衡以及传统乡土文化价值认同危机，提出了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未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途径[3]。

笔者延续前述研究的“空间”和社区营造视角，在2018年深入江西的万安县和瑞金市、安徽的萧县和凤台县、河南鹿邑县等地区，调查了中部三省的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基本情况，在分析和总结当前中部三省的乡村文化振兴中所出现的共性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文化结构和乡村教育结构的互相嵌入、共生发展的观点，并进一步论述了通过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的建设，实现乡村文化结构和乡村教育结构的异构嵌入、共生发展。开展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建设，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教育发展的空间聚合、资源整合，进而实现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的共生发展，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当前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实践的共性问题

(一)混淆了“乡村文化”和“农村文化”的概念，忽略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乡村性”特征

当前，学界对“乡村文化”的理解，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多数学者持“乡村文化”就是“农村文化”的观点，认为乡村文化的根本属性即农业的生产性及农民的生活性，乡村文化的根本属性来自农民生产与生活的变化带来文化的变迁[4]。实际上，“农村文化”和“乡村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既来自当前我国现代化发展所处的新时代，也来自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和“农村”是两个概念，尽管两者在现实中经常被等同。“乡村”是“古代的一种居民组织，一万二千六百户为一乡”[5]，其关注更多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居住特征、政治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治理特征；而“农村”一词更多的是从职业和产业的角度解释。在“乡村”，可能有农业生产和农业加工产业，也可能有旅游业，还可能有高科技产业；而“农村”往往是农业主导，甚至是单一农业生产的地区。如果我们注意到乡村文化的“乡村”特征，而不光是“农村”特征，那么就可以看到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就可以看到乡村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为了“乡村”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村”发展。

在乡村，居民的职业可能是农业，其身份可能是农民，但也可能是从事旅游业、农业加工业、农业金融业或农业信息产业的非农业人口，这时，我们就会看到“乡村文化”不仅仅是“传统农业文化的传承”，而更多的是为了乡村的现代性发展服务，这种乡村文化本质上是现代性的，它可能是为分散在乡村的高科技企业服务的，也可能是为分散在乡村的金融类企业服务的。实现乡村文化的创新，也就意味着乡村文化要紧紧围绕乡村的社会、经济、产业、科技等方面的新需求而自我革新。过度强调乡村文化的“农村性”特征，实际上是突出了乡村文化必须要为“农村”，特别是“农民”这个职业服务，这与我国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趋势不符合，也影响了“乡村文化”的定位和实践。乡村文化的“乡村性”特征，突出了乡村文化建设必须要与乡村发展相结合，而不仅仅是与“农民”这个职业相结合。

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中，已经有部分乡村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开展乡村旅游或休闲乡村，它们或具有独特而优美的自然环境，或处于城市郊区，一定程度上，该类乡村文化建设就突出了乡村文化的“乡村性”特征，突出了乡村文化为乡村的现代性建设服务，而不是仅仅为“农村”服务。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本价值已经逐步解体的情况下，确立乡村的现代性，确立乡村文化的“乡村性”特征，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城市，也不是一味地固守“农村性”特征，才能使得乡村生活充满价值感、幸福感、快乐感，才能激发起人们愿意在乡村生活，并激活乡村振兴的活力和动力[6]。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不足，乡村文化传播主体不明，传播缺少受益针对性

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来自广大村民。广大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激发，乡村文化振兴乃至乡村振兴才有可能。对于乡村文化建设而言，广大村民群众既是乡村文化的建设主体，也是乡村文化的日常应用主体。有研究者指出，应该从日常生活的视角进行乡村文化振兴[7]。从乡村文化传承、传播和创造的角度，广大乡村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既是乡村文化传播的主体，也是乡村文化传播的最主要受众。

但在乡村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忽视了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忽视了农村文化生产、消费和传播的主体构成。在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地区，年轻人多外出务工，留守人群多为老、弱、病、妇、幼。基层的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下乡活动的开展等大都忽视了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使得乡村文化的传播缺少受益针对性。

在以农业为主的乡村，村里老年人以务农为主，并且很多人的识字程度并不高，虽然每个村都设置了农家书屋，但是农家书屋的书，老年人根本看不懂，也并不感兴趣。同时，以农业为主的乡村中，男性和女性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差别极大。女性参与程度较大，男性对文化活动兴趣较低。参与文化活动的女性年龄偏高，多在四十岁以上，以五六十岁的人为主。乡村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对受众并没有针对性，也使得乡村文化低效率地再生产和传播。

(三)传统文化的传承引起重视，但乡村文化中的再生产和创造性不足

调研发现，乡村建设者都重视对乡村文化的传承，比如乡村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与保护，但是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和创造性不足，并且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有着较强的路径依赖，如在皖北沿淮河一带，往往是一个村子挖掘出花鼓灯，另外几个邻近的村子也就跟风似地挖掘出花鼓灯，而花鼓灯的曲目往往是雷同的，明显缺少创造性。

针对乡村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创造力。立足乡村，从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出发，充分发挥民间文化和乡土文化人才的才能与智慧，既要创造出村民喜闻乐见而又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乡村文化，也要把“送文化”与“种文化”更有效地结合起来，激发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和创造的活力。

(四)忽视了乡村文化的整体性，割裂了文化和教育的功能协调性

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教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构成部分。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是不同的功能系统，具有不同的结构构成，但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却具有相同的功能指向性，都指向乡村居民发展和乡村社会和谐。一定程度上，乡村文化是村落乡民独特生命样式的背景知识，在呈现乡村特有的人际交往模式的同时，也为乡民现实生活中的思维逻辑与行为选择提供了内在基础[8]。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是紧密联系的，广义的乡村教育也就是乡村文化，它是指一切影响人、促进人发展的乡村社会活动。甚至有学者认为，广义的乡村教育任务就是让“乡镇社会成为一所农民教育的大学校，实现乡镇社会的精神改造”[9]。狭义的乡村教育，往往是指我国乡村教育制度，它集中体现在乡村的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广义的乡村教育是一种乡村文化活动，它嵌在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往往也被理解为乡村中的非正式教育。狭义的乡村教育是一种正式教育，它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影响人发展的社会活动。

当前，大部分乡村在文化建设中忽视了文化的整体性，割裂了文化与教育的内在联系。文化的整体性是指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功能发挥强度上，是整体大于部分。乡村文化的整体性特征要求我们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既要重视乡村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要重视乡村的精神文化建设。正如马凌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所言，物质文化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一面，它们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它们决定了工作的效率”，而“一物的运用及占有，含着相对于它的价值的欣赏，是较深的精神能力亦在起作用了”[10]，而较深的精神能力或精神文化，与乡村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是一种异构嵌入，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结构，但是因为功能上的协调性，却能互相嵌入，形成一种共生性发展。

调研发现，部分乡村忽视了乡村教育发展和乡村文化振兴的相互促进作用，当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存在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背离的现象。文化和教育本是一体，教育的功能包含有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功能也包含有育人与化人的功能。

第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一问题似乎是一个元理论问题，但是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历史演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回顾和反思之中。特别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并进一步推进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其与马克思早期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性改造的逻辑关系，多年来备受关注。这也构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两部马克思早期作品被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有关黑格尔道德哲学、法哲学或“实在哲学”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这一探讨，并为其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当前的乡村正在发生剧烈变革，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文化正在式微，传统的农耕制度所蕴含的文化观已经逐渐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方式都迫切需要新的乡村文化，短时间内，农村文化无法完成自我修复和保护，也无法很好地吸收、融合外来的城市文化[11]。当下的任务是如何塑造新的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和繁荣。笔者认为，以乡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着力点，去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是切实可行的。就教育与文化的关系而言，教育与文化是共生的，在教育与社会各系统的关系中，与经济、科技等其他系统相比，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教育筛选着文化，也传承着文化、创造着文化。文化也影响着教育，影响着教育内容的选择，影响着教育价值的取舍和教育目标的实现。

(五)乡村文化中心选址不合理，多在中心集镇或村委，离自然村较远，文化资源利用率低

200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促进了乡村文化事业发展，乡镇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的建设力度也不断加大，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这种以主流文化为主的文化改造工程，为丰富乡民文化活动提供了平台和基础。但是正如有研究者所言，这种以改造为主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文化来说却总是存在着如何把常规的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地方性知识相融合，以防止常规的农村文化建设体系与乡民传统生活脱节的问题[12]。在笔者所调查的几个国家级贫困县，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往往与村委会合而为一。农家书屋和文化活动室重建轻用，闲置率高。笔者随机走访，在不通知村委会的情况下，所见到的农家书屋和文化活动室全部是“铁将军把门”。所调研的一些乡镇文化站地理位置远离自然村，也远离成建制的新农村社区，农家书屋中的书籍、爱心电话都蒙着厚厚的灰尘。这些文化基础设施往往是形象工程，资源利用率低。农家书屋、文化活动中心没有真正起到乡村文化建设的作用。这一方面是与乡村文化中心选址不合理有关，乡村文化中心、农家书屋多建筑在中心集镇或中心村委，离自然村或居住区较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功能相对单一，没有很好地与相关功能整合有关。

三、异构嵌入和共生发展：以乡村教育为着力点，构建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一)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的内在契合性

乡村文化振兴，从根本上决定于乡村主体的文化素养，而乡村主体的文化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于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决定于乡村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

文化和教育虽然结构上具有不同的构成，但相比于其他社会结构，文化和教育具有更强的功能相融性以及相互契合性。正如前所述，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式教育，而广义的教育，其实质也就是“文”化。狭义的教育，因为其目的性、系统性、计划性和组织性更强，而被独立成一个专门性的社会活动。在狭义的教育中，教育仍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功能。互相“嵌入”与互相“建构”是文化与教育互动中的基本特征。乡村教育工作与乡村文化场域的互动，就是互相“嵌入”的过程。乡村教育工作在乡村文化场域的“嵌入”并非“单向嵌入”，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在互相嵌入中，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互相影响，互相建构，最终实现了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教育发展。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之间这种紧密的结构关系和互动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契合性，只要有合适的驱动力，这种内在契合就会转变成良性的互动。

乡村教育对乡村文化的促进，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的融合共生具有合法性、资源性、专业性特征。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融合共生具有合法性特征。乡镇的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管理权限，都属于“文化教育体育局”。合法性使得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融合共生在制度上有保障，在法理上有依据。这种制度上的保障使得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具有有效的制度资本，也使得文化资本能顺利运转，使得教师能作为人力资本发挥个人智慧，推动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的共生性发展。资源性特征是指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互为“资源”，乡村教育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基本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保障，而乡村文化为乡村教育提供文化资源、美育资源、德育资源和实践教学类资源。专业性特征是指教育能筛选着文化，引导着文化，也能创造着文化，乡村教育除去能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基本的人力资源和人才支撑外，还能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支撑，例如，乡村学校的美育和德育资源挖掘，能有效促进乡村审美和艺术资源的整理、道德与伦理活动的开展，进而激活乡村文化建设。多地的乡村美育实践表明，乡村美育活动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有研究者所言，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发展及其建设,而良好的文化建设也必须关注文化的教育功能[13]。

(二)构建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实现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的共生发展

部分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存在着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窄化、文化建设偏重经济效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教育功能发挥不充分的现象。同时，在乡村教育发展改革中，由于教育系统运作的惯性，也导致乡村教育的文化功能日趋式微。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共生角度构建乡村文化教育共同体，可以有效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教育发展。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中，要注重乡村文化的教育功能，提高文化资源的非正式教育作用，同时要注重乡村教育的社会文化功能，注重乡村学校对乡村文化中美育资源、德育资源的挖掘，充分实现乡村文化的审美和道德价值，这既补充了乡村教育中美育资源、德育资源的不足，也有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创造。

在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的共生发展中，借鉴城市综合体建设的理念，进行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建设，形成一个以乡村学校为中心，乡村文化馆、农家书屋、文体中心、老年学校、少年宫为外围的文化教育综合体，有利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教育发展。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在空间设施上，整合集成了公共教育基础设施和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形成了以乡村学校为核心，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为外围的建筑空间群。与乡村文化公共空间相比，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具有功能上的整合性、资源利用上的高效性，克服了现有乡村文化公共空间的功能发挥不充分问题，也克服了现有乡村文化公共空间的教育性不足问题，使得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资源高效利用、高度激活，使得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能够共生发展，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在城市的综合体建设中，已经有城市街区进行成人教育综合体建设或职业教育综合体建设，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进行的成人教育综合体建设，结合余杭街道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特点，取得了良好的社区文化和社区教育效果，满足了当地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有力促进了街道和社区文化的繁荣发展[14]。

与城市职业教育综合体类似，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是把具有文化和教育功能的多家单位，在空间上形成一个提供公共文化和公共教育服务的整体。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实现了不同文化机构、教育单位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上的统一，使得多家单位在空间上聚合在一起，提高了文化资源、教育资源的聚集度，实现了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的空间聚合、力量凝合、功能整合、共生融合。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整合了各种文化教育资源，实现了教育的聚集效应、文化的渗透辐射效应。

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可以定期举办乡村现代化展、农业文化遗产展、传统技艺展、传统习俗展、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生产设备展，甚至可以在综合体内设立文化遗产传习活动，这些活动因为综合体是以乡村学校为中心，邻近学校，因此最终都能转化为乡村教育活动，实现乡村文化的教育功能，使得乡村儿童接受乡村文化的熏陶。

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既可传承、传播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激发乡村文化的活力，也可促进乡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可定期举办以乡村文化为题材的学生画展或其它作品展，通过对乡村社会的观察和描绘，让学生去感悟乡村文化的变迁，这既可促进乡村儿童的全面发展，又可促进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和创造性发展。

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能统筹各方力量，激活乡村文化资源，增强乡村文化的功能性。例如，可以利用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空间，推进乡村民间技艺的有效开发和传承，使得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共生发展，既留住了传统、传承了文化，还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因为有教师和学生的参与，更容易实现乡村文化的推陈出新和与时俱进，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适应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借助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资源的集聚，使得学校能充分挖掘和阐发乡土文化中的美育资源和德育资源，弥补乡村学校教育中美育和德育资源的不足。乡村文化建设综合体建设的设想，实际上也借鉴了农村文化礼堂的实践经验，有研究者详细研究了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农村文化礼堂实践，认为农村文化礼堂使得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相融合、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动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5]。与农村文化礼堂不同之处在于，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它是以学校为中心，农村文化礼堂、农家书屋等为外围的综合体。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除去综合了农村文化礼堂的文化建设功能外，还实现了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在功能上的互相促进，进而实现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的共生发展。

(三)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有助于打破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资源割裂的现象

在乡村教育发展中，由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内容、课程体系以城市教育为参照，容易忽略乡村教育的乡村性和文化性，存在着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资源割裂的现象。这种割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学校的文化教育资源和乡村社区的文化教育资源相割裂，二是乡村基础教育的文化教育资源和乡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资源相互割裂。

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的建设，实现了乡村文化资源和乡村教育资源在空间上的聚合，使得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良性互动，整合了乡村文化中心和乡村学校的文化、教育资源，提高了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就乡村基础教育而言，依托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中的乡村文化站馆、农家书屋、文化礼堂，能激活乡村文化中蕴含的课程资源，使得青少年德育活动、美育活动以及青少年素质活动等与乡村文化紧密相连，这样既促进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创造，也解决了基础教育中的德育资源、美育资源不足的问题。

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的建设，也使得“乡贤”进校园、乡村文化在校园、德育和美育活动进乡村成为可能，因为在功能空间上的聚合性、物理空间上的接近性，这些活动都变得更加容易而更具有操作性。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的建设，在具体操作层面实现了乡村本土的文化和教育资源的整合，有机融合了乡村学校教育和乡村文化养成教育，能充分激发村民主体的文化自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这一点也与研究者们提出的“推陈出新乡村教育载体”的思想不谋而合[16]。

进行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建设，也与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政策相吻合，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计划的政策实施。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号)中，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依据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合理规划供水排水、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统筹安排村民委员会、综合服务站、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这些都为建设乡村文化教育综合体，整合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资源，实现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的共生发展，进而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