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洼上层文化初步研究

徐昭峰 赵心杨 李佳欣

后洼上层文化得名于辽宁省丹东市所属东港市马家店镇三家子村后洼屯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该遗址发现于1981年秋季①丹东市文化局文物普查队：《丹东市东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84年第1期。，1983—1984年先后4次进行正式发掘，揭露出4层文化堆积，其中第②、③层出土遗物相同，统称为上层，第④层称为下层。后洼上、下层分属两个不同文化时期的遗存。其中的下层遗存即后洼下层文化，上层遗存被命名为后洼上层文化②许玉林、傅仁义、王传普：《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文物》1989年第12期；许玉林：《后洼遗址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除后洼遗址以外，东沟北井子乡柞木山、孤山乡阎坨子、赵坨子、新农乡蚊子山、石固山、龙王庙乡西泉眼③丹东市文化局文物普查队：《丹东市东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1984年第1期。，宽甸县永甸乡臭梨隈子①许玉林、金石柱：《辽宁丹东地区鸭绿江右岸及其支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86年第10期。等遗址，也都有后洼上层文化的遗物。典型遗址除后洼外，还有大连庄河市北吴屯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一、后洼上层文化内涵

后洼上层遗址清理房址12座，都是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面向南偏东10度—20度，布局较为分散。按其规模不同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其中，面积在50平方米左右的大型房址5座，面积在30平方米—40平方米的中型房址4座，面积在10平方米—20平方米的小型房址3座。室内四周均有柱洞，室中心有4个对称柱洞，从而形成柱洞网。房址内有火塘和簧火烧烤的遗迹，居住面有烧灰层和垫土层。一些房址发现有门道（图一）。

后洼上层陶器胎薄，火候较高，手制。主要以夹粗砂红褐陶和夹粗砂黑褐陶为主，含少量滑石粉，夹砂红陶增多。纹饰主要是刻画纹和刻画点纹。刻画纹见有横线纹、网格纹、人字纹、席纹等以及组合纹等，其中刻画横线纹数量最多。陶器复原16件，总体特征是，多侈口或小平沿，腹较深，底较高，有的成为一种高台底。器表纹饰多饰满器身。筒形罐10件，多大侈口深腹，近底部内收成小平底。器身饰刻画横条纹加锥刺点纹等组合纹饰。壶3件，直口直领圆腹小平底，其中有的领和肩部用点组成图案花纹；壶又分大小两种，大者通高30厘米，小者高11厘米—12厘米。另外3件分别为碗、杯和舟形器（图二）。

生产工具分为农业工具、渔猎工具、手工工具和纺织工具四类。其中农业生产工具主要为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为辅，包括石磨盘36、石磨棒36、石斧21、石刀5、石锄4、陶刀1件，共103件。渔猎工具628件，以捕捞工具数量居多，共有504件，皆为网坠，有陶质和石质两种，其中石质网坠285件，陶网坠有219件；狩猎工具124件，包括石球50件、陶球21件、石镞38件，另有石矛、刮削器、砍砸器和盘状器等15件。手工工具96件，以磨石数量最多，共53件；其次为单面直刃或弧刃的玉石凿28件；此外还有石锤8件、石椎5件、石错l件、陶拍1件。纺织工具均为纺轮，共115件，其中104件为成品，形状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花式等；另有11件为半成品，为圆形陶片。

后洼上层文化半地穴式房址群和聚落的发现，说明后洼上层文化的先民是从事定居村落生活的。从生产工具的构成来看，渔捞和狩猎工具大量出土，表明渔猎捕捞不仅异常发达，而且在后洼上层文化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103件农业生产工具中，以磨盘和磨棒数量居多，共有72件，约占总数的70%。这种加工工具既可以用来加工粮食作物，也可以用来加工采集的野生植物的籽实和块茎。农业工具中发现石锄4件，数量与其他工具相比明显偏少，这虽然表明后洼上层文化的农业仍处于较为发达的锄耕农业阶段，但与下层文化相比，农业生产工具的比重明显下降，似乎暗示着农业已经在后洼上层文化生业构成中比重较小，作用有限。所以，后洼上层文化先民应该是从事以渔猎捕捞为主、农业和采集为辅的定居村落生活。

在后洼遗址上层还出土一批装饰艺术品和雕塑制品。装饰艺术品包括坠、环、管、珠、扣状器等12件石制品。雕塑制品包括3件玉石雕件和8件陶质雕塑，均为小型造像。造像题材以人形为主（图三），共有8尊，含1件石雕和7件陶塑；其余包括鸟纹玉雕、鱼纹石雕、猪形陶雕各1件。

玉制品和以人形为主的造像的发现，表明后洼上层的社会也存在一定的宗教社会活动。但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陶器及雕塑制品显示出该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均不如后洼下层文化发达。

二、北吴屯上层的性质及分期

庄河北吴屯遗址上层遗存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的性质，学术界仍存争议。发掘者最初将北吴屯上层遗存命名为“北吴屯上层文化”，并认为其相对年代介于小珠山下层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之间②许玉林：《试论辽东半岛黄海沿岸新石器文化》，《博物馆研究》1992年第2期。；但是在后来发表的正式发掘报告中不再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文化，而是将其纳入小珠山中层文化，时代相当于小珠山中层文化的早期阶段①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有学者同意此认识②刘俊勇：《百年来大连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大连文物》，1999年刊；王嗣洲：《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史前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王嗣洲：《大连北三市新石器文化研究》，《北方文物》2000年第4期。，也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不同认识，并指出北吴屯上层遗存可归入后洼上层文化③王月前：《鸭绿江右岸地区新石器遗存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5页。。

（一）内涵与性质

北吴屯上层房址为近方形（或为圆角）半地穴式，居住面一般为烧土层，均带斜坡门道，室内均有柱洞。

生产工具271件，其中石器123件，骨器24件，陶器114件。生产工具中农业工具52件，均为石器，有斧5、锄11、杵7、磨棒8和磨盘21；渔猎工具46件，主要是石器，有打制的盘状器、球、网坠，磨制的球、镞和网坠，而以球和网坠为多，此外还有陶球、骨镞等；手工工具63件，包括打制的刮削器、磨制的锛、凿、匕以及砧石、砺石等石器，匕、钻、角锥等骨器以及牙刮削器等，以刮削器最为多见，次为砧石、锛、匕、锥等；纺织缝纫类工具109件，包括陶纺轮、骨针、骨锥等，以陶纺轮为最多，多达95件。此外还有滑轮式陶器1件。

陶器有含滑石粉陶和夹砂陶两类，含滑石粉陶器数量少，所含滑石粉也较少。以夹砂陶为主，含砂量较大，其中有红陶、红褐陶、黑褐陶和黑陶四种，以红褐陶最多，约占夹砂陶总数的41%以上；其次是黑褐陶，约占37%；再次为红陶，约占11%以上；黑陶最少，约占10%。陶色多不纯正，胎较薄，火候较低，手制。出现质地较薄的磨光黑陶。纹饰有压印纹、刻划纹和细堆纹三类；其中压印纹数量和种类少，刻划纹数量、种类多，为主要纹饰。总体看，纹饰趋于简单潦草，不规则；大多饰于腹上部，呈带状，有的纹饰上加饰小乳钉纹。压印纹包括之字纹、席纹、网格纹和点纹；刻划纹包括斜线纹、几何纹、网格纹、人字纹、席纹、三角纹、波浪纹、竖条纹、点纹及组合纹饰；细堆纹，上面有刻划纹，似绳索状，多饰于壶的中下部。陶器多为侈口和敞口，深腹，平底，出现竖板耳；器形有罐、壶、碗、杯、盘等，其中以罐类最多，复原23件，约占复原陶器总数的71%以上；罐类中以筒形罐最多，复原18件，约占56%以上，分为大中小三种。

艺术品包括玉质、陶质仿生动物造像，如玉鸟、鸡冠形陶雕、刻画似人体像和太阳纹的陶片，以及滑石管饰等。动物遗骨经鉴定种类有鹿、象、牛、猪等，贝类有长牡蛎、僧帽牡蛎、密鳞牡蛎、文蛤、青蛤、蛏、脉红螺等。

笔者赞同北吴屯上层遗存属于后洼上层文化的认识。北吴屯上层房址近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室内有柱洞、居住面为硬土面、多有门的形态与后洼上层基本相似，而且表明两者均为定居村落生活。生产工具中共见的农业工具有斧、锄、磨棒和磨盘，渔猎工具中共见的有石球、陶球、石镞、网坠和盘状器等，手工工具中共见的有各式磨石、凿、石椎等，纺织缝纫工具中都以陶纺轮占绝对多数。两者也有些许差别，如北吴屯上层生产工具虽然发现数量少于后洼下层，但种类则多于后洼上层；北吴屯上层的农业工具所占比例较大，表明北吴屯上层农业的经济比重远高于后洼上层；北吴屯上层渔猎工具比重远低于后洼上层，表明其渔猎经济所占比重明显低于后洼上层，这是两者经济构成方面的差异在出土遗物上的反映。

陶器方面，两者陶胎均较薄，陶色多不纯正，手制。都以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褐陶为主，含滑石粉陶数量少。纹饰都以刻划纹为主，共见的刻画纹有斜线纹、几何纹、网格纹、人字纹、席纹、三角纹、坚条纹、点纹及组合纹饰等。陶器均多侈口，还有敞口、直口和平沿；器类都以罐最多，罐当中又都以筒形罐为大宗，其余共见的器类还有直口直领圆腹壶、碗和杯等。有所差异的是，后洼上层陶器夹粗砂，北吴屯上层出现有磨光黑陶。后洼上层纹饰主要是刻划纹和刻画点纹，以刻画横线纹数量最多；北吴屯上层纹饰除刻划纹外，还有压印纹和细堆纹。后洼上层陶器平沿多于北吴屯上层，除筒形罐外，北吴屯上层还有肩罐和鼓腹罐；后洼上层不见北吴屯上层的盘，而北吴屯上层不见后洼上层的舟形器；后洼上层一部分陶器器底为“台式底”，北吴屯上层则少见；北吴屯上层部分陶器有对称竖板耳。但总体来说，陶器的共性远大于差异。

两者都有一部分玉器和仿生动物造像，说明都有宗教文化方面的活动，但后洼上层不仅数量、种类多，而且以人像为主的造像说明其宗教文化活动远较北吴屯上层发达。

综上所述，北吴屯上层和后洼上层的文化内涵基本一致而略有差异，北吴屯上层性质与后洼上层一致，均应属于后洼上层文化。

（二）分期

北吴屯上层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发现的3座房址均开口于②A层下，故北吴屯上层地层关系可表示为：

从出土物特征看，②C层和②B层可合并为一组；3座房址F1、F2和F7地层一致，出土物相近，可为一组；②A层可为一组。这样，北吴屯上层可分为三组，如（图四）。

北吴屯上层这三组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即第一组，主要见筒形罐这一种器类，形态有两种：第一种如T6②C：32和T6②C：27筒形罐，侈口或平沿，大口，小平底，深腹，口与底比例大，这种筒形罐的形态应是从北吴屯下层F8的小珠山二期文化侈口筒形罐发展演变过来的；第二种形态如T6②C：30和T3②B：69筒形罐，直口或微侈，深弧腹，大口、小底，口与底比例大，这是小珠山三期文化中筒形罐的一种形态。第二期即第二组，筒形罐形态主要同于第一期的第二种形态，但与第二期不同的是，该期新出现了有肩罐、直口直领鼓腹壶和碗等器类。第三期即第三组，在延续第二期的基础上有一些新的变化，筒形罐一种同于第二期的形态，第二种筒形罐似乎出现了“复古”风，直口甚或微敛口，器底大，底与口大小相差不多，新出现了矮领、弧肩、球形腹的壶、盘、杯等，部分陶器有对称竖板耳装饰。

后洼上层的②、③层本具有分期意义，惜发掘资料公布过于简略，特别是发表的③层器物很少。但从这些有限的资料里，我们能够看到，其器物特征具有北吴屯上层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特征，如图五所示。

故有学者在提出北吴屯上层与后洼上层同属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认为“北吴屯上层类型”在时间上晚于后洼上层，并且是由后洼上层文化直接演变而成的。并初步将后洼遗址上层所代表的遗存看成是后洼上层文化的早期，而所谓“北吴屯上层类型”应该是后洼上层文化的晚期阶段遗存①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5-317页。。应该说这一认识是极为敏锐的。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清楚地看到，北吴屯上层和后洼上层同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即后洼上层文化。若将两者进行简单的分期及对比，可以看出，后洼上层和北吴屯上层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并行发展的，唯北吴屯上层还有晚期即第三期的遗存，从这一点上来说，北吴屯遗址上层的分期结果代表了后洼上层文化的分期。

后洼上层和北吴屯上层测年数据都很少，后洼上层只有一个测年数据，如表1所示。北吴屯上层测定的数据，根据发掘报告也只有1个，在距今5140±120年（树轮校正值）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有学者将后洼上层文化的年代范围确定在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800年之间③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1页。；后又将其年代推定为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年之间④赵宾福、杜战伟：《太子河上游三种新石器文化遗存的辨识——论本溪地区水洞下层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北沟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后洼下层文化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4000年之间，则上层年代更应接近公元前4000—公元前3500年之间。而根据最新的测年数据，小珠山三期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535年—公元前3350年之间⑤张雪莲、金英熙、贾笑冰：《辽宁长海小珠山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考古》2016年第5期。，而后洼上层文化的年代应略早于小珠山三期文化而晚于后洼下层文化，这些测年数据之间有一些冲突，冲突的原因是因为后洼遗址和北吴屯遗址都是较早时期的测年数据，而小珠山遗址则为最近的测年数据，这样的对比肯定会有误差。考虑到这些因素，后洼下层文化和后洼上层文化的年代似都应前提。

表1 后洼上层文化碳十四测年数据表

三、文化渊源

后洼上层文化的渊源，赵宾福先生较早时期就提出，后洼上层文化不是由后洼下层文化发展而来。而以马城子B洞下层为代表的遗存年代上早于后洼上层文化，两种文化遗存分布地域比较接近，文化面貌上在陶器的纹饰和形态、生产工具、经济形态等存在着很多的共性，据此认为后洼上层文化应该是由本溪地区以马城子B洞下层为代表的遗存发展而来⑦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6-320页。。后杨占风先生通过类型学研究指出，后洼上层文化的直领圆腹壶遗存来自于当地的后洼下层文化，而刻画横线纹罐遗存则来自新乐（下层）文化。因此，后洼上层文化是在后洼下层文化和新乐（下层）文化双重作用下产生的一种新文化①杨占风：《后洼上层文化研究》，《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08年第3辑。。其后，赵宾福、杜战伟二位先生撰文对太子河上游本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存重新进行整理和分析，从中析出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把以马城子B洞下层、北甸A洞下层、张家堡A洞下层和水洞下层等地点出土的刻画横线纹筒形罐遗存独立定名为水洞下层文化，认为水洞下层文化和小珠山下层文化、左家山下层文化和新乐下层文化不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年代应该与它们大体相当，即处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②赵宾福、杜战伟：《太子河上游三种新石器文化遗存的辨识——论本溪地区水洞下层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北沟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随后，杜战伟、赵宾福、刘伟三位先生再次撰文，对后洼上层文化的渊源与流向进行探讨，提出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水洞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均是以施刻划纹陶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从陶器的亲缘关系上看，后洼上层文化是由水洞下层文化发展而来的，并演变为小珠山中层文化，它们属于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同一文化系统③杜战伟、赵宾福、刘伟：《后洼上层文化的渊源与流向》，《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从北吴屯遗址的地层关系来看，打破后洼下层文化的北吴屯下层F8，属于小珠山二期文化。也就是说，在后洼下层文化和后洼上层文化之间的是小珠山二期文化。换言之，后洼下层文化和后洼上层文化不具有直接发展关系，但在后洼下层文化北吴屯遗址下层第③层中，已经出现了具有小珠山二期文化特征的侈口罐（北吴屯T3③：10罐）。北吴屯下层F8是一处内涵单纯的小珠山二期文化单位，均为侈口筒形罐，它打破后洼下层文化的第③层，自身又被后洼上层文化单位F7打破，表明小珠山二期文化晚于后洼下层文化而早于后洼上层文化。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北吴屯下层、还是在后洼下层，均有一定数量的直口矮领鼓腹壶，其形态似较北甸A洞ⅡT1②：39壶更具有亲缘关系，也就是说，后洼上层的直口直领鼓腹壶更应该是从后洼下层的直口矮领鼓腹壶发展而来，而不是从北甸A洞ⅡT1②：39壶发展而来（图六）。后洼上层文化中的对称双板耳也源于后洼下层文化。

小珠山二期文化内涵单纯的小珠山遗址侈口筒形罐特征同样与后洼上层文化的形态有极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似乎强于水洞下层文化同类筒形罐与后洼上层文化的相似性，而且辽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东端的文化互动要早于辽东半岛东端和太子河上游地区的互动，所以后洼上层文化这种侈口筒形罐的渊源更有可能源于小珠山二期文化。从陶器特征看，水洞下层文化年代和小珠山二期文化年代相当但略早，后洼下层文化中的戳刺纹和器底起台现象应源于水洞下层文化。而刻划纹非辽东半岛的文化因素，这一文化因素当源于太子河流域，之后传至辽东半岛东端，接着逆向传至辽东半岛，取代小珠山一期文化时期的压印纹成为小珠山二期文化的一种主流纹饰。

综合以上信息，后洼上层文化的渊源应该有三个，即当地的后洼下层文化、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二期文化和太子河上游地区的水洞下层文化，是在这三种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形成后，与时代略晚的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三期文化并行发展并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渐行渐远，在晚期两种文化的差异性越来越大。

四、与小珠山三期文化的关系

1995年，赵辉先生撰文认为，后洼上层筒形罐的形制和纹饰与后洼下层区别明显，但却与小珠山下层出土的侈口刻划纹筒形罐非常相似。赵辉先生还认为，小珠山遗址第⑤层堆积包含有A、B两个小层，并且包含物不同，因此暗示着所谓小珠山下层文化存在进一步分期的可能性，并据后洼遗址的层位关系提出应该把小珠山遗址和上马石遗址下层出土的侈口刻画横线纹筒形罐从小珠山下层文化中剔除，归入到后洼上层文化遗存①赵辉：《辽东地区小珠山下、中层文化的再检讨》，《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5期。。这一认识非常敏锐。有学者还提出不存在所谓的“后洼上层文化”，认为其应属于小珠山中层文化②孙祖初：《论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分期及与各地比较》，《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王嗣洲：《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史前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从中不难看出后洼上层文化和小珠山三期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首先从地层关系来看。北吴屯遗址的地层关系极为明确地表明，后洼上层文化晚于小珠山二期文化；而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小珠山三期文化的一些因素源于后洼上层文化，是故后洼上层文化早于小珠山三期文化，但后洼上层文化和小珠山三期文化还有一定的并存关系。

其次，从陶器特征来看。后洼上层文化早期，陶器同小珠山三期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两者均以夹砂灰褐陶和红褐陶为主，含少量滑石；制法为手制，器壁薄；器类主要是筒形罐；均以刻划纹为主，刻划纹中多见细密的刻画平行长线纹。但两者的区别更为明显，后洼下层文化早期除两者共见的侈口深腹筒形罐外，还有直口圆腹壶、有肩罐、折腹碗等器形，而后两者均不见于小珠山三期文化；后洼上层文化早期平沿罐、器底成台式的特征不见于小珠山三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中的席纹等压印纹不见或少见于后洼上层文化早期。后洼上层文化晚期和小珠山中层文化共见有施刻划纹的筒形罐、高领壶，以及部分大口、小底带戳刺纹的深腹筒形罐，二者的这些共性说明两文化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后洼上层文化晚期的陶器种类较为单一，除筒形罐之外，仅有少量的壶、碗（或钵）、杯。但小珠山三期文化的陶器种类则明显丰富，除较多数量的筒形罐外，还见有壶、碗等，而构成该文化基本面貌重要组成部分的盆形鼎、罐形鼎、罐形鬶、盉、觚形器、盂、豆、器盖以及彩陶器等则不见于后洼上层文化晚期。虽然两文化陶器的器表施有类似的刻画短线纹、网格纹、戳点纹，但是后洼上层文化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刻画横线纹并不见于小珠山三期文化。特别是后洼上层文化晚期北吴屯上层遗存，出土了不少含滑石黑褐、大口大底、器表饰压印之字纹或刻画席纹的筒形罐，这类筒形罐在形制、施纹方法和纹饰上均与其他筒形罐有较大的区别，但在北吴屯下层和后洼下层包括小珠山一期文化遗存中均能找到与其相同或相似者，这种“复古风”和小珠山三期文化晚段筒形罐折沿、束颈的作风相去甚远。小珠山三期文化筒形罐主要见有两种作风，一种如后洼上层的大口、小底深腹筒形罐，占较少比例；另一种卷沿或折沿、束颈作风的筒形罐，占绝对多数。正如有学者所言，小珠山三期文化和后洼上层文化的陶器组合差异显著，已经超出了同一考古学文化的范畴①杜战伟：《中国东北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