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精神困顿与生命突围

袁海锋

统编本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收录了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一文。此文创作于元丰六年（1083年）十月，是苏轼黄州文学的精品，亦是其谪居生涯的精神结晶。全文虽仅85字，在苏氏小品文中短小罕见，但是其中寄寓的生命诉求却极为丰富。因为篇幅短小，文章书写，如叙事、描写、抒情皆点到即止，这无疑也增大了文章理解和课堂教学的难度。

许多解读尝试将“闲人”作为理解文章主旨的切口，教材配套教参亦主张“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自谓‘闲人，则所有意味尽含其中”。文章主旨的呈现依托于叙事、描写等环节，仅就情感抒发讨论文章主旨，极容易忽略情感生发的逻辑路线，进而误入歧途。具体到《记承天寺夜游》，文章主旨的探讨必须充分关注情感生发所依托的叙事、描写部分，由事及情、由景及情，顺着情感表达的内在逻辑，才能走进文章深处，走到苏轼内心。

藻、荇：依形而定的人生境遇

文本解读中，理解的破局往往发生在行文的奇崛处、意义的矛盾处。这些地方常有作者的有意为之，其问多文学生成的锤炼、意义的寓托、感情的灌注。《记承天寺夜游》中的“积水”“藻、荇”描写便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妙笔——苏轼化天上明月为地上积水空明，化眼前竹柏为水中交横藻、荇。就文章结构言，此笔前承夜游叙事，后引以景而起的夜游抒怀，有勾连之功;就写作逻辑言，赏明月观竹柏却不直写二物，而以积水藻、荇幻化，有激疑之用。至于这些勾连之功、激疑之用，则是以它们在文章中的具体意义可能为基础的。

不过，教材对“藻、荇”的注释却过于简单——“均为水生植物”，这使得解读和教学都极易忽略“藻、荇”丰富的意义承载。《现代汉语词典》中“藻”一词释为：“泛指生长在水中的绿色植物，也包括某些水生的高等植物，如金鱼藻、狸藻等。”金鱼藻“茎长40～150厘米，平滑，具分枝……植株无根”，狸藻“长15～80厘米……几乎无根，茎细弱”。荇的文学形象可追溯至《诗经》，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性植物。荇“一名接余，白茎，叶紫赤色，正圆。茎寸余，浮在水上。根在水底，与水深浅等，大如钗股，上青下白”。且不论苏轼所写的“藻、荇”是哪种，在这些描述中，藻、荇形象大致清晰——枝茎修长，浮于水上，易随波逐流，或漂泊不定。“软泥上的青荇舳油的在水底招摇”（徐志摩《再别康桥》）是藻、荇形象极为典型的文学展现。是夜明月无边，幻化到承天寺中庭，则是一面积水。积水为藻、荇交横之所，藻、荇乃积水推托之物，藻、荇非于水中不能尽显其形，欲显藻、荇之态则无水不可。苏轼化明月为空明积水，更多是为藻、荇铺陈的—个文学需要。在“积水”“藻、荇”二者关系中，藻、荇无疑是更核心的，更凝聚苏轼情绪的。

王国维曾言：“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再看幻化出藻、荇“景语”的苏轼所处的生命情境，他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才华卓著的大师，其于书、画、诗、词、文的造诣无不令人惊叹。苏轼在嘉祜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时年仅21岁。早早入仕，并不意味着仕途一帆风顺。因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苏轼多次自请或被迫外放杭州、密州、湖州、颍州等地。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后，更因“政敌”迫害而屡遭贬谪，甚至被贬到海南的儋州。苏轼一生，仅任职为官之地就有14处之多。苏轼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描摹自己宦海一生的心境：“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言辞之间，足见其身世之不测、心灵之凄苦。

藻、荇景的世界与苏轼情的世界在此得以贯通，藻、荇由此具备了承载苏轼身心之苦的潜能。这也是他不惜大费周章，非于朗月晴空、森森竹柏的承天寺中庭，幻化出一片积水藻、荇的原因所在。在水中藻、荇身上，苏轼隐约看到了自己崎岖不堪又难以把握的生命际遇。他想极力把持，不愧初心而正道直行;但仕途暗涌的水势太过强大，以至于身不由己、无法自持，不得不在水势中如藻、荇般逐流漂泊。贬谪黄州的苏轼内心有如此情绪，但承天寺里并无真实的藻、荇交横，以承接这样的心绪。正如其《文说》所言：“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苏轼便随物赋形地化明月竹柏为积水藻、荇，以潜藏自己黄州谪居的人生境遇和是夜难以言说的精神困顿。

竹柏：依性而定的生命寓托

如果说藻、荇潜藏着苏轼黄州谪居的人生境遇和是夜难以言说的精神困顿，竹柏则隐含了他独特的生命寓托，也潜藏着他再一次的生命突围。至于苏轼在其中寄予了怎样的生命寓托，这与竹柏的形象承载力是息息相关的。

教材未对“竹柏”作任何注释，这是个遗憾。事实上，文中的“竹柏”并非竹子与柏树两种植物，而是另一种我国常见的常绿乔木树种。它生长缓慢，因叶形似竹，枝叶疏密相问，经冬不凋;树干似柏，高大秀美而得名。其树高可达二十余米，树龄可达百年，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区域有广泛分布。这是其月夜之影与“藻、荇”相似的现实可能。由于竹柏的这些特征，它又被赋予了坚贞、不屈、孤傲等文化品格，如孙绰《司空庾冰碑》中“夫良玉以经焚不渝，故其贞可贵;竹柏以蒙霜保荣，故见殊列树”句、顏延之《阳给事诔》中“如彼竹柏，负雪怀霜”句、彭绍升《秋士先生墓志铭》中“先生竹柏之性，有节有文”句，皆有如此取义。这为苏轼依竹柏之性潜藏生命寓托、写出心胸块垒，提供了文化可能。

是夜同游的张怀民（名梦得，字僵俭），元丰六年贬官黄州，初时寓居承天寺。《记承天寺夜游》创作时，正是怀民初贬黄州之时。苏辙所作《黄州快哉亭记》有言：“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可见怀民与苏轼在同病相怜之余，又有如何勘破人生顺逆、得失、仕隐的共同问题需要面对。

《记承天寺夜游》里苏轼正是要与怀民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他将承天寺的天上明月与挺拔竹柏化身积水空明和交横藻、荇，其间最大变化是当事者观察视角的转变——由对明月竹柏的仰视，变为对积水藻、荇的俯视。这样的俯视是苏轼对自己生命处境的一种审视。它让苏轼看清，无论“藻、荇”般的生命再如何无法自持、让人苦闷，人生都还有一种仰视的观察可能——它让“积水”显形为明月，“藻、荇”还原为“竹柏”。原来中庭的一切不过是月下幻影，仕途的凶险、贬谪的苦闷不过虚幻如月影，天上明月、寺中竹柏，才是真切。这样的真幻异位、心神彻悟由苏轼的观察视角转化得来。只有放下欲求的执念、贪恋，把物事看小，身心才能放大，放到恒久，如《赤壁赋》所言“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一般。此时，也才有了写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的底气。其实，每个夜晚都有月，夜空有月它便在天，夜空无月它悬在每个彻悟者的心间;世间处处皆有竹柏，见它之时它长在承天寺的庭院，不见它时它长在每个解脱者的生命深处。坦然豁达、傲然明亮地活着，这就是苏轼生命的突围。

夜游发生在承天寺，这样的感悟诞生于承天寺，因为世俗的浊浪太盛，人心的贪执太重，“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归临皋》），苏轼亦难免俗。他选在承天寺里，一座佛教寺院，一片清心寡欲之地，无非是让这次生命的突围更彻底些，更巩固些。当然，这次生命的突围是与怀民一起的，也是被贬初来的怀民急需的，是苏轼赠予他们二人的。文末那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闲人”不是对赋闲的牢骚埋怨，不是求之不得后的假悠闲、真清高，这样的人多;“闲人”是面对奸佞邪歹中伤、贬居黄州困顿、仕途梦想渺茫的蔑视与不在意，这样的心境更高妙、更难得，这样的人少。因此，苏轼希望“吾两人”能够如此：在困顿的人生里，不妨舍得，不妨放下，不妨解脱，毕竟生命的进程不止宦海一途，至少还有诗，还有山水。

从“藻、荇”看出苏轼的精神困顿，从“竹柏”看出苏轼的生命突围，以此贯穿承天寺、张怀民、明月、积水，许多未明可以明确，许多未通可以畅达。希望这是一条走进苏轼内心、走进语文教学的门径，在读的角度让学生有新得，从教的层面使教学有新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