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事件中的现代视觉体制

李飞

【内容摘要】在现代与后现代纠缠的当下，媒体遵循的“笛卡尔式透视主义”遭到多元主义的视觉体制的消解，并使得传统形成共识的共时性媒介空间消解，演变成一场视觉狂欢，并有使公共讨论异化为拟像的趋势。

【关键词】现代视觉体制;媒介事件;视觉奇观

所谓“媒介事件”，在界定过程中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施拉姆的传统，他认为，媒介事件“主要是制造来供媒介作报道的事件。换句话说，不是随着新闻的潮流行动，聪明的人学会了怎样去推动新闻本身”。“当前的历史充满了‘有意安排的事件’——主要是制造供媒体作报道的事件”。①作为传播学科的开创者，施拉姆从“术”的角度强调了人对于新闻的利用，并充满了对媒介事件制造者的褒扬与肯定，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态度拥抱媒介事件，而封闭了对媒介事件的反思与价值重估。这种态度也一度影响我国的研究者。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在1992年出版的《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则开创了另外一个传统。他们研究电视在仪式文化的作用之际指出，“媒介事件是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它不同于一般的电视节目、电视新闻甚至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在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在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介的栏目或节目被不同的受众群体所选择、所分割，大众传播趋向‘小众传播’的情況下，媒介事件却始终表现出对时间、空间、一国、数国乃至全世界的‘征服’。它制造出一个神圣的日子，一次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一次集体情感的宣泄。”②在戴扬和卡茨具有涂尔干主义的功能研究中，媒介事件的社会功能被强调了：媒介事件体现并维系着社会“中心”，发挥着类似于传统社会中宗教生产社会共识的功能。在中国媒介事件研究的谱系中，施拉姆那种带有媒介中心主义倾向的方式被强调。如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强调了媒介事件的策划或安排性质。③这种对媒介事件中主动、有意制造因素的强调，反映了当下媒介事件实践和研究中对涂尔干主义选择性的回避，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媒介中心主义的倾向。现实可能是，涂尔干主义的幽灵在媒介事件中以各种形式存在。

在新媒体时代，媒介事件的制造状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新媒介机制参与到媒介事件的生产之中，并通过发挥其在媒介矩阵中同其他媒介的互动作用的方式，使得媒介事件打上了新媒介的烙印。新媒体时代，媒介事件的生产制造中，实际上通过互动的方式反映了社会在某些机制方面的共识以及共识生产过程中的变化。本文试以庆安事件为例，对此进行分析。

一、新闻事件中的视觉中心主义

在当代的与新闻密切相关的媒介事件中，如马丁·杰所言的现代视觉体制越来越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常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尽管媒体的把关人、议程设置等机制依然存在，但是在这个已经实现了从理性文化向感性文化转型的时代，在已经越来越现代化的中国，现代视觉机制在其中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容忽视：人们对事情的认识深入程度与视觉的等级秩序同构。从庆安案来看，新闻事件的报道经历了文字——图片——路人视频——央视公布视频的过程，报道越深入，对视觉材料的要求也就越丰富，要求也就越高——而这也体现在事件的发生过程之中。

2015年5月2日庆安警察击毙犯罪嫌疑人的事件发生后，中国新闻网便最早进行了文字报道，描述了一男子同庆安站民警发生冲突，向民警抛摔孩子，抢夺警具并被击毙身亡，并出于新闻客观性、平衡报道的专业主义考虑对死者的母亲进行了采访。随后，中国网络资讯台的报道并没有增添更多文字性信息，但发了7张事件的独家新闻图片——在俯拍的图片中死者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跪坐在地，年仅五岁的儿童站在一边，不远处则是死者徐纯合静静躺在现场的尸首——图片将弱者的无助、凄惨表现得淋漓尽致，图片画面的冲击力以及事件性质迅速使得事件发酵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读图时代，正是视觉的冲击力使得庆安事件撩拨了人们心灵中某些敏感的部分，在自媒体中得到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 ，图片意义表达的不确定性给各种阐释提供了空间，人们根据对警察、官方、死者的身份、刻板成见等，对事件的面貌进行脑补和所谓的“还原”。而媒体出于注意力经济的目的，自动代表民众对事件的发展进行关注和追踪报道。无论是自媒体还是传统的媒介形式，都遵循的是眼球经济的逻辑，根据自身的立场迅速将事件中某些部分放大，引起社会关注与讨论，并最终演化成为媒介事件。

此后，网络上流传的现场路人拍摄的不完整视频中，持械的警察与徐纯合对抗纠缠，徐躲闪着警棍，更是使得案件变得疑点重重。由于官方并没有给予更多消息和说法，各路媒体对事件真相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挖掘，在一些媒体报道中事件更被描述成为上访同截访冲突产生的悲剧，这些也将民众的情绪以及情绪化反应都调动了起来。由于公开的信息有限，且具有模糊性，各方通过已有的信息渠道对事件进行还原。经过多天舆论发酵，诸如上访、贪腐、恶警之类流言满天飞，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对真相的呼唤也同现场的闭路电视之间建立起了勾连。拥有官方背景的新华社中国网事在微博上呼吁：“只有尽早完整公布此事真相，全面客观公布调查结论，才能吹散迷雾，解开公众心结”。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也发表评论《真相别总靠“倒逼”》，强调了了视频本身的重要性——“有关部门更应公布完整的录像和调查结果，来证明开枪的决定必要和适当”④。该社论将完整的监控录像同专业的调查、相关部门公信力的重建紧密联系在一起。市场化的媒体如腾讯等在次日“今日话题”发了《庆安枪击事件，别再捂下去》，要求公开完整版的视频。

在这样具有官方背景的主流媒体和阅读量颇大的市场媒体难得形成的对监控视频的呼唤的共识中，视频似乎成为了平息争论的神器，成为了真相的代表和裁判，从而也具有了某种真理的性质。这种倾向将所有的矛盾和聚焦点都推向了视频，将视觉材料本身蕴含的视觉中心主义的逻辑推到了极致——因为这种呼唤遵循的是视觉材料本身互文性的逻辑，而并非是事件真相本身的逻辑。

所谓的互文性指的是文本的创作者“借用”先前文本之意，有时是有意而为之，而更多的情况下是无意识的过程⑤。这种互文性是和现代视觉体制中存在的视觉材料的等级制度同构的——在事件中，这种视觉材料的等级制度表现为：图片优于文字、片段视频优于图片，完整的视频由于接近事实而优于片段获得了一种近似于真理的地位。也正是这种视觉材料互文性的特点倒逼着官方公布视频来平息争论。作为对这个事件的回应，官方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布了相关的视频材料。如果说媒介事件体现了社会核心的共识的话，那么在庆安案中这种共识则是完整视频所具有的真理性质——因为这反映了现代文化中所推崇的“理性”“科学”与它们所依赖的视觉体制之间的同构关系，以及公共领域对视觉的依赖性质。作为对这种视觉中心主义的反映，央视播出了调查视频，看上去大部分普通观众都已经被说服，虽然围绕央视视频依然有相当多的精英人士在激烈争论，比较突出的是法律和技术层面的探讨。实际上，要不要视觉材料作法律证据，要不要让电视媒体随意报道司法过程，有成熟司法经验的社会对此长期持谨慎与保守态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视觉材料本身只是真相的碎片，本身是没有逻辑和叙事的，需要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对材料进行处理。美国1992年洛杉矶暴乱、辛普森案等都说明了视觉材料的使用需要审慎，而不能放纵视觉逻辑。

二、真相、视频与上帝：两种凝视机制的角逐

从媒介事件的角度来审视，对庆安事件的关注、事件中对完整监控视频的呼唤以及在“上视频”的呼唤中央视公开视频，反映了当下人们图像化生存的认识论——而这也是新媒介时代的特点所在。

在图像化生存中，呈现两种凝视机制的角逐。其中一种是尼采的上帝之死后，人们追寻的那种“上帝的凝视”或“诸神的凝视”机制。“上帝的凝视”是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其成为人们追求的凝視机制在于当代社会正呈现海德格尔在《作为图像的世界》中论述的视觉正成为主导人们感知体系中最重要力量的状况：“新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世界变成了图像。世界在‘人’面前成为了表征。在古典时代事情正好相反，‘人’是被观看的对象。简单来说：诸神和上帝曾经在凝视着我们，而我们也感觉到他的凝视;现在，是我们在观看世界，我们将世界理解为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⑥海德格尔认为，在进入新时代之后，上帝和诸神的世界秩序崩溃了，世界的图像化使得世界成为了表征，人们通过观看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行动、文化和实践，并将观看作为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观看变成了一种内容，其隐含了人类协调彼此之间关系的内涵，观看本身成为一种确认和理解的方式。在这个新时代中，人的主体性是通过观看实现和体现出来的，观看也内化成为一种文化的逻辑与秩序。在这种文化逻辑与秩序中，观看使得生活在这个图像化的世界中的个人通过对他者的审视能获得一种“上帝的凝视”或“诸神的凝视”的体验，真理、真相等也成为可以通过观看确认的了。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视觉意识的觉醒、90年代新闻对视觉的强调以及新世纪以来在“数字化生存”中培养起来的视觉文化的泛滥等使得中国在建构自身文化现代性的过程中“把世界作为表象来描绘的现代观念”⑦内化为一种社会的无意识。在视觉文化时代，真相和真理内爆成为视觉表象，成为观看和凝视的内容，用通俗而流行的话表述就是“眼见为实”“有图有真相”。

在这样夸大视觉材料作用的认识论中，视觉将之前文化中人的主体性消解了，将主观能动性放逐掉了，视觉材料本身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在庆安事件当中，这种无意识将完整的监控视频作为平息争论的途径和手段，甚至是公信力受损的灵丹妙药的倾向也体现了出来——正如5月10日新华社的社论中所言：“仅靠有限的信息公开和警方人员讲述，显然无法平息公众的疑问，更无法缓解人们对开枪的疑惧。既然事发在众目睽睽之下，现场也有监控录像，不妨公开完整的视频，邀请更权威中立的部门参与调查，以此赢获公信力。”⑧完整监控录像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成为真相的代表。由此可见，人们对视频的期盼不可谓不高。新华社的社论以及后面央视的做法也不过是社会中人们的这种视觉逻辑和视觉期待的延伸罢了。

尽管人们直觉上对视频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容忽视的是视频仅仅只是众多再现现实的符号体系的一部分。完整的监控视频看到的也只是固定安装在那个现场上方的一个高高在上角度俯视的结果。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纠缠不清的当下，与中心权力相关的专业分析技术遭到了去魅和解构，而分析的对象——完整的监控视频则由于和离散的权力主体相关，成为话语场中主导权争夺对象而被返魅。在大众文化中，由于这个监控器所在的位置以及看到的内容被赋予了“上帝的凝视”的神圣意义——这关系“公众的疑问”，也是“更权威中立的部门参与调查”的基础，也是“赢获公信力”的关键所在。仿佛这个处于“上帝的凝视”状况下的完整的监控录像一出，在万能的科学和无所不能的专业分析之下，一切真相都会大白。

在这套“上帝的凝视”的凝视机制的背后被压制和解构的是“现代视觉体制”中与理性和专业相连的科学的凝视机制。这种现代视觉体制被赋予科学地位有三个潜在前提：一是社会现象是可见的，可以通过视觉来了解;二是理论家在伦理和政治上的无可指责，他们或是正确的或是中立的;最后就是观察者与被观察的现象之间的视觉关系是不平等的，不是主体之间，而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⑨在对庆安事件进行 “真相还原”的过程中，专业人员需要对被观众情绪化、卷入化观看所忽视的现场状况、子弹的弹道等可视性材料进行价值无涉的分析，并发挥主体能动性将这些材料根据专业的、基于理性和逻辑的方式进行处理。在观众和各路记者千呼万唤之后，央视被授权拿到了相关的专业的分析，并和事件监控视频材料一道公布，试图以真相大白的、视觉崇拜的仪式来消弭质疑。而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审视，看上去大部分普通观众在“眼见为实”的生活经验的逻辑下，大多都已经被说服。

“上帝的凝视”的凝视机制对视觉材料挑选是基于可看性的。在庆安事件中，公布调查结果的新闻明明说了，监控视频只是证据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现场勘察，走访目击者，走访相关人员等等一大堆材料。即便公众要显示其独立于专家和媒体控制之外的自主性，那么遵循认识事件真相的逻辑，这些材料是还原真相、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必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专业的分析方法可以去魅，但是并不意味着其可以缺席。然而，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却并没有人嚷嚷着把警察访问记录、现场勘察照片，弹道计算等也给公布了，更没人要求直播法医验尸过程。因为尽管这种科学、专业的内容更加接近现场的“真实”情形，但是由于不符合看热闹、凑热闹的情境选择，也不符合想象的“在场”的存在而被排除在外。在看客“叶公好龙”的视觉逻辑那里，“视觉性在场”事实上重于真相，更具有视觉刺激和戏剧性冲突的内容反倒成为看客观看的重点，并被披上信息公开、社会进步的新衣，而真正与真相紧密相连的科学的凝视机制、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却被选择性遗忘了。

此外，视觉材料需要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之与其他众多材料编织在一起，方能构成真相的叙事。根据巴特的观点，影像的不确定性与多义性，文字对影像发挥着锚定作用，即通过信息冗余的方式突出文字语言中某部分或全部的内容，“固定”其中共同的含义，从而使得受众能够准确、迅速获得。⑩监控器的录像毕竟不是上帝的凝视，其只能在与其他符号体系一起被作为素材编织进特定叙事中意义才会被“锚定”，故事才能显露出来。叙事中除了交流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外，其中也隐藏着对事实材料的组织与建构在其中，叙事呈现的只不过是事实材料组合建构起来的一种可能性而已。“阅读叙事意味着读者要做特别的辨认和识别工作。”而且即便是这样，阐释的黑洞也仍旧随时待命吞噬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维系一个社会的基本运作，我们别无他法，只能信任专家和权威机构，并在众声喧哗、权威消解的过程中依据视觉材料进行返魅，从而实现权威和共识的再生产——即“公开完整视频”，让每个人能够在通过监控器那种被捧成“上帝的凝视”的视觉快感与视觉狂欢中获取“真相”与认同“真相”，“更权威中立的部门参与调查”，并达到“赢获公信力”——而这是同媒介事件的认同机制紧密相连的，如果没有这种对“真相”在态度上的真诚，那么作为视觉的盛宴的庆安事件也就难以作为媒介事件维系下去，因为“这种描绘的真实性必须得到大众的确认，否则从根本上说是行不通的”。

三、看客、视觉奇观与拟像

“看客”形象是鲁迅在“幻灯片事件”后对国人麻木不仁状态、亟待救治灵魂状态的形象化描述。这种“看客”的文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文化逻辑中。在“读图时代”或者说“新媒介时代”，视觉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媒介逻辑。

“庆安事件”能成为媒介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可看性”——即对社会中“看客”心理的满足——而就这种意义而言同现代视觉体制具有某种高度的一致性。看客本身对“看”有一种几近苛刻的挑剔。在庆安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新华网记者在警方的帮助下观看监控录像，并试图通过文字叙事还原案发现场。然而，看客们并不满意代表他们进行“观看”并将“观看”以媒介形式呈现出来的记者——观看只有成为亲身经历而不是被代表，才更符合做出是“真实”的判断的程序和仪式。在这种意义上，新华社记者具有情境的文字报道依然输给了汲汲追求图像的看客。

对看客而言，从满足他们“视觉在场”的诉求出发，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阐释的边沁的那个全景敞式监狱的观看与监控设计可能是最完美的、也是最理想的了。全景敞式监狱“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这种观看机制“使权利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在这种现代视觉体制的观看设计之中，尽管全景敞式监狱只是构想的理想型的存在，但是监控技术的发展以及摄录设备的普及却使得实践中可能存在的死角不断减少，监控和观看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并越来越现实化。这种全景敞式监狱现实化的趋势使得有些人乐观地以为今天中国的全景监控已经先进到了上帝的层次，甚至产生了只要把上帝在谷歌眼镜中的视频重放一遍，就立马真相大白的幻觉。沉浸在其中的看客，全然沉浸在其能够提供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视觉狂欢的幻觉中。这种去政治化的视觉幻觉鼓舞了视觉材料不恰当的处理。在庆安事件中对更多视觉材料不断的呼唤与公布，就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这种体现。

对于媒介事件中的看客而言，视觉材料构成了一个虚拟的媒介空间。在这个媒介空间中，丰富的视觉材料给看客们构建了一种身临其境的“在场”体验，因而具备了“媒介事件既能征服空间也能征服时间”的特点。在电视媒介时代，电视的直播制造了一个共时性的媒介空间，在观看过程中历史性时刻仪式性的呈现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奇观的呈现消弭了实际中物理空间的差异，尽管人们现实中处于不同的物理空间，然而视觉“在场”带来的心理体验，促成了共识的形成以及对社会共同体的想象。电视媒介时代，电视直播形成的媒介空间发挥着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物理空间中“看客”“集聚”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共同亲历某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的作用，“看客”在观看过程中共同情感也被召唤出来，个体同集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

在新媒体时代，媒介空间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新媒介技术使得人们在使用媒介的时候多任务状态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实践——如在特定空间看电视的同时也能上网、听音乐。这样一来媒介空间的多重性也就体现了出来。在多重媒介空间体验下，传统电视时代单一任务模式下观看直播产生共识的历史性时刻也就消解了，差异性成为了媒介空间视觉体验的特色。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就没有了相对稳定、统一的衡量标准，即便是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在2015年2月28日上映的《穹顶之下》中，被某些大众文化誉为“女神”的央视前主持人柴静将来自天涯海角的素材漏洞百出地用跳接的方式剪辑在一起，在形式上拙劣模仿《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内核却是地道的《新闻调查》——但是由于由“女神”来为看客提供“上帝的凝视”或者说“诸神的凝视”的视点，因而在面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评之际，舆论中仍有声音为柴静辩护说其出发点是好的。后现代主义的跳接、逻辑漏洞百出、蒙太奇无缝衔接等问题却因为表现的是大众文化中看客愿意看的、想看的而被选择性忽视了。然而，央视发布的“庆安事件”视频，不过是剪掉了冗长部分，把几个不同监控视频的镜头进行了交叉剪辑，由于没有满足看客“上帝的凝視”的欲求，没满足其对新闻奇观的视觉需求，结果却“被阴谋论”了，视频剪辑成为了诟病的重点。在看客那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和标准存在。

从现代视觉体制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媒体习惯性遵循的现代主导性视觉模式“笛卡尔式透视主义”的影响被后现代的文化状况消解了——媒体习惯了为媒介事件营造一个共同的、达成共识的媒介空间，在这个媒介空间中促成共识的“笛卡尔式的透视主义”为空洞的主体反历史的观看提供了可能，也为共同的时空意义的生产提供了便利。在后现代的文化状况下，观众那里重要的不是媒体试图传递什么观念内容，而是内容通过什么类型的媒体传递出来的，然后根据对这个媒体的刻板印象，“看人下菜单”，选择读解的方式。

与此同时，在后现代社会中，观众对特定内容的观看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特定内容的接收——以互联网、移动客户端等为代表的去中心化、碎片化的新媒介环境使得多重任务模式成为可能。在社会空间和时间日益碎片化的当下，马丁·杰伊所言的具有多元主义色彩的“视觉狂欢”的视觉制度——巴洛克主义的视觉模式也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巴洛克主义的视觉模式满足了离散型的“看客”对视觉奇观凝视的需要，并促成多维的媒介空间的形成。在众声喧哗的情境，没有了对视觉材料进行分析性的使用，那么将会带来大众舆论对专业判断的扰乱——视觉使得专业分析变得可以接近、去魅的同时也消解了其权威，同时带来了质疑，难以达成共识。

我国的媒体也和公众一样洋溢着一种看客疯狂拥抱视觉奇观的心态。“真是可恨，监控摄像头怎么不是智能的，该特写的时候给特写，该反打的时候给反打，那多好！都能拍出美国媒体直播伊拉克战争的效果来！”

奇观的逻辑已经悄然渗透在社会公共生活之中。而奇观，在居伊·德波那里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新特质——图景性的反映的：“奇观是一种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它的存在由表象所支撑，以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显现形式”。当公共性的事件，在看客的逻辑中变成了奇观，并遵循奇观逻辑进行展现与建构，生产出媒介事件来餍足看客的视觉欲求之际，公共讨论中的公共性就被消解了，公共领域的倡导者们理想的公众变成了看客，在后现代各种文化奇观中流连忘返，乐不思蜀。而视觉材料与符号建构的鲍德里亚所言的比“真实”更“真实”的状态与情境——即超真实，将驱逐真实而欢呼拟像世界的到来。也是出于对媒介建构的超真實的世界的警惕，鲍德里亚曾指出，大众所知道的伊拉克战争只是一场经西方媒体制造出来的幻象，真实的伊拉克战争被深深遮蔽。而亦有学者指出，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被标准的意识形态人格化了：“媒体不仅没有提供关于伊拉克的社会、政治、或宗教倾向以及敌对情绪方面的信息，而是最终将冲突限定为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一场争吵，这是个邪恶之化身，将自己排斥在文明的国际社会之外的罪犯。真实的目的甚至超出了摧毁伊拉克的军事力量，而被陈述为具有精神意义的，成了将要丢面子的萨达姆的耻辱。”这种拟人化的拟像的狂欢，在新媒体中自觉移情到看客位置上的用户中将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他们的转发、评论构成了看客们狂欢的超真实，其带来的可能并不是公开的讨论，而是将公共生活带入另一个拟像的伊拉克战争之中。

注释：

①﹝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何道宽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页。

②闵惠泉：《我们都在见证历史——〈媒介事件〉中译本序》，《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参见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④⑧《真相别总靠“倒逼”》，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5-05/10/c_134225580.htm，2015年5月10日。

⑤﹝美﹞伯杰：《眼见为实：视觉传播导论》（第三版），张蕊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⑥﹝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⑦﹝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页。

⑨Jay M， Scopic Regimes of Modernity. Jay M，Foster H. Vision and visuality. Bay Press ，1988.

⑩Barthes R. Image-Music-Text， S. Heath（ed. and trans）， London： Fontana Press， 1977.p41.

﹝法﹞弗朗西斯·瓦努瓦：《书面叙事·电影叙事》，王文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页、第17页。

鲁迅：《自序》（《鲁迅文集·呐喊》第1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6-227页。

Jay M：Scopic Regimes of Modernity . Jay M，Foster H（ed）. Vision and visuality. Bay Press ，1988：3-23

吴靖：《庆安案的另一面，人们是有多迷信视频啊》，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wujing/2015_05_15_319646.shtml，2015年5月15日。

﹝法﹞居依·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1 页。

﹝斯﹞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