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校长陪餐制的态度

曹林

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始推行校长陪餐制，规定校领导日常必须陪着学生在食堂集中用餐，每餐都必须有校领导陪。不少发达国家早推行了这一制度，事实上，我之前调研过好几所中学，这些学校多已实行校长陪餐，此次规定是将很多学校早有的做法制度化了。

显然，这个制度是在努力塑造一种责任共担和风险共享机制，通过利益的绑定逼着校长去共担食品不安全带来的问题，驱动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你也许可以漠视学生的健康安全，但你不能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是很欣赏这种做法的，他在《反脆弱》和《非对称风险》中都竭力推行着这种风险共担机制，抨击那些通过转嫁风险获利的投机者，认为谁都不应该成为他人转嫁风险的工具。塔勒布提到了3800多年前《汉谟拉比法典》早意识到了对称性对于降低风险的重要，法典中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如果一个建筑师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倒塌了，并导致屋主死亡，那么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被处死。如果导致屋主的儿子死亡，那么建筑师的儿子应该偿命。如果造成屋主的奴隶死亡，那么建筑师应该赔偿屋主一个同等价值的奴隶。

这应该是对于利益绑定和风险共担最古老的描述，让其切身利益与后果直接挂钩，后来很多行业都采用了这一风险绑定原则，比如拉尔夫-纳德一条准则，对战争投赞成票的人需至少有一个后代（子辈或孙辈）参加战争。很多国家都要求矿长必须跟着矿工一起下井，逼着其在安全上投入成本。别听股评家忽悠买股票，只要看他的投资组合中有什么没什么就行。别信专家说“别买房，等房价下跌”，看他自己买了几套房就行了。

塔勒布对那些瞎预测而从来不承担风险的人深恶痛绝，他恶狠狠地建议：我希望预测者每犯—次预测错误，就在身上留下一条明显的疤痕，而不是将错误带来的成本分摊给整个社会。

让校长陪餐，跟着学生一起吃饭，延续着这条古老的利益绑定原则。我当然是支持这一规定的，既能让校长融入学生生活，带来平等氛围;也打破了风险的不对称性，给校长带来了必须严管食品安全的压力;还能给交流带来便利，学生随时可以在食堂碰到校长，随时可以反映意见。

——有这么多好处，我为什么对这一制度并不很乐观呢？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从我的经验看，随着热点的转移和舆论的健忘，这一制度很容易流于形式。这一规定，是热点新闻带来的信任危机驱动官方采取的措施，可以肯定，热点新闻效应下，学校肯定不打折扣地贯彻执行，没人敢不陪餐。但由热点驱动的做法，很容易随着热点的消失和舆论的健忘而淡化。

谁来监督校长？谁来盯着校领导？谁保证校领导跟学生吃的完全一样？如果无法以靠谱的监管保障学生吃到安全放心的食品，那就能做到让校长跟着学生一起吃吗？监管不了食品，就监管得了校长吗？叠床架屋的监管设计，只不过满足了一种监管幻觉。

其二，如果食品安全的大环境让人不放心，很难在校园中营造一个让家长放心、让孩子免于问题的小环境。对自己所吃食品的安全卫生缺乏信心的家长，很容易将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大环境让人放心，校长陪餐会更让人放心;大环境让人焦虑，只靠校长陪餐可能缓解不了这种焦虑。整个社会在食品安全上“监管水位”提高了I校园才能水涨船高。

其三，校长陪餐并无实质法律责任，更多只是道义上的责任绑定。这种道义责任，需要更多实质制度的配套，比如家长监督，采购透明，食品安监部门制度化的监管。这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食品安全问题在校园的延伸，不能因为发生在校园就在利益上“锚定”校长。校长不是神，不可能盯每一个环节，不可能嘗每一道菜，不可能事无巨细盯每一个采购细节。面对问题食品，有时他能做的也许只是，跟着一起吃，他承担的风险是他所无力解决的问题。

我支持校长陪餐，但必须明白，千万别把校长陪餐当灵丹妙药。我们需要的不是市长陪餐、处长陪餐、局长陪餐、部长陪餐，需要的是一个透明机制下的监管者能被监督、被问责，校园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家长对自己吃的东西放心，就不会担心在学校的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