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南洋研究》的办刊历程及研究贡献

姚瑞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7)

暨南，取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即将中华文化传播海外。1907年，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成立。1918年，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1927年，郑洪年就任暨南学校校长，对学校各院系进行改革，将原来的商科改为商学院，并增设农学院、自然科学院、艺术院和社会科学院，将暨南学校扩充为当时唯一的华侨大学——国立暨南大学。此后，暨大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早在上任之初，郑洪年就有成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的详细计划，并将其与大学部、中学部置于同等位置，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1928年，海外文化教育事业部下刊发三种专门研究南洋的期刊：《南洋研究》、《南洋情报》、《中南情报》。其中《南洋研究》发行时间最长，虽然中途因为战争两度停刊，但都在艰难条件下竭尽所能复刊。本文主要阐述《南洋研究》的办刊历程及研究贡献。

一、因“时”利导：不同时期的《南洋研究》

《南洋研究》从1928年开始发行，初为月刊，后因校址搬迁、战乱等原因改为不定期发行。自第五卷第四期起与《中南情报》合并，1937年4月～1939年3月、1941年～1943年8月休刊，1939年4月～1941年1月、1943年9月～1944年9月出版地改为福建[1]。

（一）认识南洋：1928年～1937年

这一时期为《南洋研究》的初期。直到抗战爆发前，所刊文章大都为介绍南洋历史地理，以满足国人对南洋的好奇心。这时期的文章史学价值不大，但对于国人认识南洋，以及南洋了解华人和中华民族具有重要意义。

1928年，《南洋研究》发刊，郑洪年为其写的发刊词将暨南大学对南洋的研究定义为对“南洋文化教育及生活状态”的“调查”。现将发刊词部分引述如下：

暨南学校为国内仅有之华侨子弟归国就学之最高学府，所负责任，至为重大。洪年为培植华侨子弟，享有高深智识起见，则提高学校程度，而于本年夏季创设大学院之各学系。期与南洋华侨各种教育机关为有统系之组织，以统一南洋所有文化教育事业起见，则设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吾人观于英日出版界，对于南洋文化教育及生活状态调查著述之书籍，盈千累万，叠出不穷，而吾国坊间关于南洋华侨书籍，乃寥寥可数。……故洪年当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成立之始，即商诸本部同人，商议编辑《南洋研究》，按月刊行，期引起国人研究南洋问题之注意与兴味。[2]

郑洪年认为，中国自古就是南洋的开发者、建设者，而中国人对于南洋的研究远不足以彰显中国在南洋的贡献，故而要国人研究南洋，注意南洋。这一时期为暨南大学对南洋研究的初期，即主要关注南洋史地，以及中国对于南洋的开发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南洋研究》同人一直都很强调自己对南洋的研究与欧美和日本的不同，认为欧美和日本对南洋的研究都是为了侵略南洋，将南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这对于在19世纪饱受侵略的中国人来说是感同身受的，所以学者们很注意对南洋研究应持的态度：

英荷争先恐后的向南洋侵略；但是南洋是我们侨居之地，本地的人民，和我们的侨胞，早已有同化的可能，他们的侵略不啻是侵略我们呢。……故我们应本联络世界弱小民族的本旨，救彼民和我侨胞于水火。[3]

自古以来南洋聚居大批华人，对南洋的开发和建设功不可没，学者认为中国对南洋有研究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认同南洋各国文化比较落后，故而研究南洋是为了将中华文明传播给他们，以期他们能摆脱成为列强殖民地的困境。基于此，有的学者提出“提高南洋人的文化生活”，促进其民族意识觉醒，进而促进世界大同[4]。因此，对南洋的研究也就多只限于各国历史及风土人情、自然资源，以及和中国在历史上的交流。而且，这个时期，由于是研究南洋的初期，除了自身史地调查或探访，只有国外资料可以借鉴，对国外研究南洋的著述翻译也比较多。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李长傅翻译的《柬埔寨近代史》、《法属印度支那概况》、《马哥孛罗游记中之南洋》、《地理学上所见之南洋》等；钱鹤译的《华侨之研究》系列；黄寄萍、黄康屯译的《缅甸地理概况》等。学者对于南洋的介绍性文章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人种及民族婚俗的介绍，如《马来人种的渊源》、《马来半岛土人的婚姻》、《中爪哇的婚俗》等；二是对南洋自然资源的介绍，如《1930年橡皮事业之推测》、《马来亚油椰之种植》、《南洋的三种纤维实食物》等；三是对南洋矿产资源的介绍，如《南洋苏门答腊 最大之矿业必大希火油公司调查记》、《荷属东印度之产业政策》等。与此同时，学者还非常注重研究日本在南洋的政策：如刘士木《日本南进策》、洪警民《日本人最近南进鸟瞰》、陈福璇《帝国主义统治下之南洋》、谢怀清《日本对菲律宾之企图》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程度揭示了日本对南洋以调查之名，行侵略之实的政策，对日本在这一时期的南进政策给予很多关注。通过这些译著，国人和华人进一步了解南洋历史，学者也对南洋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但是，客观来讲，这一时期对南洋只是介绍，并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二）与南洋共患难：1939年～1941年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暨南大学上海真如校址遭毁，暨大陷入颠沛流离的办学境况。然而在此艰难条件下，《南洋研究》仍然坚持复刊。由于中国的时局，对南洋的研究方向也有所转变。不再是单纯介绍南洋史地与殖民国家的政策，而是将南洋与中国放在同等位置来研究。同为列强侵略的受害者，这种同理心让《南洋研究》的学者更加关注南洋与中国的关系：

暨南大学所以要编印《南洋研究》，它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除了担负教育回到祖国的华侨子弟与训练国内青年到海外服务的正常任务以外，还应该负起对于华侨所在地与华侨本身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它问题的研究。[5]

我们注意到，这个时期的《南洋研究》已经开始探索华人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程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华侨华人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研究华人也是政府政策的转变。战争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持，因而政府高度关注华侨及侨汇。要想获得侨汇，就要深入研究华侨。暨南大学作为拥有研究南洋专门机构的高等学府，自然义不容辞。这一时期，《南洋研究》改于福建建阳出版。由于战时条件所限，文章篇幅不多，平均每期7篇，主要着眼于探讨中国与南洋各国的经贸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南洋的工业生产，南洋各地的政治事件等，当然，对南洋的侨务也着墨较多。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由于环境所限，中国与南洋的交通要道被切断，所刊文章普遍质量不高。但在时局艰辛的当时，能够复刊已实属难得。

（三）思考南洋的独立自主之路：1943年～1944年

这个阶段是《南洋研究》的尾声。1942年暨大迁入福建建阳后，暨大师生开始了艰辛的教学生活。校长何炳松虽身兼两校之长，仍坚持复刊，并在百忙之中亲自撰写复刊词：

本刊复刊之主旨，即在于讨论如何确立战后建设新南洋之理论与体系，使南洋各政治落后之区域，如何脱离殖民地之范畴，而趋于独立自主之途径，同时并讲求如何树立战后中国与南洋之新关系，使东亚各民族和平相处，合作互助，以达于共同繁荣之境界。[6]

此时，部分学者已经开始从理论和制度层面思考如何使战后的南洋摆脱殖民地地位，走上独立自主道路。但是，关于南洋与中国新型关系的构建，似乎仍未找到一个出口。纵观这一时期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宪文的《中国之命运与南洋》、朱维清的《战后南洋华侨问题》和《怎样发展战后中国与南洋的贸易关系》、杨国宾的《今后南洋侨务工作人员之培养》和《如何解决战后的南洋问题》等。这些文章试图将中国与南洋的命运连成一体，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南洋的独立和自由。与此同时，太平洋战争让国人看到了南洋对于中国的保卫和防御作用，故而将南洋视为中国必不可少的屏障：

过去国人很少意识到南洋关系着中国的命运。……我们研究的目的……不为了贪图南洋的财富而研究南洋，我们也不要仅为了保护侨胞而研究南洋。我们的研究目的，应该在谋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要谋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至少须做到两点。第一要有可以屏障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地理环境。第二要有可以保卫国家独立自由的国防建设。[7]

正是从这两点出发，同人开始研究如何在理论和制度层面将南洋变成自己地理环境和国防建设的前沿，并开始探讨如何确立战后新型的中国与南洋的关系。由于南洋各地大多是殖民地，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战后南洋最紧要的就是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于是他们讨论设计了多种建立民族国家或实行新的统治的方法，如：“在已经有独立自主能力的区域，实行民族自决，成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对选民实行政治教育，以达到完全自治的目的；过渡时期内实施训政。”[8]

可以说，由于日本对南洋的侵略，使得这一时期所刊文章读来有深深的危机感，多从中国与南洋的战后关系出发，探讨南洋问题。而此时的南洋研究，相对于之前两个阶段，所刊文章的深度都大有提升。

总的来说，由于时局和中国与南洋关系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南洋研究》对南洋的研究各有侧重，而在最后这一阶段，真正的南洋研究似乎呼之欲出，开始显现学术水平。但由于抗战的结束，暨南由建阳迁回上海，回沪不久，校长何炳松离任他调，未上任便积劳成疾，不久即病逝，何之后，《南洋研究》也停止发刊[9]。至此，从1928年开始便断续发刊的《南洋研究》永久停刊。这对于一直致力于华侨教育的暨南大学、以及为南洋研究奉献半生的专家学者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憾事。

二、早期侨教的艰辛探索：《南洋研究》之华侨教育

除了对南洋各国的调查研究，作为华侨最高学府所办刊物，华侨教育也是《南洋研究》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从1928年至1944年，《南洋研究》共出版发行11卷，总计47期，927篇文章。其中，涉及华侨教育的文章有64篇，平均每期1篇。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切断了中国与南洋的交通要道，此时侨生已经很少，但是何炳松仍坚持侨教。学者对侨教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华侨教育在南洋各地的推行、侨教师资的培养，以及对华侨教育的期望等方面。由于暨南大学每年都会派遣毕业生赴南洋等地工作，因而特别重视南洋各地对中国的态度，以确保侨教的顺利进行。

以这样的方式推行华文教育，在当时并不受所在地欢迎，学生也主要是当地华人。这主要是由于南洋各地尚处于殖民地状态，对外来文化有天然的抵触。因此当地政府会打压华校的发展，许多机构在南洋推行华校时会遇到很多阻碍。如何克服这些阻碍，如何解决侨教中面临的师资以及资金等问题，是这时期探讨的主要焦点。

此处仅举一例说明学者对于改进南洋教育的认识。陈福旋在《南洋华侨的教育谈》中指出，虽然殖民政府的压榨和歧视是阻碍华人教育推行的因素，但更加深层的原因则是“设施的失当与环境的桎梏”，是南洋华人竞争意识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华人教育的“不需要”：

南地的华侨，只知命运机会，侥幸的降临，一切人为的竞争与振作，都委之气数以外。富者则左拥右抱，纵淫享乐。一种肉麻的生活，厉毒弥漫，贫者则卖身岩穴漂流胥溺，一种悲苦的工作，暗无天日。生活的意义如何？人生的目的何在？惘不知还谈得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学术吗？

……南地教育的失败，虽在乎执掌教育者的颓靡不振，实由于社会之不需要。

加以南洋受理于英荷人之下，吾人永无政治的活动，而文化薄弱又无学术之可言。虽偶有一二硕学之士降临南岛，亦只得喊了几句“苦闷”“苦闷”的呼声，就要向后转了。[10]

针对以上情况，作者认为要扭转南洋教育的颓势，必须要有政府的保护、国人的协助、商业地位的改良以及社会需要的增长。

三、承前启后：《南洋研究》的历史贡献

在《南洋研究》之前，中国虽没有正式的关于南洋研究的学术机构，但有民间或个人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是南洋研究的发端。这一时期的代表当推何海鸣。何于1921年在北京创办《侨务旬刊》[11]。南洋学者许云樵对何海鸣评价甚高，认为他是南洋研究的先驱者。继何海鸣之后，暨南大学成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从此，南洋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和学者。

《南洋研究》发刊于北伐时期，终止于抗战胜利前夕。在中国极不安定的十几年间，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一直致力于对南洋的研究，即使期间有过中断发刊，但都尽最大可能复刊。抗战胜利前夕，由于暨南大学校长易位，《南洋研究》被迫终止刊行。《南洋研究》作为暨南大学南洋研究的成果之一，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南洋具有开拓性价值。首先，有的学者认为南洋既是“土人”的南洋，也是中国人的南洋。即首先他们承认这片土地属于南洋本土人民，其次，由于华人在南洋开发历史悠久，长期拓殖、繁衍，因而也天然地在南洋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拥有一席之地。所以当日本开始在南洋推行南进政策以后，《南洋研究》同仁视他们为侵略者——侵略了华人和“土人”的利益。再次，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外来者（包括中国），对于南洋的开发都有所欠缺[12]。陆兴焰在《研究南洋文化应有的态度》中指出，中国人移民南洋虽久，但并未认真研究过南洋的文化。同时他认为南洋的文化“极不开通”，“土人智识浅陋”，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学习先进文化。但陆的可贵之处在于，帮助当地人学习先进文化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和自主。最后，还有一些学者将南洋视为中国的屏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则主张在南洋建立独立民族国家，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继暨南大学《南洋研究》之后，人们开始更加注意南洋研究的学术化和规范化。1946年，“南洋学会”在新加坡恢复活动[13]，南洋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

四、结语

《南洋研究》学者对于南洋的各项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之功。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囿于环境，我们对南洋的研究一度陷入停滞。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华侨华人，并尝试使中华文化更好地与国际互通，以利天下。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南洋研究》的文章，其中当然有不足，比如对南洋的介绍多于研究，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作严谨的学术研究刊物。但另一方面，其中不乏李长傅这样对南洋研究有深刻见解的学者，对于南洋的未来以及战后中国与南洋的关系都有深刻的见解。更深来讲，其对我们如何更好认识中华文化，开展华侨教育，以及用更加规范的模式研究域外文化，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