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传统服饰的审美探寻

喇丽雅 雷蕾 夏钰清 百思乐

【摘 要】蒙古族服饰作为蒙古族审美文化的载体，承载着蒙古民族的审美追求。本论文主要探索自然环境对蒙古族传统服饰的影响，解析蒙古族服饰中的色彩、纹饰所承载的审美内涵，多角度去考察研究蒙古族服饰与生态文化的联系，探究蒙古族服饰上体现的生态价值取向。

【关键词】蒙古族服饰；生态向性；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K89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8-0109-02

蒙古族服饰，作为蒙古族审美文化的载体，直接承载着蒙古民族的审美追求。由于长期在寒冷的北方草原生长，蒙古族传统服饰具有浓郁的草原风格特色，蒙古族传统服饰的功用，以及图案、色彩和纹饰符号背后蕴藏着蒙古族人对自然的认识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规律。本论文将多视角去考察研究蒙古族服饰与生态文化的联系，探究蒙古族服饰上体现的生态及审美价值取向。

一、蒙古族传统服饰与环境的关系

蒙古族长期以放牧、狩猎为生。蒙古族服饰也随着人们生产方式、经济发展随之改变。最初人们用草叶编织，用以遮羞。随着畜牧业和狩猎活动的发展，也常用羊皮、毛来制作成衣，防风保暖。

蒙古族人主要生活在我国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内，这里地域辽阔、降水稀少，昼夜温差大。“生态人类学的倡导者、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门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渐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1]蒙古族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和大自然紧紧联系在一起，独特的生存环境使蒙古袍不仅美观大方，还具有冬天防寒抗风，夏天防蚊虫叮咬和日晒，“行可当衣，卧可做被”等功能。

蒙古服饰由长袍、腰带、靴子、首饰等部分构成。但由于受到地域差异、生活习惯、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蒙古服饰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男女老少皆穿的长袍色彩鲜艳，宽大厚实。注重色彩的对比与自然的和谐，也体现着这个民族性格豪爽热情。蒙古族在不同季节长袍材质也不同，春秋穿夹袍，夏季穿单袍，冬季穿棉袍。草原上资源有限，制作长袍的材料多以动物皮毛为主，不仅满足人们的保暖防寒的需求，经穿经磨，也是在资源上的合理利用。

蒙古袍的重要配饰便是腰带。在多风的草原上，腰带更起着抵御风寒的作用。作为骑在马背上生活的民族，男子扎腰带多把长袍提高，以方便骑乘。腰带上挂着“三不离身”的蒙古刀、火镰和烟荷包。女子将长袍放低，可显露出女子矫健美丽的身姿。腰带不仅起着美化蒙古袍的作用，还具有多种实用性功能。

草原地面多沙石的情况，使蒙古族人民对脚的保护尤为重视。蒙古靴不仅能在骑乘时护腿，還能防止皮肤外露，防虫防冻，适合四季穿着，多以牛皮、马皮制成，防水耐穿。蒙古靴根据季节的变化，使用不同的材质制作。夏季穿布靴，轻薄舒适，适合劳作；冬季毡靴用羊毛压制而成，保暖防寒，是冬季骑马狩猎的必备之物。

蒙古族头饰不仅与服饰相互映衬，蒙古各部的头饰都不尽相同，它象征着财富和地位。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连垂式，这种头饰工艺复杂、结构完整，使用的材料繁多，金银珠宝纷繁复杂。第二种是犄角式，流行于巴尔虎、明噶图等部族，样式精美贵重，以银饰为主。第三种是辫套式，同前两种头饰相比，较简单质朴，没有多余的装饰，以少量银片装饰，装卸十分容易，多流行于西蒙古地区。第四种是盘发式，头饰是花簪垂饰，把头发盘在发顶，盘发必须有发簪。多流行于东北的大科尔沁。

蒙古族主要生活在以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的地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变化明显，寒暑变化剧烈，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炎热而短暂，气温差异大。冬天，蒙古族服饰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抗冷防寒。在《蒙古秘史》的记载中，古代蒙古族的主要服饰是用羊皮做成的短衣，在冬日保暖便于行动。随着各民族间的交往日益紧密，中原地区的绫罗绸缎进入蒙古族各地。在南宋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中记载道：“其服右衽，道服领，少数为方领，以毡、皮、革、帛制作，衣肥大，长拖地，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内，一裘毛向外，男女样式相似。”冬日里以羊的皮毛作为里衬以此御寒；而夏日虽短暂却十分炎热，是以人们多以布、绸、缎、绢等布料制作成衣。

蒙古族服饰具有独特的风格特色，以袍服为主，便于鞍马骑乘。长袍的样式又大多为长袖，以肥大、保暖为主，具有明显的“无结构形式”服饰的特征，线条简练，人的活动范围宽广，行动不受衣物限制。除了讲究行动自如，蒙古族人民也对于服饰的饰品搭配也有要求。例如“羽毛”、“石环”、“骨链”等，羽毛是人们将草原上飞过的雄鹰射下后的“战利品”；骨链是人们狩猎后从动物身上取下的“奖章”。这些东西都是日常骑马狩猎游牧时所获得，将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与传统服饰相搭配，作为他们生存的见证。配饰不仅是祈福祝愿，还表现自然环境影响着蒙古族的审美追求。

二、蒙古族传统服饰的审美向性

（一）纹饰

蒙古族纹饰凝结着古老的蒙古族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民族情感。蒙古族服饰上的传统纹饰主要可分为植物、动物图案、几何图案、组合图案，样式繁多。这些纹饰不仅具有实用的符号价值，具有浓郁的审美价值，蕴藏着丰富的生态内涵。

1.植物、动物图案纹饰

在蒙古袍的边缘、领口多用植物纹饰，衣身则以动植物、吉祥文字为主。其中，荷花纹、月季花纹、石榴纹、桃子纹、花椒纹等应用较广。和汉族一样，荷花、月季代表纯洁与美好；石榴纹、花椒纹是祝愿绵延不绝的子孙；桃纹代表福寿绵长、长命百岁。服饰的动物图案出现较少，但用途也是极为广泛，主要有鱼纹、蝙蝠纹和牲畜纹。鱼纹象征多子多福、吉庆有余；蝙蝠纹因与“福”谐音，象征福禄寿喜；牲畜纹是代表家畜兴旺、五谷丰登。这些动植物图案都取材于日常生活和大自然，无不表达着蒙古族对未来生活和后代子孙的美好祝愿。

2.几何图案纹饰

蒙古族传统服饰中几何图案的应用最频繁，卷草图案即云纹、盘肠图案、硬币图案等，这类纹饰被大量运用到蒙古族生活中，蒙古袍、靴子、毡子、各类饰品、家居用品上等，甚至建筑上都会看到。

云纹选材于白云，善于从生态环境中取材的蒙古人自然想把这种日常景观融入到自己的服饰中，卷草纹便是这一心理的实践。

古代原始文化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蛇凭借自然本领赢得了蒙古人的尊重，蒙古人对蛇形成了一种恐惧、崇拜的心理。常见的盘肠纹就是对蛇的形象的具体化，蒙古族图腾中常出现两条蛇相互缠绕的形象，象征永世和谐、生生不息、婚姻幸福。随着时代逐渐简化，演变成两条线相互交叉与转圜，或简单环绕或盘绕密集，也衍生出许多其他几何图案。这些缠绕图案从任何一个起点开始盘，都不会走回头路。不仅具有具体的实用价值内涵，更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双重内涵。

3.组合图案纹饰

各式组合图案纹饰也是蒙古族传统服饰的主要特征，组合形式大多是把蒙古文字与写意的表现手法相结合。把文字单独写意或者组合起来以祈求平安吉祥、幸福安康。

以万字纹为例。万字纹的图案实际上是古代一种宗教符咒，图案与“万”字相似所以被称为万字纹，这种符号常被用作护身符或宗教符号，被认为是太阳的标志。后来蒙古族人民便用写意的手法，把万字纹广泛应用。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万”字演变成“寿”字，一個个万字纹连接起来，代表福寿绵长，永世繁昌。在蒙古袍、腰带、靴子、荷包上都有这种纹饰。

总之，蒙古服饰审美价值因其特殊的纹饰内涵而熠熠生光，我们必须认清纹饰并非单纯的形式美，而是具有蒙古族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符号代表。

（二）色彩

“服饰的工艺设计和颜色崇尚是民族传统中不轻易改变或放弃的两项基本要素选选什么样的颜色及其互相搭配也是基本取决于民族心理定式——情感化的价值判断。”[2]

传统蒙古族服饰色彩无论男女老少都呈现出鲜艳、明快、丰富的各种色彩。蒙古族崇尚的基本颜色有辽阔天空一般的蔚蓝色，洁白云朵一般纯洁的白色，和热情似火一般的红色。

蒙古族人民向来勤劳朴素，太鲜艳的红色在服饰上大面积使用而作为点缀，因此妇女多穿红靴。蒙古族诗人萨都剌的《王孙曲》：“衣裳光彩照暮春，红靴着地轻无尘”来描写元代蒙古族的着装喜好。通常中年妇女不提倡穿黄色，视为尼姑着装的颜色。

蓝色在蒙古人观念中代表着庄重、忠诚、和蓝天一样的永恒。蓝色多被用于男性的服饰中，深蓝色或海蓝色较多。以蓝色为底色的蒙古袍多与银色或白色祥纹结合起来，及代表着蓝天白云的辽阔，有给人以美好沉静的审美体验。

在蒙古人民心中白色是代表纯洁、吉祥如意的美好意愿的颜色。成吉思汗在1206年建立王朝时在军帐前竖起白色大旗作为权力的象征。成吉思汗登基后允许萨满的兀孙老人骑白马穿白衣。蒙古族人民每逢节日也会穿上洁白的蒙古袍表示喜悦的心情和增添节日气氛。

经年累月地与太阳、云彩、绿草、蓝天，使蒙古族对“纯净，美好”的色彩产生向往和憧憬，不同的色彩也是蒙古族对自然不同的理解与融合。

三、蒙古族传统服饰的审美价值

自然生态对人类活动有着制约作用和影响，服饰样式的不同，蕴含着不同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蒙古民族在长期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中，始终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和原始崇拜；其使用的色彩意蕴往往与自然高度融合，体现了蒙古民族对自然敬畏的崇高心理。

通过研究，我们了解到草原的生态环境对蒙古族生活生产以及文化活动的影响。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习惯中无不透露出这个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然和谐统一的情感追求。蒙古服饰中承载着蒙古民族的审美文化以及传统风俗；服饰材料的使用也体现着蒙古民族与自然良好互动的生存状态；制作工艺也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承担起蒙古族审美的延续和传承的重要作用。我们期望蒙古袍以更多形式和可能性出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能与快节奏的时代更好结合，并且展现出这个民族对其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马桂英.蒙古族草原文化生态哲学论[J].理论研究，2007（04）：47-49.

[2]乌兰巴图 格根莎日.蒙古族服饰文化[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09）：7-240

[3]雷青.蒙古族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视觉传达设计[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11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