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何以更加有效
——“当代文学评论交流峰会暨纪念《长江丛刊》创刊40周年座谈会”实录（上）

■谢有顺、李国平、李掖平、张燕玲、张丽军、李云雷、方岩、董兆林、胡一峰、王晴飞、王秀涛（根据录音整理）

编者按：

2019年9月19日，为庆祝《长江丛刊》创刊40周年，由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当代文艺创作研究中心与本刊共同承办的“当代文学评论交流峰会暨纪念《长江丛刊》创刊40周年座谈会”，在武汉东湖之畔隆重举行。来自全国20多家知名文学评论刊物主编或负责人以及湖北省老中青文学评论家、中青年作家代表70多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就当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文学期刊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以及如何办好文学批评类期刊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刊拟分上、下两辑选载参会主编和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长江丛刊》顾问）：

今天见到这么多湖北评论界前辈，就会回想起从大学期间开始读他们文章的场景，心里有一种感念之情。他们以文字惠我，也是我的老师。我个人对从事文学评论事业和办文学评论刊物的人一直充满敬意，评论已如此小众了，还在持续做这件事，并不容易。我想，每个评论家一路走来，都会有几本刊物，几位重要刊物的主编、编辑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我自己，很早就在《小说评论》上开专栏，《南方文坛》的张燕玲老师也比较早把我列入“今日批评家”栏目，《当代作家评论》最多的时候一年发我五篇文章，这些我都记忆犹新。

没有这些刊物对我的扶持，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我。

我相信，《长江丛刊》也正在成为影响新一代评论工作者的重要阵地。李修文在这期刊物的卷首语说，文学期刊参与了一个时代文学审美标准的建立——确实，这一点非常重要。文学刊物史，就像是一部文学的手工业史；当文学进入了电子化、智能化的时代，办刊者也更像是一个手工业者，孤独，寂寞，影响有限，但谁又能否认他的作用和意义呢？名刊名编的周围，站立起来的永远是一个时代最重要的写作力量，即便如今网络力量日益强大，但它仍然无法代替刊物对作家作品的遴选和辨认。

但理论刊物也要重新思考刊物与学术、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学评论刊物，没有现场感、没有思想锋芒、没有文体意识，它就不能有效参与到一种文学进程之中。当代文学研究是很特殊的学科。假如没有对当下的文学现场的了解、跟踪、分析，没有充分的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做基础，缺乏在第一时间就对新作下判断的能力和勇气，如何显示出评论的独特性、前瞻性？许多时候，我们经常用的不少理论和名词，对于我们所解读的作品来说并不合身，强行嫁接上去，就会显得隔膜、别扭，这种状况恶化下去，就会导致创作界和评论界越来越对立，越来越无法有效地对话。毕竟，很多作家是不会轻易被你手中的理论、说教吓住的，能让他们服气的是批评的专业精神，以及那种长驱直入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长江丛刊》为这次会议定的主题里就有“有效性”一词，这特别值得探讨。前段时间读到作家马原的一个采访，他说：“叙事要讲究效率。十九世纪小说，有个天大的问题，就是这整一个世纪的文学，都在添砖加瓦、添枝加叶，语言已经不堪重负了，叙事也太繁复了，效率真是特别低。要想效率高，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前辈，就是海明威。当时有一种说法，海明威是板斧写作，他把文学的枝繁叶茂用板斧修掉了，只剩下主干和几个主要的枝干。我们看他的语言叙事，经常见到主语。他做的事情太伟大了，在他之后，我们写作变得轻松多了。”写作界有此思考，研究界似乎也要考虑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理论、评论更加准确有力地表达观点、传播思想。

文学评论的尊严，许多时候要靠文学评论家自己来争取。文章写得不知所云，无真知灼见，甚至文风还晦涩难懂，如何让人喜欢？文体意识的丧失，是文学评论衰微的内在原因之一。事实上，把学术研究当作是知识的堆砌和表演，这是对学术的最大误解。学术，本应是觉悟之道，所谓“学”，当为觉悟，而“术”是道路、是方法；学术，其实是一种觉悟的方式，学者则是正在觉悟的人。在学问之中，如果不出示觉悟之道，不呈现一颗自由的心灵，那终归是一种技能、工具，是一种“为人”之学，而少了“为己”之学的自在。这种觉悟，甚至也包括对语言的敏感、对文章之风格的重视。

《长江丛刊》也许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它刊发的许多文章，没有太拘泥于现有的学术模式，文体上充分给予写作者以自由，可以出新、出奇，篇幅上可以是长文，也可以是短文，一些办理论刊物的不成文规定，经常被突破。这是件好事情，它表明《长江丛刊》在回到批评现场的同时，也想对批评做一些有效的探索和实验，甚至也接续一些以前的批评传统，不拘一格，但又有自己的追求和边界，它的多样、活泼，正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

而最核心的，还是它对真正的批评精神的张扬。批评的精神应该是自由的，不盲从的，反奴性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它的专业基石正是理性和智慧。把“求疵的批评”变成快意的骂人，把“寻美的批评”变成无度的表扬，这都是审美无能和良心瘫痪的表现。在文学批评中，专业的良知高于道德的良知。以专业的态度，指出作品中的艺术得失，这就是一个批评家的专业良知；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对一部作品没有起码的鉴赏能力，在一部作品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审美瘫痪，这才是批评家的耻辱，这样的批评文章，即便有着再庄严的道德字眼，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此，无论你是什么身份进入评论和研究的领地，你都要充分展现出你的专业智慧，并让人触摸到你的艺术能力，分享你对人和世界的基本理解。

法国评论家伊夫·塔迪埃认为“批评是第二意义上的文学”，确实，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洞察作家的想象力，并阐明文学作为一个生命世界所潜藏的秘密，最终，它是为了说出批评家个体的真理。

《长江丛刊》正在做着这样的努力，它的影响力，还是缘于所刊发的文章有新见、有风格，充满对批评家个体精神张扬。这本身是颇富理想主义精神的。现在这个语境下，对市场和读者有太多考量，未必就能办好刊物，办刊物不妨多一点点孤绝的勇气，多一点点重新为批评、为文学建立某种标准的理想主义。就此而言，《长江丛刊》还可以更大胆一些，无论是选题策划，还是栏目设置、文章长短，还可以有更多突破常规的东西，可以更加不拘一格，展示出自己的勇气和理想主义，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这样的刊物反而更具辨识度，更为大家所看重。

我个人对文学的态度，不像一些人那么悲观，我以为，文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无关紧要，文学批评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重要——很多声称不看评论的作家，私下都对我说过，好的评论，包括对自己的尖锐评论，只要说得有理的，他还是看的，一些意见还是会影响他的。因此，有锐见且能为某种文学危机吼一嗓子，甚至笨拙地守护着一种文学的理想主义情怀的那些文字，仍然是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办刊物的人和写文章的人需要彼此鼓励、互相援助，希望大家都不放弃内心的这一点坚持。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

在我心目中，《长江丛刊》是一个本土性与现代感相结合的杂志，尤其是创作与评论齐头并进，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机缘，近十年，楚地两湖，还有湖南的《创作与评论》也是一刊创作版与评论版齐头并进，可以说是出手不凡。所谓出手不凡，一是我们今天的会议格局特别大，把同行请来，既给自己过生日，又借助大家智慧使自己更上一层楼；二是丛刊的编辑理念，突出创作实践的探讨，立足湖北，放眼全国，包括刚才刘主编说的前沿性，批判性，有学理，无学究。我想，今天的《长江丛刊》是有追求的，包括装帧设计我都留意了，疏密雅致，朴素又现代，别有匠心。封面特种纸装裱，图案多为特稿头条标题，暗纹用汉字勾勒出文本，加之封面要目，有中国风气息；特别是目录我很喜欢，上面有很多留白，既条理清晰，密度留白得当，点面结；尤其内文瓦楞纸、大号字简洁舒服，简明表达着杂志的宽度与锐度。有自己的想法的。

提到“批评的有效性”，可能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不少批评家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不再忠于自己的艺术观感，不太言为心声。但是我以为一个好的批评家和好的批评杂志仍然要有勇气谈论“美学风格”，或者谈论这部作品为当代文艺贡献了什么？谈论这部作品给时代给历史带来了什么？谈论这部作品是否有所缺失？当然这样的谈论必须建立在“言为心声”的专业操守之上。在座的几位前辈都是我敬重的，我年轻时代读书读他们的书，作为女性我还特别崇拜陈美兰老师。他们几位的文章，都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典范，就在于言为心声，言之成理，言之有据。讲真话，更要讲道理。保持对艺术的真诚执着，遵循艺术规律。所以，“有效的批评”我认为是今天有难度的批评，也是一个文论杂志是否有艺术良知，是否发出有效的建设性声音，是否有担当精神的标识。

像《长江丛刊》今年才转向文论的杂志，如何进行自身的建设，寻找在这个时代属于自己的生长点，我觉得《长江丛刊》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一个杂志的定位太重要了，报纸也好杂志也好，它进行的是文学“经典化”工作，我们要寻求在更广泛的平台上为文学史的良种库提供文学良种，为当代文坛提供学术而鲜活的文艺现场，催生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与批评家，为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做出多元的、有效的建设。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期刊人所面临的难度。

我做《南方文坛》主编23年了，做编辑三十几年了，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体会的，杂志必须找到了自己的生长点或说定位，然后就是贵在坚持。刚刚有顺老师也提到坚守，坚守二字真的不是容易，因为这需要情怀，需要敏感度。刚才王先霈老师也说编辑的敏感，不同意很多作者说的“你们能看了那么多稿子吗？”的确，好的编辑是很敏感的，翻看来稿，很容易就知道他是否有才识见。我就喜欢那些有真知灼见的，畏惧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缺乏感受力判断力，缺少文本的细读干巴巴文章。《南方文坛》边远弱小，但是我们内心还是有一些力量，经常拒绝这样的稿子，我们倡导绿色的批评，有才识情怀的批评，有真知灼见有建设性有效批评的文论。

情怀，刚刚修文老师也提到情怀，我认为这不是虚妄，它是真实的存在。一个期刊，是否坚持艺术理想，一年可能做到，十年是否做到？二十年是否做到？因此，贵在坚持，贵在坚守。因为一个品牌的形成需要假以时日，需要品质，需要文化积累的过程。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呼唤更多像《长江丛刊》这样的评论期刊出现，而且办得越来越好，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才可能成为可能。

李国平（《小说评论》主编）：

很荣幸参加《长江丛刊》创刊四十年座谈会，使我有机会拜见这么多老前辈和湖北文学界、评论界的朋友。今天无疑是《长江丛刊》的历史时刻。我觉得也是湖北文学的一次盛会，过来参加应该是有幸。向《长江丛刊》表达祝贺和敬意，向诗伟兄表达我真心的敬意，他是这么谦虚、低调，有能力，有才华。诗伟是湖北一线的作家、小说家，他绝对是牺牲了许多许多，投身于这样一个刊物，从事这样一个编辑的事儿。如果我有诗伟兄这样的才华，我可能在选择上会矛盾，我跟诗伟兄接触不多，但一直对他充满敬意。是他和他的团队，使《长江丛刊》获得了提升，获得了新生。

说一个大一点的话，建国70周年，开这个会是有历史意义的。刚才诗伟介绍说，《长江丛刊》的评论版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新世纪。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转型的文学时期。《长江丛刊》1979年到2019年，正应合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创刊的时候，正是新时期文学开始革新的重要阶段。它的诞生、成长，包括在90年代，不断更名，那就是一个磨合、定位、寻找方向，坚定道路，一直到现在这样一个过程，应和着社会思潮和时代背景。总体来说，《长江丛刊》的诞生与成长和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它这40年得益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滋养和培养，是一个时代命题的践行和展开，这是一本刊物也是我们许许多多评论刊物的历史之幸，时代之幸。

另外一个是今天在座的许许多多的湖北评论家、作家，三代甚至四代同堂，这是《长江丛刊》文化地理的之幸，《长江丛刊》我想他的成长、道路、自信来源于一个地域的文化、文学氛围，实力和自信。虽然在座的许多人没有参与《长江丛刊》的具体办刊，但是《长江丛刊》有他们的支持，我觉得凝聚着许多湖北文学人的心血劳动和思想智慧，无疑是湖北文学人性格的传承和体现。一个区域的文学生态，其文学生长和批评的力量，批评阵地应该是成正比的。成正比我认为是一个正常现象，不成正比是不正常的。批评刊物的传播和启迪作用，有时候可能是看不见的，但是他的影响力和促进作用应该是不好估量，甚至无法估量的。《长江丛刊》是湖北的财富，应该充分评估《长江丛刊》促进湖北文学发展的作用。当然我们也有更大的更多的期待，期待它成为湖北文学的文学库或者思想库。

如何认识批评刊物，表达第三点，它是一个时代批评思潮，是学术生态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时代批评风尚，学术背景的映射或者参照，它不能超越什么，但是它是一种积累，一种建设，做得好的话，有可能还会起到引领的作用。我们如果粗略的考察一下，近40年的批评刊物是有一些遭遇和命运的。比如有些刊物消亡了，曾经西北的《当代文艺思潮》，福建的《当代文艺探索》，这些刊物的消亡，折射出了当代文艺思想的一些重要信息。还有一些刊物的权威性，也有所消减，同时也折射出来了当代思想、知识、学术生产冲突博弈等内容。

我们现在存在下来，或者说，现在还挣扎着在努力的批评刊物，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规律，具象的，有抽象的，比如说我们目前的办刊人，都有一些共同的思想背景和知识结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它还有一些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盲点。更多的是我们办刊人，可以想到，但没有做到的一些东西。不管怎么说，当代的这些批评刊物还是参与了当代文学建设，还是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感的，还是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40年的批评刊物或者文学刊物，《长江丛刊》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因为它是跌宕起伏的。今天回顾《长江丛刊》这40年，是一个回顾，更是一个期待。湖北有这么强的文学力量，批评力量，《长江丛刊》有四十年的经验积累，又有这么好的编辑团队，我相信《长江丛刊》一定会有更广阔的空间，一定能办的更好。

李掖平（《百家评论》原主编）：

很高兴前来参加《长江丛刊》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会和当代文学评论交流峰会。从主编文学评论期刊到搞当代文学评论，这几个行当或者说是板块我全都参与过。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上讲，我是1982年入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从此就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理论期刊的角度上来讲，因为我兼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有十年的时光，2010年我兼任了《山东文学》的主编，2012年山东省作家协会创办了一份评论期刊，我又兼任了《百家评论》的主编，所以这几个行当对我来讲，因为身在其中所以深有感触。

从国内文学评论目前的现状来看，实事求是地说，形势并非一片大好，因为许多文学评论者似乎早已习惯于跟在作家身影背后鼓与呼，而且这种鼓与呼并不是建立在对具体文本的真切阅读和精准把握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切实感受去写有的放矢的文章，而是靠生搬硬套的一些西方文艺理论话语去框套某些作品，一共千把字的文章竟然有几十个注释，或者大喊时尚的标语口号进行强拉硬扯甚至歪拧性解读。当然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我在90年代给《齐鲁晚报》学者沙龙专栏撰稿时就写过一系列文章，抨击这种病相。当一篇评论文章全都在转引一些大家、名家和从古至今的哲理圣言时，你个人的独特感觉与感受全部被淹没了，你唯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反复说明先贤们说得对说得好，他们的观点今天依然适用。那你还写文章干什么？我觉得当代评论是一种文学现场跟踪式解析的创作文本，它必须对象具体而明确、针对性鲜明、问题意识突出。这就要求它必须从作品出发，而且评论者必须从自己被这篇作品撩拨起来的或认同、或反对、或受感动受启发受引领的真切感受与体验。没有这些灵性鲜活的自我感觉感动和感受，你写的文章再长，引用的名言再多，说老实话也不过是在诠释和佐证着别人如何正确，而自己如何无能而已。所以从创办《百家评论》开始，我就决定设立一个“文本细读”栏目，要求评论家从具体文本入手的解读或解析，只发从文本出发的针对性鲜明、目标性明确、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的文章，让人们看到批评之于文学，不仅仅是滞后的追捧和崇尚，更带有对未来写作的启迪和引领意义。这个栏目设立六年来，一直坚持约大家名家的稿子，其中很多全国一线的评论家们都在这个栏目上发表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致解读。而且我们还坚持少用文章注释，尤其是那些大段大段的摘引式注释。因为我说我们要的就是你自己的见解和你与这篇文章的情感互动与认同。另外在《百家评论》我还坚持设置了另一个“批评交锋”栏目，当时设立这个栏目的用意，是想就一篇作品同时约持有不同观点的评论文章，因为我觉得当下的文学批评想让自己的使命担当或者说让自己面向与担当真实在场的话，一些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复杂性文学现象是不可绕开的。我们可以对某一个作家和作品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定位，但是我们对任何填补过或者说正面出击表达过对历史过往事件和现象的文学作品，要表现足够的敬重。可惜的就是，有一些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还有一些是没法拿到桌面上来理直气壮抗争的原因，这个“批评交锋”的约稿越来越难，有的批评家习惯于只说好话，而不习惯于剜烂苹果。尽管习总书记倡导说，我们要向鲁迅学习，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但是我们仍然少有敢剜烂苹果、专门挑拣作品缺点的文章。所以昨天晚上来了之后，我对天津《文学自由谈》的副主编说，特别喜欢你们的《文学自由谈》，不为别的，因为我经常从这本刊物中看到一些尖锐的批评，我还告诉他唐小林发在这本期刊上的所有剖析文学大家的文章我都认真读过，尽管我承认唐小林的批评思路也是固定的、套路化的，但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坚持从实际文本出发。所以不论是对贾平凹、迟子建，还是对莫言和张炜的批评，都建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上和个人真切感受的基础上。我也一直想把《百家评论》的“批评交锋”办成这样的，但很遗憾这一愿望没有实现。由此我就想，其实评论说到底还是比较难搞的，因为很多作家包括一些名家，都不怎么爱听批评意见。遥想五四时期国学大师熊十力与梁漱溟就学术问题激烈争吵，熊先生甚至动手捶打梁漱溟，但吵过后两人就眉开眼笑地凑到一起交流学问，既是诤友又是好友，可是现在好像你一批评哪个作家，他尽管不会对你横眉冷对或当场翻脸，但至少以后见了你都讪讪的，距离自然就会拉远。在这种情况下，像今天上午陈美兰教授和於可训老师所倡导的文学评论要敢于批评敢于挑毛病，我也是特别特别崇尚的。我希望这些今天到场的年轻评论家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其实文本批评和文艺理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具有严谨科学理性的理论模式与框架，而是要有鲜活的个人感知和直接对文本说话的那种呼应性。现在这样的文章已经不太好写了，很多期刊也不大愿刊发了，因为怕惹来麻烦。有时候我写文章，尽管是在最后一部分分析了某篇作品的不足，但往往刊发出来的时候发现批评意见被删掉了。其实正常的批评是应该理直气壮在场的，习总书记都倡导文艺评论要向鲁迅学习，有鲁迅那种剜烂苹果的勇气，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从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角度讲，我觉得《长江丛刊》之所以在今天有这么大的号召力，绝对不是四处捧场点赞获得的，而是坚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该点赞时点赞，该批评时批评。《长江丛刊》始终有它自己的坚守、品格和定位，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直接针对文学创作现场发话的随笔式短论和短评。今天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已经很难让人将一篇坐而论道的动辄就长达万言的文章从容读完，人们更愿意看那些短平快的、一下就能撩拨到位的，一下子就能揭开短板打到痛处的文字。所以我对《长江丛刊》刊发的许多短论还有那种随笔式杂谈就特别喜欢。我曾经请被公认很有才气的评论家李敬泽到山东“大家文学现场”搞讲座，好评如潮。他说其实创作和评论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你得把有意义的事弄得有意思，大家对他说的这一点特别认同。他举列《红楼梦》和许多优秀小说为例，他认为一部小说主题虽然很有意义，但读起来如果没有意味也没有意思的话，算不上真正的好作品。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长江丛刊》设立这种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短平快式现场出击和热点聚焦评论版块非常好，它增加了这本刊物的当下在场性和鲜活感召力，它会使很多对当代文坛感兴趣的读者，因为读了你这些短平快的评论，而回过头去找到这些作品仔细阅读。

说到湖北文学底子的深厚和收获的丰赡，大家都很羡叹。湖北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政和刘醒龙，有获得第七届鲁奖的李修文和张执浩，还有方方、池莉等许多优秀作家，这说明湖北的文学土壤的确肥沃。这些作家中有写历史题材的、有写当下题材的、有写市井题材的、也有写纯精神层面探寻的，真的是纳八面来风融四方勾连的。今年参评茅奖的刘诗伟的《南方的秘密》，尽管最终并未没有获奖，但是他把有意义的故事，把主人公周大顺怎么从乞丐登上商业帝国的高位，然后又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干二净一无所有的传奇人生，讲述得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意味，有意思表现在故事情节铺叙的一波三折起伏跌宕，有意味就是小说中处处昭示出的生存与哲学、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互为参照。上午我和李国平还说起了这部小说中那些诙谐的细节与反讽的笔法常常让人忍俊不禁。正如我在茅奖评选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的，其实得奖的永远是少数，但文学的荣光却属于每一个文学写作者，当然也包括刘诗伟、包括今天以作家身份或以评论工作者身份在现场的每一个人。说到底，文学是件抱团取暖的事，众人拾柴火焰高，我坚信每一个写作者在与同道们心与心的沟通和交流中，都会拓宽一个更有意味的空间。因此，哲学、文学、历史文化、文本批评才被我们这么有机地交融在了一起。《长江丛刊》的辉煌历史，正是由这种立体的或者说丰饶的理论思路与框架支撑起来的。我相信只要刘诗伟同志敢于坚持，只要我们的作协领导和在场的每一位有勇气有风骨的评论家们，能够继续大力支持，《长江丛刊》一定会越办越好。

张丽军（《百家评论》副主编）：

今天这个会议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把我对文学批评的想法做一个简短的交流，请各位老师、朋友批评指正。

一是评论刊物要引领时代的风潮，要有一种批评的理念。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很多刊物引领一个时代，很多文学思潮就是刊物提出来的、主编提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一个接一个，今天这个文学评论场域有许多家刊物，但是没有思潮。所以我想一个刊物独立的理念和特色特别重要，一个刊物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很期待这一点。

二是刊物要立足于省内，放眼全国，就像武汉一样是“九省通衢”，要通过刊物“文联天下”，建构一支批评家队伍。湖北传统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厚，像屈原等名人、湖北省博物馆里边的曾侯乙墓等为代表的楚文化，我觉得特别震撼。当代的湖北文学创作界和批评界的朋友们都有着非常丰厚的资源和巨大的影响力。要把国内的批评家们联合起来，一起做一个刊物，拥有全国的胸怀，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刊物要有属于自己的批评家的队伍。批评家和刊物是互相成长的。我个人更感受到，刊物对批评家的关照和关注提携非常重要。很多新人都怀着感恩之情，同样很多刊物通过他们发表的作品来扩大刊物的影响力，所以一个刊物要形成自己的评论家的队伍。

三是一个评论刊物要有批评的锋芒，有特色，有批评理念，有对事实的发言，要有风骨。今天很多老师都提到刊物要有批评的交锋，很多好的刊物，特别是80年代、90年代很多的刊物，以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审美倡导和批评交锋，而汇入当代文学批评史的流脉之中。一方面刊物的主编、编辑有勇气，要敢于发文章，另一方面批评家要发出真知灼见。我博士毕业前期我的老师逄增玉先生说，你的文章太四平八稳，年轻人应该有批评的锐气。你们年轻人这点锐气都没有的话，何以写出好文章来？后来，我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的时候，就跟我的博士后导师吴义勤老师交流，我想写一点批评的文章。吴义勤老师说可以啊，文学批评是正常学术交流很重要的一部分。后来，我写了一篇对余华《兄弟》的批评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引起学界的关注。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批评家，特别年轻人要勇于发出真知灼见，以不同的、各抒己见的、富有个性和创见的学理声音汇入批评的河流之中。这样一来，一个勇于刊发独立声音的批评刊物就可以汇入当代文学批评的潮流之中，形成特色，引起国内的关注，成为有效的批评。

四是我衷心祝愿与热烈期待《长江丛刊》在新时代再出发，重新创造新的辉煌、批评场域的新文学高峰。文学批评是一个共同的场域，很多非常好的刊物，像东北的《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广西《当代文坛》、西北的《小说评论》，都是一片片高远的文学天空，都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品牌。像《南方文坛》，称作“一片南方的叶子”，这些刊物都做的很好。所以，我想湖北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希望并祝愿《长江丛刊》，像中部崛起一样，在中国当代文坛是一个“新的中部崛起”。

李云雷（《文艺报》评论部主任）：

我首先谈一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在于应该能够回应，或者能够对新的文艺现象、文艺经验、文艺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比如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也是让我很困惑的例子。最近有一部纪录片叫《美国工厂》，是写我们中国福建的一个玻璃工厂，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去美国开工厂的故事。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就让我产生了一些困惑。在《美国工厂》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美国底层人的真实生活状态，虽然美国制造业衰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已经显示了美国政治经济的状况，但这并未转化为普遍性的社会认知。201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绿皮书》，以回溯历史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底层白人的形象，影片虽然以高超的表演技巧与幽默温馨的故事化解了种族隔阂，但也凸显出了底层白人这一阶层的存在，这可以说是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在艺术上的显现。他们的生活状态就让我对以前的世界认知产生一些冲击。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中，会觉得外国人都比我们中国人活得好，但是实际上这样一个判断其实有问题。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曹德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开工厂，他的事业很成功。但是我们看的时候，一方面会有民族自豪感，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开工厂，另一方面，我们同情更多的可能是在工厂的美国工人，也包括我们中国的工人。最近30年美国工人好像跟中国工人互换了位置一样，在片中我们看到，中国的工人在教美国工人怎么来提高效率，这跟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提出“时间是生命，效率是金钱”，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反而比我们的工人效率要低，这也在冲击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们怎么来评价这个作品，这作品是一个好的作品，还是一个坏的作品？我们在一个什么脉络上来阐释这个作品。比如说我们是站在曹德旺的立场上来看，还是站在中国工人或者是美国工人的立场上来看，从不同角度去看，肯定得出的结论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作品的出现，就在于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复杂性，比如我们的民族主义或民族情感，与我们对底层社会、底层工人的同情之间会产生特别复杂丰富的张力，我想说的另一个例子，是前几天周杰伦的一个新的单曲mv叫《说好不哭》，上线一下造成好几个在线音乐网瞬间瘫痪，并且他一下收入9000万，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特别有意思。这跟我们那时候买磁带或者买CD去听音乐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而是一种新的音乐的生产和接受模式。在这个现象背后有资本的力量，也有不同音乐公司的版权的相互之间的交易，处于一个比较复杂的不同的力量的争夺之中。我们对这样的现象的理解，怎么更深入一步，看到它们背后的一些东西，及其与我们这个社会变化之间的联系，这可能是我们的批评，文学批评也好，文艺批评也好，最有力量的地方，我们的批评应该是在这些地方发现并阐释新的东西。

其次，谈到文学批评，今年是陈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所以我集中时间看了一些陈涌先生的著作。陈涌先生是大家，他写鲁迅的那些文章，影响很大。但是他后期的文章，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文章其实是有争议的。比如说最有争议的一篇应该是他写《古船》的那篇文章，他这个文章叫《我所知道的〈古船〉》，其实是对张炜的《古船》持一种批评态度。他批评的角度主要就在于，对土改问题感觉跟历史真实不符，对人道主义的问题也与作者认识不同。陈涌先生亲身经历过土地改革，他也充分肯定了作者的才华，然后进行批评。陈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理论家，但是他对《古船》的批评，跟我们现在的普遍认知不同，而他后来写《白鹿原》那篇文章，对《白鹿原》的肯定相对是要更多的。陈涌先生是他们那一代评论家中视野最开阔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但是即使这样，也会有自己的盲点。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代人的问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问题意识，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盲区，比如像刚才谈到周杰伦，我就不太理解现在的年轻人花三块钱去购买他的单曲，用这样的方式消费音乐，但这可能确实是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欣赏音乐的方式。我们这一代人形成了一套对文学作品判断分析的理论方法，但是我们的方法是不是适合分析现在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对之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时时调整自己批评的方法、批评的立场，尽量能够跟上时代。因为我们中国发展太快，所以每一代人其实都是鲁迅所说的“历史中间物”，所以我们的判断只能说是相对的、有可能正确的，别人的意见与你不同，但有可能别人的意见是对的，所以我们应该持一种比较宽容、比较开放的态度。

第三点，我想谈一谈文学刊物的问题。刊物我主要想谈文学思潮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标准，我们判断当下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后面的思维框架和系统，基本上都是80年代以来形成的。比如80年代的“三个崛起”，“新的美学原则”，比如说文学的“向内转”，比如说文学的“主体性”，比如“写什么”和“怎么写”等等，这样一些争论，形成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进行文学批评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不符合这样的标准，就不是文学作品，或者不是好的文学作品。这样一种思维的模式或者思维的范式影响了很多人，但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思维的方式和范式进行一些反思。比如说拿朦胧诗做例子。朦胧诗的争论，从最开始的诗歌是否可以朦胧，到后来诗歌不朦胧，就好像就不成为诗歌，就从一个误区走入了另一个误区。朦胧诗从反对文革诗歌的角度来说是有价值的，但是它本身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些诗人写的诗，需要解读，需要有专门的专家教授，用特殊的知识阐释，我们才能够读懂。这本身造成了一种障碍，是诗歌的一种“精英化”，将普通人排除在诗歌的接受或者预期读者的对象之外。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很多，比如说还有西方化的问题，比如说现代主义的问题，等等。现在的文学评论也有一些问题，比如一篇评论读完，我们看不出来，它对这个作品评价是高是低，是好是坏？现在的评论形成了这样一种不好的风气。所以我觉得新时代的文学批评，应该去重新面对和思考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好的文学刊物应该倡导和培育好的风气。

方岩（《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刚才昌切老师简洁扼要地谈到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我想继续补充一些看法，现在的文学批评，不是对文学史和理论重视的不够，重视得过了头，以至于现在的批评出现了两大弊端，一个是文学史依赖，另外一个是概念依赖。这两个弊端都是现有的文学史教育和理论教育所造成的。

先谈谈文学史依赖所涉及的问题。我在做评论刊物编辑的时候，发现很多稿件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很多作者面临新的作品、新的现象的时候，不敢直接说自己的判断。而是先罗列出一个文学史的脉络，希望新的作品和现象可以在文学史脉络下得到解释。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很多作家是不读文学史的，或者说，很少会有作家依靠文学史阅读或文学史教育来成长。第二，文学史在本质上是一种叙述，这种叙述的本质在极端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虚构。我们总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时代的变化来重新书写文学史，这本身就说明文学史本身是不可靠的，且不存在一部客观的、可供描述的和膜拜的文学史。避免类似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我想，在面对新作品和新现象时，首先需要假设它是独一无二的。至于它在多大程度与历史（文学史）和周遭世界关联，需要我们进入作品或现象的内部来谈论它。先了解，再判断。而不是先编织一个文学史的花篮，把作品往里面一丢，好像意义就由此获得保障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评论把作品谈得越来越乏味。比如，一谈到乡土就言必称鲁迅，然后推导出一幅从晚清到当下的乡土变迁图景。问题是，但凡对乡土对农村有基本了解，就会发现百年来的乡土变迁涉及的问题有多复杂，哪怕是八九十年代的农村，与我们当下的农村都存在着巨大差别，其中涉及的问题太庞杂了，根本无法用单一的框架或思维来整合。由此还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很多作家会按照理论或文学史要求来写作。比如说他们写乡土，一定要写城乡对立。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下的文学史教育或理论反馈在涉及乡土问题时，基本上就停留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肤浅理解上。城乡问题的复杂性需要在具体情境下去讨论。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从未感觉到那么多的对立和压抑。我这里并没有以此来否定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在一个贫困县城长大，在我上大学遭遇城市时，我发现我遇到的其实是一套新的知识和秩序，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学习这套知识和秩序。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在批评中过分信赖文学史提供的知识和判断，而甚少考虑批评家的主体性，批评家作为当代的人对历史和周遭世界的基本经验和感受。

再讲一下概念依赖的问题。批评论的初学者难免会通过概念的炫耀来凸显自己的学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掌握理论和基本概念之后，应该保持必要的警醒和反思。依凭概念和理论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进行整合和阐释，存着一个可能的陷阱，当过分依赖某种理论和某个概念时，便已经提前预设了批评论述过程和价值判断。一方面是使用某个思想脉络下的理论和概念去观照不同的对象，所造成的同质化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是使用不同的理论介入类似的对象，误以为不同的价值判断便是知识创新。很显然，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不仅是知识生产，更是意义生产。过分依赖理论和概念以及刻意的价值逼供，所带来的只能是知识的重复生产，而重复生产的知识恰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沉迷于概念时，忘了诸多概念其实起源于具体的经验和判断。

其实文学史研究也好，文学批评也罢，终究是一种写作。检验这种写作最好的方法，也是最朴素的方法就是：当你评述一个新的文本和现象时，需要设想读者的反应，即读者看到你的这篇批评后，是对你评论的对象产生了好奇心，还是对你评论的对象产生了疏远或者望而生畏的感觉。尤其当你夸赞一部作品的时候，但是别人看你夸这个作品的评论之后，反而对作品丧失了兴趣，这是一个批评者最大的失败。

现在办评论刊物，有政府拨款，有商业赞助，真的是很好。现在办刊，大家都喜欢提一个口号：立足XX，面向全国。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北京，除了北京办的刊物，其他所有的刊物都是地方刊物。问题是很多刊物办着办着，就只有“立足”，没有“面向”了。在我看来，办刊还真不能以“立足”为前提，比如，湖北本土批评家评论湖北作家。这样的结果，不是“立足”，而是故步自封。从策略上讲，每期评论本土作家的文章占版面的三分之一就够了，剩下的三分之二用来关注全国，以及用于尝试话题、批评文体多样性。现在很多杂志偏爱把栏目承包给大佬，认为大佬能带来优质的稿件资源。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很少有大佬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相关话题上进行精耕细作，大部分时候是在为相关利益者解决发表问题。所以，在我看来，与其把栏目承包出去，倒不如多找些会写能写的作者来开设专栏，并回报以较高稿酬。这种做法对刊物发展更有利。

董兆林（《文学自由谈》副主编）：

首先祝贺《长江丛刊》创刊40周年！回眸40年前，令人难忘，那是新时期文学黄金时代的开启。40年的历程殊为不易，算一算，我们《文学自由谈》也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应该这么说，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长江丛刊》《文学自由谈》，还有许许多多的兄弟期刊，共同见证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轨迹。

我们这本杂志是一本小开本文学评论刊物，倡导的是那种即时性的近距离的一种文学批评。它的创刊思路和使命都非常简单，就是以文学批评而不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看到各种有关文学的话题以及听到不同的声音，它以随笔类的文风，向文坛传达一种有别于一般评论刊物惯常的存在；中国文坛并不缺少思想厚重、学理规范、言说严谨的理论刊物，我们就想在众声喧哗中，力求向文坛表达一种独特的视角，传达一种独特的声音。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历经了繁盛、变革、调整的变化，很多期刊起起落落，曾经的辉煌已成昨日黄花。但是，“坚守”成为包括《长江丛刊》在内的很多文学期刊的一个共同特征。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文学期刊作为当代作家作品的主要载体，日益受到多元的大众文化的挤压，文学期刊的边缘化已成不争的事实，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文学期刊阵地的同仁，都令人敬佩。作为文学评论期刊更是如此。如果一本文学评论刊物始终能够坚持自己的办刊思路，在文坛发出自己的声音，褒贬也好，毁誉也罢，众多的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爱好者，没有对其失去兴趣和关注，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一本文学评论刊物，不能仅仅只为圈内少数受过专业理论训练的人来读，今天我们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将文学批评的存在，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从作者、读者、市场以及由此延伸的场域，对作品进行切实有效的指摘或褒扬，追求文学批评的更广泛性。当然，比较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刊物，也是需要的，因为文学的发展不能没有理论作支撑，而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二者可以说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种文学批评，都应该将作品的文本细读放在首位，这是一切文学批评的基础和根本。

对于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文学场域，批评刊物应接文学地气，应与作家的写作息息相关。保持文学的现场感，保持对作品的直觉和应激，这种批评可能更具有积极性和直接性，也更有价值。就文本细读而言，对作品的直觉可能更加珍贵。应该倡导批评的各种声音，对文学场域见仁见智的批评，总比单调点赞的一种声音要好。文学评论刊物应该是活力四射的，应该是和作家、读者互动的，应该体现出一种大的境界，尽可能地容纳各种声音，体现出各种性情、趣味，体现出多元面貌。就文学的批评与鉴赏而言，鉴赏需要智慧，批评需要勇气，而具有有效的批评更令人称道。就文学创作来看，有真知灼见，敢于真批评的“直言”，对作品、作者，乃至文学的整体发展而言，似乎更有其价值。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批评的有效性的意义。今天的文坛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说是见仁见智。但从一些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我们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最近在读常风先生的几本书《弃馀集》《逝水集》《窥天集》，这几本书虽为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作，今天读来仍有新意，也得到一些启发。常风，原名常凤瑑，山西榆次人。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师从于叶公超，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和钱锺书同窗，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重要的书评家。多年来，常风先生的评论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叶公超从教时说过的一段话，对常风先生是有影响的。他说：“只教外文，讲外国文学不过是做些介绍传播外国文化的工作，固然重要。可是应该利用从外国学来的知识，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方面多钻研，认真做点一砖一瓦的工作，为建筑一座宏伟殿堂做基础”。他认为，学习外国文学是基础，归根结底还是要为中国文学服务，并鼓励常风多写文章，特别是书评类的文字。而常风先生的第一篇书评，就直指老舍先生的新作《离婚》。在这篇《论老舍的〈离婚〉》中，常风先生在谈到老舍以前的几部小说都“点染了许多教训色彩”时，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作者又喜欢兴致淋漓地发一些议论而忘记了他在写小说，又或借他创造的人物的口吻泄牢骚，鸣不平。有时描写，用讽刺有点过分，或铺张过甚，令人难以置信，因而影响于他作品所引起读者的反应”。常风先生对当时不去认真琢磨白话文发展之路，对自己写作语言进行培育，想靠一己的“一星星天才”去驾驭文字的文学家们予以嘲讽时写道，新文学运动已有十五年的历史，白话文运动任重而道远，尚未有成功的标准，而一些作家只是“懒洋洋地躺在那儿，专等天上的神仙将琢磨好的文字放在他面前”，“这是可耻不过的事。这个责任应该请我们的文学家们担负”。他在批评巴金《爱情三部曲》时写道：“小说也在实生活中取材，虽然也常以某一个实生活中的人物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却不必尽同于实生活中的”，“小说取材于人生而不就是人生。小说不是历史……小说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是艺术。”这就颇有些直言不讳了。当时许多现代作家作品都是常风评论过的对象，他的这些书评以及文艺评论，笔触直率真诚，客观公正，没有虚头八脑的虚与委蛇，没有大而无当的评论，常常是从作者的作品中引述并加以论证，因而更具有说服力，我们从中或可感知当时现代文学批评的风气和氛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文学佳作频出，和当时现代文学的批评相得益彰。当时的文学批评的氛围，对于当代文学的批评是有借鉴作用的。温故知新，对于优秀的传统的文学批评遗产，当代文学批评应该有所借鉴、消化和吸收，这对于我们今天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都是有益的。

胡一峰（《中国文艺评论》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真诚祝贺《长江丛刊》创刊四十周年。《长江丛刊》与改革开放同行，记录了新时期我国文学创作和评论事业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值得我们期刊人致敬、学习。我供职的杂志是《中国文艺评论》。这是中国文联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一本学术月刊。2015年10月创刊，到现在正好四年时间。下面，我结合自己的办刊体会，谈谈文艺评论期刊应处理好的三对关系。

第一是现场与经典的关系。作为一本评论刊物，肩负着至少两个使命，一个是发现经典、确认经典、阐释经典的使命，一个是关注现场、介入现场、改变现场的使命。这两个使命是统一的。只有关注介入现场，才可能发现经典，反过来，也只有具有“经典意识”，介入现场才有动力。我们现在老说一句话，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我觉得还要加上半句，就是文艺批评要的不止是批评。如果没有这半句，破和立就分离了，只有破没有立了。有人说，当代没有经典。从经典需要时间检验这个意义上说，这句话也许是对的。但我想，即便现在没有“长大成人”的经典，难道连“经典坯子”也没有吗？文艺评论要在文学和艺术的现场中发现经典性元素，也就是具有经典坯子意义的东西。比如，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整体上看就是80分、甚至60分，但有某一个元素特别闪光，人物塑造、叙事、镜头或者表演特别好，这些东西可以称为经典性元素，也是契合当代人审美诉求的文艺元素。做文艺评论的人，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而我们做文艺评论刊物的，任务在于给这些找到了经典性元素的评论淘金客，提供一个筛选、提炼金砂的平台。

第二是学科和行业的关系。文艺既是一个学科，也是一个行业，所以从文艺类刊物的作者群和选题策划角度来说，有一个处理好学科和行业的关系的问题。如果是一本纯理论类刊物，依托的肯定是学科。而作为一本文艺评论刊物，首先也必须依托学科，如果没有学科依托，学术性得不到保证。但如果完全依托学科，就会过于学院化，就会离行业和现场很远，所以同时又必须依托行业。有的老师提出，现在文学、艺术行业的研究力量薄弱、专业性程度比较低。当一些属于行业管理和规范的问题出现时，或者，有一些行业性现象需要分析时，行业本身缺乏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专业力量，处于“失语”状态。事实上，在文艺评论类刊物上，行业的声音确实也比较弱。这些都提醒办刊人既要注意学科，也要关注行业，要把两种力量都有效地调动起来。

第三是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评论本身是一种评价。文艺评论类刊物承担着评价的功能。比如，刊登一篇小说评论，实际上就是表明对这部小说的一种态度，就是一种评价。但刊物同时又接受着别人的评价。北大核心、南大C刊、中国社科院的A刊等都是对刊物的评价。据我了解，有的高校、科研单位还有自己确定的“权威期刊”名单。于是，刊物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我个人觉得，以刊评文的做法未必科学，但既然有刊物的评价体系存在，就会形成一种游戏规则。而且，这一评价体系又是和科研评价、考核体现结合在一起的，这也就意味着和职称晋升、工资待遇等结合在一起。于是，刊物属于哪个评价等级，就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到刊物的稿源和作者群。而目前哪一种评价体系，引用率都是其中重要的指标。相较而言，文艺评论类文章在这方面是最吃亏的。因为写文艺评论的人，很少引用其他文艺评论家的观点，同样，他的观点也很难会被别人引用，除非是为了反驳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状况或许可能一时很难改变，需要大家来共同努力，让刊物真正发挥好学术平台、交流空间和思想阵地的重要作用。

最后，再一次对《长江丛刊》40年取得的光荣和辉煌表示祝贺。

王晴飞（《扬子江评论》编辑）：

为什么理论会成为一个问题？除了一些评论者不够关注文本，过度依赖理论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理论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文本里生发出来的。这个问题自近代以来就开始出现了。从近代以来小说的写法变化之后，如果没有一定的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叙事学的知识，我们是无法面对文学世界的，这可能是所谓的后发现代性国家的一个普遍问题。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我们面对一个作品的时候，不仅要处理理论的问题，也要处理作家受到的潜在的传统影响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把它从中区分开来，或者说厘清这些问题，也是一个难题。更不用说很多作家自己主动接受西方作家、作品或理论影响的，比如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一批先锋作家，他们的文学滋养基本上来自西方的作家、作品，如果对他们的源头一无所知的话，我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如今的70后、80后作家对评论者提出的要求更高，因为他们往往学历很高，所涉及的文学理论也更丰富。以前，一般来讲学者或者评论家的学历是比较高的，作家学历相对要低一点。现在很多作家也是博士、硕士，评论家看过的西方理论书籍他们也看过，所以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作家可能照着理论来写。比如很多评论家拿到一个小说，一看就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特别契合他刚学的一个理论，他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巧？实际上为什么那么巧呢？是因为作家和评论家读的是同一本书，是一个洋师傅教出来的。这些都会增加评论的复杂性。当然我也不认为我们就应该都抛除文学理论，虽然从“理论”上讲，评论家应该和作品短兵相接，斗智斗勇，这样才是一种不“隔”的文学批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不要理论，而是我们应该先把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知识，先变成自己的见识，再用“我”的见识来和作品相遇，而不是“我”驱使着文学理论去和作品相遇。如果真的抛弃文学理论，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条小溪清澈见底，水才过膝，我们可以手拉着手儿说：我们涉水而过吧。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条大江，深不见底，浩浩荡荡，旁边有一座游轮，我们还要涉水而过，这就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因为有现成的游轮，而且我们是游不过去的。这个游轮大概就是文学理论。

诸位老师多提到当下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概念依赖，其实就是文学理论、文学术语依赖；另一个是文学史知识依赖，这我也很有感触，因为我就是一个有文学史依赖的人。这和我们现在文学教育的学科分化有关。在现在的大学中文系里，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放在一起的。当然我觉得首先现当代文学它是一个整体，关系密切，但即便如此，它们其实是两个“活儿”，如果同时做过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的话，就会发现这两个工种是不一样的。现代文学研究其实更具有知识性、思想性，因而它更像是科学。而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并不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它更具有审美性。在一个工种中做得非常好的学者，并不必然能做好另一工种。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现在很多文学教授不懂文学，关于这一点，我也深表认同。这其实就跟文学系的分科和学科建制有关。什么叫学科？学科就是科学。很多文学教授不懂或不爱文学，因为他们其实是科学家。如果终身只研究文学史的话，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科学的工作来做，我们的文学史论文也确实是按照自然科学的论文来写的。而且按照现有的学科建制和学术规范，有一个好的观点，然后去找出几条坚实的论据支撑，逻辑鲜明，文字清晰，就可以是一篇很好的学术论文。但是评论恐怕不宜这么写，评论更近于文学的审美性，而非知识性，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会很诧异于文学教授的不懂文学，可能就是因为把两个学科混成了一个。大家会觉得一个文学教授怎么可以不懂文学？但是文学教授就是可以不懂文学，就如同我们不必指望每一个科学家都要懂文学一样。

这里我要说到程千帆先生。他有一个观点，说桐城派提出来的义理、考据、辞章在现代的变化。义理是靠身体力行的，它不能直接反映在我们的学术论文里，不能拿来评职称，辞章和考据在现代是有变形的。辞章在现在大学里其实是受到忽视的，因为它无法纳入学科，它不可能变成一门科学。但是考据可以。考据和西方的科学理念结合得非常好，完美对接，所以大学中文系最盛行的学问之一是考据之学。关于我们现在大学中文系不重视文学教育的问题，我觉得也不必过于去批判它，这是一个全球性难题，非惟中国如此。因为文学批评是没有办法教的。我们能教一个人写一篇小说吗？或者能教一个人写评论吗？我们能教的只能是知识，而不能教人以能力、感觉、体悟。当然，对于一个评论者或者大学中文系的教师来说，最好的状况是文学史的知识和文学理论修养同时具备，而又能够从本土的文学现场里面去总结归纳出我们自己的文学规律，升华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而文学史知识和文学批评也可以是互补的。一方面，我们文学批评的成果，需要通过学科来把它经典化，另一方面，我们文学现场的文学批评的源头活水不断地冲击，也能够使学科保持生命力，所谓“濯去旧闻，以来新见”。

王秀涛（中国作家网总编）：

鲁迅在《为翻译辩护》这篇文章里提到当时翻译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鲁迅提出的两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有针对性，一是批评的伦理问题，指出坏的，奖励好的。二是批评家的困境和所受到的干扰，触犯了有来历的人就要倒霉。

这两个问题至今我们仍然还是讨论，说明这两个问题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作为批评的准则，这是常识问题，但仍然需要不停的强调，即使今天没有鲁迅所说的别有来历的人，但文学批评的干扰因素仍然很多，最主要的无非就是人情。这不仅是中国批评家的问题，国外也不能幸免。在英国批评家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这本书的译者在前言里提到，福斯特从来不惜为了友谊牺牲批评，有三个例证：一是毫不必要的吹捧迪金森的《魔笛》；二是对伯西-卢伯克的两本书私下里颇不以为然，公开场合却尽是溢美之词，对一位国王学院的同学他也同样“表里不一”，就是因为这位同学在一次有关组织管理的争论中坚决支持过他；再有就是他出于个人理由决定不送给伍尔夫未经更正的的校样，其中有一个对她作品的批评，他已经在校样上修正过了。福斯特明确表示过宁肯叛国也不肯叛友，人先于艺术是福斯特终生服膺并时常念叨的信条之一。为友谊、利益牺牲艺术，显然是违背批评的基本伦理的。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面对同一作品往往出现两极化的观点，表扬者往往夸大其词，评判者则往往认为作品一无是处，毫无价值，这样截然对立的观点很难想象是针对同一部作品，存在差异和争论当然是好的现象，但可怕的是其中往往掺杂着很多非文学的因素。这当然和文学批评的生态有关，除了人情，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可能直接关系到评奖、发行量等诸多问题，可以说文学批评今天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在另一篇文章《关于翻译》提到的剜烂苹果的观点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鲁迅的剜烂苹果的含义其实是非常丰富，一，剜烂苹果最重要的把烂掉的部分去掉，不能给人吃，把坏的地方指出来，提醒读者。二，剜烂苹果就是要把好的部分留下，剜掉坏的以后，指明其中的哪些地方还可以对读者有益处。鲁迅这样说针对的是之前的批评方法，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一点不看、一点不吃大冤枉，所以鲁迅认为，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剜烂苹果需要眼光和判断力，否则会好坏不分，把好的剜掉，把烂掉的留下，当然剜烂苹果更要一种勇气，尤其是面对大作家的时候，更能表现一位批评家的能力和操守。任何一位作家在文学批评面前都没有豁免权。本雅明也说过，批评家的任务应包括对现今大人物的批判，对宗派的批判。我想这是很对的，文学批评不能因作家地位的高低而采取不同的标准，而作家和批评家之间也不能形成类似于宗派的那种关系。

正像鲁迅所说的，剜烂苹果的工作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对大家有益的。文学批评不能只唱赞歌，文学批评还需要批判精神。因此我想到19世纪英国作家、学者阿诺德的一句话：批评的义务是什么，是在这些著作长期欠缺一种高层次的、完美的理念时，不断对其表达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