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评价体系构建及评估
——以广州市为例

陈 刚 ，佟宇竞 ，邹小华

（1.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10；2.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0；3.广州商学院 电子商务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1363）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上升动力和下行压力交织，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日益紧迫。面对动能迭代更替的经济规律，正确认识动能结构发展现状，加速新动能和传统动能更替，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的必要前提。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广州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历经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广州市经济发展正逐步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着供需失衡、新旧动能更替、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发展失衡等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破解广州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动力转换瓶颈、产业路径依赖以及发展不平衡等难题，是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4月和2018年3月曾两次就广东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提出“四个支撑、三个坚持、两个走在前列”和“四个走在前列”重要批示，强调创新发展理念，加快新旧动能更替，为全国提供新经验、新模式。本研究是基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现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东重要批示精神大背景下，研究围绕广州经济增长动能转化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二、动力结构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化的分析，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创新理论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资本积累、劳动投入、人口增长、技术进步、自然资源、财政支出、R&D投入、知识积累、经济结构、制度变革、对外开放等因素都能影响经济增长。分析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时，人们往往将经济增长动力划分为拉动力和推动力，并将两者进行独立分析，鲜有研究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本研究认为将经济增长动力简单地划分为拉动力和推动力不能全面解释动力结构演变问题，因为拉动力和推动力没有包含全部动力因素。因此，结合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根据经济体经济增长过程中具体受力情况，经济增长动力除了拉动力和推动力外，还应包括内生动力和阻力。

（一）拉动力

凯恩斯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变动对其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郭克莎和杨阔（2017）认为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的长期增长趋势主要取决于内需增速变化[1]。纪明和刘志彪（2014）认为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的适度降低均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并能够有效抑制经济波动[2]。当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包括中上等收入）阶段迈进时，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为次动力，外贸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经济一旦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断增强，而投资的作用会持续下降，外贸的作用也将出现相应变化。

（二）推动力

与凯恩斯学派不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劳动、资本、资源和技术等要素决定的。在特定时期里，能为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产业，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工业化中前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的规模化扩张对农业的替代，而工业扩张主要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在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服务业发展对工业的替代，此时工业内部结构转换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之间进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推动工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化发展。为此，国内学者分别从资本[3-4]、劳动力[5-6]、技术进步[7-8]等维度论证了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三）内生动力

与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不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看作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因，同时把R&D投入看作知识增长的核心因素。在以R&D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模型中，知识增长和经济增长与人口规模的关系成为研究中争论的焦点[9]。周绍森和胡德龙（2010）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源泉，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只有依靠人力资本、R&D、单位能源经济效益、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化程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10]。此外，郑若谷等（2010）[11]、吕健（2012）[12]、于斌斌（2015）[13]等人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

（四）阻力

当其他经济增长动力因素改善空间较小或者改进成本较高时，从阻力因素入手，通过降低经济增长阻力，加速经济增长也是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可行方案。可见，阻力也是构成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尚未有相关研究对此进行综合性研究。张桂莲和王永莲（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劳动力、消费、储蓄和其他社会问题带来很多负面影响。随着老龄化峰值的到来，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显露[14]。奥肯定律表明失业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之间呈反方向变化，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便低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2%。郭秀闳（1998）[15]和孔东民（2007）[16]认为过高的通货膨胀会使经济生活处于紧张运行状态，影响经济增速。刘昶（2017）认为宏观税负会通过市场化阻碍经济增长[17]。常清（2013）认为实际利率过高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18]。此外，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原有产业一旦不适应更高阶段发展需求，往往会变成经济发展的阻力。以广州为例，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前为广州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的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已变成阻碍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阻力，传统行业的存在挤占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和资源，不利于新兴产业发展和释放。因此，可将人口老龄化、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税负、利率、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占比等因素作为阻力因素。

三、数据整理及说明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测算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各产业之间相互协调、有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较高的聚合质量以及良好的适应性，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并带来最佳效益的产业结构，可将产业结构合理性理解为要素投入和产出结构之间的耦合程度。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合理优化的过程，及时推动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才能实现打破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释放经济发展潜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在此，本文借鉴孙慧钧（2007）[19]、干春晖等（2011）[20]和张成等（2013）[21]等进行相关研究时使用的测算方法。篇幅所限，不对具体方法进行赘述。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测算

克拉克定理表明长期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三次产业比重沿着一二三产业方向持续上升，这一规律被称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付凌晖（2010）通过构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测算方法，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22]。本文借鉴付凌晖的方法测算地方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和获得性，采用2000—2016年广州市经济发展相关数据，为满足数据一致性和可比性，数据获取以《广州统计年鉴》为主，缺失部分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以及其他数据库补充，针对无法获取部分，以年份均值作补充①缺损年份值为前后年份值的算数平均值，此类数据量非常少，不影响计算结果。。表1为动力系统各指标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广州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指标统计性检验结果

广州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系统变化相对较小，但在拉动力、推动力和阻力系统则表现出波动范围广、强度大以及差异性明显等特征。相对于内生动力系统发展而言，广州经济增长在拉动力、推动力和阻力方面差异较大。对比指标变化差异，广州在利率、科技人员规模、消费等方面发展的差异性较为明显；而在二三产业对GDP贡献率、产业结构高级化、CPI等方面差异较小。26个指标要素中，实际利率、科技人员规模、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对GDP贡献率四个指标的极大值与极小值比值在7以上，差异较大；二三产业对GDP贡献率、产业结构高级化、CPI三个指标的极大值与极小值比值在1.1以内，差异较小。

张小波当时已经11岁了，被拐骗的可能性非常小。绑架的目的是为了敲诈钱财，而张家并没有钱，在全市绑架100个也轮不到他家。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报复杀人了。

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指标评估方法

由于数据量纲、数量级和单位不同，无法对指标进行直接比较，因此，应先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关于综合指标评价方法，借鉴张卫民等（2003）[23]、钟昌宝等（2010）[24]等人的做法，采用熵值法对无量纲处理后的指标进行赋值操作。熵值法主要是利用信息论中的信息熵原理，指标变异程度越大，对应的信息熵值就越小，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大，因此该指标的权重也应该越大，反之亦然。可见，熵值法获取的指标权重仅取决于指标变异程度，能有效规避主观因素。在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评价中，若某类指标的差异度越大，说明该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大，应赋予该指标较大权重，反之亦然。

（一）标准化处理

在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时，首先要区分指标的走向对系统的影响。具体做法如下：假设系统初始矩阵为，其中 m 表示指标个数，xj表示广州市的第j个指标值。当指标对系统发展呈正相关时，应采用正向指标无量纲处理方法：；反之，应采用逆向指标无量纲处理方法：。其中，max{Xj}表示指标 j的最大值，min{Xj}表示指标j的最小值，xij表示经过无量纲处理的指标值。

为满足熵值法操作中对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要求，对xj进行平移，以消除负值，测算方式为：yj=xj+0.5。

（二）指标的熵值计算

根据各指标的权重和无量纲值，可进一步测算拉动力、推动力、内生动力和阻力系统得分：Ri=

具体指标与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广州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指标及权重

假设t时期广州的综合发展水平为Ut，且满足：，其中，m为拉动力、推动力、内生动力和阻力四个子系统中包含评价指标的数量。按照指标所属系统分类，可依次求出广州市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得分U1t、推动力得分U2t、内生动力得分U3t和阻力得分U4t。广州经济增长动力综合发展水平为各动力系统得分之和。

五、广州市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演变趋势和特点

图1显示，自2000年以来，广州市经济增长动力综合指数整体上呈阶段性发展特征。总体上看，2000—2016年间广州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各动力系统指数得分均有所差别。

图1 广州市经济增长“四力”模型演进趋势（2000—2016年）

第一阶段：2000—2007年。经济增长阻力影响较低，内生动力和推动力成为加速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动力。从拉动力和推动力系统看，投资和和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性不断增强，劳动力和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不断提升。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空间大幅拓展，城市开发用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大幅增加，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8.5%和18.7%，创造了大量投资空间，产生大量就业岗位，空间因素对广州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尚未显现出来。企业研发强度大幅提升，科技研发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开始增强。从内生动力系统看，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带动内生动力提升幅度明显。这一时期，石油化工、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三大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广州市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断提升，二三产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逐渐增强，内生动力不断提升。从阻力系统看，阻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尚未显现出来。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WTO一员，广州利用自身区位禀赋优势，结合已有的外向带动战略优势，大力开展国际贸易业务，大量吸引国际资本进入，把握住了新的黄金发展期。实体产业快速崛起，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采取了诸如努力控制通货膨胀，降低企业贷款实际利率，降低企业税负等多种措施，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带动民营资本投资比重不断提升。此外，外资企业的进入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大幅提升本地就业规模，使广州成为当时中国人口净流入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城镇人口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显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出现。基于广州当时所处工业发展阶段，传统行业对广州经济增长仍发挥巨大作用。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阻力因素对广州经济增长反作用较弱。外资引入、产业发展使推动力和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成为推动这一时期广州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从各系统具体发展看，推动力和内生动力得分年均增长分别为9.99%和11.56%，拉动力为5.65%，阻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增长率为2.09%，变化较小。

第二阶段：2008—2010年。拉动力和推动力对经济增长提速明显，内生动力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趋弱，阻力开始反作用于经济增长。从拉动力和推动力系统看，投资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空间拓展和科技研发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广州市外贸受到严重影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幅下滑，年均增长率较第一阶段下滑14%。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势头，国家出台“四万亿计划”刺激经济，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带动投资需求，加速经济增长。2010年亚运会的举办也大幅拓展了广州的投资空间，使资本对经济贡献度不断增强。这一时期出台的多项旨在扩大居民消费的税收和财政补贴政策使投资和消费出现大幅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较第一阶段提升了7.3%和4.9%。从内生动力系统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大幅增加，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对高素质劳动力吸纳能力不断增强，内生动力不断提升。这一时期，金融危机对广州外向型企业和合资企业产生较大冲击，加上国家“四万亿计划”的实施加大了国有资本对民间资本的挤占，造成民间资本占比下降，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减少。但大量国有资本的进入，为广州工业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以年均14.27%的速度高速发展，增长率较第一阶段提升了12.8%，加速了工业制造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从阻力系统看，城镇失业率、人口老龄化率、传统工业制造业占比有所提升，对广州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开始显现出来。这一时期广州的城镇失业率、人口老龄化率、传统工业制造业占比年均增长率分别较第一阶段提升5.6%、2.7%和1.83%，城镇失业率和传统制造业占比的增加主要受金融危机和“四万亿计划”影响。这一时期广州实际利率变化较大，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广州实际利率分别为0.44%、8.51%和2.49%，实际利率的较大波动不利于市场稳定。从各系统具体发展看，这一时期，四大动力系统得分均有所提升，其中内生动力得分值最高，阻力系统得分值次之，推动力和拉动力得分值相对偏低。

第三阶段：2011—2013年。推动力减弱，内生动力和拉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阻力不断增强。从拉动力系统看，投资、消费和外贸的拉动作用在增强，但投资和消费的带动增速放缓，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在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在经历三年的调整和恢复，经济活力逐渐提升，国际市场逐渐回暖，在经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外贸对广州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从推动力系统看，推动力系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增加，但增速有所放缓。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小，广州经济开始呈现新的发展活力，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等生产要素规模不断扩大，受资源配置空间和以往城市开发用地规模基数较大等因素影响，城市空间拓展速度放缓，土地资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作用开始显现。从内生动力系统看，内生动力系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大，但增速也在放缓。从内生动力各指标因素得分构成上看，高素质劳动力和产业合理化结构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内生动力。这一时期，“四万亿计划”和亚运会效应大幅下降，资本来源从以政府资金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转向以民间资本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投资，民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从阻力系统看，阻力系统对经济增长反作用开始显现。这一时期，阻力系统得分降低的直接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率和传统工业制造业总产值占第二产业比重得分大幅下降所致。这一时期，广州年均老龄化率达到15.44%，高于第二阶段2.18%，人口老龄化率的提高直接导致了劳动力资源增速放缓，加重了经济人口抚养率。传统工业制造业总产值占第二产业比重年均值为37.0%，高于第二阶段5.6%，当城市发展空间相对稳定情况下，传统工业制造业过快发展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壮大。传统工业制造业开始成为阻碍广州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大因素。此外，这一时期广州实际利率波动性较强，亦不利于经济增长。

第四阶段：从2014年至今，拉动力、推动力和内生动力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阻力系统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进一步加强。从拉动力系统看，系统得分增速明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断提升。这一时期，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进一步减弱，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态势明显，国际贸易和资本市场活跃程度增强，外贸和外资对广州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就国内市场而言，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的边际效应不断减少，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得到提升，“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从推动力系统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推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增加。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各地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国家政府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式解决我国经济增长问题。在增加资本存量方面，广州作为我国四大一线城市，一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排头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坚持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的“三去一降一补”行动方案，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资本质量的提升。这一时期，在促进就业方面，广州市政府积极探索利用BT（建设-移交）、BOT（建设 -运营 -移交）、PPP（公私合营）等多种模式，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提升全市就业规模，这一时期，广州就业年均增速达到3.2%，高于第三阶段约1.0%。在城市空间资源拓展方面，实施“南拓、北优、东进、西联、中调”十字方针，不断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城市空间土地资源对经济发展反作用减弱。这一时期，广州城市开发用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率均有所提升，分别高于第三阶段12.14%和5.61%。从科技研发上看，不断强调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科技研发强度不断提升，这一时期广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年均增长率高出第三阶段约4.1%，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断增强。从内生动力系统看，内生动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增长幅度有所放缓。开始坚持“民生为本、人才优先”的工作主线，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完善和创新社会保险体系，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劳动力素质不断增强。通过不断探索并拓展民间资本进入市场方式，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经济发展效率不断提升。从阻力系统看，阻力系统得分有所降低，阻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增强。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人口老龄化加速，由产业结构调整而带来的劳动人口结构性失业率增加、实际利率对资本市场的限制等因素对广州经济增长的反作用不断增强。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广州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有所放缓，传统行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比依然较大，占用大量市场和空间资源，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造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速放缓。这一时期，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重年均变化率为-2.0%，而传统制造业占第二产业比重年均变化率2.73%，发展快于新兴产业。

当前阶段，广州正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从国内外环境以及广州市自身经济发展条件来看，广州经济增长动力不断提升，拉动力、推动力和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而阻力因素已经成为限制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的重要因素。

六、广州市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化趋势分析

（一）需求动力要素变化分析

从需求要素角度看，维持高投资增长率难度较大，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经济增长应依靠新型消费。持续性投资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由于资本存量日益庞大，投资增速趋于下行，未来经济增长不可能再依靠高投入来实现。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拉动作用有限。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对外贸易经历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发展过程，初级产品制造到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但自主品牌仍相对不足，高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少足够竞争力。外贸增长仍然属于“量变”范围，并没有实现“质变”[25]。对资源日益趋紧的广州来说，这种发展模式值得深思。消费结构升级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广州人均GDP迈入2万美元时代，居民消费将迎来一段重要升级时期，加上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高端信息技术的推广，新型消费潜力不可低估。城镇居民对交通通讯、衣着、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用品、医疗保健等方面需求不断增加，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农村居民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快速增长，农村居民消费对总消费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可见，未来广州消费结构会有所改变，消费总量会保持持续上升势头，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将不断加强。

（二）供给动力要素变化分析

从生产要素投入角度看，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不断减弱，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稳中有升，技术进步将成为未来广州经济增长主动力。为更加明确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广州经济增长作用趋势，本文测算了1978—2016年间广州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一直是推动广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广州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资本对经济发展贡献度不断降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不断增强，并已经超过劳动因素，成为广州经济增长第二大动力。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广州经济增长依然是依靠大规模投资带动，并且这种情况还将延续一段时期。广州经济已经形成资本和技术双动能发展模式，且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会不断提高，资本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将有所弱化。在未来，依靠大规模资本投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只能带动广州经济间歇性增长，技术进步将成为广州未来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三）内生动力因素变化分析

从内生动力因素角度看，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传统优势产业健康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重要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劳动人口自我学习能力不断提升。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常住人口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提升到25.09%，较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提升了15%。产业结构合理度和高级化程度不断提升，产业优势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强。当前，广州已建立以服务业经济为主体，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端产业为发展重点，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三产业开始由高速增长降为次高速增长阶段，但依旧是推动广州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自“十一五”期间以来，广州坚持把“稳增长、调结构”作为转型升级重要途径，服务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一方面，传统服务业中仅批发零售行业发展较好，对经济带动作用在减弱。2006—2016年，批发零售业年均增速高出同时期GDP约3.69%。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不断减弱。另一方面，金融、科技服务、房地产、商务租赁等新兴服务业迅速崛起，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对经济增长带动性在加强。现代服务业中卫生社保、文体娱乐、水利环境以及教育四个行业发展较快，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为明显，但规模相对较小，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偏低，这也说明它们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四）经济阻力因素变化分析

从经济增长阻力因素看，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结构性失业率提升以及传统工业制造业占比居高不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强。从人口发展角度看，人口老龄化率逐渐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率不断加速，并通过劳动生产率效应和老龄负担效应对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一定影响[26]。近年来，广州市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提升，2016年广州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已经增长到154.61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17.76%，较2000年提升了9%。从城镇失业率上看，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提速，广州城镇人口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对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产生一定影响。结构性失业对广州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体现在劳动力资源降低方面，而是社会失业人口的增多不利于社会环境稳定，可能会影响广州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此外，传统工业制造业占第二产业总产值比重过高，对新兴产业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在生产资源获取和空间发展上限制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增加新兴产业发展门槛和成本，对新兴产业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

七、讨论

当前阶段，虽然广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在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消费、投资和外贸“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速放缓，而劳动、资本、创新、资源等推动力正在形成，内生动力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内生动力增速有所放缓，经济增长阻力因素逐渐增强，开始阻碍经济的增长。总体上看，当前阶段广州正处于传统动力驱动力不足，新动力正在形成，多种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断调整的关键时期。为加快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走在前列”重要指示精神，必须加快构建广州经济增长综合动力体系，提升拉动力和推动力，加速内生动力发展。结合市场和政策手段，在结构性失业、人口老龄化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出台政策措施，努力降低阻力因素对经济增长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