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广西诗歌双年展暨云南诗歌邀请展”研讨会发言摘要

2018年12月14日， “第七届广西诗歌双年展暨云南诗歌邀请展”研讨会在南宁举行。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石才夫，广西评论家协会主席容本镇以及来自广西、云南两地的诗人代表以及文学界同仁七十余人参加本次活动。会上，代表们就诗歌创作及本届诗展成果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将会议发言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冯艳冰（广西）：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中国还有两句新话，第一句是，云南盛产诗人和土豆;第二句是，广西是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云南有诗歌，我们有民歌，云南是诗歌强省，我们是诗歌大省，这次广西与云南联展可谓又强又大，就叫强大阵容吧。广西诗歌双年展已成功举办七届，始于2006年的诗歌展至今已十二个年头。从2016年开始，第一次邀请区外诗人河北诗人参展。这一届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云南的诗人与广西诗人“同台竞技”，今天，两地诗人坐在一起，以诗歌、以本届双年展以及自己的诗歌创作心得为题进行交流研讨。著名作家诗人李浩作为上一届河北诗人的代表莅临会议，我们首先邀请李浩发言。

李浩（河北）：去年，由《广西文学》杂志社与河北省诗歌艺术委会员联合，组织了两个省份的诗歌联展，主要作品在《广西文学》上刊出。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形式，我以为：

第一，它大约是种“取样”式的检阅。两边的重要诗人都尽可能地参与，有某种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它可以较好地反映两省两地诗歌的整体水准和当下创作实绩，可以展示两省诗歌写作的面貌和个人风格，其中的共性和个性都在大展上得到显现，便于我们梳理两个省份的创作态势和已有成绩。《广西文学》杂志社组织的这个诗歌联展让我想起的是上世纪80年代由《诗歌报》和《深圳特区报》组织的诗歌大展，那是一次暴发式的盛举，而《广西文学》所组织的联展也许是连绵性的盛举。

第二，我也看重這种参与的“对抗性”和挑战性。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无论《广西文学》的编辑朋友们是否如此想过，但对于具体参与的诗人来说，那种对抗和挑战的意味是明显存在的。没有谁愿意在这样的展示中被比下去，没有哪个省份愿意在这样的展示中被比下去。我承认我们在对河北诗人的约稿中有意强化了这一点。我暗暗地“逼迫”他们认真对待。我想河北的诗人们也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拿出的是他们在一个时段内最好的作品。

第三，地域文化确有它坚固的、影响着诗人面目、诗歌面目的东西，这一点毋庸讳言。在我们的诗歌个性里面有一部分是地域的影响和赋予，而我们写作的差异性或多或少也依赖于地域上的差别而得到彰显。有学者曾谈及，所谓的个性很大程度上就是地域性——我部分地认可这一点。正是在这一条件之下，两个地域之间联展和比对，才更有价值和意义，才能让我们相互审视、互通有无。我相信好的诗人一定会在这种“不同面目”中汲取、丰富自己。我们在保有自我优势的同时也希望接纳不同、认知不同，或弥补或拓展不同。“互通有无”是我一向看重的，也是诗歌联展能呈现的。

就前年两省的联展，我个人觉得是成功的和有益的。河北的诗人较为规矩、传统，真正有冒险和“冒犯”意识的诗人不多，我们在相互的影响和审美确认中慢慢变得如此，并且很大程度上并不自知，无意识。而通过这次联展，通过和广西诗歌的交流，我们大约已更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是的，它未必马上得到解决，但至少这种意识被强化了，突破自己的旧有方式的意识被强化了。我们去年联展规定的限制词是“叙事”，河北的诗人较为严格和规矩地提交着具有叙事意味的诗歌，而在我看来，广西的诗人提供的叙事探索略有不足，他们似乎更侧重于情感情绪的书写，对叙事性的理解似有某种的轻视与忽略。我相信在联展之后广西的诗人也有反思和调整。“叙事性”不等于叙事诗，它在不破坏诗歌质地的前提下其实可提供诸多的具体、丰富和可能，我很希望我们能对它有所重视。互通有无，不只是诗歌间诗人间的，我觉得在诗歌和小说、诗歌和散文甚至诗歌和文论之间都可以做到，米沃什在谈及另一个米沃什的写作时曾谈到一种“大河式的写作”，强调的就是诗歌的丰富性和包容感。

把叙事性加入到抒情，加入到诗歌中，云南诗人普遍做得好，而他们在抒情性、地域性书写中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我愿意我和朋友们在今年的这一联展中收获更多。

地域写作，往往是双刃的。它一方面会让你的个性明显，可以让你的写作有个坚实的落脚地，也可以让你有深挖一口井的机会;但同时它也可能会让你满足于做一个小城名流，有时会限定你的写作资源，有时又会让你的视野窄化。雷平阳先生几年前曾和我谈及，他说许多人看到了他诗歌的地域性，包括那些符号化的地域标志，但他们往往忽略的一点是，他诗歌中的现代性。我想我们在强调地域书写的有效和异质的时候，大约更应该以一种敞开的样貌吸纳“现代性”资源，这，也是联展促使我和我们不断思考的。

王单单（云南）：大家好！发言之前，请允许我代表雷平阳老师向大家问好。本来这次双年展活动是由他带队，但今天恰逢他的研讨会在西双版纳召开，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时间冲突，所以只能让我和另外四位诗人一起过来。感谢《广西文学》和云南省诗歌创作委员会给予我们这次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我虽是第一次到广西，更是第一次到南宁，但对广西的诗人并不陌生，甚至和好几位神交已久。比如多年前我就在《诗探索》上读过非亚的诗歌，也知道他一直在坚持办一本名叫《自行车》的民刊，并为他这种在诗歌的荒原上寻找精神家园的执着而感动;也曾在多年前的论坛、博客等上读过盘妙彬的诗歌，惊叹于他语言叙述的灵动与飘逸，意象的准确与生动，合理地将古典诗歌的神韵贯穿于现代抒情中的能力;以及现在坐在我们中间的青年诗人陆辉艳，两年前在北京我们曾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后来我读到了她的《手铐》《迁徙》等诗歌并为之拍手称赞，她的诗歌叙述冷静，抒情节制，常于不动声色中潜行着一股动人心魄的力量，读罢让人灵魂激荡从而难以释卷。包括我刚刚认识的诗人苦楝树，我知道广西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诗人，他们诗艺娴熟，不为名利，低调而又安静地躬耕于诗歌的田垄，认真地打理自己灵魂深处的一亩三分地，鉴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我们上个月在北京刚刚结束了“云南青年诗人·2018北京研讨会”，采取评论家和青年诗人一对一的批评方式，对十位云南青年诗人的作品进行研讨。而今天在场的另外四位云南青年诗人，上次都没有参加过北京研讨会。为了给更多的云南青年诗人创造与外界交流学习的机会，我想这是雷平阳老师用心良苦的安排吧。

云南近些年成长起来一批青年诗人，曾被中国作协在2014年的白皮书中命名为“云南青年诗人群”，这个群体人数众多，风格各异，且创作势头相对较好，这些年在各类诗歌刊物上也频频亮相。但当这个群体取得成绩的同时，摆在我们面前且亟待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如何从同质化倾向严重的诗歌创作中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诗歌路径？云南是一个有着于坚、雷平阳等重量级诗歌大家的地方，得天独厚，云南青年诗人们能够最先从他们的诗歌中汲取到营养，最先领受到他们诗歌美学之光的照耀，并在诗歌的道路上迅速茁壮起来。但相比之下，我觉得如何从自己的“诗歌母体”中分娩出来，成为一个崭新的诗人更重要。毕竟独特性、陌生化，或者说是创造力是评价一个好诗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在拥有于坚和雷平阳这样两位诗坛宿将的地方，云南的青年诗人要想从他们光辉的缝隙中，射出自己的那一束光并让别人看到，何其艰难。这就像云南高原上，那些环绕在桉树周围的植物，要想获得更多的阳光和雨露，就得另辟蹊径，到更加开阔的地方去生长。这就是我们云南青年诗人渴望与外界交流的原因，也是我们与广西举办这个双年展的目的。

非亚（广西）：

1.关于广西诗歌双年展

从2006年开始，广西诗歌双年展至今已走过十二年，先后推出的七届诗歌双年展，对广西当代诗歌的发展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纵观今年的作品，总体上，70、80年代的诗人，目前已成为广西诗歌的主力;90后诗人整体上稍显单薄，但也有一些拔尖的不错的詩人，这个年龄段的诗人需要继续关注和挖掘;60后的诗人，很多已经年过半百，除少数诗人外，创造力和活力有趋向平庸的危险，需要在艺术上继续保持开拓、开放和精进的势头。今年双年展主题侧重于诗歌的情感，虽然诗歌本质上属于抒情的产物，但日常生活中情感的稀缺、自我压抑，也或者冷峻的生存现实、快速的生活节奏和生活压力，淹没了诗人缓慢下来打量世界的脚步，并消磨了诗歌情感所需要的饱满度和爆发力，导致整体上具有亮点的作品不算太多，这种情感处理上的无力感、受挫感，应该要引起诗人的警惕。和上一次邀请河北诗人参展一样，这次双年展邀请了广西近邻云南省参加，云南的诗人，像于坚、雷平阳、海男等人，在当代中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处理本土题材，还是直面时代与个人生活以及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们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个体经验。这次双年展中云南年轻的诗人，保持了其前辈处理复杂现实的能力，诗歌中情感的饱满度和独特性以及隐约可见的地域特征，都让人刮目相看，从这个角度，广西诗人需要从云南诗人身上获取更多的经验和启发，更广阔地扩张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视野，在趋向现代性表现的同时，也要在诗歌的题材和地域性表达上多下功夫。

2.诗歌：呈现与转化

诗歌来自对现实与世界的呈现和发现，但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仅有呈现和发现仍然是不够的。诗歌还要求转化，以便构造出一个属于诗的新的现实，并赋予诗歌一种智性的高度。诗人的写作，需要在现实的重重迷雾中，揭示出被日常忽略、被事物遮蔽的隐秘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事物之间的关联是一种能力，而在一种具体的关联中，揭示出一种深度、高度并具有想象力，更是一种稀罕的能力。诗歌作为一种对事物的洞彻，需要诗人的写作具有足够的穿透现实的能力。不回避生活的矛盾、残酷和挣扎，听从自己的内心，努力让自己的写作，在准确、诚实、有趣、具有想象力和综合能力的同时，可以直抵事物的核心。

生活是写作的基础。语言作为诗歌的构筑物也同样具有其重要性。诗歌写作要求赋予语言一种活力，一种新意。需要用想象力将其驱动，驶向某个开阔地或者某一块危险的高地。对语言的信任，不代表对语言的迷信。诗的获得虽然有赖于语言的追踪和表达，但归根到底，其背后仍是诗人的眼睛、观察能力和化学能力在起作用，而不是某种语言形态、语言方式在起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关注并专注于语言的活力，比单纯关注语言的形态，选择某种语言方式，更接近诗歌的本源和本质。

诗也是一种复杂的智力结构。诗属于艺术，而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表达。虽然诗不是猜谜，虽然诗本质上要求澄明，但诗作为人类观照自身和世界的一种艺术产物，仍然要求具备一定的智性因素。也因为这一点，诗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变得更为新颖和丰富，无论是其内在结构、外在形式，无论题材、内容、角度，都对诗人提出更高要求，这也是我们在诗歌写作中为什么反对用一种简单的思维对待诗歌的原因。简洁的复杂性，复杂的简洁性，都应该在诗歌身上得到完美体现。

3.关于自行车

自行车诗社创办于1991年，至今即将走过二十八年，从创办至今，一共编印过十七期年刊，并出版了一部二十五年诗选，目前设置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成员和作者包括了60后到90后不同年代的诗人，主要以广西诗人为主，并有部分相同理念的外省诗人。作为目前广西还存在的、创办时间最长的先锋诗歌团体，自行车一直把诗歌的先锋性作为自己的根本，在理念上保持一种现实感和现代性;在写作上追求和生活之间的紧密结合;在诗歌的表现方式上，则提倡五花八门，突破常规和边界;在诗歌态度上，有一种对自我的不妥协。“禁止掉头” “禁止停车”作为自行车诗社的标签和符号，也提醒着每一位诗人保持先锋和实验精神，在写作上不断发展、尝试，并向更深、更广阔之处开拓、掘进。

赵家鹏（云南）：以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来看，我认为的古体诗是一种呈现“感动”状态的诗歌。感触、感悟、感怀、感时、感叹……都是有所感，而动之。但古体诗的局限性在于，在面对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时，很难再做出有力而深刻的回应。于是这个任务交到了现代诗这里。在处理这种关系上，我认为现代诗应该是一种逼近真相的写作。事实上，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者是后现代主义，任何一个艺术流派其最终都是指向“真”的本质。

所以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一种逼迫真相的诗歌写作》，至少这是我个人在写作上所努力的一个方向。我大概从2008年前后算较正式地开始写诗，这一路走来已经十余年了。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很多朋友，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个离诗歌远去的背影。细想起来，这让人有些感慨。写诗就像跑步，起步简单，但坚持到最后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力。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写诗坚持到最后的不一定是最有天赋的那些人。

年少时的写作，我们完全可以靠语言的天赋弥补思想力的不足，从而获得某一个圈子的关注。但慢慢地，在从语言向思想转换的过程中，就像跑步从一开始奋力的状态向持久的耐力转换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掉队了。这大概是我们年轻一代诗人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结合自身的写作经历，简单地谈一点我们年青诗人写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算是警醒自己。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语言的滑空表演。诗歌传统的审美趣味在语言的藝术。我们始终摆脱不了语言的形式束缚，始终在语言的框架下抒情、言志。但这也导致了诗歌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的局限性，很多诗歌依旧在语言的平面上表演。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里有一句话非常精彩，他说：19世纪小说家自诩的神性不过是一种技术手段。这句话放在诗歌里一样成立，那些我们自诩为的神性，最终也不过是语言的技术手段。这并不是贬低语言的技术，而是我认为语言深具诱惑力，但同时也具有伪装性和欺骗性。

第二个问题是伪抒情的泛滥。形式主义的抒情腔调，俨然发展成了一种诗歌的流行病。诗歌写得越来越漂亮，但越来越不动心，我们离自然、朴素、活泼的诗歌精神越来越远。因为这种形式的抒情，很大程度上就是语言的修辞策略，这是易于达成的。

第三个问题是个体经验的趋同。一首好诗的写成，即意味着平庸的诞生。放眼望去，这是一个易于达成“好”的时代，但这种“好”的统一，对一个诗人而言无疑是悲哀的。在这种写作风气里，大多数人的诗歌个性被严重抹平。

最后，我想我们年青一代诗人有必要确立一种个人化的写作使命。太多诗人要么热衷于坐在象牙塔内写诗，要么就站在教堂顶。很多人已失去了站在街道、回到芸芸众生里写作的能力。但一些回到街道的诗人，也一身华服，诗人身份的优越意识令人难堪。我认为诗人最大的悲哀不在于自身的平庸，而是浑浑噩噩地活在“诗人”这个隐喻符号之下。诗人已放弃了人的诚实性，写作沦为一堆文字的奇技淫巧。

谢有顺有这么一句话：“没有人有权利蔑视‘今天’，真正有价值的写作，无论是取何种题材，它都必须有当代意识，必须思考‘现在’。持守这个立场，就是一个作家的担当。”诗歌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写诗就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坦陈心迹的过程，它不仅指向未来，也回返过去。所以这就要求我们首先是站在当下的脉搏里，对现实做出客观的回应，任何美饰都是对自我的一种羞辱。

回归诗歌的真，逼近现实的真相，是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应有的信条。所以非常感谢《广西文学》给予我这次发言的机会，让我又一次比较全面地梳理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与思考，诗人永远只在自己的矿道内工作，所以以上只是个人浅见，还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田湘（广西）：在神奇的红土地上，奇异的云南诞生了一群如于坚、雷平阳这样优秀的诗人，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云南诗歌。说起云南诗人，大家很容易将其放入“地方性”诗歌的范畴进行讨论，比如雷平阳，他的诗几乎绕不开云南。但是我认为，云南诗人、云南诗歌本身不仅有地方性，更具有先锋性、国际性。任何文学作品必须有根，少了地域特色，何来先锋和国际。来自云南诗人们独特的个性，赋予了诗歌独特的“个性化”，这种将地方性的表面进行内化，将深刻的个人性融于外在环境，使诗歌读起来，不仅有强烈的冲击力，还有深刻的感染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广西在地理上和云南有相似的地方，一样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山重山，水重水，古老的文明神话和山歌一样传唱至今。但广西诗人在挖掘地域性文化方面，显然与云南有差距，既没有产生代表性诗人，更没有形成庞大的群体。云南诗歌板块的崛起，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广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已经在诗歌中被不断地描画，但是如何将广西的精神内质真正通过诗歌表现出来，是我们需要做的努力。

赵丽兰（云南）：

1.广西之于我的情感

1997—1999 年，我在广西防城港工作。1999年回云南后，就再没来过广西。到今天，已经二十年。我在防城港一家中外合资的化工企业做财务工作，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写诗。防城港是一个沿海的港口城市，湿润的空气中常年浮动着腥咸味。或许是离心所在的位置太远了，或许正是做梦的年纪，我时常感觉到心空荡荡的找不着依附。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绪，宛如这座港口城市常年没完没了的雨水，湿漉漉地粘着皮肤、发梢和血液。1997年夏天，我在广西防城港医院做了一个手术。住院的那几天，雨，不停不停地下。雨滴落入大海，很快就被腥咸的海水卷走，淌向未知的远方。入夜，躺在冷硬的病床上，我做了一个诡异的梦。梦见自己坐在一片黑色的郁金香花丛中，膝盖上摊开着一本诗集，正津津有味地读。那诗集竟是自己写的。一梦醒来，下意识地，伸手朝暗黑的夜一把抓去，试图抓住什么。那些以梦的方式托附给我的诗句，一行一行跌落于六月的雨水中，幻化为咸湿的泪，流了一脸。仿若那一季的雨水，都积攒到了病着的身体里。冥冥之中，自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前世今生。宿命定是存在的。它用梦的方式启示我，注定要和诗歌纠缠不清。二十几岁的花季，早已随风而逝，不着痕迹。唯一烙下刻痕的，怕就是这个诗一样的梦了。

2.诗歌最初之于我的意义

2006年开始写作，最先写散文、小说。最初的写作，因为语言、精神、思想均缺乏独立性，没有清醒的自觉、审视和批判，陷入狭隘的写作中。散文，真实得让人绝望，仿若置身于人群，让来来往往的人观望、指点、议论。小说，因为文本需要虚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构，就是说谎。我无法让自己谎话连篇。只写了两年，零零星星发表一些作品，就搁笔不写了。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开始写诗。诗歌，它让谎言和真实具备了说不清的美好。写诗的过程，让我的生活在真实和谎言之间有了一个美好的存在。它让我既表达了真实的自我，同时，又因了错位的构置，成为了另外一个东西。那个新的东西，无法具体，但又确实让人有把酒一醉的滋味。个中的妙，只有喝过酒的人才懂得。于是，那些熟悉的、陌生的东西，被一一唤醒。刚刚写诗的时候，我在党委部门做秘书工作，面对大量的文山会海，我庆幸，还有一颗为诗歌醒着的心，还没有被那些空洞的术语所钝化。那是诗歌带给我的幸福和美好。

3.回到草木间

在一篇随笔里，我谈到了我需要回到草木间。生性爱哭。算命先生说，要找一个名字里有树的人作干爹。干爹没找成，父母用名中的草，代替了。命中带草，便是宿命。十七岁，写过一篇作文。写的是田野里的草谷堆。冬日，瘦的山川田野，瘦的河流沟渠，坐在草谷堆上的我，是格外瘦的物体。我尚未学会无病呻吟，做作或矫饰，也没学会，更没旧事旧人可念。十七岁的我，瘦得那样单调美好，连欢喜，也是瘦的。代表着独个的真实、简单、透明。尘世，会因为简单透明生发许多爱与美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无可回避地，我要长大，一样要去学会尘世间的洞明与练达，一样要去爱去恨，去赞美去抒情。面对人间的爱与美好，甚至，贪心得等待一把刀，砍掉一枚果实，落下来。写诗和喝酒一样，起初，我常常喝醉。我喝得太用力，太猛，太狠。宿醉醒来，杯盘狼藉。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說到底，那是因为我尚未进入到真正意义的写作之中，还没有形成风格？话说完了，心也就空了。文字摆在那儿，只是文字。把酒要言欢，酒，才会有意义。茶和酒，都可入药。酒入药，豪是豪气了，总是多了一份迫不及待的焦虑。像是和爱的人分离久了，需要大声地喊出来，或走上去，一把抱住。欢欣，是群体的，忧伤，却是独个的。茶入药，空明得多。像一轮明月，落入荒草，气定神闲，却又掩饰不住遍体的光华。人在草木间，便为茶。茶的欢喜，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对世事不以为然，却又不想显得太超凡脱俗。太俗，便写不出诗。只做一个空心的泥胎，也没有意义。不过是做个样子，在心的旷野上，建一座小庙，给神看。人就是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存在于尘世与脱俗之间的界面，存在于日常，这个样子，就是人的样子。2015年以后，我的诗歌写作渐渐地回到本真的日常，回到宿命。回到草木间，去爱，去赞美。去把路边的荒草，也赞美一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便是我现在的模样，这也便是我诗歌的模样。

陆辉艳（广西）：这届双年展，似乎很多诗人都避开了“爱情”这个原定的主题，而转向写亲情、友情和对万物的情。似乎存在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诗人认为爱情诗很难写出深度，一不小心就写得浅薄了，所以不轻易去写，也因为情诗特有的对象化倾诉和私密性书写，让很多诗人羞于展示自己的情诗。这次诗歌大展，里面不多的一些写情感的诗，基本上也是写夫妻之间的情感，虽然意象呈现和情绪表达非常细微、真切，但还是让人感觉缺少一种铺陈、直率和深刻性。可能这跟中国人对待情感的内敛和含蓄有关系，不单是爱情，即使是亲情，我们都很难直接用拥抱或者语言去表达情感。也有诗人认为那是年轻诗人才擅长的题材。不过现在80后和90后诗人写爱情诗的也很少，除了社会环境等因素，可能也跟大家的视野和阅读的开阔有关，因而大家关注的面也更广了。这也说明，青年诗人们的诗歌不再仅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而且更注重思考和思辨性了。

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告诫青年诗人不要写爱情诗。因为年青的诗人都在写爱情，而且诗歌前辈们也写出了千古绝唱，要从这种普遍题材中凸显自己的特点，没有巨大的驾驭能力和视野是不可能超越和达到某种境界的。里尔克的意思是，避开普遍的题材，另辟蹊径去涉猎其他题材，说不定可以曲径通幽。中午我从家里去地铁站，有两条路，一条大路，还有一条城乡结合部的小路。都需要花二十分钟，我走了那条小路，跟整洁的柏油大路不同，这条小路充满了泥泞，但是一路上有素白的鬼针草花，有许多不知名的金黄色的野花，有结满果实的木瓜树，像一个个美好丰盈的女性。当然还有夹杂在高楼之间的低矮的房屋。那么我们诗歌的道路，有可能就是这条泥泞小路，可以让我们看到别样的风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

但是，可能来自现实的压力，大家都努力地在自己的诗歌中控制情绪，读了太多千篇一律看起来是在假装冷静和理智的诗，总觉得有点审美疲劳，诗歌在该有情绪饱满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种能飞翔起来的情感，既有形而上的构思，也有形而下的饱满。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诗歌更应该表达个人的经验，真诚书写个人的心灵史，有对现实的提炼能力，不回避生活和情感的实质，然后才是普遍意义的呈现。一个人的创作肯定也会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城市也好，乡村也好，但更应该关注当下和作为个体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也需要抵制社会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在诗歌中展现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基于人生经验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张翔武（云南）：

1.对广西诗人的印象

在论坛时代，比较熟悉的诗人是黄土路、刘春、黄芳、庞白、谭延桐、罗池、非亚、安石榴、三个A，后来了解又有所耳闻的是高作余、陆辉艳、羽微微等。他们的诗多少读过一些，只是没有专门研究。黄土路是写诗、编文学杂志，接触不多。曾经有过接触的是刘春、高作余，刘春写诗、评论、出版都有建树;非亚主编《自行车》民刊多年，早年得知广西诗人有这份同仁刊物，我心生钦佩。在微博上，曾经与罗池有过多次互动，罗池兄写诗、翻译多位外国诗人的诗集，像叶芝、格雷戈里·柯索、彼得·霍恩等，今年又出史蒂文斯诗集《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消失的岛屿：希尼自选诗集》。

2.洞察、写诗、自省

随着自己的阅读、经历、写作的变化，我越来越觉得，诗人不仅仅是写诗的人，还是洞察者，通过看透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及地理环境，来获得参悟，从而转化为诗。在仪式感丧失的时代，这种参悟从而成为内省，达到塑造自身的终极目的，这就是佛教所说的自度，也就是修罗汉。当然，还有句话是“自度度人，自觉觉他”。

作为洞察者，诗人面对现实生活，即肉身之沉重，如拉金所说：“我写诗是为我自己也为别人保存我所见/所思/所感的事物。”这个论断充分体现了诗人作为洞察者的一面，在诗之外，他需要不断训练自己的感受力、洞察力。

写诗，并发表它们，只是一个人成为诗人的很少一部分，更多部分在于其他，也就是传统诗论“功夫在诗外”。这里所说的“功夫”不仅是为写诗所作的感受、洞察、阅读、积累，还是诗人为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作出的努力。不管批判现实也好，白描日常也罢，或是赞美什么，都是诗人自身的态度，这种从洞察到写诗的过程驱使诗人朝向自己的诗，而他的诗也反作用于诗人自身，像任何物体受到最初力量的驱动，顺沿力道而运行。

一个诗人应该打开所有感官，去观察人世、自然、时代、社会，这些工作与阅读同等重要。诗人的早期写作更多是自发，出于无意识的自我抒发或模仿他人，警醒的诗人会逐渐从自发转变为自觉、责任，像寻找写作题材、拓展想象、系统阅读、探索技巧、语言实验，等等。一个诗人或者其他类型写作者，做到其中两条以上，都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

诗凸显的仅仅是诗人的部分才能、思想，不断跳脱才能、思想的局限，追求诗的完美，审视自己。

陈振波（广西）：广西诗歌双年展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从策划到选稿，都得到了大蜕变、大提升。这不仅意味着《广西文学》编辑视域拓展、思路明晰，也意味着广西诗人写作已经出现了新的曙光，同时，那个被称为“广西诗歌”的想象也在随物赋形，逐步成型，不断生成一张似可辨认并认同的面孔。本人有幸参与其中，初选部分稿件，其间得到的学习，也非简短话语所能言明，对广西诗歌的发展也生出了更多的信心。

此次双年展邀请了云南的诗人朋友助阵、交流，也可见出策划的精心。云南与广西毗邻，地貌、气候、多民族聚居和现代化发展相结合的人文景观更为相近，兄弟省份间在诗歌写作上于广西诗人也显得更为亲密亲和。事实上，广西诗歌在某些方面也是以云南作为参照和榜样的，因为云南产生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标杆诗人，如于坚、雷平阳，而且可以游刃有余地参与诗歌话题的讨论，甚至提出话题。在这些方面，广西诗歌还显得任重道远。

但广西诗歌也确乎经历了内部的淬炼，“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尤以此期双年展表现至为明显。此次以情为主的写作，激发了诗人们内在的情感，诗情的酝酿、变形、外化愈加丰富，语言也更加自由，富于艺术趣味。

而诗歌处在特定的时代和具体的语境之中，诗歌情感的表达无时不刻不在反映时代的整体氛围，尤其是这样一个大时代新时代。时代感，或者说现代性成为衡量一首诗的重要标尺，那些假装的、虚饰甚至伪饰的陈词与错觉终究会被抛弃。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三代诗人尤其倡导一种与时代相称的“复杂的诗艺”写作，希望锻造一种可以处理复杂现实的能力，发出声音。时至今日，时代这样，而我们的写作是否在萎缩，或像泡沫漂浮空中，随即破碎？文化的嫩肤与政治的獠牙、经济的利爪相比，似乎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成为被宰制的犬儒与附庸。如何重建文化与其他类型意识形态的平等对话与互动，乃至参与建构与引导，尤其是在一种恶的审美生态之中，显得尤为迫切。而诗歌首当其冲。

时代感被稀释为一种没有立场和倾向性，身份不明的写作，这也预示了一种写作危机。诗人置身其中，让读者感觉不到立场、见解和态度，自身也会被平庸损耗殆尽。如何应对？应该说，一种彰显人格魅力的诗歌写作是值得倡导的。

经历，“躬身入局”，方知其中辛酸、艰险、憾恨与欣悦。去感悟、体会，形成判断。作为一个诗人，是否具备人的立场与诗的立场，将会影响前方的道路和天空。人格魅力终究会在诗中显现。那吸引人的，诗的魅力，也会穿越时空。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钱钟书诗）当我言说，我其实只是自语。那些说出的话，有时也只是想让另一个自己听见，当然，也希望有其他的人听见。

朱山坡（广西）：虽然我已经转型写小说多年，但我每年读诗歌比读小说还多。云南是诗歌强省，有我非常喜欢的诗人。云南诗歌有迷人的特质，地域性很强。这期《广西文学》上的云南诗歌我就很喜欢。我还十分喜欢雷平阳的诗歌，但近来我更喜欢读他的散文，比如集子《旧山水》我就读了多次。广西诗歌与云南诗歌有一定的相类性，描述的事物和使用的意象都那么相似，气息也彼此熟悉。广西诗人也很努力，民间也有不少才华出众的诗人。我惊讶于王单单刚才所说，你们是以云南作协诗歌委员会的名义组织诗人到广西的。我们广西作协要向云南学习，更好地发挥诗歌委员会的作用，一些诗歌活动由诗歌委员会去组织。我觉得广西和云南一衣带水，可以往来更紧密一些，可以联合开展更多的文学活动。欢迎云南诗人在广西多走走看看，留下诗篇。

芒原（云南）：大家好！今天有幸参加由《广西文学》编辑部举办的“广西诗歌双年展作品研讨会”，感到十分荣幸。

此次广西诗歌双年展的诗人众多，作品也是精彩纷呈，让我们领略到各种诗歌风格的格调与美学取向，虽然诗歌体现的是更多个人化的东西，但也是需要相互交融与碰撞的，只有通过对每位诗人个性化诗歌抒寫的比较，才能认识到自身诗歌存在的误区和不足，不“会当凌绝顶”，怎能“一览众山小”？所以这次诗歌双年展对于广西和云南两省的诗人来说，其意义是非凡的，既有包容性，又有前瞻性，它让两省诗人得到很好的交流与学习。

今天既然能和大家坐在一起交流探讨诗歌，我也结合自身写作经历来谈谈对诗歌的一点浅见。

重塑。诗歌于我而言，就是一条重塑之路。我没有必要回避我的职业，我的职业是一个派出所的基层民警，每天都在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每天都在和社会的阴暗面接触，说得更小一点，就是和小偷斗智、和打架者纠缠、和邻里纠纷拌嘴，事无巨细，多如牛毛，真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正是这样的纷纷扰扰，我依然保持内心的审美，这是诗歌重塑的功能，它让我保持高度的人性关怀，真善美的辨识度。

自救。警察的日常就是熬夜、加班，和时间赛跑，不能回家是家常便饭。说得直接点，警察也是人，也同样具备人性的各个要素。当亲眼目睹那么多死亡，以及人性中恶的暴行和阴暗的残忍时，自己也就被现场的血淋淋“现场”，带到精神困顿的悬崖，真实的“现场”和精神的“现场”发生着尖锐的冲突，感觉自身有随时被淹死的可能，加之超负荷的工作，给身体和心理再度添上巨大的压力，把整个人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情况下，趋利避害，人都会选择自救，而很多同事选择喝酒，或是去唱歌，可我选择读诗和写诗，让自己在诗歌中得到短暂的休息，享受诗歌带来的放松，以及诗歌蕴含着的生命力。

救人。诗歌，让我摆脱现实中精神的困苦，找到另一片精神安抚之地，同时也拉了我一把。与此同时，诗歌让我被更多人知道，甚至是解读，读到我诗歌的人，可能因为一个现场，或者一个美学的取向，甚至是一个破解的词语，触发心灵上的共鸣，体验到内心的隐秘的痛苦或欢乐，这就足够了。因为这样的救人，不是口号，也不是标语，而是一种内心的感受，感受自己、他人、喜怒哀乐，让人性中明亮与阴暗，都得到美的渡化，发生美的效应。

所以，诗歌没有让我自暴自弃，诗歌也不会随波逐流，越来越荒芜的现实，越来越荒诞的人间，有一颗诗心守护着内心的一片净土，忠于内心的抒写，不正是重塑了一条自我精神的救赎之路吗？

苦楝树（广西）： 通过以“情”为主题的写作和上一次双年展的叙事性写作，所有参与诗人都得到了一个重新自我定位的机会，这也是创作过程中我们经常忽略的一点。在这两次命题写作中读到了很多质量高的作品，同时也暴露出了诗人写作的一些短板，比如很多欠缺对叙事诗写作深入思考的作者，认为只把一件事完整地记录下来，类似写日记，对话或者讲故事一样分分行，结尾做个抒情性总结，以为这样就完成了一首叙事诗。叙事诗其实难就难在要交代清楚故事情节有在场的参与，又要把态度、意象、留白、张力等诗的元素适当地放进去，把虚实很好地结合起来。又比如以“情”为主题的写作，几乎所有的诗歌都可以说成是情诗，有人说新诗无标准，新诗只是一种可能性，确实如此，诗更多时候是个人行为和倾述欲望， 而我个人认为现实中“情”和情诗是对立的，一个人死了，在诗中我们希望他没死。其实“情”很多是不可说的，而我们却在诗歌中说了;其次“情”是真诚的，不可伪装的，而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却有意地将它修饰，隐藏和克制。情诗写作如果单单只是堆砌精美感人的词语，这样的诗显得平庸、空洞，打动不了人，寻找新的角度观察，即切入点和在场感往往能把写作带向更高的层次。这两次的命题写作充分验证了“诗是诗人的适应力和生存力”的观点。通过与外省诗人朋友的碰撞交流，提高认知的同时，我也会再次陷入新的写作焦虑和挣扎：不同年龄段，不同题材该怎么把握？幸运的是，优秀的作品告诉我们只有把握了写作的方向，才能消除焦虑和挣扎。不管面对什么题材的写作，都必须保持严肃对待和力求最好的态度，这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冯艳冰（广西）：诗歌研讨暂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远道而来的云南诗人，两地诗人的认真思考与坦诚交流。相信每一位诗人的发言为我们日后的创作都会带来诸多的借鉴与启示。借用李浩老师的发言——联展是“在互补、对抗和差异中不断精进”，这正是我们两地联展的目的。两地诗人的交流从刊物到研讨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日后我们将有更多的往来与互动，今天在这里，双年展提供的仅仅是一个对话框，希望大家多多点击这个对话框。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