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孔颜孟三氏子弟教育考论

张国旺

近年来，中国童蒙文化研究渐趋受到重视(1)《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刊发了题为“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笔谈，金滢坤、韩昇、徐梓、王三庆、郑阿财、张小锋、施克灿等先生分别就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及相关内容作了讨论，第1-33页。，而探讨金元时期孔颜孟三氏子弟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不仅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童蒙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孔颜孟三氏子弟教育除家学外，还有庙学。曲阜庙学建于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其庙学教授之设当始于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金因之。元时称为孔颜孟三氏子弟教授。明代设孔颜孟三氏子弟教授司。神宗时，又加入曾氏子弟，遂为四氏之学，亦有教授之设。以往教育史的研究多从教育所包含的内容、方法、职制等方面探讨中国古代教育，然对孔颜孟三氏子弟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关注较少。就笔者目力所及，仅汪维真考察了明代孔颜孟三氏曲阜庙学的大致情况，其中简要梳理了金元时期曲阜庙学的状况(2)汪惟真：《明代孔颜孟曾四氏圣裔的教育与科贡——以阙里孔氏庙学为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3辑，第67-73页。。根据现有资料，这一问题似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笔者略申述之。

一、金代孔氏子弟教育

孔端甫为孔氏四十八代孙。明昌初，党怀英因其“年德倶高，读书乐道，该通古学”而除将仕郎、小学教授(3)脱脱：《金史》卷105《孔元措传附》，第2311页。。可见其是饱学之士，其成就当与其幼时家学有关。孔氏四十九代孙孔摠“三岁而孤，幼稺警悟，及长，力学自强，通《春秋》《左氏》，尤喜韩愈诗文，谈论简尺，多引二书，先辈多称誉之”。(4)党怀英：《金故赠正奉大夫袭封衍圣孔公墓表》，《孔氏祖庭广记》卷12，《四部丛刊》续编本，第30页。孔摠儿时所学主要是《春秋》《左氏》和韩愈诗文。金初曲阜庙学尚未复兴，孔摠所学当源于家学。

金代曲阜庙学以金章宗时最著。多年的战乱使曲阜孔庙逐渐荒芜。金章宗对汉文化极为推崇，改元明昌之初，即命人修整曲阜孔庙，并在孔庙的东南角(巽隅)建立了学舍，以教养孔氏后裔。金章宗设立曲阜庙学，显然继承了宋代元祐年间的作法。汪惟真据刘浚《孔颜孟三氏志》所收录贺玄《三氏学教授题名记》和孔继汾《阙里文献考》的记载，指出：“金朝对曲阜庙学非常重视，不仅‘慎择师儒’，而且对已习词赋、经义，准备应试之孔氏子孙，依府学养士例，官为养之。”(8)汪惟真：《明代孔颜孟曾四氏圣裔的教育与科贡——以阙里孔氏庙学为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3辑，第71页。实际上金代对曲阜庙学的重视远远不仅如此。按：《三氏学教授题名记》为金泰和八年(1208)兖州府儒学教授贺玄应曲阜庙学教授陈伯达之请所记。其云：“圣上嗣服，易元明昌，首京都谒款先圣……惟是阙里，先圣旧庙在焉。岁久就弊，特命才臣革故而新之，即庙巽隅建立学舍，以教养后裔。凡在谱系，至于髫童，皆与育籍、廪粟以靡之，赐监书以启之，使朝夕游泳、胚腪涵畜，作成人材，济济跄跄，为国之光。专置学官以主教导，取德行温粹、文章典雅者充焉。”“圣上”指金章宗。从上面所引文字来看，明昌曲阜庙学的生源限于在孔氏谱系内的儿童，并设立育籍，官给廪粟以育之；赐国子监刻本为教材；选取德行温粹、文章典雅者为专门学官。

金章宗敕修曲阜庙学始于明昌元年(1190)三月。汪惟真文引《阙里文献考》中关于明昌元年的记载(9)汪惟真：《明代孔颜曾孟四氏圣裔的教育与科贡——以阙里孔氏庙学为中心》，《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3辑，第71页。，但此事在金章宗颁布的敕旨中更为明确。金章宗敕旨云：“夫子庙以系省钱修盖，仍设教授一员，于四举、五举终场进士出身人内选博通经史、众所推服者充。生员许孔宅子孙，不限人数，年十三已上，愿习业者皆听就学。已习词赋、经义，准备应试人依州府养士例，每人每月支官钱二贯，米三升。小生减半支给。如兖州管下进士欲从学者听。曾得府荐者试补终场举人免试入学，仍限二十人为额。庶孔宅生员等有讲授养育，成就人材，委是有益于治，并给赐监书各一部。合用人力于兖州射粮官军内选差，常令数足，不摘差打减，所须什物并依太学例，官为应副。仍令本县官以时点检，若有阙少损坏，尽时申移本州添修，委本州进士出身者提控学校事。据所属应副生员、请给人力所须等物，委提刑官点检有无奉行灭裂。”(10)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7《泽及子孙》，第18页。显然，《阙里文献考》所载是金章宗明昌元年敕旨的节文。由敕旨看，明昌元年设置学官教授一员，其人选为“四举、五举终场进士出身”人中的“博通经史、众所推服者”。生员则有孔氏子孙年十三岁以上，愿意习业者，至于“髫童”和“小生”自然也应包括在内。兖州管辖之下的进士愿意从学者也可以入学，试补终场举人则有名额限制。孔氏子弟每月支给官钱。所需人力、什物官为应副。另委兖州进士出身者管理学校之事。

教授之设，是孔氏庙学发展的重要标尺。乾隆《曲阜县志》卷三九载：“金明昌元年有太原府录事司人王元佐，五年有兖州录事司人聂天觉，承安二年有定州录事司人郝无咎，五年有郎平人李诩，又有孔元量、孔挚，佚其履任之年。泰和三年有夏津营之彦，六年有长和陈泉，又有王槃，梁栋亦佚其籍及受任之年。”乾隆《曲阜县志》载金代教授名录当源于贺玄的教授题名记。题名记称：“教授处发源之地，隶师儒之职，其责尤重，倘无纪录，使来者漫然莫考，是亦负明时设官之意也。谨列名氏于左方。”(11)刘浚：《三氏学新建学录题名记》，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4，第222页。可见当时教授题名记有立石。此外，贺玄《三氏学教授题名记》的写作时间为泰和八年春，且贺玄所撰题名记正是应时任庙学教授陈伯达所写。“一日，教授陈公伯达过兖学，谓仆曰：‘国家隆师重道，张官置吏如此。拟以预选者名氏刊诸石，子其为我记之。’”(12)贺玄：《三氏教授题名记》，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4，第221页。显然泰和八年(1208)春，陈伯达时为曲阜庙学教授。按时间推定，陈伯达即乾隆《曲阜县志》所载泰和六年(1206)之长和陈泉，伯达为其字。金代时尚未见“三氏学”的说法，《孔颜孟三氏志》将其题目拟定为《三氏学教授题名记》当是明人刘浚在编定《孔颜孟三氏志》时标定。若以上记载无误，王元佐当为金代曲阜庙学的首任教授。明昌元年(1190)曲阜庙学“仍设教授一员”(13)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7《泽及子孙》，第18页。一语，当指宋代有教授之设。

金代庙学学官有教授、学正、学录之分。曲阜庙学也是如此。上述教授可考者殊少。聂天觉，承安二年(1197)，秩征事郎，时任宣圣庙教授，与曲阜县主簿权县事刘烨同监修文宣王庙(14)党怀英：《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碑阴，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上)》，第198页。。承安四年(1199)三月初二日，完颜膏昭告至圣文宣王，从行者有“侍祭者元措，同主簿李奕、教授郝无咎”(15)孔元措：《承安四年完颜膏昭告至圣文》，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上)》，第205页。等，可知郝无咎担任曲阜庙学教授在承安四年左右，当在聂天觉后。陈伯达已如上述。

值得注意的是，金代曲阜庙学教授或由朝廷任命，学正、学录则“盖当时教授自署”(16)刘浚：《三氏学新建学录题名记》，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4，第222页。，学正、学录多由孔氏子孙担任。如孔瑭，字德纯，四十九代孙，博学才优，尤工翰墨，尝为庙学正(17)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6《族孙》，第8页。。孔遮，字伯顺，五十代，任庙学录。孔摯，字莘夫，五十代，任庙学正。孔元顺，字存之，五十一代，任庙学录。(18)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6《世系别录》，第13页。

要之，金初孔氏子弟教育或多出于家学。明昌元年，曲阜庙学的设立从而使孔氏教育有了统一的场所和机构。教授一职的设立多由宿儒担任，其教学内容多为“六经之道”和“圣人心法”，其目的更多是习学词赋经义，以参加科举考试。由于小学事多纤悉，设有学正、学录等学官。所设学正、学录多由教授自署，孔氏子孙担任。

二、元代孔颜孟三氏子弟教育

金元之际，由于遭受兵革之祸，曲阜庙学一度陷入停滞。孔氏五十二世袭封衍圣公闻王某德业，“延之门馆，教诲诸人及宗族之幼者，讲训详明，为生徒传授，谆谆不倦”。而其“居鲁几十年，孔氏及凡民肉夫门生无虑百数”(19)《大德三年王先生墓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上)》，第243页。。可见金元之际，孔氏子弟的教育则为家族内部的学馆。

金元之际的孔氏子弟教育与东平严氏有关(20)关于东平严氏，可参见陈高华《大蒙古国时期的东平严氏》，《元史论丛》第六辑。。当时孔氏“其衣食所须，舍馆之安，皆行台严相资给之。亲族三百皆坐享温饱，咸其所赐也。以至岁时之祭祀，宾客之往来，闾里之庆吊，穷乏之赡济，莫不仰庇而取足焉”。(21)李世弼：《天朝褒崇祖庙之记》，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上)》，第190页。严氏父子“崇饰儒馆，以布宣圣化”，孔氏子弟得以入东平府学学习。“子弟秀民备举选而食廪饩者余六十人，在东序，隶教官梁栋；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隶教官王磐。”(22)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增订本)》卷32《东平府新学记》，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8页。山东府学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乙卯即元宪宗五年(1255)。可知王磐和梁栋当为元宪宗时东平府学教官，其中王磐直接教授孔氏子弟章句之学。

元代曲阜庙学之设当始于中统建元之初。“制以旧典，立曲阜庙学，遴选师儒充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正、录各一员，训其子弟。比之常例，优加擢用。其三氏子孙入国学者，俾同朝官子例。”(23)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2，第76-77页。“今圣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孙，得于四基之山，即官其胄子，又立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于曲阜，以长育其支庶。邹人喜之，相与新其祠宇，丰其廪饩以左右其子孙。凡天理之所当至，人心翕然，莫不归之。”(24)陈绎曾：《孟庙致严堂记》，《孔颜孟三氏志》卷6，第297页。可见曲阜庙学循宋金旧典，入学者为孔颜孟三氏子弟，教官有教授、学正、学录之设。

杨庸是元代较早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者。杨庸，洛阳人，字子忠，号潜斋，原为洛阳隐士，“以德以学，特诏起为孔林教官”(25)胡祗遹：《杨子忠潜斋记》，《胡祗遹集》卷10，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页。。乾隆《曲阜县志》卷三九中所载元“其佚其始任之年及籍者”有杨子忠，即杨庸。杨庸何时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相关记载各不相同。杨果所拟《杨庸教授三氏子孙制》系时于中统元年(1260)九月，制云：“孔氏、颜、孟之家，皆圣贤之后也。自兵乱以来，往往失学，甘为庸鄙，朕甚悯焉。今以进士杨庸教授孔氏颜孟子弟，务要严加训诲，精通经术，以继圣贤之业。”(26)苏天爵：《国朝文类》卷11，第3页。《元史》载中统二年(1261)九月戊辰，“大司农姚枢请以儒人杨庸教孔颜孟三氏子孙，东平府详议官王镛兼充礼乐提举。诏以庸为教授，以镛特兼太常少卿”。(27)宋濂：《元史》卷4《世祖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4页。《国朝名臣事略》卷八、乾隆《曲阜县志》卷二六从之。《孔颜孟三氏志》云杨庸为曲阜庙学教授当于中统三年(1262)。据其载：“钦奉圣旨，据孔氏、颜、孟之家皆圣贤之后也，自兵乱以来，往往失学，甘为庸鄙。朕甚悯焉。以进士杨庸教授孔氏颜孟子弟先生，务要严加训诲，精通经术，以继圣贤之业。宜合准此。”(28)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2，第77页。乾隆《兖州府志》卷一〇从之。《孔颜孟三氏志》所引内容当为杨果所拟《杨庸教授三氏子孙制》的内容。由于《元史》来源的独特性质，当以《元史》为是，即杨庸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当始于中统二年九月。

杨庸之所以能够担任此职，当与时任大司农姚枢的推荐有关。中统二年，姚枢改大司农。他奏闻云：“在太宗世，诏孔子五十一代孙元措仍袭封衍圣公。卒，其子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且陛下闵圣贤之后《诗》《书》不通，与凡庶等，既命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国家育材待聘、风动四方之美。”(29)宋濂：《元史》卷158《姚枢》，第3713-3714页；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姚文献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0-161页；许有壬《雪斋书院记》，《圭塘小稿》卷6。得到世祖的允准。

杨庸的教学内容是“授之经，而学夫礼”(30)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苏天爵：《国朝文类》卷60，又见姚燧《牧庵集》卷15。。“先圣群孙，颜孟诸孙，问道讲经于席下。先生发明圣学，躬行圣道，尽革近代章句文词之弊。”而“学者亦洗心易虑，熏沐渐摩，童子、冠者各知学之小大、道之本末，复洙泗之正，亦不复有权谋功利之念”。(31)胡祗遹：《杨子忠潜斋记》，《胡祗遹集》卷10，第249页。使三氏子孙了解了大学和小学之分，道学发展的始末，开始注重义理，改变了三氏此前重视章句文辞以及“义理不究”(32)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姚文献公》，第160页。的状况，使圣学归正于宋代道学之途。

杨庸不再担任三氏子孙教授的具体时间不明，“岁月既久，告老还乡井，结庐于洛南，名其斋曰‘潜’”。(33)胡祗遹：《杨子忠潜斋记》，《胡祗遹集》卷10，第249页。可知杨庸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的时间不短，且因为年龄的原因自己辞职还乡。

其他教育机构还有尼山书院、洙泗书院和邹县中庸精舍(子思书院)。尼山书院，在曲阜东南六十里滕州邹县东六十里尼山。宋庆历三年(1043)，孔宗愿“作新宫，有庙，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讲堂，有学舍，有祭田”(4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6《尼山书院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第5页。。至顺三年(1332)，孔思晦仿元国子监制重修，址在邹县尼山祠庙之西。他“以尼山乃毓圣之地，故有庙已毁，民冒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复其田，且请置尼山书院，以列于学官，朝廷从之”。(43)宋濂：《元史》卷180《孔思晦传》，第4168页。当时孔思晦所复建者为尼山祠庙，“至顺三年岁壬申，五十四代袭封衍圣公思晦用林庙管勾简实里言，请复尼山祠庙，置宫师奉祠，因荐璠(彭璠——笔者按)可用事，闻中书送礼部议。奎章阁大学士康里巙时为尚书，力言其事当行。议上”。实际上，元代尼山书院的复建时间始于后至元二年(1336)。中书左丞王懋德率同列执政者白丞相置尼山书院，以临川金溪人彭璠为山长，时任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分司杨文书讷及地方乡贤都为此做出很大贡献。“弟子员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服其身。”(4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6《尼山书院记》， 第5页。后至元四年(1338)八月告成(45)陈绎曾：《尼山书院碑铭有序》，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4，第216页。。

洙泗书院，在曲阜孔子庙东北八里，“即孔子讲道之所”(46)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1《宣圣孔氏志事类》，第28页。。至正间山长豁达识重建。

此外，还有颜鲁公书院。至元三年(1266)，于费县东鲁公祠创立颜鲁公书院，设山长一员(53)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5《复圣颜氏志事类》，第235页。。至元十二年(1275)泰安州奉符县照勘到“本管部内南西高兖国公之后颜伟等数家自来朝廷蠲免大小差役，相离曲阜祖庙窎远，有阙节朔祭奠礼，合另建家庙及各家子孙长川读书”。因此接受颜伟等人的建议，创建转里殿一所，更于庙垣内修盖学堂一所，除曲阜入学子孙外，别请名儒一员，立学长川训教各家子孙，“所有请到名儒及入学生员等各各姓名，限今年十月终已里开坐申覆本县照验”。(54)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5《复圣颜氏志事类》，第235页。

三、元代孔颜孟三氏子弟学官考略

杨文郁，字从周，号损斋，济南人。杨文郁“天资颖悟，弱不好弄，举止异常儿。始龀读书，殆若习然”。“年十三，通议君弃养学《易》，授以科举之业，赋义皆中律度，既而聚书探求圣贤旨意。时遭丧乱，典籍散逸，每从人借观，辄手自抄录，以至忘寒暑饥渴，必卒功而后已。平生冲澹寡欲，琴书之外无他嗜好，得新书耽玩未尝去手，虽家务生理略不顾省。年几强，仕本道。提刑按察使陈节斋闻其名，贡于朝，除曲阜教授”。可见担任曲阜教授，即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是陈节斋所推荐。王恽推荐杨文郁：“天资雅厚，质而有文，子史群经多所浃洽。今年近强仕，经明行修，不求闻达，侍庭闱，以蔬水悦亲，居乡里，以教授为业，传箕裘于三世，罔坠先声，蔼闻望于一方，式敦薄俗，诚当代之孝廉，士林之挺特也。”(55)王恽：《荐济南士人杨从周事状》，《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8，《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442页。至元十三年(1276)九月望日，赵文昌从孔氏五十三代孙曲阜县尹权祀事孔治、教授杨文郁拜谒林庙(56)《至正十三年杨文郁谒孔庙碣》，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329页。原书误作至正十三年，按元代丙子年有至元十三年和后至元二年，并非至正十三年。。至元十五年(1278)，“翰林国史院荐授应奉翰林文字”。可知杨文郁担任孔颜孟三氏教授当在至元十三年至至元十五年，尔后担任应奉翰林文字。

曹大本，字彦礼，郓城人。其“天资淳实，于书无不读，而慕邵子甚。”“尤究意于《素问》《密语》《运气》之说”(60)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7《运气考定序》，第214页。，著有《运气考定》，吴澄为之序。另有《密论》三卷、《密语》七卷(61)李修生：《全元文》，第35册，第122页。。曹大本在其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之时，还撰有《七十二贤画像记》(62)崇祯《郓城县志》卷8《艺文志》，明崇祯七年刻本，第2页。。民国《续滕县志》卷五著录有元《滕州重修文庙记》，至元二十八年(1291)正月立石。撰者为将仕郎、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曹大本。由此可知，曹大本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的时间当在至元二十八年左右，当在陈俨之后。

马骧，字希骥。胡祗遹作《荐士一章呈子方郎中飞卿侍御子裕尚书受益侍郎》：“实学无虚浮。论事到通方，有唱而辄酬。修鳞纵大壑，俊鹘横清秋。”(63)胡祗遹：《胡祗遹集》卷3，第51页。可见其崇尚实学。他自称“大德五年，予忝职庙学”，而《故权袭封主祀事孔府君(鼎)墓记》为“是岁月日，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司教授马骧记”(64)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3，第143页。。可见大德五年(1301)时，马骧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在马骧看来，“旌孝行，厚风俗，学校之职也”。(65)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3，第143页。

王不矜。党怀英所撰《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碑阴题记云：“朝列大夫、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副使刘文，因理东原等处郡邑狱囚，路经曲阜，率分司书吏徐介、周瑞，奏差罗文郁，从嗣圣五十四代孙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孔思晦，偕三氏子孙教授王不矜、学录窦淳德、掌书任明善，敬谒林庙，瞻仰奠拜，拜成而还。时延祐岁次乙未六月二十五日也。”(66)《承安二年党怀英撰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碑阴题记，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200页。延祐时无乙未年。此处乙未当为己未之误，即延祐六年(1319)。由此可知，王不矜在延祐六年前后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

张临，字慎与，“布衣时读书长白山中”，故号长白先生。其父生时，适兵革之余，“乡庠仅教认字而已。长遇良师友，始知向上读书求道之学”。张临自称：“少性钝，家贫不能致师，俾就师它所。每夜归，(其父)必亲试所治书。有误，先考不乐，为之不食。”正是在其父严格的管教下，“故临自幼至壮长且老，不敢怠于学”；“唯七十余岁，虽夜，不以目昏不观书”。后被好友张养浩推荐给时任山东宪司的许衡，由许衡“力荐于朝，俾贰上庠教”(67)崔荣：《长白先生张临墓碑》，清道光十六年《邹平县志》卷15，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9册，第547页。。泰定初，官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

赵本立(68)王德毅等：《元人传记资料索引》误作“赵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89页。。泰定三年(1326)，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赵本立所撰《泰定三年何约谒林庙记碣》，其中提及泰定三年六月十二日，赵本立从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副使何约拜谒林庙之事(69)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269-271页。。可知赵本立泰定三年前后担任孔颜孟三氏教授。

张恒，字仲常，汝南人，吴澄弟子(70)宋濂：《元史》卷143《余阙传》，第3426页。，善谈义理。天历二年(1329)三月，曹元用奉命代祀曲阜孔子庙，撰写《代祀曲阜孔子庙碑》，于四月由孔思晦立石。碑石书篆者即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张恒(71)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4，第183页；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272页。《全元文》第35册张恒小传误作“泰定中任曲阜四氏学教授”，按元代无四氏学之设。。可知天历二年时，张恒担任孔颜孟三氏教授。

张瀚。至顺三年(1332)四月立石的《至顺三年冯氏先茔记碑》即由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张瀚所撰(72)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282页。。五月，张瀚撰有《大元重修宣圣庙题名记》(73)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4，第208页；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280页。。可知至顺三年时，张瀚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

赵惟贤，字如鲁，号秋江，崞县人，由国子生授孔颜孟三氏教授，仕至太常奉礼郎(74)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9册，第265页。。他“博学能文，尝为平遥县尹，有《秋江文集》《刑统赋注解》传于世”。(75)《永乐大典》卷5205《太原府》。此外，还撰有《春秋集传》，所撰《天涯山石鼓赋》收入《全元文》中(76)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9册，第265页。。后至元元年(1335)，“思诚将命以闰十二月壬辰，抵兖州，豫敕有司蠲曰庀事。丁未，济宁路守土臣张仲仁、兖州判刘彬，暨曲阜县尹、宣圣五十五代孙克钦，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赵惟贤，率圣族清道肃仪，朝服郊，御鲁诸生儒服，前导斋于祀所”。(77)王思诚：《元代祀阙里孔子庙碑》，《孔颜孟三氏志》卷4，第187页；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288页。可见赵惟贤后至元元年时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

李元彬，邹县人。张铨所撰《曝书台碑阴记》载：“迨至元(二)〔三〕年丙子夏六月，仆承乏是邑，易至顺二年加封诏文于石。树之日，偕邑耆儒马亨、李俨、三氏教授李元彬登是台。”(78)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6，第319页。据此李元彬在后至元三年(1337)时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之职。然李元彬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的时间当在赵惟贤与蔡祐之间，即在后至元三年前后。

蔡祐。后至元五年(1339)八月二十七日，孔思立祭祀孔子，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蔡祐陪位(79)王守诚：《后至元五年孔思立祭孔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280页。。后至元六年(1340)八月望日，翰林修撰周伯琦释奠宣圣庙，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蔡祐陪位(80)周伯琦：《大元释奠宣圣庙记》，《孔颜孟三氏志》卷4，第190页；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302页。。同年冬十二月望日，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事秃鲁等拜谒林庙，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蔡祐作有题记(81)蔡祐：《后至元六年蔡祐题名记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305页。。至正元年(1341)三月二十二日，也先不花祀林庙，学录程尊、学正刘林、孔颜孟三氏子孙儒学教授蔡□等立石(82)《至正元年也先不花祀庙题名碣》，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307页。。此处的“蔡□”当为蔡祐。由上可知，蔡祐在后至元五年至至正元年间在任。

以上曲阜庙学教授，大多源于朝廷任命，且都为三氏外姓，往往都是饱学之宿儒，多讲义理，或崇尚实学。正是他们崇高的儒学修养影响了孔颜孟三氏子弟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维系着孔颜孟三氏书香门第的传统。

孔颜孟三氏子弟中，也有担任三氏教授者。至正二年(1342)三月十九日，济宁路总管刘承祖等拜谒林庙。立石者中有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孔汾(83)《至正二年刘承祖谒林庙记碣》，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309页。。孔汾或继蔡祐，于至正二年前后担任此职。除孔汾外，孔世潜和颜池似也曾担任孔颜孟三氏教授。孔世潜“教授孔颜孟子孙”(84)唐元：《筠轩集》卷九《孔世潜北归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页。。颜池，字德裕，颜氏五十七代孙，历山阳县主簿，宣德府教授，三氏子孙教授，主祀事(85)刘浚：《孔颜孟三氏志》卷5《复圣颜氏志事类》，第244页。。《阙里志》载孔思贲、孔希圣“倶任三氏子孙教授”(86)陈镐：《阙里志》卷8《历代授官恩泽·四氏学录》，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第91页。，但具体任职时间不详。孔颜孟三氏子弟担任曲阜庙学教授或为元代末期。

元代曲阜庙学的学正和学录在元初基本上是因袭宋金，由教授自署，多为三氏子孙。元贞元年，孔思逮即以“孔氏子孙为学正”，由此至少在杨演担任教授的元成宗初期，学正仍由孔氏子孙担任。然曲阜庙学学正和学录并不限于三氏子弟。延祐六年(1319)六月窦淳德任学录(87)《承安二年党怀英撰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后题记，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200页。。由此最晚在延祐六年时，曲阜庙学的学录、学正已有外姓担任。后至元六年(1340)八月望日，学正刘琳、学录李明德陪同周伯琦释奠宣圣庙(88)周伯琦：《后至元六年释奠宣圣庙碑》，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302页。。至正元年(1341)三月，林庙学录程尊、学正刘琳等陪同都水监丞也先不花拜谒林庙(89)《至正元年也先不花祀庙题名碣》，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上)——曲阜碑文录》，第307页。。可见在元末，外姓担任学正、学录的情况更为普遍。

四、结论

以上笔者考察了金代孔氏教育、元代孔颜孟三氏教育的情况，及其元代曲阜庙学学官群体，大致可以勾勒出金元时期孔颜孟三氏子弟教育的嬗变过程。

学官群体是孔颜孟三氏子弟教育的重要内容。金代，教授多由朝廷任命，学官、学正则多由教授自署，由孔颜孟三氏子弟中杰出者担任。元代因袭这一传统。元末，学官往往由朝廷任命，且学正、学录已不限于孔颜孟三氏子孙，有了很多外姓儒士，然教授也有不少孔氏、颜氏子孙担当。通过石刻等史料考察学官群体，可以看到元代孔颜孟三氏子弟教育的连续性。

金元时期，孔颜孟三氏子弟教育机构、教授群体基本定型，为明代所因袭，成为孔颜孟三氏子弟教育的稳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