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文化中关于现代社会治理研究

吴璇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社会生活变化显著，一方面经济持续中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问题凸显，道德沦丧、社会不公正等问题正侵蚀日常生活。面对此，溯洄从之，反思和重塑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走出他国社会治理死角，发挥儒家社会治理功能来探寻解决治理困境的全新出路，探索一条适应当代中国当前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理念的新社会治理方式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要着力点。

【关键词】儒家文化;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5-0206-02

一、儒家文化中关于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孔子——仁和礼

1.孔子——援仁入礼。“仁”和“礼”就是孔子社会治理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孔子的治理思想是对以往社会治理思想的总结与深化，也是对自己所处历史时代的回应。这不仅涉及高度道德化的君子人格，也表现在个体自觉地对社会承担责任。孔子从日常人伦关系中提炼出“仁”，以“仁”为体、“礼”为用。以一种更为温情的人文方式进行治理。

2.孔子——为道以德。孔子用善恶作为导向，将“德”赋以伦理，使治理与道德联系在一起，克服以往把“天”作为一个决定着社会治乱的存在来看待。“德”为孔子“达道”的途径，孔子在谈人生志向时曾这样表述过：“君子志道，且据于德。”“德”是需要后天培养的道德自觉性。只有自己德行端正，君主才可凭借自己的道德修养来感化百姓。统治者通过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使社会治理更加理性，全国上下更为和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统治者用德行来教化子民，用礼义去整顿，在推行王道时，以德作为出发点，能做到为老百姓着想，符合普通大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只为自己谋私利，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

（二）孟子——仁政及德法

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孟子认识到，如果单以“仁心”治国，虽根基稳固，但其建筑仍不实用。“仁”虽是政治正义性的源泉，但不是达到社会和谐的最终手段。“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意思是没有仁心的人处在统治地位，那就等同于将自己恶劣的品性传播给民众，居于统治地位的人没有真理可以依循，居于被统治地位的人没有被法所制约。由此可以看出，孟子认识到上层统治者应该用道德约束自己，而下层百姓应该遵从刑律规范。

（三）戴震——人伦日用

戴震认为，社会治理寻其根源，是来自于对人的治理。人性最原始的构成，就是人的情感欲望。如果情感欲望获得满足，便是符合天道的要求，其判断的尺度合乎道德限度，就是遵循天理。戴震将抽象的治理具体化，将道德约束变为对万物、对人性温情的关怀。戴震认为“仁者生生之德也。”社会治理最根本的是回归于对于生命自身的一种尊重。圣人要关心民间疾苦，满足情感上的需求，以达到“治世”的效果。

二、儒家社会治理功能的局限性

儒家文化受血缘、宗法关系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历史局限性，如果不加区分强行套用，其结果就会如同中东地区在民族问题尖锐的情况下却强行信仰伊斯兰传统教法，其后果无疑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如暴力下致使人性发生扭曲、价值观紊乱和民族对立等问题。儒家思想受宗法影响难免会迂固、虚浮。儒家思想以个人内在修养为其轴心， 弘扬絜矩之道，其倾向是重礼而轻法政，无可避免地会将法置于礼之下，这就很难和当代社会所推崇的“法治思想”产生冲突和对抗。

中国古代的礼，是对国家管理的初次引导和沟通。相对来说，礼是软性的而法律是硬性的、非人性的。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已经明显地将礼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而法律则仅仅是下位。相反，西方的社会治理则更加强调法治的作用， 政治的运行并不受限于人性情感、宗族血缘，而是依靠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中国社会治理往往会屈服于亲缘人情。再严酷的法律对此也会有软绵无力的时候。

这样说对于儒家传统文化不免有些过于严苛，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其思想存在的缺失，才能弥补其历史和文化上的缺陷。

三、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

儒家治理思想对治理概念的独到见解，自孔子为原点，儒家学派哲学家不断继承发展，逐渐提出了更加细致深化的道德理念。

在快速发展的科技社会，随着治理思想不断外延，社会治理思考不断丰富，了解并弘扬儒家传统文化可以改善我国治理结构，为治国理政提供更加丰富而合理的启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逐步确立就必须批判吸收先人治理智慧，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在中国儒家传统治理思想中，统治者以民生为根本，将个人权益作为统治的基层诉求，这种治理思想对专制统治产生了无形的束缚。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凭借其独特的治理手段，加之依托儒家和谐的道德伦理倾向，可以从根本上发挥治理作用，形成良性的治理效果。儒家文化演进历程与当代社会治理思想演变是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进行的，表面上看如同两条平行直线，但二者在内容、逻辑上相呼应：一方面，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与传统文化讲求的以礼法修身为本的治理有着高度的吻合;另一方面，从当代社会治理的层次看，如今的中国社会关注伦理道德及和谐、稳定的人文环境，用儒家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作为一种长期的、持久的社会关系模式，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步发展。

中国社会治理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治理方式上采取的是伦理道德约束而非暴力约束。儒家追求和谐理念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能够促进社会平和稳定的发展;“以人为本”“以仁为人”的价值观，使得人与人之间有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的方式调节冲突，有助于稳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对国家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二者本质深度契合的前提下，如若可以将我国儒家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治理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对外用法律的力量去制度化以正方向，对内以儒家道德对公民进行教化以树立个人的尊严意识，将会呈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良性效果。

四、儒家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一）社会治理的适应性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社会治理制度逐渐显现出了其结构的不适性，因而，关于社会治理的改革逐渐推上了日程。

改革开放前，我国各治理领域高度统一，地方服从于中央，社会治理是单向化指令性治理方式。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职能逐步转型为服务性政府，主要功能变为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同时，随着教育的普及，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

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趋向，政府公共服务的供不应求，加之养老、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是当务之急。在治理体系上，党和政府开始不断调整发展目标，发展社会治理体制。中共十七大提出要通过发育和完善基层组织，改善治理的条件和增强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以驱动发展。

（二）儒家传统文化理念的适应性

西方对社会和谐的关注一直不够，所关注的焦点，一直是资本家及其集团利益。而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民生问题和个人成长诉求一直都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主攻方向和历史使命。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良性和谐的互动方式与儒家文化深度契合，从某种程度上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不断地创新和实践下，实现中国儒家传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意义上的复苏。

（三）儒家传统文化过程的适应性

社会治理理论的“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四大特征，告诉我们要想創新社会治理必须重视治理过程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中国儒家文化以其鲜明道德倾向，恪守以仁为本的价值观等方面都对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大意义。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治理基础，有助于民众加深社会归属感，有利于稳定社会关系，有助于良性社会互动模式的建立。

（四）依托儒家传统文化，辅以社会治理，建立我国社会治理干预体系

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社会治理和干预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对抗非传统性安全问题，加上各国国情的不同，若只照搬西方社会治理思路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依据具体国情，探索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治理体系。在儒家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能够缓和平息人际矛盾，融洽社会关系最终达到社会稳定的效果。

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我们必须正视社会治理的理论变化，遵循社会治理理论的相关原则，客观分析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特征与规律，寻找在现代社会下真正可行治理方式。

（五）依托儒家传统文化，建立社会结构互动机制

我国社会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贫富悬殊固化和人群对立冲突，其不单单涉及到经济、政治等问题，也受到历史等因素的影响。继承并培育中国优秀的儒家传统文化，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建立起公平的社会结构互动机制，能起到一个很好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实现社会秩序有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社会矛盾的发生。社会结构问题影响深远，涉及范围大。我们必须要深入调查，平衡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在以不牺牲单个人的权益的情况下来实现其它人的利益要求，这样社会才会趋稳。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出现了经济失稳、政治动荡、社会失调的趋势下，中国的社会治理却逆势而起，成为引导世界社会治理发展的新力量。但是，中国社会治理仍存在着短板，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还亟待解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儒家传统文化并不是冷冰冰的文化固态，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血脉。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正统思想，以此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中轴线”来构建新社会治理体系具有其独特的优势。能有效推动建设我国独有的文化形态。我国的社会治理要保留儒家文化的骨架，存其风骨，还其面貌。这不仅能增加公民的社会归属感，还能缓解社会矛盾，重塑价值体系。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我们要走一个能使儒家文化融合并实用化的过程。这需要我们首先具备去伪存真的能力，能够准确把握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使儒家传统文化更富有哲学意义和实践功能。其次，我们要做到儒家传统治理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将儒家抽象的理论转变为具体的、可行的方案。再次，我们必须将儒家传统文化的本质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社会治理领域，逐渐内化为我国的价值取向和道德信条。最后，我们还应根据儒家文化发展效果和各地区社会治理现状进行改进和发展，使儒家文化能够不断和谐稳定发展，成为持久不断地伴随中国社会治理发展的坚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