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剑》研究综述（1978—2019年）

席思宇

摘    要： 文章以鲁迅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中《铸剑》一文为对象，考察自1978年以来学界对其的研究状况。笔者按照现有研究状况所呈现出的不同类别对《铸剑》研究进行分类述评，主要分为文体研究（广义上的）、比较研究和思想主题研究，试图综合论述和梳理出《铸剑》已有研究文章的研究谱系和脉络，并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来者提供可深化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铸剑》    哈哈爱兮歌    创作时间考

引言

近四十年来（1978-2019）一直不乏对《铸剑》的研究，并且在新世纪之后逐渐呈激增状态，这大致与学界对《故事新编》的关注度变化呈正相关，这是其与《故事新编》中其他篇目的研究情况相比在表象上最突出的特征，目前知网上收录的文章共計有两百余篇，质量参差不齐，笔者拟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和研究意义的文章进行综述。至于相关文学论著，其中涉及专章专节对《铸剑》进行研究的还较少。具体来说，就文体研究而言，概有关于《铸剑》中的意象、叙事艺术手法、“油滑”和《哈哈爱兮歌》的解读等方面研究;就比较研究来说，有《铸剑》与鲁迅其他作品的比较、《铸剑》与当代作家作品的比较和《铸剑》与西方“复仇”文学作品的比较等，多较为零散的论述和机械平行的比较，这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采用诸如文本细读等多种方法手段，从跨学科的角度把握研究对象;就思想主题研究而言，《铸剑》的“复仇”思想研究、与越文化精神等研究成果迭出;其四，关于史料方面的研究，最突显的就是《铸剑》创作时间的考证研究，目前学界意见仍存有分歧，研究者多从心理角度入手，结合鲁迅的日记、书信和作品风格以及其他史料进行推理判断，但其中对作者的“自述”内容的全盘信任是值得怀疑的。

一、文体研究

总的而言，关于《铸剑》的文体研究成果并不显著，较多散见在关于《故事新编》的整体论述中。首先，鲁迅自己曾说道：“《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1]（56-57）也就是相较于《故事新编》中的剩下七篇，《铸剑》的“油滑”笔致并不那么突出，因而在这些整体论述中关于《铸剑》文体手法的探讨也经常是被忽略的。其次，鲁迅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还写道：“在《铸剑》里，我以为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但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1]（56-57）在另一函中又说：“第三首歌，的确是伟丽雄壮，但‘堂哉皇哉兮嗳嗳唷之中‘嗳嗳唷，是用在猥亵小调的声音。”[1]（56-57）但是关于作为理解《铸剑》重要入口的《哈哈爱兮歌》的阐释的文章数量却并不多，且就其中部分理解存在些许分歧，而这些小分歧一定程度上又严重影响到对《铸剑》的整体理解，因而仍有待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理解探究。

目前，关于《铸剑》的文体方面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类文章：（1）就《铸剑》中的意象研究，有李宁（《热红冷青自啮时——浅析鲁迅作品中的一对色彩意象》，《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石天强（《现代性视野下的“断头”形象——鲁迅小说中的“断头”形象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3期）、韩国学者徐维辰（《砍头情结：鲁迅自我批评的文学表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1期）等人的文章。（2）就《铸剑》中的叙事艺术研究，有丸尾常喜（《复仇与埋葬——关于鲁迅的〈铸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王富仁（在其所撰写的《叙事学方法的鲁迅小说解读》[2]中对《铸剑》中的“剑”所蕴含的社会文化隐喻意义进行了十分有见地的分析）、张文东（《“历史中间物”——鲁迅〈故事新编〉中的传奇叙事》，《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2期）、杨义（《重回鲁迅》，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2月版）、李军（《〈铸剑〉的叙事结构及修辞策略》，《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姚国军（《论鲁迅〈铸剑〉的创作过程与艺术影响》，《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2期）、聂运伟（《〈铸剑〉之阐释》，《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5期）等人的文章。（3）“历史的小说”与“故事新编”体，王瑶说：“在鲁迅的作品中，《故事新编》是唯一的一部存在它是属于什么性质作品的争论的集子。”[3]（177）汪卫东（《“虚妄”、“油滑”与晚年情怀：〈故事新编〉新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认可故事新编小说的概念。此外，重要文章还有林非（《论〈故事新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题材小说》，《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蒋济永（《传奇故事的改写与现代小说的形成——从“改编学”看〈铸剑〉的“故事”构造与意义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等人的文章。（4）“油滑”的手段。鲁迅指出：《故事新编》“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1]（17），诸多学者均不以《铸剑》为典型样本对《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手段进行阐释。但不可否认的是，“油滑”仍是《故事新编》研究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关于《铸剑》中“油滑”手段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出现在王晓初的《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4]，他认为“油滑”作为《故事新编》的艺术方式正构成了鲁迅文学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标志与方式。（5）关于《哈哈兮爱歌》解读。林志仪（《试解〈铸剑〉中复仇者之歌——兼评〈鲁迅诗歌注〉的有关注解》，《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和高远东（高远东：《歌吟中的复仇哲学——〈铸剑〉与〈哈哈爱兮歌〉的相互关系读解》，《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是较早专门对其进行论述的学者，在具体理解上均有出入。

二、比较研究

在相关研究文章中不乏散见关于《铸剑》与鲁迅其他作品的比较，但关于鲁迅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成果并不多，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孔庆东的《黑色的孤独与复仇——鲁迅〈孤独者〉和〈铸剑〉艺术表现之比较》（《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8期）等（此外还有不少将《铸剑》与鲁迅同时期创作的《奔月》进行比较的文章），主要集中于《铸剑》与当代作家作品的比较，尤以“先锋作家”莫言、余华、残雪的作品为主，以及与同样以“复仇”为主题的《哈姆雷特》的比较，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两部作品在体量、体裁等方面的差异，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是否会显得牵强仍是值得我们思索的，如果只是因主题的相似性而进行机械平行的比较，那么此类研究的意义又何在。藤井省三的《〈铸剑〉复仇的文学》（张靖（译），《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将《小约翰》与之相比，林华瑜的《放逐之子的复仇之剑——从〈铸剑〉和〈鲜血梅花〉看两代先锋作家的艺术品格与主体精神》（《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8期）将之与当代“先锋”作家比较，将《铸剑》与莫言相较的有吴福辉的《莫言的〈铸剑〉笔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张永辉的《鲁迅〈铸剑〉与莫言〈月光斩〉的对比阐释》（《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4期），王学谦的《摩罗二重唱——莫言的〈铸剑〉阅读及其与鲁迅的家族性相似》（《求是学刊》2016年第4期），赵雨佳《心慕笔追：莫言对鲁迅短篇小说的模仿与继承》（《文艺争鸣》2015年第10期），张志忠《莫言与〈铸剑〉说不完的情缘》（《文艺争鸣》2016年第11期）等。将《铸剑》与《哈姆莱特》相较的有王光祖《复仇意义的终极追寻——写在〈哈姆莱特〉与〈铸剑〉之间》（《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王文华的《〈铸剑〉与〈哈姆莱特〉基于报父仇母题之比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等。此外，李晶晶（《名作欣赏》2017年第5期）将《铸剑》的复仇者形象与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图》进行了比较。相关比较研究论著有所涉及的如《传统复仇文学主题的文化阐释及中外比较研究》[5]，古大勇的《“解构”语境下的传承与对话：鲁迅与1990年代后中国文学和文化思潮》，论文以鲁迅为参照系，对1990年代后的文学和文化思潮进行一种独特观照和深度研究[6]。

三、思想主题研究

总的来说，关于《铸剑》的思想主题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主要集中在“复仇”这一主题。首先就《铸剑》中的“复仇”思想主题研究的文章有百余篇，如钱理群的《试论鲁迅小说中的“复仇”主题──从〈孤独者〉到〈铸剑〉》（《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0期）认为到了《铸剑》第四节才是对“复仇”主题真正的鲁迅式的思考与开掘，持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王雅清的《读〈铸剑〉兼论鲁迅的复仇意识》（《小说评论》2012年第S1期），以“写作《铸剑》的时间是1926年”为前提，论及了鲁迅对复仇的诗化和鲁迅对“复仇”的解构;姚新勇的《鲁迅〈铸剑〉新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运用拉康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铸剑》文本的弑父与寻父双重母题的奇异结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龙永干《〈铸剑〉：鲁迅“复仇”话语的创造性书写》（《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7期），作者将《铸剑》置于鲁迅复仇话语的流变、思想生存与具体境遇中进行考量，进一步推进了对《铸剑》的理解。此外，相关学术期刊论文还有李怡（《“渴血渴血，复仇复仇！”——〈铸剑〉与鲁迅的复仇精神》，《名作欣赏》1991年第6期）、莫言（《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高远东（《歌吟中的复仇哲学——〈铸剑〉与〈哈哈爱兮歌〉的相互关系读解》，《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段国超（《反暴复仇之歌——〈铸剑〉论析》，《渭南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丸尾常喜（《复仇与埋葬——关于鲁迅的〈铸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袁筱芬（《复仇母题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对话”与嬗变——解读〈铸剑〉、〈伍子胥〉、〈复仇〉》，《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陈丹青（《鲁迅与死亡》，《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7期）、姬海志和李生濱（《在“艺术复仇”的故事背后——再读〈铸剑〉》，《宁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人的文章。相关研究论著则有刘再复的《鲁迅论：兼与李泽厚、林岗共悟鲁迅》（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5月版），其中有《鲁迅的复仇情结与复仇意象——重读〈铸剑〉》一文，高度肯定了《铸剑》的艺术性，认为鲁迅的复仇精神在这篇作品中被推上极致。

再者，关于《铸剑》中的其他思想文化研究。有张兵（《〈铸剑〉的文化解读》，《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江弱水（《信史无证，正史毋信——《故事新编》的后现代议题》，《读书》2007年第12期）、于华东（《鲁迅〈铸剑〉对古小说中故事的思想与艺术之升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程丽蓉（《鲁迅〈故事新编〉的启动及其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5期）、高旭东（《论鲁迅与屈原的深层精神联系》，《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6期）等人的研究文章。相关论著有王晓初的《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4]，从越文化视野透视了《铸剑》中的复仇思想;郜元宝在《鲁迅精读》[7]中指出眉间尺和黑衣人的行事为人，表面上和出于“墨家”的“狭义”者流非常相似，但作者并不将他们归入这一流人物，他强调的是二人朴素的、不能为任何“名”所范围所定义的单纯的复仇意志。

四、史料研究

在《铸剑》所有研究中最为薄弱的应该是史实类的研究文章，并且由于史料的匮乏和没有新史料的出现，这使得这方面的研究面临较大瓶颈，且诸多“考证”也只能算是“合理的”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做出更多的努力。

（1）文本出处：

其实单纯的就关于《铸剑》出典的研究除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外，对鲁迅研究深入并无太大促进作用，因而这类文章基本集中在1978年后学术生态研究活力恢复的前期，且各学者对《铸剑》中究竟所引典籍为何所持观点莫衷一是。赵英与陈梦韶就此问题进行了一场学术论争，但恰如作者所言：“《铸剑》并不是历史故事的今译，乃是采用历史故事作题材的文学作品。”[8]（37-39）最后这场以“文字游戏”为论据支撑的争论现在看来倒没有太多必要;周楠本的《关于眉间尺故事的出典及文本》（《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5期）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缜密的论述，谈了几个与故事文本及校勘相关的问题。

（2）创作时间：

解读《铸剑》的前提是确定其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但目前学界对此仍持有争议，而且这一前提对理解《铸剑》的解读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研究集中有以下几种观点：①倾向于认为创作于1926年厦门的学者，举出鲁迅在《故事新编》里补记的时间，《故事新编》的序言和《〈自选集〉自序》，以及俞荻、陈梦韶等人的回忆作为证据（参见陈梦韶《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陈梦韶《鲁迅创作〈铸剑〉时间考辨》，《破与立》1979年第10期;严家炎《就〈铸剑〉与金庸小说再答袁良骏先生》，《粤海风》2002年第3期;李允经《〈铸剑〉究竟写于何年？》，《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0期）;倾向于认为创作于1927年4月3日的学者，举出鲁迅日记和许寿裳的回忆作为证据（参见朱正《〈铸剑〉不是在厦门写成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袁良骏《为〈铸剑〉一哭——答严家炎先生〈为〈铸剑〉一辩〉》，《粤海风》2001年第5期。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复仇与埋葬——关于鲁迅的〈铸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认为这个短篇因作者取广州的决断与《奔月》的执笔（12月）一时中断，翌年在广州续写，完成于4月3日”这样看更接近现实。）;②倾向于认为一、二节创作于厦门，三、四节创作于广州的学者，举出《铸剑》手稿在一、二节的末尾所写的“未完”字样，以及前后文本的风格差异作为证据（孙昌熙、韩日新：《〈铸剑〉完篇的时间、地点及其意义》，《吉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龙永干：《〈铸剑〉创作时间考释及其他》，《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7期;孙伟：《〈铸剑〉创作时间地点新考》，《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年第2期）;③倾向于对创作时间持怀疑态度的有：郜元宝在《鲁迅精读》中[7]（83-84），对《铸剑》写作时间的看法是“也许，《铸剑》动笔于1926年10月，而完成于1927年4月3日吧”;丁言昭：“比较科学的说法是，鲁迅是一九二六年秋在厦门大学酝酿着手写，而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在中山大学完稿。那时《波艇》早已停刊，所以没有在《波艇》上发表。”（《鲁迅与〈波艇〉》，《齐鲁学刊》1978年第1期，第45-48页）;姚国军（《论鲁迅〈铸剑〉的创作过程与艺术影响》（《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12期）也较为认同这种看法，但至于是否如研究者所说先写成了“一、二节”，因为证据不足，作者认为不宜下此断语。

结语

总而言之，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一直不乏对《铸剑》的关注，较为突出的学者有龙永干、汪卫东、王学谦、朱正平、张志忠、孙伟等，并且在新世纪后在数量上和新意上（考察切入方式的多元）都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不断被从各个角度、各种观念、各种研究方法得到解读①）。就《铸剑》整体研究现状来说，对其的外部研究已经较为充分，但内部研究却寥寥，大多数的研究在论述方面文本分析的文字过少，多文学批评式的文本分析，文本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远远不够，这尤其体现在对《哈哈爱兮歌》的解读等上，以及对“确是写得较为认真（《致增田涉》）[1]（56-57）”的《铸剑》如何“认真”的分析，即是说目前要想“推陈出新”《铸剑》的研究解读，就势必要回到对其的内部研究中。此外，研究的“现实指向性”仍较为薄弱，这体现在《铸剑》与当代文学（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薄弱，多关注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的“80年代”、“90年代”的文学（文化）研究，这亟待研究者利用敏锐的透视现实的眼光，把握《铸剑》的当下现实意义，这将有助于确立鲁迅作品“永恒性”的价值，但同时需注意在研究过程中也不能为了现实而现实，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否则将落入现实的“比附”中去了。

注释：

①不仅王瑶、唐弢、李何林等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在经历“文革”之后重新开始了学术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批重要的鲁迅研究论著，而且涌现出了一批在三四十年代出生的鲁迅研究专家，如林非、孙玉石、刘再复、王富仁、钱理群、杨义、倪墨炎、袁良骏、王得后、陈漱渝、张梦阳、金宏达等。90年代崛起了一批中青年研究专家，如汪晖、张福贵、王晓明、杨剑龙、黄健、高旭东、朱晓进、王乾坤、孙郁、林贤治、王锡荣、李新宇、张闳等，他们以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了鲁迅研究空间。（选自王富仁的《中国需要鲁迅》，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 第14卷 书信 1936 致外国人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王富仁.叙事学方法的鲁迅小说解读[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3]王瑶.《故事新编》散论 鲁迅作品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王晓初.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王立，刘卫英.传统复仇文学主题的文化阐释及中外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古大勇.“解构”语境下的传承与对话：鲁迅与1990年代后中国文学和文化思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學出版社，2011.

[7]郜元宝.鲁迅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赵英.有关鲁迅《铸剑》出典的再讨论[J].鲁迅研究动态，19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