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疏离走向沟通

余杨帆

【摘 要】雷蒙德·卡佛在小说《大教堂》中呈现了与他以往小说中不同的人物相处模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止步于僵硬的疏离状态，而是露出了一丝走向沟通交流的曙光。本文试图从叙事策略的角度，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人物话语不同表达方式的运用呈现小说主题的。

【关键词】《大教堂》；雷蒙德·卡佛；主题；人物话语表达方式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8-0221-02

短篇小说《大教堂》在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的创作生涯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纵观其一生的创作，在《大教堂》之前，他的作品大多呈现灰暗的主题，人物在社会边缘挣扎，找不到困境的出口，与他人及社会处于一种疏离隔绝的封闭状态。[1]而在《大教堂》中，主人公在与盲人罗伯特的交往中逐步抛开成见，打破冷漠，走出自我桎梏，最终获得了真诚的理解和交流。人物关系的转变体现了卡佛对身处困境中的现代社会边缘人群走出困境、重获生活希望的可能性的探讨，呈现了《大教堂》创作主题上的变化。本文将重心放在对《大教堂》叙事策略的分析上，旨在通过对小说中人物话语不同表达方式的分析，揭示小说主题的呈现。

英国文体学家利奇和肖特在《小说文体论》（2001）中，根据叙述者介入的不同程度对引语形式进行了如下排列：言语行为的叙述体，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4]“其中‘叙述体为叙述者对人物话语的总结概述，体现出最强的叙述干预，越往后叙述干预越轻，到自由直接引语的形式时，叙述干预则完全消失，不带有任何叙述加工的痕迹。”[5]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各有其特点，小说作者常常根据需要综合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以取得特定的效果。

一、叙述体和间接引语——铺垫前文

在《大教堂》一文中，卡佛在故事发展的不同阶段运用了不同的人物话语表达方式：在故事的前半部分，即罗伯特来到“我”家之前，作者大量运用叙述体和间接引语的方式，以“我”的眼光叙述“我”妻子和她前夫，妻子和盲人朋友以及盲人朋友夫妻的故事。在“我”的叙述中“我”是强势一方，“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和理解来转述其他人物的言语行为，巧妙掩盖“我”不希望呈现出来的情节，以塑造他们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其他人物有如默片中背景板一般的存在，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读者因此无从得知他们的真实想法。例如，在叙述聘期最后一天妻子答应盲人朋友提出的触摸她的要求时，作者仅以叙述体的表达方式高度节俭地概括了二人的言行，“她聘期的最后一天，在办公室里，那个盲人问，他能不能摸摸她的脸。她同意了……”[3]，把人物话语作为言语行为来叙述，表现出叙述者极大的干预权，读者无法直接了解罗伯特提出这一要求的原因，也不知道妻子在答应他的这一要求时的心理活动，只能根据“我”的叙述而揣测，这显然增强了读者和二人之间的距离感，使读者不易与二人产生共鸣；在叙述妻子问我是否想听罗伯特寄给她的录音带这一情节时，作者使用了间接引语的方式冷静、标准地转述了妻子的问话，“有一次她问我想不想听听那个盲人刚寄来的磁带”[3]，这里没有体现出任何原句中可能带有的感情色彩，随后出现了罗伯特在前半部分故事中唯一一次的发声机会，可惜被敲门声打断了，“之后我们再没有接着把这盒磁带听完”[3]，紧接着是“我”的内心独白，“可能这样更好，我已经听够了”，在第一人称叙事中“我”的内心独白可以看成是自由直接引语的表达方式，对比之下，只有“我”的内心感受和性格特点被清晰地传达出来了，关于妻子和罗伯特的人物性格读者依然是模糊的；在叙述罗伯特和他妻子的婚姻时，“我”更是带着自己固有的偏见肆意揣测着二人生活的场景和感受，以自己阴暗的眼光刻薄地刻画着作为盲人妻子的比尤拉不幸的生活，在“我”的叙述中，故事的主角没有任何抗辩的机会。

二、直接引语——揭示主题

前文的层层铺垫在故事转入后半部分时形成了鲜明对比，罗伯特来到“我”家，终于有机会与“我”正面交锋。此时，作者舍弃了之前对“我”有利的叙述体和间接引语的表达方式，开始大量使用直接引语传达罗伯特和妻子的原话，让二人同样拥有了发声的权力。从二人初次见面，局势就开始改变，罗伯特甫一出口就使人印象深刻，文中作者是这样描述的，“盲人放下手提箱，伸出了手。我握住了他的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攥了一会儿，才松开。‘我觉得就像我们已经见过面似的。他说话轰隆隆地响。”[3]原本静默无声的形象忽然开了口，而且是“轰隆隆地响”，直接引语的表达方式原本具备的音响效果在此处被进一步放大，罗伯特原本在读者想象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盲人形象瞬间高大了不少。

随着故事一步步推进，“我”与罗伯特之间的交锋增多，作者多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罗伯特和“我”的对话，充分展现罗伯特幽默大度、乐观积极的性格特点，也为读者直观地展现了“我”的转变。例如在二人关于看电视的讨论中，罗伯特对看电视表现得毫无忌讳，总是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自己的缺陷，坦言道，“看什么我都能学到点东西。学无止境嘛。今晚学点东西对我也没坏处。我带着耳朵呢”[3]；当“我”竭尽所能也无法将大教堂描述得更到位时，罗伯特提出与“我”共同画出大教堂，“我们试试，一起画一座大教堂”，“我”在罗伯特的带领下体验了前所未有的经历，“没错，你找到感觉了，老弟。我能感觉出来。你本来以为你画不成。但你行了，对不对？你现在开着大火炒菜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马上，我们就真能干出点儿名堂来了……”[3]罗伯特的鼓励让“我”越画越顺，当“我”听从他的指令闭上眼睛，体会像“我”曾鄙视的盲人们那样凭触感感知外界时，“我”发现自己竟挣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我坐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知道这个。但我觉得自己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包裹不住我了。”[3]直接引语让“我”吐露了心迹，“我”学会了另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这象征着“我”走出了原本封闭狭隘的认知牢笼，学会敞开心扉、以另一种方式接纳他人，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转变。直接引语的表达方式去除了间接引语转述时的遮盖和修饰，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我”此时的内心转变，拉近了读者与“我”的心理距离。

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不仅生动刻画出罗伯特胸怀宽广、积极乐观、真诚幽默、善解人意的性格特點，也清晰地表现出“我”在他的影响下由孤独封闭、冷漠狭隘向积极寻找困境出口的转变，与罗伯特到来之前，大量使用的叙述体和间接引语表达方式所塑造的冷漠自私、无动于衷、消极犬儒的“我”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结语

不同于以往作品中表现出的悲凉沉郁主题，《大教堂》体现了卡佛写作主题向积极方向的转变。故事前半部分叙述体和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体现了作者极强的叙事干预，在提高叙事效率的同时也塑造了主人公“我”冷漠偏执的性格特点，为后文“我”在盲人罗伯特影响下的性格转变做出铺垫；后半部分直接引语的使用客观再现了罗伯特的性格魅力和“我”走出偏见、获得新生的过程，作者将对话内容的控制权交还给人物，使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读者能够通过人物的语言对“我”的转变和小说主旨感同身受。通过变换不同的人物话语表达方式，作者成功地一步步展现了小说的主题。

参考文献：

[1]Campbell， Ewing. Raymond Carver：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M]. New York： Twayne， 1992.

[2]Carver， Raymond. Where Im Calling from：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M]. New York：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89.

[3]雷蒙德·卡佛.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M].汤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利奇（Leech， G. N.），肖特（Short， M. H.）.小说文体论：英语小说的语言学入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5]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