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留守”的岁月

陈建华

记得那是1996年的正月初五，家里却没有一点正月里的喜庆氛围。坐在墙角的父亲啪嗒啪嗒吸着旱烟，一言不发。母亲一手轻抚着我，一手抱着刚入睡的小妹，眼睛不知湿过多少回。第二天，他们就要南下务工。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该把孩子送往何处？是放在孩子外公家，还是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留在爷爷奶奶身边，每月要交500元生活费，对于每月只有300元工资的父母而言，如何负担得起？不给钱吧，父亲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6个弟妹，爷爷奶奶生活也难。把孩子留在娘家，上学又不方便。如果当晚不做出决定，不能赶到初七上班，开年的30元奖金就要泡汤了，这对于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村家庭是一大损失。

就这样，父亲闷头抽着旱烟，母亲紧紧地抱着两个孩子，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我吞吞吐吐地说：“爸，妈……我和妹妹就待在家吧，哪也不去。”母亲含泪说：“你才7岁，啥都不懂，我怎么放心……”

我端着小矮凳放在灶台前，神气地说：“我可以这样炒菜。”然后抓起比我还高的扁担，“我可以和妹妹一起扛水。”话很稚嫩，父母更矛盾更焦虑了。

就这样，父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开始整理行李，一直忙活到很晚很晚。那一夜，是我自懂事以来第一次失眠。

为了让父母安心踏上征程，初六一大早，我没有像往常那样赖床，而是早早把5岁的妹妹也叫醒，开始张罗早饭。早饭很简单，加热了春节剩下的那盘土豆烧肉，清炒了一盘大白菜，外加一碟母亲新做的豆腐乳。煮了一锅浓稠的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