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回顾与现实审思

宋佳　刘宝存

摘要：香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体现出系统发展和高校自觉性特征。通过采取择优发展的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计划，在科研审核、教学质量审核和管理审核三重质量保障体系下，推动大学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多元筹资、提升科研与教学等多方面自觉发展。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也需要面对教学地位漂移、校园国际化水平不够和大学合并挑战等议题。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香港;质量;国际化

香港地区受历史因素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影响，中西文明交融，社会环境开放自由，地方虽小但其高等教育却得以在世界大学之林蜚声。这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前者，如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也有后来居上的后者，如香港科技大学等。回顾香港地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既要分析大学内部的特质，也要重点关注政策制定者对地区整体高等教育制度的设计和外围保障。

一、香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政策产生的背景

香港地区高等教育长久以来并没有类似“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政策术语或是口号，自21世纪以来，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及受国内、亚洲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关于提升本国高等教育质量以应对国际竞争的影响，香港高等教育界继而也出现“世界级的大学”的表述。一方面反映出香港高等教育对国际形势的反应速度，另一方面也侧面突出了香港地区不断追求卓越和不甘人后的特质。

（一）香港地区中西文化与教育交融的使然

香港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大学是殖民地时期港英政府创办的香港大学，以英国学术传统为模板培养社会上层精英。20世纪60年代，内地的政治环境突变，使部分知识分子南迁至香港，创办了崇基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等，后经过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不同于香港大学的全套化英国样板，香港中文大学突出“中文”二字，力求立足于民族的基因和传统基础上，实现多元化发展。在高等教育处于精英化的阶段，这两所大学以培养少数质优学生为主，以与国际接轨的学术和教学享有盛誉，时至今日仍然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得益于当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带来的资本、人员、贸易流动，香港经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腾飞阶段，形成了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发展神话。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熟练技术人员和相关行业的操作手，而仅存的两所高校显然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加之80年代中英两国开始磋商香港回归事宜，英国出于“留下英国对香港的持续影响力”的政治愿想，也着力从政府高层加快建设和完善高等教育体系，短短20年间，香港的高等教育体系得以基本完善。[1]处于中西文明交汇的香港，受英国长期统治，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大学治理沿袭了英国的制度，同时，由于香港地区华人仍是主流，受大中华文化圈的影响，其在专业开设和研究议题方面又离不开中国要素。因此，香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一种即发的刻意的行为，而是在长久与国际接轨的背景下不断在全球化浪潮中提升自我质量的自省和自觉。

（二）解决高等教育数量增长与质量下滑矛盾的必然

尽管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直到1989年10月，香港政府正式发文决定将对高等教育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扩招后，香港高等教育入学率在接下来的几年得以猛升。自1989年后，5年间，入学率由1991年的10%左右上升到1995年的16%，同比增长了6个百分点。而回顾历史，1965年到1988年长约20多年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从2%左右上升到6%，增长约为4个百分点。随着院校纷纷加入未来的扩招扩展中，高等教育界关于人才的质量（香港称其为“质素”）也掀起了讨论，特别是学生和教学人员的素质。由于学生人数的激增和多种原因下教师人员的流失，招聘合格的教师员工成为重要任务。而关于教师招聘，香港一向基于国际视野进行，在世界各国举办招聘活动，而其丰厚的教师薪资和香港整体社会、经济、学术环境也成为能吸引国际知名教授的重要因素。此次大范围的教师招聘活动恰又“适逢良机”，因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学术界就业市场处于低潮，这使得香港学术界在“敛才”方面顺利度过难关。

（三）积极应对全球竞争的战略驱动

1999年，为了迎接千禧之年，做好21世纪香港应对全球竞争的准备，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就21世纪香港高等教育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进行了倡议，包括知识及才能，领袖才能、智能和国际视野，积极态度，体格和文化素养四方面。

在这四大目标中，第二条即“领袖才能、智能和国际视野”被看做是香港高等教育对21世纪的允诺和宣战，是为了整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保持在地区高等教育界的先进性和国际高等教育中的卓越方面而制定的人才培养战略目标。[2][3]迈入21世纪，世界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结构在急速转型，知识经济已经成为时代主流，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给香港带来挑战。[4]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自学、应变、合作、创新等能力，已经成为每个人在社会立足的必备条件，而品格、胸襟、情操、视野和素质又是个人不断进步、成功与杰出的重要因素。[5]社会层面，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建设香港成为一个多元、民主、文明、兼容、具有活力和文化气质的国际性大都市是共同理想，与此配套培养国际化的人才毫无疑问成为高等教育的使命，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直面的命题。[6]

二、香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制度构架

世界一流大学是存在于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存在受外部政策环境和整体高等教育生态的影响，离开了特定环境中的所谓一流大学可能也就会不复存在。香港政府正是为地区的一流大学留存了优渥的生存空间和资源，才为其发展和辉煌铺平了道路。换言之，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香港地区更多体现在大学自治框架下，各大学对自身特色创建和质量提升的校本政策。

（一）香港地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角色与职责

香港地区由于充分尊重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因此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行政部门来管理大学，负责高等教育政策制定。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香港主要通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教资会）来联络大学。教资会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大学外的组织，成立于1965年，主要是参照当时英国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成立的，其职责在于审核各院校的学术发展建议和资源策略，包括人力资源、产业和财务策略，评定有关建议的学术价值和相应的资助方式。同时，教资会肩负问责和监督的使命，确保政府拨款可以得到合理使用，监督各院校在学术及财政方面的表现，为高等教育界规划未来发展道路。所以，教资会承担的就是政府、社会与大学之间的中介和缓冲角色，在履行职责时，教资会会运用高度的判断力，促进院校与社会、政府之间的相互了解。教资会一方面确保大学内部的管理工作和事务不受政治干预，确保教学人员研究课题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不受限制;另一方面，社会赋予各院校办学的权力和向他们提供经费资助，因此，教资会有责任确保各院校对社会负责。随着香港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教资会愈发通过战略性规划引领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向政府提供策略性意见方面扮演着更加主动积极的角色。

（二）香港世界一流大学的系统构建

“如果说‘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特殊事物，那么要想细致地考察这种‘特殊事物，我们就不能单纯就世界一流大学而论世界一流大学，而必须把它放在‘更加复杂、更加广阔的系统中进行审查，因为，这个‘更加复杂、更加广阔的系统就是它赖以生存的合理性依据和生态依据。”[7]所以，依据生态学的内在关联原则、整体性原则、共生互动与自我生长原则，香港为了给予世界一流大学更多更宽松的政策生长环境，同时不破坏其他大学的生长环境，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为不同的大学设定了界限分明的角色，相互之间不能僭越既定红线。[8]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之间同质化严重的可能性。

1.定位清晰、分工明晰的高等教育体系

教资会一向奉行的原则就是多元化，认为在一个教育体系里，院校如果只顾互相模仿，便不能做出贡献，满足香港的需求。受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资助的大学共有八所，分别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會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岭南学院和香港教育大学（以前的“香港教育学院”）。每个学校都拥有高度的自治，教资会负责这八所高校的发展及所需经费，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由于各大学的性质各异，对香港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也不一样，面对社会民众对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需求和香港社会形态转型变迁对高校的调整需要，八所大学形成了不同的发展定位和角色认同。

教资会作为沟通社会民意、大学诉求和政府期望之间的桥梁，对八所大学的基本办学目标做出了引导。这样的规制既有宏观角度的顶层设计，即一个金字塔形的人才培养机构序列，也有微观层面的区别对待，如规定一些理工科院校的文科类课程不能“超标”，以免挤占传统文科院校的生存空间和整体学科声誉。[9]作为学术性高、研究性强、综合性强、对大学整体办学水平要求较高的“提供一系列学士学位和学士学位以上的课程”和“在每一学科为大量学生提供研究课程”，政府和社会无条件将其“配备”给了三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在金字塔的下方，是四所广泛提供本科生教育和少量研究生教育的大学。其中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注重知识的实践应用，是应用性强的人才培养院校，而香港浸会大学和岭南学院侧重通识教育和与社会保持广泛联系。

2.将高等教育定位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

2004年，教资会的报告《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长，与时俱进》提出香港高等教育要确定自己的地区角色和定位，认为香港要成为“亚洲国际都会”，与之相匹配的香港高等教育界应该基于香港与内地及亚太地区的独特关系而扮演“区内教育枢纽”的角色，以推动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2004年香港特首董建华在《2004年施政报告》中指出：“我们正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亚洲的国际都会，如同北美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10]随着亚洲在国际舞台的地位日渐提升，亚洲区内的商机涌现和政治影响力的不断加大，在高等教育的世界版图上，亚洲也将占有重要地位，香港正是立志于要发展成为亚洲的“高等教育教育枢纽”（Higher Education Hub of Asia），使得“教育产业化，输出教育，满足中国大陆及亚太区对优秀人才的庞大需求，不但对外赚取实质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建立无形的区域网络和领导地位，从而区域上产生政治、文化及社会的长远影响力”[11]。

（三）香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重点

香港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上，决定采取有选择、有重点的倾斜政策，集中资源和优势力量打造能与世界一流高校进行竞争和比较的少数几所大学，也是香港社会的顶尖研究型大学。

1.择优发展的分类发展策略

为了集中资源优先发展具有潜力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香港提出了重点大学发展计划。“我们现在的焦点不单是本地高等教育，还涉及区内和国际上的相关发展。综观香港以外的发展情况，我们发现香港的一些主要策略转移和竞争对手在这方面的转变更加迅速。香港的高等教育如要在国际上保持竞争力，我们必须在高等教育制度及院校的管制和管理方面具备相应的实力和灵活性，以便高等教育界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各种成就能使社会充分受惠。高等教育界无论在公众资助或私人资助方面均需拓展其资助来源，集中资源以充分提升教学和研究素质。由于资源有限，我们必须按照择优原则（selectivity），定出具有超卓表现的院校、教学人员、学生和研究人员，并确保他们可得到适当资助，运用本身所长在各自的领域内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12]对于加快建设香港地区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2002年香港高等教育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议，其中一点就是从策略角度突出少数院校为政府资助和私人捐助的重点对象，明确目标是使这些院校有能力参与国际最高水平的竞争。

同时，在学科发展领域坚持“卓越学科领域计划”。该学科计划注重基本研究，在甄选资助项目时，主要考虑一些范围较广的评价基准，尤其是相关项目是否达到国际认可的卓越标准，是否在该院校现有的基础和成果上进一步发展。该计划还旨在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创造性联系，从而使研究上的发明项目和集成项目都可以得到均衡的研究经费。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不只是适用于具有卓越水平的研究项目，同样也可以资助卓越教学中心。受金融风暴侵袭，香港经济和产业严重受挫，为了重振经济、提升产业，政府希望以“卓越学科领域计划”带动主要投资倾向于先进设备和学术活动上，从而继续晋升或维持国际领先地位。该项计划作为经济放缓大背景下香港地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的战略行动，于1998年正式启动，“到2004年，教资会共推进了三轮计划，拨款3.2亿港币，资助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六所大学的共计八个领域，包括资讯科技、中医药发展、分子神经科学、海洋研究等”[13]。

2.构建三重质量保障体系

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程度的外部激励和监督体制，香港地区主要通过科研绩效评估、教学质量审核和大学内部评核来保障顶尖大学的办学质量。

香港地区的大学科研评估（Th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s，RAEs）是参照英国的科研评估体系于1993年建立的，也是香港地区首先建立的质量保障措施，是香港科研拨款委员会于1991年建立后服务框架内的重要内容，科研评估也是决定科研经费分配的重要参考数据。大学科研评估借鉴了香港教资会的做法，即将大学的科研表现与财政拨款紧密结合起来。[14]教资会为教师们的科研产出设定了一个基准线，在科研考核中如果教师的绩效表现超越了基准线，就被认定是“活跃研究者”。[15]如果院系或研究中心拥有的“活跃研究者”数量越多，则意味着该单位会获得越多的科研财政拨款。在这种机制激励下，相较于教学活动，研究占据了大学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教师的职位晋升和科研项目获得均与研究表现直接高度相关。[16]在科研发表上，科研评估不仅重视文章发表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对质量也有相当高的要求，只着重計算那些刊载在国际知名同行评估期刊上的文章，例如SCI或SSCI收录及其中影响因子高的刊物，对于其他一般期刊、地区性或本地期刊文章则相应大打折扣或忽略不计。[17]在科研评估竞争的基础上，通过“卓越中心”计划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单位之间的竞争，并且有机地将大学、政府和工商企业界联系起来。根据香港地区高等院校财政拨款公式，65%与学生数量挂钩，25%来源于科研绩效拨款，剩下的10%取决于院校的社会服务和使命达成。[18]所以，无论是对大学财政还是声誉来讲，科研表现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香港建设一流大学的核心战略之一。[19]

作为科研绩效评估的补充，香港地区的教学质量过程审核（Teaching and Learning Quality Process Reviews，TLQPRs））聚焦每个大学的教学和学习过程。该套体系强调院校自身内部质量保障、评估和提升系统，与科研评估不同，教学质量过程审核关注院校的内部运行过程，审核大学的课程设计、实施效果、产出评估和资源提供，以此保障教学质量，教资会也明确表示这种审核不是结果评估，目的并不是要测评教学质量如何，也不是对毕业生质量和教学是否增值做出评价，同时，该项审核也不和大学拨款挂钩。其目的在于强调教学作为大学基本功能的发挥，帮助院校进一步认识到自身的教学问题并得以提升。[20]在教学质量过程审核下，可以防止大学过度科研漂移的现象发生。[21]

对大学内部的管理事务和治理水平进行审核要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因是教资会遭遇到了财政困局。为了更好地解决资源困局，加强大学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分配，教资会进行了大学管理审核（Management Reviews，MRs），使大学的财政分配不仅向教资会报告，也要公之于大学内部人员。[22][23]简而言之，就是通过这种形式的审核提高大学管理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首轮管理审核是在1998-1999年间，主要是对学校管理的六个方面进行考察，分别是战略规划和发展、资源分配、规划的落实、角色定位和责任、社会服务贡献、管理信息系统。在每轮审核过后，教资会都会总结大学里突出的管理实践和做法并加以总结，形成一套良好管理实践总则。[24]尽管教资会在政府和大学之间扮演着一个相对中立的角色，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管理总则会对大学的管理效率和方式方法带来积极正面影响和推动作用。随着教资会对大学管理报告的持续发布，关于教资会过分介入大学事务影响大学自主发展的声音也不绝于耳。[25][26]

三、香港院校层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体系

政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在大学身上，而大学的行为和实施结果也是检验政策是否全面、客观、符合实际且具有未来预期性的关键所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具体事务还是要从大学的内部进行观察。

（一）坚持协商自由、“中庸”治理

香港高校的治理模式包括以下七个特点：一是院校的管制工作一般都是由院校上下共同承担，并非属于任何一个级别或专门机构负责;二是大学管治方式是集体负责制;三是大学治理机构规模较大;四是治理组织成员来自行政、政治、非学界和学界（包括学生和毕业生）等不同层面;五是决策风格的主要元素是咨询、民主和共识;六是咨询管理、行政管理和管理之间的交错和相互关系;七是大学内学术管理与事务管理的精细结合和交叠。这样“中庸”风格的治理模式不仅创造且维护着大学一贯以来秉承的民主和自由风气，而且对于大学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互动、倾听民意、掌握市场动态以便及时作出反应提供了制度保障。[27][28]

（二）在研究主导的策略上重视教学

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绝非是只有研究的大学，其教学质量也应是卓越而富有成效的。[29]所以，香港政府建议一流的研究活动必须与教学紧密相连。因为高等教育的教学素质与教学人员的素质和教学人员能否掌握各自领域的最新动态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大学教师不只是向学生展示某一领域内知识的现状，还必须让学生了解这一领域内的各种转变和发展趋势。为此，香港教资会专门设立资金奖励在教学领域具有突出表现的教师和单位，通过教学审核机制督促大学重视教学。

（三）采取多元化的筹措资金方式

香港政府决定从策略角度突出少数院校为政府资助和私人捐助的重点对象，明确目标使这些学校可以代表香港地区的最高学术水平，有能力参与国际最高水平的竞争。一方面，政府继续不断追加对大学的拨款，另一方面规定要将院校表现和办学使命作为分配准则。“这并非要将大学分等级，而是要把大学分流使其各展所长。”[30]部分具备条件的大学可以采取以研究为主导的发展方针，另一部分则可以发展成为卓越的教学中心。院校的科研导向和教学导向分流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实力具备就可以走向科研导向。为了得到政府的拨款，高等教育制度的规制得到了进一步解冻和放宽，给与了院校更大的自主权，鼓励各大学通过提高私人捐助的比重以扩展资助来源，提升大学在财政收益方面的灵敏度和能力，这些额外资源就可以用来在国际上吸纳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学人员。发展至今，香港的大学校园里几乎到处都是以捐赠者名字命名的楼堂馆宇，通过吸引私人资金来发展大学已经颇具成效。[31]

（四）强调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

香港政府强调高等教育界的学术自由，但同时也郑重申明反对某种绝对但意义不甚明确的自主权，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或学术机构曾经享有这种不受约束、随心所欲而且不用考虑任何后果和成本的自由。可以拥有的只是协商自由，这种自由是由资助者与接收资助机构之间议定的。学术机构要想取得成功和卓越，拥有某种特定形式的自由是绝对必须的，但这种自由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最佳的研究意念不是政府指令下的产物，最佳的教学建立在教师富有创意的教学技巧基础上，这些意念、技巧只有在自主权和责任承担得到适当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好好培养出来。[32]“干预固然可以扼杀任何创意，但自我放纵同样可以令这种创意无用武之地。”[33]国际上也逐渐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学术创造活动的必要元素——研究和学术自由是受资源限制的。香港政府要做的就是努力寻求和保持一种各方利益的平衡。[34]

（五）注重院校交流和资源共享

香港政府大力支持高校学生出国交换学习，与此同时，也积极开拓海外学生市场。与全世界知名的高校优势科研项目和学科之间开展合作，地理位置相近的院校因利乘便，建立地区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更与世界各地其他院校建立战略性联盟。在香港，以研究为主的大学之间会合作进行一些研究项目，并为其他院校有需要和能力的研究者提供研究机会，特别是会与中国内地以及海外以研究著名的大学建立策略性联系。就香港本地而言，院校容许学生在各校之间自由流动，而教资会也会为此而做出更灵活的拨款。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可为香港教育大学的学生提供理科课程等。[35]

四、香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现实审思

尽管国际学术界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固定的定义和确定的规范，但总体来说，在国际大学排行榜的影响下，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离不开卓越的学术、学者和学生，高质量的国际化程度，合理高效的大学治理制度等。香港的大学在这些方面，仍需要不断平衡科研和教学的地位、提升国际化程度以及谨慎对待大学为了“强强联合”的合并问题。

（一）在研究主导的学术氛围下教学质量仍需警惕

在香港的发展过程中，大学也会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一方面，教学效果的评估模糊，几乎不会影响拨款情况，而科研结果评估比较直观;另一方面社会上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等基本都是重视科研表现，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轻视教学的行为。教资会强调，教学才是首要功能，要创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令人称赞的教学和课程是不可能的，而且教学效果影响是长远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影响。因此，实行了以拨款为杠杆的方式进行调节，奖励和支持高等教育的杰出教学表现和做法。同时，加强了全面的调查和评估，让院校提供证据，说明在个别学生学习领域内如何做出贡献。

（二）校园国际化程度仍然有待提升

香港回归前，面临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自身高等教育的定位，是本土化还是区域化？是向外看还是向内看？同时面临的挑战就是，香港社会担心在开放高等院校增加与内地学生的接触后，香港高等院校是否会因此而忽略本地学生，同时，香港的院校能否在学术方面真正与西方国家等地更富有、更著名的院校竞争，甚至在竞争中取胜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36]目前来看，內地学生是香港高校生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研究生方面，内地学生占取的份额更大。这一现象令香港社会和政府喜忧参半，一方面这证实了香港回归祖国后，内地是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大后盾，同时也深深担忧大量的内地生源将会掣制香港高校，尤其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原因就是这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成分国际化”特质不符，出现与内地某些大学尤其是南方省市大学的同质性在加强的倾向。香港学界担忧本土高校国际化将会等同于“大陆化”的声音不绝于耳。[37]教资会提到内地尤其是一些南方省市的高等教育与香港本土大学存在很大相似性，为避免香港高校的地位和优势被内地高校取而代之，香港政府接下来应该认真考虑从学生的引进与输出、与内地关系改变方面提升自己的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

（三）谨慎对待大学之间的合并与整合

21世纪初，香港为了急切地发展几所能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媲美、在国际高等教育界占据高地的大学，曾试图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进行合并，实现强强联合和“1+1>2”的效果，但结果以失败告终。两所大学的文化有别，难以兼容并存，如研究制度、晋升制度、教学语言的原则和措施、本科新生的相对素质等。此外，短期的整合引发的“短期错配对招聘及挽留教学人员产生的影响，非教学职员职位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出现的若干隐藏费用”[38]都是必须直面的问题。简而言之，合并虽然具有十分吸引的潜在效益，然而也存在风险。同时，成功的合并还要依赖于院校及政府内部立场坚定的领导人物，以兹平衡。[39]

五、聚焦国际化：香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展望

聚焦高质量、国际化是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共识，积极实现从较为单一的国际生结构向更加多元的方向转圜是近些年香港高校追求的目标。实际上，2010年教资会《展望香港高等教育体系（2010年）》报告就指出，不断涌现出的国际大学排行榜和评级使香港高等教育感到压力，虽然有几所大学表现甚佳，但排名的不稳定和竞争对手的不断提升，香港高等教育决定全面提升国际化程度，以适应教育界的激烈竞争。[40]香港文化同时蕴含中西元素，大学应积极利用这个特质进行发展。推行国际化是一项长期和持续的工程，在国际间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如果只是间断地推动国际化，或在一段时间后放弃原来的目标，则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因此，香港未来旨在聚焦高等教育的全面的、“真正的”国际化。

首先是积极推进海外招生策略，香港地区实行的是联合招生政策。就海外招揽人才来说，各院校制定周详的招生政策，由统筹办事处负责推行，各院校也积极参与展览与推介，尤其是关注那些发展迅速、对优质高等教育需求甚多的亚洲国家。政府驻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和贸易发展局的全球办事处网络，均积极协助大学海外招生，丰富大学的国际生来源结构。

其次是继续推进海外交流机制。海外交流活动除了可以扩展学生视野和给予学生新的体验，也可以间接带来其他的好处。这些学生本身可以作为推广香港和本地高等教育的形象大使。另一方面香港着力提供更多配套资源和机会，帮助非本地学生更好地融入本地学生群体。

然后是确保大学里两文三语的语言环境。两文就是指中文和英文，三语是指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国际化的大学毫无疑问应该是拥有一种所有师生都通用的语言，但也要保持文化的多元性。现有香港的大学中，基本都能用这三种语言进行交流，不仅体现在课堂中，还包括大学行政人员、管理人员都能熟悉并掌握，这点在香港中文大学体现得最为显著，香港中文大学的课程也包括两文三语不同教学语言的多种课程。

另外，国际化的教师队伍是保证大学教学与科研质量的核心要素之一。2003年开始，香港的大学薪酬框架就与公务员制度进行了脱钩，好让大学能够灵活规定薪酬。国际化的教师队伍可以向学生展示如何在国际化的社会与人相处，且非本地学者正是提倡和践行“放眼世界”的最佳人选。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将有利于营造国际化的学习环境。香港地区在国际化教师队伍的建设方面，还有很重要一个因素是能够为学者提供较高的薪酬，使得大学教师可以安心教学科研。香港地区大学教师薪酬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高的，大学助理教授的月薪约为7万到9万港币，外加每月15000港币住房津贴，副教授和教授则会更高，这也是能吸引国际知名学者到港任教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在全球聚焦一流大学建设和加大力度揽才的背景下，全球招聘也变得更具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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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