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翻”翻译理论的哲学智慧

【摘 要】 中华传统五千年渊远流长的文脉中流淌着翻译理论的血脉，这其中最耀眼的是玄奘，他在千年前所提出的“五不翻”翻译理论充满了中国哲学智慧，已经初步形成了“直译”与“意译”对立统一的译理雏形，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不比西方的诸多理论逊色，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力量的

源泉。

【关键词】 五不翻 同化 异化 哲学

一.一部绵长的中国翻译史

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中华文明史有多长，中国翻译史就有多长。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离不开翻译，离不开与外域文明文化的交融，互鉴，吸收，发展。在这个层面上研究中国翻译史，更有意义。

中国翻译始于“周”，盛于“唐”，“明清”时期则译界面由宗教扩展到艺术及科学技术等。近代更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先进理论介绍到了中国，为中国革命的思想解放立了大功。

据史料《周记》，《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音使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故重译而朝。官府朝廷设有外事机构，有“舌人”，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至东汉又委任“译官”，“译长”，专事口译，彼时并无写本。

自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始，印度佛教日益盛行，至北宋初期，绵延了近千年，以隋唐为鼎盛。彼时佛经的翻译遂产生了中国翻译史上的文本笔译，这段中外文明交流史上的千年发育的交集对中华文化翻译有源头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二.“五不翻”的翻译实践

历史上著名的佛经译家辈出的群星中，玄奘大师即唐僧（602-664）即是最为璀璨的一颗，玄奘——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大家之一，俗姓陈，名袆，世称唐三藏，意谓其精于经、律、论三藏佛教圣典。早年于洛阳出家，贞观三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千难万险抵达天竺，游学于各地达16年，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在长安大慈恩寺等寺院进行研究佛经，组织译经，共译出经、论 共75 部，1335 卷。所译佛经又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的典籍。

“五不翻”原则最早记载于南宋法云《翻译名义序》第一卷〈十种通号〉第一“婆伽婆”条，（台湾学者曹仕邦）原文如下：唐奘法师明五种不翻：1、秘密故不翻，陀罗尼是。2、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义故。3、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4、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虽实可翻之，但摩腾已来存梵音故。5、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令人生敬，是故不翻。具体各条用现代汉语解译如下：

1，具有神秘色彩的秘密词汇不翻。如咒语等，六字真言音译为“唵嘛呢叭咪吽”意为“哦！莲花里的珠宝”。因为这些词是有宗教秘密含义的。翻了则会失去其特殊的意义，所以不翻;

2，多义词汇的不翻。如梵语bhagavat 薄伽梵 一词具有六种词汇意义，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等词义，一些词具有多种含义，不能找到对应等同的中文词，所以不翻。

3、此土（中国本土）所无不翻，即在译语文化中没有的事物概念不翻，如佛教中的“阎浮树”是印度特有的一种树，中国没有此种树木。

4、顺古（前人已译，已约定俗成）不翻，最好要照用古人翻译，不再作新的翻译;如梵语anuttarasamyaksambodhi 前人已经翻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古人已经一直这么说，就不再改变已经习用的翻译语言，以免造成混乱。

5、生善故不翻，是指有些词汇用音译能令人产生尊重之念，否则容易等闲视之。比如，梵文里“般若”，并不直接翻译为智慧，因为“般若”一词的意义高于智慧，更能使人产生尊敬，敬仰之意。

不翻并不能理解为不翻译，而是“不意译”，用“音译”。这些具体的翻译原则可以归纳为异化翻译论，异化翻译能忠实地介绍原语文化，给目的语带来新的词汇，新的句式，以至新的表达方式。异化翻译以原语言为导向，“不去打扰作者，而是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其核心原则是对民族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反向动作，是一种民族偏离主义，把读者带入外域情景语境，并顺从的接受外来语的文化差异。从现代翻译理论来说，玄奘提出的“五不翻”原则实际上就是“音译”的异化翻译。千年以前我们的先贤就能够提出适时的合理的翻译原则，真了不起。时至今日，音译的方法还在广泛使用，而且音译的现象更加普遍，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威妥玛拼音和汉语拼音，如KungFu（功夫）、Kowtow（磕头），litchi（荔枝）等，而当下汉语拼音“音译”的人名地名已经成为标准配置。。

尔后玄奘又创造性提出著名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新译”论。“求真”即直译，倾向于异化翻译。“喻俗”即意译，倾向于同化翻译。将“求真”与“求俗”统一起来，玄奘可以说是将“信”与“顺”着两个矛盾的翻译原则归纳总结的中国第一人。追溯起来，一千多年前就出现了的“五不翻”之说已经有明显的“异化翻译”的包容尊重外来文化的思想雏形。从中国传统哲学观来看，在“和而不同”的理念下，包容异域文化，甚至与传统宗教不同的外来“和尚”念的経文也能采取尊重的态度，能让读者“原汁原味”的品尝出发语的味道就應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分析传统翻译方法论并升华到中国哲学特质的思想的基础上，在现有研究的条件下，能够提出提出“五不翻”理论与中国哲学的精神和特点紧密关联的应该有几点：和而不同，辩证思维;经世务实，这是当下实事求是的概括。具体来说，能使用“音译”于原语言，即显示“中和之道”的内涵。用外来佛教的“善”意初心契合当时的时政。在译文中交替运用文化负载词，让归化与异化灵动，又反映出自觉的辩证思维。不用异化词而让国民自由阅读理解，太实用了。

要讲清中国传统翻译理念的特色，应当相对于确定的参照系统，一定要建立在与外国文化，特别是在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翻译理论的比较背景之下，自觉运用中西对比的方式，来凸显中华翻译文化的精神特质。提出的“五不翻”这几条，可能与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Venuti，1995）归化翻译的六种情况有互鉴的比较联系。而其中一些情况中外都具有内在的鲜明普遍性。

让这些传统翻译理论作为精神价值不仅适用于当下中国，还可以把中华民族文化先贤的真髓，凝聚大众百姓的文脉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让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思想大大地弘扬起来。我们应该在前贤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认知，提炼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精神的几个方面的特质，不断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体现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文化自信的组成部分。。

三，如何对待本土的翻译理论

从唐奘的“五不翻”，到严复的“信达雅”，从中国翻译实践中产生的翻译理论在时政风雨中砥砺前行，从没被压倒，被驯服，即便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黑暗年代，或是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都存有无穷的生命力。风雨过后，又见彩云。这生生不息，涅槃重生的定力究竟是怎么来的？分析唐奘的“求真”，“喻俗”，似乎是一对矛盾，而严复的后继译论“信达雅”也有人认为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这其中内涵的“存在即合理”核心道理应该从译者为了“传道”的初心来追寻求索。辩证法的鼻祖黑格尔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绝对精神（der absolute Geist ）。它自在地具备着一切，然后外化出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科学，最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自身。因此，凡是在这个发展轨迹上的就是合乎理性（vernünftig）的，也就是必然会出现、是现实（wirklich）的。反过来讲也同样成立。这是"存在即合理"的本来意思。无数现象符合某种"理"（reasonable），有其出现的“理”（reason），并不一定是通常语境下的合理，亦即"正确的（right）"的。要理解这句话的对于翻译方法而言的真正含义，有必要了解当时历史环境中的"理念论"，这是关于现实、存在，与理念、理性、真实的哲学上的探讨。唐奘的初心是传道弘法，在社会重压枷锁下，外来宗教的译文要读者，包含有官人雅士，及平民大众都能喜爱接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现实需求，面对现实存在，现实要求，玄奘的“五不翻”，及接续的严复的“信达雅”理念的产生是存在于当时“合理的”，“正确的”。不管历史条件如何风云变幻，它的生命力是生生不息的。然而，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所讲的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那什么是“现实的”呢？这里“现存”是指“现在存在的”，它不一定是完美无缺的，而“现实的”可以理解为“真实”、“实现出来”的意思。“现实的东西”是符合必然性的，所以它是“真的东西”，一定会“实现出来”。而它之所以会成为现实的，就在于它是合乎理性、合乎辩证法核心的。当然，合乎理性的事物都必将实现，但这不是说，凡是实现出来的（现存的）都是符合必然性的。虽然现存的东西有它一定的合乎理性的成分，但又不可能绝对地合乎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合理的成分逐渐上升，会逐步变化成为此事物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持有怀疑一切，责难一切，批判一切观点的“先锋派”总是不能把握方向而逆流而行的哲学解释。当然合理的事物随时间推移，又发展成了不合理的事物，因而势必会被新的、更加合乎理性的事物所取代。恩格斯（法哲学原理第11页）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理性不仅仅是主观的理想性，而且是事物的本质，而事物是符合自己的本质的，所以合乎理性的东西一定会成为现实。中华传统文化，显然应当包含绵长悠久的翻译史所产生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方法，她存在那里，就像大海一样，有自洁能力，自我摒弃，自我沉淀，时间必然会留下脚印。我们非常自信的认为，无需强调，存续下来的大都是精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文化一定会浴火重生，更加辉煌，历史已经明明白白的表示没有必要一味强调在传承文化中的批判与扬弃。

四.结论

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的交际交流融合，曲折发展。唯有通过文明互鉴，包容创造，才能生生不息。在中华文化复兴的今天，对中华悠久历史的翻译理论的精神特质进行提炼、总结和对比，特别要研究玄奘的“五不翻”，及其发展而来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让其更好的融入中華文脉，归于传统哲学智慧。在文化复兴之路上，这一定会让我们心中更加充满力量。

【参考文献】

[1] 王宏印 新译学论稿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 Tennen Deborah  The Argument Culture  【M】New York： Harper     Collins，1998

[3] 肖坤学 陆道夫 大学英语通用翻译教程  【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伍木，男，广州工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二语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