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及其所塑造的
——黍不语诗歌的一个侧面

2019-11-14 13:43■谈
长江丛刊 2019年31期
关键词:少年游不语言说

■谈 骁

黍不语诗中的“沉默”已不是秘密,既在诗中随处可见,也频繁见于一些人的评论,更在她的名字之中——最后一点,似乎更有“先验”性。2012年,在潜江的“诗98”,我第一次见到黍不语。其时,我们都只是“初出茅庐”:她还没有写出后来为人称道的《我的母亲坐在那里》《少年游》这一批诗,我也刚出校园,困惑于语言和经验的转化,没有找到自己的经验和声调。初见的细节已经湮没,我记得的,仅仅是我们的名字的对比性:一个是静默,一个似乎是雄辩。不过,我名字里的雄辩是被赋予的,是父辈的期望而并不对应我的审美;她的名字则是主动的选择,且在诗中有过阐释:主体是不被广泛种植的“黍”,行动则是“走在自己的沉默中”,是“仅仅凭借沉默就区分了自己”。

黍不语的沉默表述,起码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失语”。这是诗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然要面对也试图努力克服的匮乏之境:词语的匮乏,经验的匮乏。对匮乏的克服,是一个人的认知冲动,诗人不过是将这认知的过程记下来,并企图更进一步,在“知识”之中,发现事物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第二层含义,则是主动的选择,即“不语”。诗人主动放弃了语言,心中有话,但缄口不说。“不语”里面,当然有“羞于说话”,也是“一个人必先说很多话,然后沉默”的“知者不言”,甚至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超拔,这源自对自然造物的敬畏,对自我有限的自明,这种我和世界“互不得见”的“平行”感,是诗人的谦逊。此外,还有一种不语来自她诗中常常出场的“厌倦感”,以及《有时候》里的“有时候你张嘴没有话说”,这是诗人在人群中的疏离感、对生活之庸常的拒绝,以及对个人的独立性的强调。

在种种沉默之中,“不语”当然要比“失语”迷人,“羞于说话”的不语又要比“厌倦”的不语迷人。但不论哪一种,都有充沛的内在逻辑,他们共同赋予黍不语的沉默以多样性。

诗人的沉默已是事实,诗人为何沉默也不再是问题,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看看诗人在面对何物时沉默。

黍不语诗中的客观对象,大体有两类:一是河水、田野、棉花、草地、麦子,它们都是平原上随处可见的事物,可以视为黍不语的日常生活,它们是温顺的,并不给人压迫。但在这些事物后面,始终横亘着一个庞然大物。这大概是诗人沉默的源头:一种个体经验无法把握的“伟大的无名”,在词语之外,形容之外。具体说来,这“无名”是《午休》里的“没来由的,不由自主的,疲惫与厌倦”,《密语》里“伟大的厌倦和绝望”,《清明》里“巨大的公平和怜悯”,《夏日》《秋风吹拂的夜晚》里“无法弥补的生活”“无可捉摸的生活”,《像河水一样流》里的“宿命般的寂静”,《平行》里的“平行的荒凉的温柔”,《少年游》里“热烈的荒凉”,《微微》里“写满虚无”的时间……

这份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黍不语不回避宿命、绝望、荒凉、厌倦这些意义饱和、情绪强烈的“大词”,甚至有点偏爱。它们所代表的生活,很难说一个诗人可以全部经历、体验,但已有的生活,给人的“虚无感”是普遍的,它的不可辩驳、不由分说,也极易让人产生无奈的宿命感。但这正是“我们要为之度过的一生”,需要我们以热情、以感受去体验,去将日常生活过得超凡脱俗。不过,日常生活的准确、全方位呈现,从来不是黍不语的着力点,也不是一个写作者可以轻易达到的(每个人都只能过他自己的、单方面的生活),因而,这种生活更多的,是“无法弥补”“不可捉摸”“未经”的生活。一种点到为止,一种对自身匮乏的承认,将言说让位于沉默,不是诗人的妥协,而是诗人的真诚。

偏爱大词意味着,要适度地放弃对一些具体的“小词”的言说。江汉平原的黍不语,在诗中频繁提及了平原之物。提及而已,没有多加描述,就将目光由平原(或者说大地)转移到空中。《像河水一样流》里,诗人点出河水、田野、棉花之后,“宿命般的寂静席卷而来”,诗人随即打开自己,接受“意外的怜悯和成全”;《麦子》里,诗人也没有描述麦子的生长、习性,或者与人的隐喻性联系,而是转移到天空:“我给你看麦子头上的云”,“也身不由己,也藏有一生的苦楚”;在《少年游》中,一群少年在田埂上,受着“某种神秘指引”,仰望天空、四面八方的乌云,继而“流下泪来”,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荒凉;同样,在《夏夜》中,孩童的我无心于地面之物,而是眼睛中映现“浩若夜空的黑暗”;《微微》中,诗人更是直言:“天空最后降下沉默”。

天空降下沉默,地上的事物已无须多费笔墨。从这个意义上说,黍不语的诗不是依赖“地气”的诗,而是接上了“天气”。“天气”的神秘指引,让黍不语的诗离开了日常的繁琐,而具有了纯净的力量。

至于出于“厌倦”的沉默,是诗人“在人群中耗光了力量和耐心”。在《欢宴》里,诗人面对酒席上的调笑和人为制造的感动,在“想转头哭泣,和身边人拥抱”的瞬间,发现自己已无人可以拥抱,因而“更深的沉默已来临”,这种无人可以拥抱的荒凉,和少年在田埂上感受到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对个人的独立性的呼唤——哪怕是孤独的独立性,也是诗人在《成全》里所说的“亲人的抚慰”。这种沉默,你若长久地置身人群,大概不会觉得奇怪。谁不想偶尔离开尘世,做一个局外人呢?连加缪的《局外人》在这个时代也有了这样的广告语:“如果你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一定要读《局外人》。”

黍不语的诗是“有我之诗”,她几乎所有的诗里,都明确地站着一个抒情主体。“我”的在场,保证了其诗的真诚。但“有我之诗”,并不等于“自我之诗”。“我”在场,是为了观察、说话、沉默——诗人仅仅是发现者和记录者,而不是将所有写作都倾注于对“我”的观察,这是莫里亚克所说的“只要到了不再热衷于自己时,我们才开始成为作家”。这种“自我”的剥离,黍不语有一个极端的表述:“自赎”。《自赎》一诗中,诗人发现当人沉醉于自我,很快就会滑入“那是最好的时刻,那是最好的自己”的滥觞,她发现了危险,将目光投向身外,从而避免了一次“危险的抒情”。

诗人无须也不能沉溺于对自我的观察,但在沉默叙述中,有我在场是重要的。对黍不语而言,这重要性还要加上几分:诸多的言说对象,都投影在诗人身上。比如《密语》中的“阳光照在我身上,带着众多陌生的影子”,《这世间所有的好》里的“像我拥有了更多的你”,《我不是故意的》中“我必将消失。带着你们的遗忘”。我不是独立的、单向度的我,而总有所背负。许多诗人都会在诗中创造“你”和“你们”,为了表述方便,为了视角扩展。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广义的他者,并不明确地指向某人、某物。

不过,既然有所背负,背负之物就不能模棱两可。黍不语清楚这一点,她更多的诗,将那些投于自身的影子明晰化了:田野上的少年,夜晚的母亲。

黍不语经常写到“孩子”。这是诗的秘密所在:孩子未染世俗,没有机心,总有一双新奇之眼,所以说孩子都是诗人大概不会错。对孩子的爱,也是对自己的童年的天真、纯洁的爱。但黍不语写孩子,并非突出儿童的单纯明媚天真,而是突出儿童的一种复杂性、成人性。《少年游》里十三岁的少年,指认四面八方的云,为神秘吸引——这是儿童的心性,但随即而来的流泪和对荒凉的体认,就很难说没有成人的经验注入了;《夏夜》里,孩童眼睛映现出浩若夜空的黑暗,这看似客观的描摹中,也不乏主观的代入;《怀想》中,一个在河堤上奔跑的感到深深的悲伤的孩子,并不是悲伤于牵挂的人和事,而很可能是多年后诗人回望感到的“天空的头顶,正蓝得一片虚无”。

与孩子的沉默相比,黍不语诗中成人——比如母亲——的沉默,沉默的缘由则充分得多。如果说,孩子在沉默的开端,语言尚未形成,所以只能如《少年游》里“拼命地伸手/拼命地指,那些四面八方的白云”,用行动代替言说;母亲则在沉默的终点。《夜晚的母亲》里,母亲在一张纸条上,“偷偷地学写她的名字”,这个“偷偷”,将沉默置入了更深、更不可改变的境地,比之前诗人宣言般的“我们一直没有学会使用语言/我们唯一的语言是沉默”更具有力量。《她不知道》里,母亲“习惯以稻子的沉默和垂首,来回应这个世界”,更是一种难以改变也难以言传的沉默。有此沉默的共性,诗人在母亲身上看到了自己,所以有《我的母亲坐在那里》的“共同经历了某种消失”,在《她不知道》里,则更进一步,我“走向她”,最后“我”和母亲的界限完全消泯,而变成了两个女人:“她”和“她”。

“你”和“你们”的沉默,少年的沉默,母亲的沉默,最终其实都是“我”的沉默:既是“我诉说你们所见”,更深的层面上,我就是“你”,就是少年,就是母亲。黍不语的诗,也因此组成了一个沉默的矩阵。

不过,“我”对他者的覆盖,在黍不语这里并不是一开始即如此,在她稍早一些的作品,比如《晚餐过后》里,“我”对父亲、母亲、孩子,还只是“痛苦”和“垂怜”,后面的更进一步,去掉姿态性的垂怜,只保留了感同身受的“痛苦”。

如此,黍不语的沉默书写,推己及人,有了更为宽阔的指向;而她对他者命运的背负,让诗人的形象在精神上更为纯粹的同时,又能让人想见精神变得纯粹之前的混杂,以及由混杂至纯粹的痛苦消化:无数的声音,无数种嗓门,都需要一个深情的歌喉唱出——这才是真正的独唱团。

诗人自我的沉默,我们可以说,是诗人明白自我的限度。而描述他人的命运之时,沉默的降临有人为因素,这似乎是诗——或者说语言——不可避免的“强说”的成分。沉默是诗人的惊堂木,一声即出,喧哗隐匿——只是隐匿而已,它们仍在发声,只是不为人所闻。

黍不语的沉默描述里,也不乏这些并未消失的声音,虽然不普遍,但体现了诗人的话语隐退。“我”退场,在一种更为宽阔的寂静里,让沉默之物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说死》里,乡下长寿的奶奶十年前为丈夫的去世日夜号哭;后来则哭给自己听,细数自己遭遇的磨难和委屈;最近,同龄姐妹离世,奶奶已不再哭。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坠入沉默,而是用平常的语调,叙述他者的死亡之事。《说死》是黍不语诗中少有的异声,是沉默之中的罅隙:其他一些言说他者的诗中,他者都是缄默的,只有行动而无表达。但《说死》让我们在诗人的语言之中,听到了他者的声音。他者不再是沉默的、仍由诗人言说的个体,而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表达自己具体的、鲜活的经验,而诗人,自觉地放弃了形容,回到了一个倾听者。说诗人“放弃形容”,《说死》可以和另外一首《奶奶》对比。《奶奶》的写作时间比《说死》早,那时,诗人在描述这个老人时,尚有“声嘶力竭、气急败坏、盛气凌人”等词,而在《说死》里,唯一的形容词是“平静”。形容词的退隐,无疑,也是诗人自己的退隐。

诗人的退场,不再以“我”观“物”,因而物也不再“著我色彩”,而是以“物”观“物”,这近于王国维所谓的“无我之境”。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对于诡谲翻覆的此刻,即便投入全副身心,也会觉得经验不够用,如何能做到“我”的彻底退场?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当我在场时,也呈现那些客观对象的“自性”,不以我的局限、好恶,去遮蔽、去侵略。这亦是黍不语在做,因而显得可贵的一点。她没有去超然地放弃“我”,忘记“我”,而是尽其所能地认识“我”。这种认识,哪怕是偏执、局限于沉默这一种属性,但也因其靠近心灵,而充满了生命力,而打动人心。

谈论黍不语的沉默,当然是对黍不语写作的一种简化。但这种种沉默——匮乏的沉默,厌倦的沉默,敬畏的沉默;“我”的沉默,少年的沉默,母亲的沉默——塑造出的神秘的、纯净的、负重的、孤单的诗人形象,已经足够丰富、动人。也许可以这样说:这些沉默,是她过去之诗的终点和目的地,但在她漫长的写作之路上,大概还只是一个开端。在一片真正的静默之中,她可以展开更为宽阔的诗歌。而且,沉默书写的纯净、神秘、对“天气”的接近,于我这种过分地依赖“地气”者,也是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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