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一场从未孤立过的呼告
——探析剑男的幕阜山系列诗歌

■夏 宏

我持有一种偏见：峻拔的当代大陆诗人，一般都累积了丰富的乡土经验或者葆有对乡村生活的童年记忆，其诗意根基在所谓的时代革新的下面、在土地上。倒不一定体现于对诗歌题材的选择，而更为深入地坐实于情思（语言）的结构性运动中——或隐或显的城乡二元分裂冲突、审美取向的时代性纠结、中西文化（诗歌）启蒙之后的返身性，动荡之中终究沉锚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在世之问。毕竟，迄今七十年了“土地”依然是中国大陆内部与每一个成员贴身的核心问题，既是体制性的、伦理的，也是诗学的。推而广之，我偏爱那些于虚蹈之中、之外还能够贴身而写紧扣命门的当代诗，由此，我进入诗人剑男近年来源源不断地创作出的幕阜山系列诗歌。

到武汉求学、工作至今的剑男，出生并发蒙于一个叫李家塆的山村，其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湖北通城县，幕阜山脉属地。他常以“乡下人”自居而写作（这一点上与民国作家沈从文相通），通过其文本不难发现，这种自我认命之中蕴含着批判、反思和皈依式的诉求。对城、乡生活的评判，在剑男的诗歌中褒贬分明，他每每以外来者的身份来抒写城市生活中的异在感，以游魂归乡的情态来抒发对幕阜山、李家塆的恋与爱。

命运感强烈的诗人，视乡村的命运为自我命运的本源、正宗，不断地回溯、正视它，既将其总结又将其具象化，有如一位困顿的中年人要在自我打量中重新寻获生生不息的契机，“一座古镇缀在幕阜山尾部，一座古镇/被落晖封在遥远的明清，因此/有衰老的痕迹，我相信松峰港清澈的流水/是被遥远的时光带回、又从古老的/山石中渗透出来的，我喜欢它恰到好处的败落/没有被命运所击溃，而成为命运的一部分”（《夜宿羊楼洞》）。而不断新变着的城市，落在其诗中多为扭曲欲望、异化人性之地，“暧昧的啤酒屋，周末的旅馆，我看见那些/从校园出来的女孩，嘴唇越来越红，裙子/越来越短，像左拉笔下巴黎街头的少女，无知又/迷人，像一个蓬勃的事业，被金钱和物质区分/有了生活还要更好的生活，没有的，是无法/拒绝的钞票在夜幕下闪着绿光，真切、赤裸”（《师大南门》）；对于抒写者“我”而言，常在这里发现“废墟”，视觉上的和心理上的“废墟”叠加在一起，形成对自觉、自律者的压迫，“我是一个胆怯的人，在这座冷漠的城市/我一直顺着墙根走/我畏惧这些高大的樊篱/被一切有形之手或无形之手建造的/我与它们妥协着，从不周旋/当我看见一座废墟旁边的围墙倒下来/看到它的荒芜被残砖压住”（《墙》）。剑男在一次访谈中承认他写不好城市之诗，并坦言自己“有写城市的诗歌，也是把它作为乡村的对立面来写的” 。城乡二元化对立是国族的一种内在分裂，但不是非此即彼就能解释和消化问题的。在诗歌审美和情思运动上，亦然。诗歌文本也有其独立性，细读下去，抒写的取向就变得复杂起来，比如无论对于乡土还是都市，诗人习惯于取其落败与困境一面来抒写，在对城市景象的负面感受表达中，同样存有某种同情和自我同情。或者可说：一个既分裂又同一的抒情者在其所在的时空中行吟，叹其所失，诉其所求？

颇有意味的是，作为一名在现代化进程火爆的八十年代受过高等教育之后一直供职于高校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对从社会到个体的理性、审美现代性建构，他必然具有丰富的认知和体验，至少有其精彩纷呈的诗话、诗评为证，但剑男写幕阜山家乡的异乎流畅的诗歌中有一种柔怀而倔强的气息，我所理解的这种倔强不仅仅是心理学上的，也是美学上的，其诗歌中，常呈现出将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互为因果乃至合二为一的执信：

但在云溪，我看见一只断腿的鹰/被人牵着在路上蹦跶，眼睛里充满了火/那条不再听使唤的腿似乎让它感到/愤怒和绝望，独立的东西有软弱的一面/也有坚强的一面，因而是美的（《独立》）

从看似卑微的、挫败的、受辱的对象身上，诗人感受到并强化表达出的道德意志和品性，不仅仅可被视为一种自况，这还是社会性的。在时代的单面（因而极端的）“狂飙”发展运动面前，诗人关注着社会性的损毁和缺失，观照着自我的选择与坚守，“多年来，我们无所不吃/把食物和精神混为一谈，像一桩思想的疑案/我喜欢这些剔去自身辎重的骨头/在无味的生活中保持着坚韧/我喜欢它的倔强/像我们一言难尽的人生/有硬骨，也不忌惮自己的软肋”（《鸡肋》）。进而，幕阜山系列诗歌的一条抒情主线显示出来：对善和良知的歌咏、赞美，“但老丁说不想给政府添麻烦/并要我不要为他担心，等天气暖和起来/他会再去县城碰碰运气，他说/城关拆了几条街，那么多工地总会找到活干的/再说谁又不是一拐一瘸的在这个世上/讨生活呢。/……/在这人间，有谁知道老丁生活的苦呢/——他跛着一条腿/但似乎比很多人都站得直、行得正”（《老丁》）。当然，这里面依然隐含着有所指向的批判。

和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们的描述不太一样的是，诗人剑男将良善与身体的感触相连，比如上面这首诗里在对话中隐在地发生了身体感应的移情。诗人也将善移情到事物的身体上，“最好的柏木长在向阳的山坡，最好的柏木/做成棺椁埋在老瓦山中的土中，最好的柏木/长着一张沧桑的脸，最好的柏木打去皮/身上有着和老瓦山一样的伤痕，最好的柏木/生长缓慢，伴随着老瓦山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和死”（《最好的柏木》）。其中，最为触动我的一首短诗中，诗人把身体和事物、善与美相连相融，而这，凭借了修辞但仅凭修辞的力量是达不到的：

在幕阜山的一座小村庄，我看见一个独臂女人/正坐在一座土屋门前剥竹笋/她用仅有的一只手熟练地剥着笋衣/那些剥开的竹笋靠在一只空荡荡的衣袖旁/像一条条健硕的、女人的手臂（《剥笋的女人》）

身体的感知是私密的，虽然我们可以从经验的角度说“感同身受”，但每一个体的身受都无可替代，这就是身体的绝对性、纯粹性所在。有绝对意义的至善存在吗？在绵长起伏的幕阜山中、在李家塆这个山村里？诗人的着眼点或更具体，近年来他常抒写亲情、家教和个我的启蒙史，这些都具有隐私性不可被复制的精神生活，相对于社会生活的外在与芜杂，它们才更与性命攸关，是一位诗人的“家底”。于我读来，剑男同当代诸多沉潜的诗人各各聚焦于此，向更为内化的领域挖掘，以期重建被损耗的人道家园，也从另一面产生了解构的力度，解构着大时代之迫使人认同的浮华幻影。诗人多年前在一篇既是诗话又是随笔的文章《信徒与柴薪》中，就将以身作教的父亲作为主角来写，“他不相信任何神，但他一生诸多的行为是神性的”，“在当时集体生活中，我的父亲干什么都是默默的忍辱负重，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不要把我拒之门外。’”文中有一个结论：“一个并不关心宗教的人，他不信仰上帝，但灵魂向着了善，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信徒。”教堂和寺庙一同出现在这篇文章中，前者是诗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识得的，后者是其家乡所有，二者并不冲突，因善在其间是无分别的，它作为教化也作为诗意的宗教体验伴随着并且逐渐充盈着一位诗人的成长，培育其敏感于社会生存中的创伤，催生其为命运多舛而生机不灭的土地和人发出悲鸣、赞叹。

2018年，剑男又在诗中写到寺庙，“半山寺，我经常写到的一座寺庙，其实是我虚构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真实的/在老瓦山的半山腰，我一直用这样一座寺庙/收留那些在中途艰难坚持的人们/或者说这座寺庙一直在我的体内修建/一砖一瓦，都是众多和我一样命有所安的信徒/砌上去的”（《雪落半山寺》）；也写到教堂，“教堂用寂静记下他们的哀求/当他们起身离开/每个人都看到阳光越过教堂的尖顶”（《弥撒》）。从道德伦理的维度到宗教信仰的维度，之间生成着诗歌，就像在使其产生异己感的城市和让其获得归宿感的乡土之间，诗人一再写下“浮生若寄”但可歌可泣的诗篇。德性、宗教感，都会对追寻自由感的诗歌写作产生压迫，也都以善来维系诗人、诗歌在世的尺度，剑男在创作幕阜山系列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自觉到这种尺度，“其实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在诗歌写作中刻意安放什么东西。我只是在写作中慢慢地发现，我所描写的故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我而言，都是一种人的尺度的存在。……它们更加具体地连接着我和故乡亲人们艰辛的生活和摇摆不定的命运。” 由此不难理解，剑男为何在幕阜山系列诗歌中让边缘的或几近消亡的对象成为抒写的中心，孤星、冰凌、独臂女子、山间养蜂人、村里最后的拖拉机手、挫折而返乡养病的打工者，“他说我的姨妈/嫁给了一个地主，他不可能和我走同一条路/那年从县城回来不久，我的姨妈/在路边用一根综绳结束了她还年轻的生命/而今天，李连甫在南方做泥瓦活/不慎从十二层高的脚手架上落下/也顺着这条路，被送回老瓦山中的故乡”（《同路》）。由此，还可以理解剑男近年来的诗歌中抒写到的“幽暗”，那些看起来是道德中恶的角落、审美中丑的部分、信仰中“我”的“原罪”，不是黑暗，“幽暗”更为确切，残酷的不合人道的毁损被显眼地写出来。他写乡民杀猪，“这是我见过的最欢乐也是最残忍的行刑场/水在锅中沸腾，屠刀磨得锋利/只有狗躲在远处的草丛神情哀伤一动不动/也许猪早就知道今天的结局/当兴奋的主人把尚在迷糊中的猪赶到场地/我甚至看见猪也有些兴奋”（《等待宰杀的年猪》）；写农作中的毒害，“蛇、老鼠、蚯蚓，这些地上爬行的动物/也不见了，似乎乡村不再有阴冷的/东西让人感到颤栗和恐惧，但你是否看见/软弱、勤劳的蚯蚓再难在土壤中/翻身，借助权力还魂的蛇鼠仍然一窝/农药、化肥喷施像雨雾、像雪花”（《五月的乡村》）。诗人常会在诗中拿或强劲或微弱的光去环绕伤痛，像是救赎，“我的堂妹在异乡想念她的故乡和亲人/想她在屋后洗衣的姐姐，在屋场前/剥豆荚的母亲，想起她们像萤火一样/照着她来到这座南方小镇童鞋厂/想那些轻轻按压就会发光的小童鞋/此刻多像故乡和自己，——即使/被生活所踩踏，仍然散发着幽微的光亮”（《萤火虫》）；也有置身其中的自我救赎，“晚风吹凉幕阜山，又吹走心中的恶疾”（《神庙》）。可以说对于诗人而言，家乡也同城市一样有恶疾，但幕阜山有着自我治愈的神奇之力，来自这里并行不悖的人道与天道。何尝不是来自诗人的心间呢？

已过天命之年的剑男，曾有其根据地迷信自己活不过四十八岁，因为家族中已知的男性前辈，他的父亲止步于此，他的祖父五十多一点就病逝。过了这个坎，他的幕阜山之诗每年越写越多，可能是放开了自我羁绊，家乡的什么都能入诗，虽沉郁的诗风仍是主流，但多次出现了以前乏见的冷幽默，“他的妻子是小学语文老师/也教自然和数学，人也长得很美丽/他追她时的情书都是/我在学校图书馆抄寄给他的/从此他给我写信的习惯也保存下来/有一年我回老家/特意弯道向家嘴去看他/他的妻子一眼就喊出我的名字/我的这位木匠同学/从此就断绝了和我多年的书信来往”（《写信的人》）。相应地在此前后的过程中，其诗艺、技法也愈发丰富起来，尤其是在某些看似简单的诗篇中出现了多线条并行或交叉的结构，在读起来通晓易懂的题旨下发生着多声部的合奏：

一个人在山路上用自行车驮着半边猪/一个人，一辆自行车，半边猪/他们像快乐的三兄弟，显示出欢乐的三位一体/于快要结束一年的艰辛，看起来/只有猪的快乐是真实的，眯着眼，横着半边身子/不需要像人一样奔波，像自行车一样被蹬踏/但在这个新年即将来临的乡下/我相信一个被劈成两半的人的快乐/要超过猪的快乐，你看这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一半在新年前的集市，一半在山中的家乡/一半在妻儿的身边，一半在父母床前/一半在余岁，一半在新年/单薄的身子分割得不再有多余的东西/但他的口哨吹得多么欢快/像是获得了神对他的额外奖赏（《半边猪》）

抒情者诗人自然是一条线，“我相信”，抒情中有对命运的思忖；抒写的对象，自行车是单车、猪是半匹、骑车运猪的中年人身子单薄，但之间还有分裂差异：猪因无知而快乐，如同前文中所引的那匹因为人要欢庆新年而被宰杀的猪，劳作的人因其对家人担负了责任而释然，不仅如此，还因将至的新年休歇和欢庆而卸下劳作之累，自行车被踏蹬而嘎吱，与骑车人的口哨呼应。“神”，像一位DJ、混音师，它俯视聆听着，又令所有的声音共鸣如天籁。自然（自在之物）、社会（家庭）、劳作与牺牲（原罪），都不是额外的，在此只有诗歌和诗人是外在的？评论家魏天无教授以“诗歌是生命中漫出来的部分”为题评析剑男的诗歌，或许正是发现了经由诗人所抒写但不为其所决控的一面。家乡的人、事，现存的和消逝的，人伦天道，像是在召唤着自认为游子的诗人。

我们还须从写作的整体构成上来看一位当代有成诗人的文本，投身探索此世代社会与个我精神家园的诗歌写作者，其诗学建设必不可少，仅凭断续的灵感来写出绵实动人的诗，是一种妄想，至极不过昙花之现。剑男的诗话，与其诗歌写作相辅相成，我以为从诗话可见其理性和理性自反的动态平衡，像他的诗歌一样，不是仅用“朴实”这样词语就能够评价和涵括的。他在对诗歌、哲学、小说的体悟评析中，屡屡谈及“乡愁”，比如他提到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过，“哲学就是一种永远的乡愁”，“不安是人存在的常态”。他还说到并不特别喜欢余光中先生的诗歌，但《乡愁》一首例外，他不苟同教材上的阐释，认为“它之所以打动人……是诗歌呈现的四个场景——幼小离家、新婚离别、生死两隔、故土难回，勾起了我们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深入同情的理解，诗人此言不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