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

庞楠 叶颖

摘要：阿伦特认为，个人对极权主义的盲从是导致人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以艾希曼为代表的作恶之人，缺乏明确的作恶动机，犯下了“平庸”的罪恶。阿伦特从以艾希曼为代表的政治事件中，看到了缺乏思维能力与作恶之间的紧密关联，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是产生“平庸的恶”的根本原因。个人的“平庸的恶”与极权主义的“极端的恶”，共同摧毁了人的自由和尊严。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我与自身的对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方式，它能够通过反思经不起检验的规范、释放评判是非善恶的判断，来有效地抵抗罪恶。

关键词：艾希曼;平庸的恶;极端的恶;思维

中图分类号：B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5006605

纳粹分子艾希曼无思（thoughtlessness）的表现是阿伦特关注精神活动的直接原因。早在思考极权主义现象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萦绕在阿伦特的脑海中，那就是群众甚至是精英为什么会在极权主义运动中迷失自我。在旁听了艾希曼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后，阿伦特深化了对外在行为和内在精神之间关系的思考。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的理论，来思考精神生活——思维在人的行为选择中扮演的角色。

一、艾希曼“平庸的恶”

艾希曼是纳粹时期执行屠犹政策的主要军官之一，被称为“死刑执行者”。艾希曼1906年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于1932年加入纳粹党。从1941年到1945年，担任纳粹盖世太保犹太事务部主任的艾希曼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①，对屠杀300万犹太人的罪行负有重要责任。二战之后，他逃离德国。1960年5月，以色列情报人员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逮捕艾希曼，并将他引渡到以色列接受审判。阿伦特向《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提出作为该杂志的特约采访人前往耶路撒冷采访和报道该审判。1961年4月，阿伦特见证了对艾希曼的审判②。从1963年2月16日开始，《纽约客》以《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为题，陆续发表阿伦特对艾希曼的系列报道，并汇集成书出版。该书一经问世，就在美国的犹太人圈子中引起轩然大波。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成为颇受争议的部分。

在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后，阿伦特认为有必要深入思考政治罪恶的精神源头。她将精神生活与抵制极权主义关联起来，并试图从精神方面揭示酿成极权主义悲剧的原因。“善恶问题，以及我们分辨善恶的能力，是否与我们的思维能力相联系？”

[1]5

她不仅要从政治体制层面思考极权政治的历史罪责，更是要深入人性的层面来反思个人在极权主义罪恶中的道德责任。“在使人摒弃作恶，甚至在实际上‘决定了他们反对邪恶的各种条件中，思维活动是否位列其中？”[1]5

在她看来，除了极权体制的消极影响之外，精神生活防线的崩溃也是极权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从精神层面构建抵抗极权主义萌生的堤坝就显得极为重要。

阿伦特用“平庸”来形容艾希曼之流的罪恶。她不是要为艾希曼的罪行开脱，而是要为其罪行定性。艾希曼在为纳粹作恶时，并不像纳粹领导者那样具有明确的作恶动机，因为从他的证词中看不出他对犹太人的仇恨。阿伦特认为，有些邪恶在本质上是平庸的。艾希曼既不是愚蠢的笨蛋，也不是无恶不作的恶魔，他只是平庸，也就是无思。艾希曼只是缺乏思维能力，无法激发自己的良心发生作用。他在纳粹屠杀中扮演了一个尽忠职守、听从命令的角色。艾希曼在自我辩护时声称，他将上级的命令奉为行动的最高指令，他的所作所為都只是听从命令而已。在庞大的官僚机器上，罪恶已经成为一种“规范”，像艾希曼这样的行刑者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阿伦特认为，不只是艾希曼，在纳粹统治下的普通公民都有可能犯下类似的罪孽。艾希曼并不特殊，他不过是纳粹体制下的一个普通德国公民。也就是说，纳粹统治下的许多人都共同分享了这种平庸，无思想的生活被很多德国公民视为理所当然。

“只要道德标准被社会普遍接受，这些普通人就绝不会想到要对他们被教导去信仰的东西表示怀疑。”[2]43

在极权主义制度下，处于艾希曼位置上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扮演刽子手的角色。加害者和被加害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施虐或被虐的对象。这些平庸的罪犯是社会大众的典型代表，阿伦特将他们描述为应当共同负责的无责任者。

从艾希曼事件中，阿伦特看到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现象——人类思维能力的衰退。艾希曼“平庸的恶”的实质是无思，极权主义社会中大部分人都已身患此症。犯罪者不仅对罪行本身没有任何愧疚，甚至连犯罪本身都缺乏动机。因为从逻辑上来说，犯罪动机的形成需要以思考为前提。阿伦特假设，包括艾希曼在内的所有人本应是有良知的，只是因为缺乏思维能力才变成罪恶的实施者。阿伦特的研究者伊丽莎白·杨布路厄指出，阿伦特“发现自己不赞成恶的行为是基于恶的本性的思想方法，即不赞成人性是恶的，所以要行恶的思想方法”[3]。艾希曼等人之所以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不是由于其生性恶劣，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没有思想指的不是缺乏一般性的思维能力，而是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从而没有对是非善恶作出正确判断。放弃思维能力的结果是道德的沦丧和对上级命令的无条件服从。

阿伦特指出，人内在的精神生活是抗恶的最后一道屏障。在西方公共性衰落、形而上学失效的时代，尤其是纳粹统治消除公共领域和行动可能性的情况下，人们唯有依靠内在的精神支撑才能保有良知。阿伦特对走出“平庸的恶”的路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海德格尔将听从内心良知的呼唤作为此在走向本己的方式。阿伦特也将具有一定内在性的精神活动视为避免沉沦和保持良知的方法。“很难否认，海德格尔对阿伦特及其有关‘平庸之恶的观念有着明显的影响。正如此前谈到的那样，此在最本真的生活方式是为自我地思考、源出自我地涌现。阿伦特的如下观点与这一看法遥相呼应：恶的涌现或许并非‘源出自我，相反，恶是完全没有任何自我在场。”[4]

二、“平庸的恶”与“极端的恶”

从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她对艾希曼罪行的“平庸的恶”的定位，与之前对极权政制的“极端的恶”或“根本的恶”的界定明显不同。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将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官僚行政的性质界定为“极端的恶”。

“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操纵这个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关心自己是否生活过、是否出生过。”[5]573

极权主义的专制制度具有洋葱式的组织和管理机构。希特勒的“指令”一下，极权主义的毁灭机器马上就可以启动。制度、法律、规范、习俗等人类社会积淀下来的文明成果，在运动机器面前全面崩溃。阿伦特指出，纳粹制度和纳粹领导人的犯罪是有意识、有动机的：通过消灭人们的法律人格[5]559

、道德人格[5]563以及个人的差异和独特性[5]565，一步步制造出缺乏行动能力的、多余的人，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人的复数性和创生性。“极端的恶”植根于消灭人的复数性的卑劣动机。无论给予它怎样的惩罚也难以抵消它的罪恶。但是，阿伦特在对艾希曼审判中发现，不是所有的恶都植根于卑劣的动机，在一切都被允许的极权主义制度下，刽子手的行为动机往往是多余的，当动机成为多余的时候，就是平庸的恶，它与精于算计的、有动机的恶是相对的。

“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并不矛盾，而是存在密切关联。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后者的产生，后者又以平庸的方式辅助前者的实现。“極端的恶”是制度之恶，制度之恶能够将普通人变为作恶的工具。在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后，阿伦特采取了功能主义①的路径来重新评估国家社会主义的罪恶。功能主义强调官僚制度而不是个人在导致罪恶方面的作用。阿伦特认为，现代官僚专业化的分工原则，使行刑者沦为大屠杀机器上的齿轮。纳粹统治这种“极端的恶”通过官僚政治、虚假宣传以及恐怖等手段，破坏了公共言说与行动赖以存在的公共场域，导致人们之间相互隔离与猜忌。被“极端的恶”异化的大众，丧失了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能力，沦为了纳粹实施“极端的恶”的合谋者，也就成为了“平庸的恶”的践行者。也就是说，普通人一旦进入到“极端的恶”的体制中，极有可能犯下“平庸的罪”。同时，大众也以平庸的方式成为纳粹“极端的恶”的支持者。艾希曼的罪行虽然是针对犹太人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对全人类犯罪，他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极权主义之恶一样，都对人的复数性和创生性造成了侵害。在此意义上，“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都对人的自由和尊严造成了严重伤害。

① 阿伦特对艾希曼事件的功能主义解释受到很多诟病，因为它无法回答艾希曼事件在德国发生以及纳粹主要将欧洲犹太人作为屠杀目标的原因。事实上艾希曼之流的罪责以及屠犹事件的发生，不仅与现代社会的官僚机器有关，还与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也就是说，极权主义是现代官僚化管理服务于德国狂热的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结果。

但由于阿伦特对德国国情特殊性的忽视，“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的解释方式，无法充分说明为什么是德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发生极权主义以及艾希曼事件。从《极权主义的起源》到《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阿伦特主要将德国社会以及犹太人遭遇的灾难归之于现代社会及其官僚体制病症。阿伦特将国家社会主义和西方现代性联系起来，并借此回避人们对德国传统的谴责。如果按照这种现代性批判的路径，我们可以得出任何生活在现代国家的人都难以逃脱极权统治命运的结论。

但是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倾向于极权统治和种族灭绝。

在那些自由主义传统根基深厚、议会势力相对强大的国家，极权主义和奥斯维辛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阿伦特避谈德国极权统治特殊性的第一个原因恐怕是，她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极权统治和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是德国“创举”的事实，她不愿意面对德国罪责的心理，很可能与她作为一个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以及她的德国知识分子身份关系紧密。第二个原因是，对海德格尔批判视角的继承，使她重视现代性批判，从而忽视了对德国状况的详细分析。

理查德·沃林指出：“阿伦特思考了所有方面，却偏偏忽视了最明显的一点：德国历史发展的误入歧途才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在她看来，除了这一点以外的所有假说都值得探讨：犹太人的政治幼稚，政治现代性的派生物，大众社会的崛起，官僚制度，甚至‘肤浅性。”[6]

反犹太主义是纳粹世界观的核心，阿伦特忽视了“最终解决”的德国性质。

三、作为政治活动的思维

阿伦特通过对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思考的不同理解来阐释她所推崇的思维。苏格拉底是政治性思考的典范，而柏拉图是离群索居沉思的代表。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思考是自我的精神交往，即我与自己就有关意义问题进行的对话，它包含了问和答两个过程，我既是提问的人，也是尝试回答的人。自己与自己的坦诚对话既探寻了事物的本质，又追问了事物和人生的意义。人在思考时会感受到心灵中另外一个自我的存在，因此思考中的人并不孤独。但是在柏拉图那里，思考活动不是内在的自我对话，而是被描述为远离人类实践的、缺乏内在互动的孤独活动，这种类型的思考活动被称为沉思，它被哲学家视为自足性最高的活动。阿伦特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将思维描述为人内在固有的对话。她认为，具有内在对话性质的思维对政治行动能够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这与哲学沉思对政治行动的贬低形成了鲜明对比。

阿伦特认为，政治的思维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沉思，思维的成果也不以沉思真理的面目出现。沉思生活以丧失世界为前提，为了沉思，哲学家退出公共领域进入到内在的孤独世界。哲学家将沉思的结果视为绝对正确的真理，并试图以真理的一元性来取消政治和思想的多元性。阿伦特指出，思维虽然也需要一定的独处，但是它不是哲学家逃避世俗世界的孤独沉思，而是就“今天”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进行的思考。她认为，思维能力不专属于哲学家，它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思维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自然需要。思维是以有别于行动的另一种方式继续与世界的同在，因为它热切地指向在这个世界上“明天”的行动，而不是像沉思那样意在回避“明天”的这个世界。

阿伦特认为，苏格拉底在西方历史上最先明确表述了思维所遵循的“与自我保持一致”的“不矛盾公理”。与自己相一致是思维的基本原则。人们可以用它来判断是否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人在自身之中包含着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对话者。思维形成的这种二元关系，可能使人遇到自己与自己的意见相左的状况，当然这种状况在无思的人那里是不会出现的。虽然多数人都对自我的冲突感到恐惧，有些人甚至因为害怕面对自我的冲突而有意识地选择逃避思维，但是一个人必须保证自我对话的真诚并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否则发生矛盾的两个自我就会因为陷入矛盾，而导致思维活动的终止和思想能力的丧失。“‘低贱者的特征‘是与自己不一致（diapherontai heautois），恶人的特征是避免与自己为伴;他们的灵魂反叛自己（stasiazei）。”[1]189

苏格拉底指出，即使在没有他人看到的情况下也不能杀人或者说谎，因为一个真诚的人不愿意和一个杀人犯或者说谎者生活在一起;而一个真正的杀人犯或者说谎者不敢与自己独处，因为他害怕在思考的时候遇到另一个自我的诘难。只有两个自我赋予同一件事以相同的看法和意义，人们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也就是说，在与自我的相处中，“和谐”是那些思维之人的努力目标。阿伦特在论述斯宾诺莎所说的“一个人的自我满足”的定义时指出：“行动标准不是被多数人认可和被社会认同的普遍准则，而在于当需要思考我的行为和言论的时候，我是否能与自己和谐地生活。”[1]191

阿伦特指出，思维是良知的重要来源。思维中的另一个声音往往扮演与现实的我不相同的角色或者代表另一种不同的观点。人在想要作恶时，内心中的另一个我往往会发出反对之声，因此思维就具有了道德意义。一个人知道无法摆脱另一个自我，因此在思维时就会对自己的决断和行为作出限制。这种限制生发于内心而不是外在。反之，如果一个人思维的结果是选择作恶而不是为善，那么他就会永远生活在不安之中。因为一个人往往根据自身的经验来看待外部世界。一个杀人犯眼中的世界充满诸多潜在的杀人犯，一个说谎者眼中的世界充斥着很多潜在的说谎者。苏格拉底指出，没有人愿意与杀人犯或说谎者共同生活，也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充满潜在的杀人犯或说谎者的世界，所以含冤比作恶好，这便是良知的来源。

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正确行动的重要前提。与他人的共处要从懂得与自己相处开始。人不仅要向他人展示自己，更是要首先向自己展示自己。与他人生活在一起是从与自己生活在一起开始的。人要在思维对话中学会倾听另一个我发出的声音，根据另一个我的意见修正这个我的意见，并尽可能保证两个意见的和谐。一个人进行的思维对话与同侪间进行的现实对话类似，都是对世界事务的参与。阿伦特经常引用古罗马政治家加图的一句话来表明思维的积极性：“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最为活跃，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最不孤独。”[7]

阿伦特指出，政治性的思维具有十分重大的抗恶意义。首先，思维不会无批判地接受任何既定的规范和先入之见，它通过对概念的反思来否定经不起检验的规范。思维能够使人们从日常活动中抽身，敞开心扉进行自我交流，并在交流中审视流俗的准则以及生活的意义。一切不合理的统治、制度、规范都惧怕具有反思精神的公民，当它们暴露于理性之光下时，就失去了肆意横行的可能。而当人们丧失思维能力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外在强加的规范所左右。其次，思维能够释放出判斷是非善恶的能力。思维是针对普遍概念、原则的思考，并不能给出具体的行动方案。而由思维产生的判断，则可以帮助人们选择正确而具体的行动策略，从而使人对外界不合理的命令产生免疫力。最后，当人们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失去与他人言谈交往的可能时，思维是一个人唯一可以仰赖的反抗力量。极权主义摧毁传统的价值、破坏行动的公共空间，全面地控制了政治、社会乃至私人空间。传统和社会公共价值都无法为人提供判断标准，个人独立的思维便成为抵抗极权主义统治的最后防线。具有思维能力的人若坚持自己的内心对话，就很有可能产生隐秘的反抗力量。

阿伦特指出，思维是一切被遗弃者、被放逐者、被压迫者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武器。他们被社会强加了不公正的待遇，是游离于社会的局外人。在阿伦特看来，思维不是思想家的特权，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进行的活动。“如果这个联系（思考能力与恶之间）确实存在，那么区别于知识渴求的思考能力，必须被赋予每一个人，它不能是少数人的专利。”[2]136

即使人们在极端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公开反抗罪恶的制度，人们的思维仍然能够以隐秘的方式为抗恶打下基础。阿伦特指出，思维是人们争取自由的另外一种活法。在无所依凭的情况下，思想者要像深海采珠人一样，自主地收集过去的思想资源，并将过去的碎片聚集到自己的周围，以便帮助自己来判断美丑善恶。

虽然阿伦特对思维抗恶作用的分析颇具原创性，但是她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极权的社会环境对人们行为选择产生的重要影响。缺乏思维是人们作恶的重要内因，社会的严酷环境是导致人们作恶的重要外因。纳粹利用虚假意识形态和恐怖统治等手段，破坏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以及践行思维成果的勇气。纳粹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洞悉历史发展的奥秘，未来的发展趋向尽在掌握之中。统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意识形态，以其强制逻辑钳制了人们的思维，无思考地服从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只有成为纳粹运动洪流中的一员、成为极权运动机器上的部件，人们才能感受到存在和意义。于是，人们以盲从代替了内心的积极思维。纳粹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更加阻碍了人们按照思维去行动的可能。过去的任何专制政权都没有疯狂到宣布凡事皆可为的程度，撒谎、作伪证、对他人施行暴力，在极权主义国家变得畅通无阻。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背叛和出卖，否则就会沦为被害者。人们在纳粹统治下连生存权都难以维护，更不用说去勇敢践行思维产生的良知。毁灭、杀戮、酷刑成为纳粹任意改造世界的方式。在极权意识形态和恐怖统治的合力作用下，纳粹成功地压抑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并排除了人们思维和行动可能带来的反抗因素。

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缺乏正常政治生活和社会联系的人们失去了政治思维的能力。共同世界是人们正确思维的基础，与他人相伴是人们進行思维的条件。

一个人只有在世界中获得与他人交往的经验，才能在思维中知道如何同自己进行对话。同样，真正的思维也不会在孤独的自我中产生，而是依赖于对它进行的公共表达和交流。纳粹将国家、社会以及个人构造成一体化的组织，多元异质的社会以及个人被压缩进单一的结构。人们进行积极思维和公共言说的政治场域被破坏殆尽。被酷政隔离的孤独个体，不再有思维的需求和对现实的清晰把握。无思维的人往往易冲动、易受暗示，很容易被运动左右。只要人们进行公共交流的共同世界处于被压抑状态，个人内在的思维就无法现实地存在。

参考文献：

[1] 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Volume One： Thinking

[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77.

[2] 汉娜·阿伦特.责任与判断[M].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M].孙传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16.

[4] Margaret Betz Hull. The Hidden Philosophy of Hannah Arendt[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2：96.

[5]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6] 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M].张国清，王大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1.

[7]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325.

责任编辑：曹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