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静好

张宝中

1

这里是丘陵地区，少数山岭突出丘陵之上。104国道从连绵的群山中穿过。李家庄在104国道边上，一大片红瓦白墙的院落。再往里二三百米就是山了，依稀能看见山上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庙宇。村头国道边高高地耸立着一个长约十六米、宽约九米的巨幅广告牌。广告牌左边一半是四幅小照片，内容是山间的绮丽风光;右边一半是一幅十分醒目的大照片，是一位老太太的半身近景肖像。老太太照片的空白处有一行金色魏碑体大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神泉宫欢迎您。”好像这句话是她说的。

照片上这位老太太看上去七十岁左右，一头雪白的卷发，戴一顶黑色羊毛呢圆顶礼帽、一副白框茶色太阳镜，穿一件大红色高领羊毛衫，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支细长的烟卷，冲每个看她的人微笑。她神情安详、从容、沉静、亲切，虽然两腮的几条竖纹清晰可见，但仍不失雍容、华贵、优雅、端庄。看相貌、神情和气质，很像老年的美国好莱坞著名女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那些开车匆匆路过的人们，也许会把她当成某位一下子想不起名字的中国老一代表演艺术家。但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知道，她名字叫王葵花，就是国道旁边这个李家庄的;还知道她的三个儿子都死了，她是天底下受苦最多的人。

李家庄现在居住很集中，五排院落七十多户人家都紧靠公路，距离公路最近的不到五米。但在五六十年前，104国道还没修建的时候，还有十几户人家零零星星地住在山上。因交通不便等原因，104国道建成后，这十几户人家陆续搬迁下来。王葵花家的房子在104国道建成前四五年才盖起来，还很结实，不舍得搬，山上就只剩下她一家。她和丈夫李凡昌经常下山到村里的代销点买煤油，点灯照明。

王葵花有三儿一女，最小的是女儿。她的三儿子四岁那年死于火灾。

那年深冬的一天，王葵花抱着不到一岁的女儿下山，到村里的代销点打煤油;李凡昌去上海看望他生病的老姑。三个儿子都在家里，其中老三有点感冒，正躺在被窝里熟睡。屋门后头堆放着一捆晒干的玉米秆。老大老二在屋里烧红薯吃，不小心把那捆玉米秆给点燃了。火苗很快就蹿到了玉米秆的顶部。屋顶盖子是高粱秸，窗户是杨木窗棂。玉米秆顶部的火苗瞬间烧到了屋顶。直到屋顶落下土来，两个小子抬头一看，才知道失火了，急忙从屋里跑出来，吓得蹲在院子里大哭。听见老三撕心裂肺地哭，这才想起老三还在屋里。他们想把老三抱出来，但看着一股股黑色的浓烟像老绵羊一样从屋门往外冲撞，都吓得不敢进屋。

最早发现失火的，是一个在附近山里打野兔子的中年人。他扛着枪跑进院子时，屋顶已塌下去锅盖那么大一块，窗棂也已烧掉了大半扇子，红色的火苗像某种巨兽的舌头，从屋顶和窗户伸出来。中年人听见屋里有小孩的哭声，那哭声像狼叫一样，都没有人腔了。他想冲进屋把孩子救出来，可每次到屋门口，巨大的气浪就把他推一个趔趄，根本冲不进去。他对着山下“砰——砰——”连放了两枪，又声嘶力竭地大声吆喝：“失火啦，失火啦……”

山下村里有人听见了枪声和喊声，这才看见山上一股股浓烟像狼奔豕突一般，马上报告给了大队支书。大队支书跑到村中的大槐树下，急促地敲响了上工铃，并大声吆喝李凡昌家失火了，请老少爷们马上去救火。村里的拖拉机手开着拖拉机，用三只氨水桶拉了水上了山。几十个青壮年提着水桶和脸盆往山上跑。王葵花抱着女儿，也跌跌撞撞地往山上跑。

当大家赶到时，大火已烧了半个多小时，屋顶全烧没了，只剩下四面焦黑的土墙。屋内的大床、橱子、衣物以及檩条、椽子等等，所有可燃物都成了黑色的灰烬。几麻袋麦子、玉米、地瓜干也都烧焦了，发出刺鼻的焦糊味。只有两根屋梁还没烧尽，但都断成了几截。几只老鼠“吱吱”地叫着，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老大老二早已哭哑了嗓子，缩在院子角落的鸡栏前，张着嘴瞪大眼睛，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火被澆灭了。大队支书带人找来棍子，在废墟中扒拉着寻找老三的遗体，只找到了一块比较完整的大腿骨。大队支书叫王葵花过去看一眼，王葵花迟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算了算了”。她看上去十分平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悲伤和难过。她抱着女儿，和几个人一起在院子里寻找有用的东西。在院子角落找到两把铁锨和两把锄头，用白色尼龙绳编织的鸡栏里还有七只鸡。那个打兔子的中年人钻进鸡栏里，从腰间解下一个尿素袋子，把七只鸡装进去。

王葵花让两个儿子分别扛着铁锨和锄头，她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提着那只尿素袋子，对打兔子的中年人说：“大哥，你看我抱着孩子，要不就给你磕个头了。”打兔子的中年人咧了咧嘴，眼红了红，转过脸去。王葵花对大家说：“天快黑了，大家都回家吧。”她慢声慢语，那语气像是她得了感冒，不好意思麻烦这么多人来看望她。声音也不高，像是怕吓着正在怀里熟睡的女儿。

王葵花和大家一起下了山。大家不时回头往山上望一眼，王葵花一次都没回头。

2

经大队安排，王葵花一家住在一栋废弃的学屋里，算是安了家。这栋学屋在村西头，盖起来已经十五六年了，孤零零的三间屋子，没有院墙。墙基是石头砌的，再往上是土墙，屋顶是蓝瓦。里面空空荡荡的，除了墙上贴着“马恩列斯”的大幅画像，什么都没有;地上积了一层白花花的浮土。

公社拨给王葵花二百元救济款。大队给了她一些粮食，还发动村里人捐了些锅碗瓢盆和被褥、衣物等日常用品。她的两个娘家弟弟和两个姐姐也帮衬了一些。日子总算能凑合着过下去。后来又垒了院墙，盖了厨屋，这个家才慢慢有了一个家的样子。

从这年冬天开始，三十冒头的王葵花抽起了旱烟。李凡昌不抽烟。烟叶是王葵花跟娘家弟弟要的。来年立夏后，她赶集买了几十棵烟苗，种在院子里。大暑前后，烟叶成熟落黄，她摘下来摊在高粱箔上曝晒，直到焦黄，然后装在布袋里搓碎。烟叶上的青筋用菜刀切碎，再在蒜臼子里捣软。

王葵花抽烟不用烟袋锅，是卷纸烟。她从大队部拿回家一些报纸，用剪刀剪成比扑克牌略窄一些的纸片，很厚的一沓，用细绳扎着。随身带一小沓，用皮筋扎着，和火柴装在一侧的口袋里;烟叶装在一个荷包里，荷包装在另一侧的口袋里。她卷烟的时候，抽出一张纸片，用食指和中指捏一小撮烟叶放上面，卷成一个长约八公分的细长的圆锥体。粗的一头比筷子略粗，细的一头比火柴杆略细。手指来回捏捏、捋捋，使细碎的烟叶均匀分布，不留空隙。然后舌头轻轻舔一舔纸边，粘合烟卷。再然后，像包包子一样把粗的一头拧死，用尖利的指甲盖把细的一头掐下来一小截，再捏扁。这时候，一支烟卷就做成了。

她抽烟的时候，是右手架着烟卷，同时左手抱在胸前。抽完了烟，左手从胸前放下来，两手同时抄在裤子口袋里。她不抽烟的时候，如果手里没拿东西，就把两手抄在褂子或裤子口袋里，好像不抄口袋里就没地方放似的。

那个年代都穷，王葵花家里格外穷。只在过年的时候，她才买半斤猪肉包饺子。那半斤猪肉挂在院子树上冻半透，然后切成黄豆粒大小的肉丁，一个饺子里放三块。全家五口人，包八九十个饺子。三个孩子每人二十个，剩下的二三十个，两口子再分。即便这样，两人还舍不得都吃了，总是再分给孩子们几个。正上小学的大儿子冬天没有棉裤，里里外外穿了五条打补丁的破裤子。二儿子去县医院治病，在病房里闻见其他病人滴了香油、放了香菜的挂面的香味，馋得牙齿打颤，脑袋“咚咚”地撞墙，额头上鼓起一个鸡蛋大小的包。

秋收秋种之后，地里没有多少活儿了。李凡昌和两个亲戚结伴去山西挖煤，出苦力挣钱。按照多年的惯例，黄河复堤也是在这个时节。各家各户要么出一名男劳力当河工，要么出一些钱。王葵花想都不想，就报名当河工。女人当河工，大队支书不敢做主，就汇报给了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知道王葵花家的情况，就和带工的县武装部部长商量。县武装部部长二话不说，破例批准了。王葵花在工地上做饭，和本村的十几个男人住一个窝棚。她睡在窝棚的一个角落里，一领破席子固定在两根木桩上，和大家隔开。好在只有十天左右，也不算太难熬。县武装部部长说，王葵花是参与这一浩大工程的唯一一名女河工，本县没有，外县也没有。

冬闲时节，王葵花宰狗卖狗肉。她的一个娘家弟弟干这营生很多年了，来钱比较快。她戴着男式的绿色“火车头”棉帽子，穿着黑色的皮裤子，围着黄色的皮围裙，带着皮鞭和麻袋，骑着笨重的“大金鹿”自行车走村串户收狗。回家把狗宰了，炖了肉到集上卖。她本来不会骑自行车，为了收狗、卖狗肉，硬是学会了。她在村头的晒场上学骑自行车。一开始不会上，也不会下。先跐着一尺多高的矮墙骑上去，在晒场上骑几圈，下来的时候一头撞在麦秸垛上，那样摔不疼。她本来鸡都不敢杀，却硬逼着自己宰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宰狗之前先把一口黑色的布袋套在狗头上，不看狗的眼睛，那样攥刀子的手才不会哆嗦。她是村里唯一一个会骑自行车的女人，也是人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敢宰狗的女人。

“天冷饿不死瞎家雀儿。”日子那么苦，慢慢也熬过来了。

转眼间，两个儿子都到了成家的年龄。两人都高大健壮，品行端正，一表人材。但因家里穷，一个上门提亲的都没有。又过了几年，大儿子二十八岁了，二儿子二十五岁了。别的这个年龄的人，孩子都好几岁了。

要想给儿子娶媳妇，必须先盖屋子。王葵花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又从娘家借了一些，总算给大儿子盖起了屋子。托媒人给大儿子找了个媳妇，长得倒不丑，个子也不矮，但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嘴唇发乌，脸色发紫，只能在家里洗洗衣服做做饭，不能下地干重活。大儿媳还提了一个条件：婚后不领婚前的饥荒，盖屋子欠下的那些债她一分都不承担。

二儿子也是二十八岁那年才找上了媳妇。和大儿子一样，也是借钱盖屋子，也是婚后不领婚前的饥荒。二儿媳倒没什么病，看起来很精明，也能说会道。但长相很一般，身材瘦小，脸窄窄巴巴，小鼻子小眼小嘴。

两个儿媳妇各生了两个闺女。

3

老大结婚后，承包了村里的鱼塘，每隔一段时间就蹬着人力三轮车去镇上的饭店送一趟。钱慢慢赚了一些，在院子里盖了三间配房，几年后又买了拖拉机。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村子里算是中等偏上。基本上想吃什么都能买来吃，吃了也不内疚。老大隔几天就给王葵花送一条大鲢鱼。后来王葵花不要他的鱼了，让他卖钱。老大还瞒着媳妇攒了一些钱，偷偷拿给王葵花，让她偿还那些债务。王葵花拒绝了，她说：“既然早就说好了我来还债，就不会要你一分钱。你吃你的鱼和肉，我吃我的糠和菜。丁是丁卯是卯，不能马虎。”

老大对自己的日子还是很满足的。可是，他的好日子只过了十几年就到头了。

这年中秋节前，老大媳妇回了一趟娘家，在那里住了几天，迷上了法轮功。有人告诉她说，如果信法轮功，她的先天性心脏病就会好起来。从娘家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摞关于法轮功的书籍和油印材料。小学都没毕业，斗大的字识不了一麻袋，却认真地看起那些书来了，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家里墙上贴着宣传画，一天到晚用收录机播放着一种经声佛号般的音乐。还挨家挨户动员大家信法轮功，把那些人领到自己家里来。家里每天都乌乌泱泱很多人，站都站不开。两个孩子写作业只能跑到厨屋里，在板凳或锅台上写。该做饭了也不做饭。两个孩子中午回家吃饭，经常拿个馒头就回学校了。

老大忍了又忍，终于忍不下去了。怎么劝都不听，老大语气就有些急。没想到媳妇的语气比他更急，上来就说要离婚，干一番大事。老大弱弱地说，现在日子好过了，还要一起过下去。媳妇说：不离婚也行，但你不能管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给你做饭就不做;你要是管我，我一天都不和你过。

后來老大媳妇不把那些人往家里领了，她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一出去就是一个多星期。回家住两三天又走了。村里经常有人看见她提着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站在公路边上等短途汽车。老大也不敢问她去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她回来就是洗衣服、拿衣服、拿钱，凑合着做几顿饭。孩子缠着她和她说话，她就皱着眉头，很不耐烦的样子，说她们“恶心人”，真不该生她们。

有一天上午，老大媳妇从外面回家了。中午，老大和两个孩子都没回家，在王葵花那里吃饭。老大媳妇吃了一碗鸡蛋面，从抽屉里翻出存折和结婚证，用床单包着自己的衣服，背着走了。走到村头的河边，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家门钥匙扔进河里。有人看见她在村头公路边等车，过去好几辆短途汽车都没上，最后上了一辆看起来很豪华的长途汽车。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家。

老大的鱼塘承包期到了。他想继续承包，却被一位村干部的弟弟承包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老大经常一个人在家喝闷酒。他的脸色越来越蜡黄，胸腔经常隐隐作痛。到医院一检查，肝癌。医生建议他动手术，但那要花费二三十万元。他没有那么多钱;有也舍不得花，还要留着给两个女儿置办嫁妆;他的两个女儿都高中毕业了，在县城的工厂打工。他只接受保守治疗，每隔三天就从村头坐汽车去市里的医院，打一种美国进口的针剂，一针就一万多元。此外每天还要吃三十多种西药。

那段时间，老大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家。两个女儿都住在县城工厂的集体宿舍里，谁歇班谁回来陪他，给他做饭。女儿不在家的时候，到了饭点，他就去父母家拿一个馒头回来，就着咸菜吃。女儿联系她妈，可是包括舅舅在内，谁也不知道她妈在哪里。

三个月后，老大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不再去医院打针了，也不吃药了。他瘦得一把骨头，脸色发灰，眼窝深陷，端一杯水都累得出虚汗，去趟厕所都得拄两根竹竿。两个女儿轮流请假回来照顾他。

老大的日子不多了。有人劝王葵花去看最后一眼。王葵花不去，她说：“他得的是治不好的病，我又不是个神，我去看他也好不了，我难受他也难受，这是何苦呢？”王葵花不光自己不去，也不让李凡昌去。老两口每天都搬着小马扎，在院门口面对老大家的方向坐着，一坐就是一天。王葵花脚边的烟头和烟灰一大堆。李凡昌几年前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和白内障，视力几近于无，吃饭的时候坐在饭桌旁，碗都看不见，只能摸索着吃。自从知道老大得了癌症，他每天都止不住地流泪，不到半个月两眼都彻底瞎了。

直到老大被火葬厂的面包车拉去火化，王葵花都没去看一眼，也没人见她掉一滴泪。

4

老二媳妇嫌家里穷，在外面跑起了传销。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回来住两三天又走了。老二不懂传销，问媳妇出去在哪里干什么。媳妇不说在哪里，只说能挣很多钱。这个家她基本上不管了。在外面跑传销两年多，挣了一万多块钱，存到了一个存折上。一次，她把那些钱都取出来，准备作为投资赚更多的钱。没想到被传销组织骗到了广西桂林，和上百个南腔北调的陌生男女关在一个废弃的工厂车间里，那一万多块钱也被没收了。一个星期后，传销组织给每人发了回家的路费。

老二媳妇不跑传销了，又跑保险。在哪里跑保险，她不说，老二也不问。回家的次数更少了，一两个月一次，住两三天就走。据她说挣了一些钱。但到底挣了多少，老二不知道，因为她把存折藏起来了。倒是经常给老二和两个女儿买衣服。她虽然不算漂亮，却很会打扮，看上去像个城里人。一件看上去几十块钱的衣服就上千元。她身上还总有一股很好闻的香水味，闻了头皮一麻一麻的，像裂了很多纹一样。

老二媳妇的脾气越来越怪，越来越大。如果她在家，老二从地里干完活回来必须换衣服和鞋，还必须在进屋门之前换。如果老二坐在床沿上换了衣服，她会把老二坐过的床单扯下来，填进锅灶里烧掉。必须洗澡、刷牙才能上床;鼻毛不能长出鼻孔;指甲盖里不能有泥，如此等等。老二赶集卖花生算错了账，少卖了一块多钱，她就喋喋不休地骂了一个下午，说他是没用的窝囊废。老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咂巴咂巴嘴，咽几口唾沫，一声不吭。

老二的大女儿高中毕业后在市里打工。媳妇这些年跑保险挣了一些钱，在市里贷款买了一栋八十多平米的商品房，和大女儿一起住。母女俩两三个月回来一次。二女儿高职毕业，她长得像老二，很漂亮，很白净，个头也高——大概有一米七三，在北京当“车模”，每年只过年的时候回来一次。平时老二一个人在家。他慢慢学会了做饭，会蒸馒头、煮面条、炒白菜、炖土豆等等。

老二一个人种十口人的地。每天早晨，他用一只破旧的黑色人造革提包带八九个馒头和一块腌萝卜咸菜，用一只盛花生油的塑料桶带一桶白开水，去地里干活。一干就干到天黑，有时候晚上还打着手电筒干。实在累极了，就躺在地头的草丛里歇一会儿。王葵花有时候蒸了包子，去地里给他送一些。他一天一天不说一句话，沉默得像哑巴。隔两三天就去父母院子里站一站，不进屋，就在门口站着，抽着烟。王葵花问：“吃了吗？”他说：“吃了。”如果灯泡该换了，或缸里没水了，王葵花会告诉他，他就把灯泡换了，把水缸压满水。如果王葵花什么都不说，他瞅瞅鸡栏，看看羊圈，抬头望望屋顶，站一会儿就走了。

這年夏天特别热。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达41摄氏度。下午两三点钟，有人把鸡蛋磕在太阳曝晒的石板上，眼看着蛋清成了饼子。屋顶和路面上方的热空气像火苗一样跳跃，都能看见形状了。几天时间里，镇卫生院接收了七八个热死的人。昏迷后送过去，实施抢救已经晚了。医学上的说法，是死于中暑或热性痉挛、热晕厥。

下午四点以前，没有人在庄稼地里干活。尤其是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空气就像固体一样，往鼻子里吸不动，憋得喘不上气来。在里面待几秒钟，浑身的衣服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指甲盖大小的干爽的地方都找不到。整个村子几百口人，在玉米地里干活的只有老二一个人。玉米长得很旺，玉米地里的各种杂草长得也很旺，撒了除草剂也不管用。因玉米太茂密，锄头也抡不开，只能蹲着用铲子除草。头天傍黑，老二在父母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王葵花劝他说：“天这么热，上午下地干活早点回家，下午就别去了，别跟个傻瓜似的。”他没吱声，站一会儿就走了。这天他打算干一大天，一直干到天黑。

可是他没干到天黑，下午四点多被人发现死在了玉米地头。他趴在那里，浑身只穿了一件湿透的三角内裤，眼睛瞪着，嘴张得很大，两手深深地抠进泥土里，白色和棕色的玉米须粘满了后背。

王葵花没过去看一眼。她出了一些钱，请村干部张罗老二的后事。天太热，遗体不能停，当天下午就火化了。老二媳妇和两个女儿都还不知道。没人知道她们的电话号码，没法通知她们。

老二死后，一连半个多月，李凡昌每天躺在床上，用床单蒙着头，不住地“哎哟——哎哟——”地长吁短叹。那声音很像某种剧烈的肉体疼痛引起的压抑不住的呻吟。大热天，他的身体凉得像冰块。王葵花每天晚上都抽着烟，去村头的公路上来回转悠。天热，村里很多人都在胡同口乘凉，半夜了还没睡。他们隐约看见有个人下了公路，右手架着烟卷，左手抱在胸前，知道是王葵花。王葵花走近了，大家都不吱声。她主动和大家打招呼，爽朗地笑着说：“还是大路上凉快。”大家都附和说，还是大路上凉快。她在村子里转悠了一会儿，大家以为她要回家了，她却又向村头走去。凌晨四五点钟，村里有在二十多里地以外的制药厂下夜班的人，看见她还抽着烟在公路上转悠。村里人希望她能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但没人见她掉过一滴泪。

5

王葵花的女儿叫素云，长得比较漂亮，个头也不矮。但她患有先天性哮喘病，咳嗽得很厉害，脖子都快咳没了，脑袋像长在了肩膀上。直到二十六岁，都没人上门提亲。王葵花托媒人给她找了个三十五岁的光棍。长得不算丑，人也不笨不傻，脾气也好，只是家里很穷，彩礼都拿不起。

据说某些娘胎里带的病，生了孩子就好了。素云生了个儿子，果然再也不咳嗽了，先天性哮喘病好了。她的儿子很乖巧可爱。家里虽然穷了些，但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她觉得日子还是有盼头的。

女婿有个不良嗜好，爱喝酒。喝了酒也不打人不骂人，爱嬉皮笑脸地缠着素云嘟嘟囔囔说个没完，一句话能说三十遍，半夜都不让她睡觉。儿子上小学一年级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女婿又喝了酒。都凌晨一点多了，还缠着素云说说说。素云掰了一天玉米棒子，很累很困，眼睛都睁不开，就抱了一个枕头和一件床单，跑到西厢房去了。西厢房里有一块宽约半米、长约两米的石板，架在两摞砖上。素云打算在石板上躺一会儿，等女婿睡着了再去床上睡。可是，她躺在石板上睡着了，一直睡到了天亮。她想起来做饭，这才发现身体不能动弹了，腰有些酸，下半身就像通了电一样发麻。她心想坏了，她曾听人说过，凉石板寒气太重，上面不能睡人，不然身体就“塌”了，重的会死，轻的会瘫痪。

女婿开着拖拉机把她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她的病情很严重，需要针灸治疗，一天一次。治疗效果好的话，一年半年就能治好;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十年八年也不一定能治好。治疗费用一年需要两万多元。而他们家一年的收入还不到五千元。王葵花每年有六七千元收入，但她还要还债，不能帮女婿。两口子一商量，就放弃了治疗。素云嫁出去不到十年，哮喘病好了又瘫痪了。

素云脑子是清醒的，但下半身没知觉，大小便都在床上，吃饭要喂。女婿要挣钱养孩子，不能伺候她，就把她送回了娘家。头四五年里，女婿还经常带着儿子来看看，后来就不再来了。王葵花知道，女儿这辈子砸在自己手上了。

6

自从老二死后，王葵花就把十口人的那十几亩地包给一个邻居，每年得些粮食和蔬菜。她每年那六七千元的收入，主要来源是卖鸡蛋和羊奶。她养了十几只鸡，每隔十天半月赶集卖一次鸡蛋。那些鸡蛋她一年只吃两个，过生日吃一个，端午节吃一个。养了三只大奶羊。每天早晨五点左右，镇上奶粉厂的车来收羊奶。那六七千元三个人花，年底还能攒下两千元，用于偿还债务。二十多年前的钱“结实”，王葵花参照后来的物价和消费水平，执意十倍偿还。

后来，王葵花的四个孙女收入都渐渐高了，每年都给她一些钱。前三个孙女每人一两千元;最小的，也就是在北京当“车模”的那个，收入最高，每年都偷偷地给她一万多元。王葵花后半辈子一直在还债，直到七十七岁那年，所有的陈年旧债终于都还清了。为了犒劳自己，她花一千多元在镇上一家口腔诊所做了一口假牙。这也是她这辈子花在自己身上最大的一笔钱。

可是，这时王葵花仍不能松一口气，她头上还有一座山压着。她想给素云治病。她打听了很多人，得知县城一位从大医院退休后开私人诊所的老大夫能治瘫痪，就请那位老大夫给素云做针灸。至于能不能治好，老大夫说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老大夫三天来一次，一次收费二百元。县城太远了，四十多里路。老大夫还不会开车，需要儿子开车拉他来。来一次最少需要三个小时。如果计算时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二百元真是亏大了。如果不是可怜王葵花，一次五百元他都不来。每年光是给素云做针灸，就需要两万四千元。四个孙女给的钱一分不花都不够，她还得继续养鸡养奶羊，继续省吃俭用。

几乎没人见过王葵花买什么东西。但她爱赶集。别人赶集是要买东西或卖东西，她如果不卖鸡蛋，赶集只是为了看新鲜。有的女人赶集，遇到卖苹果的尝一个，遇到卖西红柿的尝一个，光尝不买，中午回家的时候吃得饱饱的，午饭都省了。王葵花从不尝人家的东西，人家请她尝她都不尝。她打定主意什么都不买，所以什么都不尝，连一粒瓜子都没尝过。集上有卖香瓜的，她拿起一只放在鼻子下面，使劲吸气，一副很陶醉的样子。卖香瓜的拿起切好的一小块香瓜请她品尝，她“咕咚”咽了一大口唾沫，使劲摇了摇头说：“我不买，也不尝，就是想闻闻味儿。”说着就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香瓜是从外地运来的。王葵花年轻的时候，因物流业不发达，从没见过香瓜;现在集上有卖的了，她却舍不得买一个。她只知道香瓜闻着香，却不知道吃起来有多甜。集上那些吃食，油条、豆腐脑、胡辣汤、白吉馍、灌汤包、麻花、肉馅饼、羊肉汤、烧饼、兰州拉面、煎饼馃子等等，她一辈子都没尝过一口。

7

三十多年来，王葵花一直接受亲戚和邻居们捐赠的旧衣物。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农村越来越富了，没人手工做衣服了，大人小孩都买着穿，淘汰的旧衣服也越来越多。那些亲戚和邻居有了旧衣服，就给王葵花送过去。王葵花有一台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的“工农牌”缝纫机，是她的弟媳送给她的。不合身的衣服，她就用缝纫机改一改。

王葵花穿过的衣服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穿过年轻女孩花花绿绿的裙子，穿过男式西装、风衣、牛仔裤、运动鞋，还穿过陆军迷彩服。她穿衣服只需遮体和御寒，完全不讲究好不好看，就没有她不敢穿的衣服。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穿着男士风衣、西装上衣和牛仔裤，走在乡村大街和集市上，右手架着烟卷，左手抱在胸前;不抽烟的时候两手抄在裤子口袋里。用时髦的话说，简直酷毙了。

王葵花那个最小的孙女穿剩的衣服，也都一股脑地打包邮寄给她;有时包裹里还有文胸、礼帽、太阳镜等年轻女孩用的东西。“车模”的衣服很时髦，有的还是“韩版”、“限量版”，村里的年轻女人都不敢穿。王葵花只要穿着合身、舒适，就穿着出门。后来她竟然渐渐喜欢上了那些时髦衣服，倒是农村老太太常穿的那些衣服怎么看都不顺眼了。“车模”的时髦超过了北京大部分女孩。王葵花穿著“车模”的衣服，如果到了巴黎、伦敦、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大概也是个十分时髦的老太太。

村西山上有一座不知建于什么年代的“老庙”，庙里有大大小小七尊石头塑像。附近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破破烂烂的古建筑。老庙旁边不远有一座深约九米、宽约七米、高约三米的大山洞，常年泉水淙淙，大旱之年也从不间断，数九寒冬也不结冰，被称为“神泉宫”。几年前，县旅游局和一些民间机构投入巨资，把这里开发成了“神泉宫景区”。那个大山洞前面立了一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山下建了几家“农家乐”饭店。春暖花开和秋高气爽的时节，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游人前来观光。小轿车、越野车在山下的路边排成了长队。

春天，王葵花从山上挖一些野菜，荠菜、马齿苋、婆婆丁、苦菜等，挎着破旧的柳条篮子去景区里卖。她坐在石碑旁边一个树墩子上。这个地方人总是很多，因为来景区的人都会以石碑为背景照张相，下山的时候也路过这里。王葵花的那些野菜很快就能卖完，能卖三四十块钱。春天风大，她就戴上小孙女的礼帽;阳光太刺眼，她就戴上小孙女的太阳镜。她抽着自己卷的烟，打量着来来往往的人。那些游客以石碑为背景照完相后，离开时都像欣赏一幅名画那样打量她一番，有的还窃窃私语。

这天上午来了一个看上去六七十岁的老头儿，秃顶，矮胖，戴眼镜，穿了一件满是口袋的灰色马甲，脖子里挂着一架像炮筒子一样笨重的专业单反相机。他对着石碑“喀嚓喀嚓”拍了幾张照片后，蹲在王葵花身边，和她聊了起来。老头儿问王葵花多大岁数了，王葵花说八十二了。老头儿惊讶地“啊”了一声，连声说：“不像不像，看着六十五都不到，比我还小好几岁。”老头儿问王葵花身体还好吧，王葵花说：“从三十多岁开始，五十年了一次感冒发烧都没得过，从没吃过一粒药，兴许是老天爷不叫我生病吧。”老头儿问王葵花有什么养生秘诀，王葵花哈哈大笑，说：“哪有什么养生秘诀，下来玉米吃玉米，下来红薯吃红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是狗肉和鲢鱼。”

闲扯了几句，老头儿沉吟着问，能不能给王葵花照几张相。王葵花说，随便照。老头儿问，能不能站起来走两步。王葵花就站起来，在石碑前走来走去。她右手架着烟卷，左手抱在胸前。烟抽完了，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蹍碎，同时两手抄进牛仔裤口袋里，继续走来走去。她身材高挑挺拔，细腰，大屁股紧绷绷的，分明是三十多岁的女人的身材。老头儿端起相机，撅着屁股，对着她一阵“喀嚓”，一头一脸的汗。

王葵花坐回树墩子上。老头儿还不走，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王葵花，说：“老大姐尝尝这个。”那种烟细长得像圆珠笔芯，过滤嘴也是白的。王葵花笑笑说：“我抽五十年烟了，只抽自己卷的旱烟，别的烟一口都不抽。”老头儿有些着急，用乞求的语气说：“老大姐就抽两口嘛，做做样子就行。”说着，另一只手“啪”地摁着了打火机。王葵花迟疑了一下，笑了笑，接过烟抽起来。这种烟有一种淡淡的薄荷味，绵绵软软的很没劲，但抽起来嘴里凉嗖嗖的，倒是很清爽。她仔细品着这种烟的味道，对老头儿微笑着。老头儿单膝跪地，端起相机又是一阵“喀嚓”，又是一头一脸的汗。

最后，老头儿说那些野菜他都买了，问王葵花多少钱。王葵花说，三十块钱吧。老头儿掏出三百块钱塞到王葵花右手里，抓着她的左手使劲握了握，提着篮子转身就走。王葵花愣了：三十块钱，难道老头儿听成三百了？她卖的是野菜，可是老头儿把她的篮子也给提走了，哪有这样买东西的？篮子扔大街上都没人捡，但下次还要用呢。她站起来，想叫住老头儿。可老头儿已沿着石阶下山了，“哧溜哧溜”走得很快，好像那一篮子野菜是他偷的。脑袋锃亮锃亮的像个灯泡，在上山的人群中一晃一晃的，越来越小。

那个老头儿是市里的退休干部，是个摄影爱好者。他给王葵花拍的那些照片，其中一幅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摄影大赛，荣获一等奖，在摄影界反响很大。后来，“神泉宫景区”管理处把那幅著名的摄影作品做成了大幅广告牌，悬挂在村头的国道边，以招徕游客。

那幅获奖摄影作品，标题叫“岁月静好”。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