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赋与清代科举
——以清代书院中的杜诗课题为中心

黄一玫

科举制度自隋代建立，到清代发展到鼎盛后走向灭亡，在此期间应试的文体不断变化，从唐代的诗赋试帖，到宋代的经义与诗赋，再到明代的八股文，清代科举制度在大体上承袭明代，乡试、会试、殿试以八股文取士，但诗与赋仍是必不可少的考试科目。康熙十七年(1678)诏曰：“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次年康熙又下诏开博学鸿词科，考试课题即为一诗一赋，使诗与赋两种体裁重新获得文人的重视。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诏“前经降旨，乡试第二场止试以经文四篇，而会试则加试表文一道，良以士子名列贤书，将备明廷制作之选，声韵对偶，自宜留心研究也。……嗣后，会试第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其即以本年丁丑科会试为始”，后又谕“会试第二场表文，昨经降旨改试唐律”，此规定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制废除。此外，各省学政所主持的院试、“童生”考试、帝王召试和翰林院翰詹试无一不以赋为主。因此，清代书院的日常授课除八股文之外，兼有经解、史论、诗赋等科目，加之清代书院大兴，进入书院任教的文人如钱大昕、孙星衍和陈澧等，通儒众多，在考据、文章和诗赋等方面皆十分擅长，书院中的诗课与赋课自然颇受重视。

清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在诗歌趣味的选择上虽经历过“唐宋”之争，宋诗之风在早期也一度占据领导地位，但由于康熙、乾隆两位帝王的审美旨趣偏爱唐音，故有清一代“尊唐”的风气还是十分鲜明的，文坛盟主钱谦益、王士禛等都力倡唐音，而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自宋代以来就一直被推崇，成为无数文人研习的对象。在赋的创作方面，杜甫当年奔走于长安时，有《三大礼赋》等作品，其五古“以赋为诗”的特点十分鲜明。因此，清代书院的山长、学长常选其作为书院教学的课题，命学生依题而作。学界对诗、赋入科举后清代唐诗选本与杜诗评本产生的新变已有一定的研究，然而对清代学子在科举新制度下选择杜诗及如何以杜诗为标杆进行学习和创作则有所忽略。清代书院十分重视日常考课，尤其是中后期刊刻了大量的课艺总集，笔者翻检时发现其中保存了部分与杜诗有关的课卷，少数还留有评语，故以清代中后期书院课艺为例略作阐释探讨，既探讨杜诗与清代社会与科举的关系，亦为清代杜诗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杜甫作品入书院课题的类型

书院的课艺从某种形式上来说，也是科举考试的“模拟考”，因此山长、学长在拟题时十分谨慎，选用的往往是名家之作，如陶渊明、杜甫和苏轼等人的作品都常常入选课题，清代书院中出现的杜诗课题，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以杜甫的诗句为题作试帖诗：清代试帖诗要求严格，官韵只限一字，即所谓的“得某字”，取用平声，且诗内不允许重字，题目前冠以“赋得”二字；杜甫名篇佳句甚多，故常有学长以某一句命题由课生作诗，并以其中某字为韵；如《丽泽课艺选》中有题为《赋得二三豪俊为时出》的五古，题下小字“得时字五言八韵”。

(二)以杜诗名篇为题作拟古诗：尽管拟古诗并非科举的考察对象，但却是体现古时文人创作水平的重要参考，杜诗“众体兼备”，又由以律诗擅长，书院课题在试帖诗之外，也教授律诗，如《关中书院课艺》中的《拟杜少陵前出塞九首》，即是以杜甫五古名篇《前出塞》九首为题。

(三)以杜甫诗题作赋：课艺中的部分赋作，也以诗题为题展开，以赋绎诗；如《南菁书院课艺》中有《杜工部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赋》一篇，题下有“以园依绿水竹上青霄为韵”小字，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为十首组诗，第一首中有“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句，既是韵字，也是全篇主旨。

(四)以杜诗某句为题作赋：如《云间郡邑小课》中的《五月江深草阁寒赋》(以题为韵)，即以杜诗《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中的“百年地辟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为题。

(五)以杜甫的赋题为题而作：如《学海堂四集》中的《拟杜少陵雕赋》。

由上可见，杜甫的作品进入书院课艺的范围十分全面，有诗有赋，既有一直备受推崇的诗史佳作，也不乏与友人唱和游玩之作。

二、书院课艺选择杜甫的原因

(一)士人阶层的内部认同

古代文人对“人格”的追求往往体现在治学和为人两大方面：在治学上他们希望接近甚至超越前贤的水平，在为人上又以前贤的品格和操守为楷模约束自己。现存的清代书院课艺中，尽管许多杰出诗人的作品都进入教学成为课题，但杜甫、陶渊明和苏轼三位的数量显然排在前列，而这三位又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士人品格：陶渊明是远离闹市归隐田园，苏轼是历经磨难乐观豁达，杜甫则是忠君爱国以民为本，他的一生以儒家的道义要求自己的言行，正是千年以来儒家理想人格的完美体现。同时，书院在对课生进行学业方面的指导外，往往也希望课生未来能树立远大志向，担当社会责任，如《苏州紫阳、正谊两书院条示》中开篇便提出“为学必先立志。志者，气之帅。学问、事业皆从此出。……范文正公画粥以食，而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是何等气象！”强调“志”在士人治学中的重要作用，希望课生如范仲淹一般肩负天下责任。赵连稳在探讨清代书院对士大夫的影响时也认为“书院教学对士大夫价值观培育起到了重大作用，清代各类书院均注重对士大夫的价值观培育”，如果在古代文人中寻找一个文人士子树立志向、确立价值观的楷模，杜甫是当仁不让的。

清代书院中授课的学长，通常由书院山长或地方官员聘请，他们或是地方上有才学的文人，或是科举不第后入书院谋生的秀才，仕途上的挫折使得他们更能切身体悟杜甫的困境和心态。进入书院后，他们大多将其视为暂时的“避风港”，内心仍然期待有朝一日能一举进入官场实现人生理想，而杜甫在困境中的坚守无疑是他们勉励自我的座右铭。并且，杜甫一生“忠君爱国”的思想，也和统治阶级对臣子的要求相吻合；加之道光之后的清政府由盛转衰，和杜甫经历过的由盛唐经“安史之乱”走向衰败有着相似之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更为凸显，杜甫一生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同样使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书院中的学长和学子产生了共鸣，在布置课艺时，往往也倾向于选择杜甫书写时局的作品，如选自同治四年(1865)至同治六年(1867)课艺的《正谊书院课选二集》中就有一篇课生陶然所作的《洗兵马》：

杜甫《洗兵马》作于乾元二年(759)，出自左思“洗兵海岛，刷马江洲”，取洗净兵器，不再有战乱之意；彼时郭子仪、李光弼等“中兴诸将”受重用，长安、洛阳接连被收复，唐王朝虽仍有危机隐患但中兴有望，杜甫写下“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之句，但在朝廷上下都处于喜悦当中时，杜甫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忧患意识——“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告诫统治者应当居安思危，勿忘战乱之苦。正谊书院的这篇课艺同样作于相似的历史背景下：清军于同治三年(1864)攻下太平天国首都，虽还有余部捻军顽抗，但也解决了清廷一处心头大患，外部英、俄的侵略暂时得到了缓解；陕西回乱得到了初步压制，朝廷内又得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名臣辅佐，洋务运动颇有成效，短暂地出现了“同治中兴”的景象，文人士子似乎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但同时又害怕重蹈覆辙，与杜甫类似的处境与心境，使他们在阅读、研习杜诗时更添一份“亲切感”。

(二)试帖诗体式的需要

杜甫历来因“众体兼备”而备受推崇，如蔡梦弼在《杜工部草堂诗笺》中说：“少陵先生博极群书，驰骋今古……该具乎众体。”任应烈在《诗法指南序》中曰：“三唐名家示下百余，其间以应制擅长者，莫如摩诘；以长律横绝千古者，莫如少陵，然试取二公全诗读之，则诸格毕备，无美不臻。”从学诗的角度来说，以杜诗为典范，是十分恰当的。清代的试帖诗的规定体式为“五言八韵”，杜甫恰是五言律诗中的佼佼者，历代文人学做律诗，都绕不开对杜甫名篇的揣摩和效仿。清代不少杜诗选本及注本都偏向选杜律，从句法、结构和炼字等方面对杜律进行剖析，为科举试帖而服务。部分书院甚至在规章制度中就写明以杜诗为课，如阮元创办的学海堂，即要求课生在《十三经注疏》、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全集》等诸书中自选一门，专心钻研。因此，以杜甫的作品为学习对象，既符合社会大环境下文人的心态认同，亦兼顾了科举应试的需要。

三、应试情境下杜诗课题的诗赋创作与阐释

(一)试帖诗的创作

古代文人长期受到科举应试的压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唯有考取功名才能实现人生抱负与理想，这一点在清代尤为突出。科举应试的强大压力与导向作用，使得大部分士子在初期学习和创作诗赋时就往往难以跳脱出应试文体的僵硬框架而自由创作，商衍鎏是光绪三十年(1904)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的探花，他对试帖诗创作有如下介绍：

《金陵奎光书院课艺》中收录了几位课生有关杜诗的同题课艺，能够入选书院刊刻的课艺总集的习作往往已是同题作业中的佼佼者，点评也以赞扬为主。其一为《赋得为人性僻耽佳句》(得惊字杜甫诗下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此句出自杜甫的七言律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历来也被视作代表了杜甫，甚至是唐代诗人“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课生叶廷琦作：

迥不犹人性，耽吟抱僻情。

句成佳共赏，语出众皆惊。

烛想樽前刻，花思枕畔生。

掞天知有癖，掷地喜闻声。

匪石心难转，如珠调共赓。

呕肝长吉苦，搔首谪仙倾。

脍炙奇怀吐，推敲意匠营。

后有评语：思精笔妙，大雅不群。另外批点的学长于前八句及“匪石心难转，如珠调共赓。呕肝长吉苦，搔首谪仙倾。”处有圈点，应是赞许其对仗工整、用典恰当之意，诗中借李贺苦吟和贾岛推敲的典故发挥，的确是佳作。

课生夏庆复作：

刻意耽佳句，斯人僻性成。

翻嫌花月闹，不畏鬼神惊。

夜雨挑灯索，春风曳杖行。

出奇争一字，耐冷坐三更。

快欲青天问，孤应白水盟。

苦吟时独笑，硬语见平生。

骚雅胸中趣，烟霞世外情。

后有评语：惨淡经营，字字俱到。

《读易堂课艺》中的杜诗课题质量上乘，可惜均未见作者落款，如《赋得读书破万卷》(得神字五言八韵)来自杜甫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课生亦借此题抒发作诗为文治道：

杜老观书意，为文诀有因。

千言称下笔，万卷破惊人。

图史多多善，丹黄乙乙新。

案头吟不倦，纸背透何神。

蚕饱遗编富，蝇钻故智伸。

偏师攻殆遍，余地力能臻。

山长评价“纸背透何神”句乃“着意破字”，对课生能够抓住全篇诗眼颇为赞扬。除此之外，该篇课艺集中收录的还有《赋得检书烧烛短》《赋得春帆细雨来》《赋得既雨晴亦佳》等，都以杜甫原诗之事入手而作，格律齐整。

(二)拟古诗的创作

尽管书院多数仍以科举应试为首要目的而倡导“时学”，但地方学政和山长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依然十分注重课生在传统经、史、词章等方面的培育，如紫阳书院山长朱珔就强调课生学习时并不能只以科举为目的：

露下天高月满林，猿唬洞壑自沉沉。

离宫旧迹新禾没，危栈连云古木阴。

夜雨凄清羁客泪，秋风萧索故乡心。

后有评语：语重心长，实之工部集中几乱楮叶。

薛希文作其一：

城楼鼓角转商音，夔府风高动客心。

落木萧萧凋翠干，啼蝯处处杂清砧。

锦江霄色严霜陨，巫峡秋涛暮雨深。

后有评语：怅望千秋一洒泪。大约点评的山长也在课生的作业中寻得共鸣，有所体悟。

相较试帖诗的结构严谨与扣题押韵，这类诗作的创作要宽泛一些，相对来说也给了课生更大的创作施展空间，课生在创作此类课题时，往往能写出一些更为自我的东西。这两篇作业能在基本和韵(押侵韵)的前提下进行创作，将秋日的萧瑟与羁旅的离愁融合在一起，由景入情，十分真挚。

同样深受书院山长青睐的诗题还有《前出塞九首》，该组诗以文为诗，是少陵“诗史”之代表，以征夫的口吻诉说离开家乡“从军十年馀”的故事，尖锐地讽刺了战乱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关中书院课艺》中有署名马承基的《拟杜少陵前出塞九首》，仿照杜甫以征夫之口写边塞之苦，其一如下：

荒沙暗漠漠，故垒秋风寒。

万里荷戈去，匹马征衣单。

吞声辞父母，回首增辛酸。

诂经精舍是阮元任浙江学政时一手创立的经学书院，但也兼有诗赋等教学内容，有吴乃斌作同题课艺，其一如下：

烟尘在西北，汉将劳长征。

折柳咸阳桥，萧萧斑马鸣。

岂不怀室家，受恩生死轻。

关中书院和诂经精舍都是当时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知名书院，所收凡上百人课生皆是府、县的优秀学子，能从其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对比这两首作品，主旨都在叙述驻边离家之苦，同时又希望统治者能有谋略平定战火，相比试帖诗必须在尾联“歌功颂德”的套路模式，这两篇作业对统治者的企望倒是现实了许多。其余可见的拟古诗题还有《拟工部醉时歌》《拟杜工部戏为六绝句》等，以题限韵，是对课生诗歌创作能力的磨炼。

(三)课士赋的创作

《读易堂课艺》中有名为《刺绣五纹添弱线赋》(以题为韵)的课士赋，此句出自杜甫《小至》“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课生以“锦织千重，灯迟一穗”起，全篇写刺绣之方法与图案，以烘托和反衬等手法点明主旨，用词生动华丽，后有学长评其“工丽，此生作赋之第一艺也，初学便能如此，检阅为之怅悒终日”，另有评语“细意熨贴，又能灭尽针缝之迹，是何苦心”，课生第一次作律赋便能达到如此水平，已是佳作。《金陵惜阴课钞》亦有同题一篇，同样由刺绣起兴，写宫女刺绣之事，层次鲜明，评语作“璇宫夜静当轩织，美人细意熨贴平”。“熨帖”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标准，指妥帖、贴切，课生揣摩用词能做到细致贴切，格律工整，即是一篇合格的律赋。

另有《走马灯赋》(以竹批双耳风入四蹄为韵)《细麦落轻花赋》等，都是以杜甫诗句命题的课士赋。

(四)评判标准

书院在编选课艺总集时，也有一定的评判标准，无论是八股文还是诗作，都与清代总体的文学标准保持一致，如《冯歧课艺·凡例》称：

《会文书院课艺初刻》言：

四、余论

正所谓“千古诗坛少陵踞”，尽管杜甫生前颇受冷遇，在唐人选唐诗的选本中也鲜有入围，但自宋代“千家注杜”以来，宋人确立了杜甫独尊的神圣地位，“诗圣”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也长期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作品成为文人案头的常见读物。一方面，他们以杜诗为经典学习严谨的格律创作，另一方面，更视杜甫的人格操守为为人处世的典范，以此修正、约束自己的言行。在漫长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中，杜甫的形象早已被繁衍出更加多元化的意义，既是忠君爱国、民胞物与的臣子，又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清代是科举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时代，也是尊杜风气鼎盛的时代，在此社会背景下，为科举教育服务的书院考课中选择以杜诗为讲授内容并布置课艺，正是“两全其美”的选择，更符合统治阶层对人才选拔的要求。以书院课艺为中心的考察，或许能从源头上梳理清代士人对杜甫的学习和接受，为清代杜诗学研究提供另一种思考视角。

注释：

①(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75页。

②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页。

③马强才在《科举律诗新政与清代中后期杜诗学的新变》中系统论述了乾隆二十二年后杜诗选本和评点系统的特征与影响，见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17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④(清)陶澍：《陶澍全集》第6册，岳麓书院2010年版，第309页。

⑤赵连稳：《士大夫与书院互动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7页。

⑥(清)朱珔编次：《正谊书院课选二集》下册，清光绪八年(1882)刊本，第29a页。

⑦(宋)鲁訔编次，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21页。

⑧(清)任应烈：《诗法指南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7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⑨(清)林伯桐撰著，陈沣补编著：《学海堂志》，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1971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