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公安县农村产业融合的实践与启示

◎雷书彦 王亚运

湖北省公安县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南部，国土空间自然禀赋优势突出。“十二五”以来，公安县立足自身经济发展特点与自然资源禀赋，以发展现代农业为方向，加速粮棉油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水稻、棉花、油菜、蔬菜、葡萄、柑橘和西甜瓜七大特色种植，实现产加销一体化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2017年，全县常住人口105.5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达248.91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5.3:45.1:29.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75万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业总产值为112.10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产业相互融合渗透，服务业、旅游业、高新技术也不断融合入农业，呈现出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本文通过对公安县农村产业融合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其经验与不足，为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供参考和借鉴。

发展概况

1.模式

公安县以激活农村土地、人力、资金三要素作为发展经济、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及农村发展的着眼点，以村组为单位创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及资本合作社（简称“三个合作社”）为载体，深入推进农业相关产业集聚、推动生产要素的跨界配置和一二三产业的有机整合，为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奠定组织基础、注入了市场活力。公安县农村产业融合模式主要为四种：一是产城融合型。结合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在优化空间布局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发展与人口集聚的相互促进与融合发展。二是农业内部融合型。以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为理念，遵循食物链、生态链等基本原理，进行农业内部产业重组融合，促进农业增效和价值链提升。三是功能拓展型。依托地域特色与区位优势，促进“农、文、旅、康”多元化深度融合，提升农业价值，拓展增效增收空间。四是技术渗透型。将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引进新兴产业、高端服务行业，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信息化与农业深度融合。

2.机制

（1）经营管理机制。一是自主经营集体管理模式。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成立股份合作社，由村集体和入社农户合股经营。合作社确定主导产业，从事种植、养殖和休闲观光等农业生产，统一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一条龙”服务，提高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效益。二是社社（企）协作互助发展模式。合作社与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合作，将农田耕种、病虫害治理及农产品收割等生产经营活动委托给专业市场主体进行管理。三是社社（企）股份经营模式。合作社引进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将村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土地、资金和生产基础设施等折价入股，经营管理采取股份公司运行方式。

（2）利益分配机制。一是保底收益，主要是依托村集体和入社农户委托合作社经营的土地，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流转等方式，通过规模化经营后产生的直接经营收益，按照土地股份和章程约定比例进行分配，可以实行货币、实物计价或者两者相结合等方式。二是盈余分红，在保底收益的基础上，合作社依据章程对经营产生的盈余按股进行分红。

（3）风险管控机制。一是严格设定股份合作社负面清单，如合作社不能跨村，人口和土地覆盖率都要达到70%以上，土地流转价格随行就市、不得盲目炒作。特别是资本合作社，要吸取过去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教训，引进现代银行管理理念，原则上吸股不吸存、对内不对外、分红不付息，充分保证资金安全。二是合作社和村集体分别提取合作社净利润的10%作为公积金、公益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和风险防控，确保合作社持续稳定运营。

经验与不足

1.经验

（1）依托“三个合作社”，盘活农业生产要素，提升规模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公安县以土地合作社为基础，通过设立“三个合作社”，引导土地规范化、规模化流转，破除农业生产要素流动限制。通过推进各村庄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行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营，为保底分配、二次分红奠定基础。同时，发挥基层政府的领导作用，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等方面的优势，稳步高效推进农村地区土地资源整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针对相关政策限制导致的农村产业融合设施用地不足等情况，公安县以国家高标准农田整理项目后新增加的耕地入股，并利用一定比例的土地发展休闲农业、农产品加工等经营活动。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为基础的“三个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权分离”问题以及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小农户与大市场”等问题。

（2）加强制度保障。一是推动农村信贷机制完善、扩大抵押品范围与财政资金支持“三管齐下”，引导农村非政府小额信用机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将小额贷款以低利息、长年限的模式向企业以及专业大户转移，规避传统小额贷款由于小农户生产模式所带来的高风险。二是积极发展产业链金融，推行“公司+基地+农户+银行+政府+保险”的六方合作模式。产业化龙头公司或基地与农户签订订单为农户生产提供贷款担保；银行将企业、合作社与基地等纳入授信范围，加强对于农村产业链的支持，并结合当地农村产业融合特点，扩大政策性保险的覆盖面，开发目标保险、天气指数保险等特色保险品种，提高经营主体的抗风险能力和信用额度；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公安县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以构建“资本合作社”为切入口，创新农村产业融合投融资体制，破解了农业项目融资难、融资贵、期限短与风险防范能力不足等难题。

（3）探索多种利益联结模式，提升产业融合主体能力与农民收入增长空间。一是强化政府职能与企业社会责任，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在特色产业中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订单化产销模式，破解了企业优质生产资料匮乏、农户农产品滞销的困境。二是大力推广“三个合作社”股份合作模式，推行农村土地入股、劳动力入社和资金入市，在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同时，让农民分享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红利，降低传统“小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在劳动力、土地资源以及资金上可能出现的风险。三是针对部分流转承包地的农户家庭推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返租倒包模式，农户在企业（合作社）的统筹安排下进行农业生产，所生产的全部产品按照协议价出售给企业（合作社），在稳定农业劳动力的同时，也降低了农业生产的风险，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四是加强龙头企业培育，引导龙头企业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物流和电子商务等，加强产业链建设和供应链管理，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鼓励龙头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参股经营和签订长期合同等方式，建设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原料生产基地，带动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公安县在“三个合作社”框架下探索多种利益联结体制，构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有效地解决了产业融合过程中的利益联结分散、农户收入增收空间受限等问题。

2.不足

（1）对农村产业融合的认识不深。产业融合是产业化的升级，其主要标志是形成新的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当前，公安县对于产业融合的理解还未走出产业内分工的思路，在政策制定上偏向于单一农业内产业化建设，而忽视对二三产业内部分工的考量，没有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发生大规模、高效能的跨越产业边界的分工合作。其在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所推行的模式本质上仍然没有突破“农业+农业”的单一产业内继续分工的范畴，也没有走出“农业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单一产业内经营模式。因此，虽然以“三个合作社”为切入口在农村产业化道路上是一种较强的制度创新，但是受限于产业融合认识局限，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产业融合。

（2）农业生产风险抵御能力较低。农业风险主要有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存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当前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面积和订单农业的种植面积不大、科技农业设施农业创新不够、农业保险滞后、职业经理人引入不足以及产业链向上延伸不够等问题，预示着农业生产中风险管控任重道远。

（3）人才培养与职业化农民培育相对滞后。我国农业农村一直是人才的洼地，农村人口占比高达70%的公安县更为明显，其农村产业融合经营主体需要的掌握先进技术的高端人才和懂经营、懂管理、熟悉网络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缺乏。此外，农村地区较低的待遇以及相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问题十分突出。

启示与建议

1.激活要素流动，破除要素瓶颈

“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配置问题。公安县通过土地、资本和劳务的“三个合作社”的探索与实践，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相对固化的要素资源聚集起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激活要素资源流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对于破解农村产业过程中的要素瓶颈、提升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平衡对待产业融合各主体角色

一是需要妥善处理工商资本在农村产业融合中的作用。二是强调合作社的纽带与平衡作用。资本的结构与组织形成，决定了利益联结体中不同主体的控制权配置，而合作社作为桥梁，对于平衡产业主体关系意义重大。三是提升农户在农村产业融合中的定位。农民是农业生产的直接微观主体，“劳务合作社”“返租倒包”等举措对于提升农民在产业融合过程中的参与度，提升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强化政府领导，加强服务型职能建设

市场为导向是当前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识，同时，也要发挥地方政府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的支持作用。一是强化政府领导。如果忽视政府的领导与协调，在实际工作中就容易出现各利益主体矛盾激化与产业融合发展监管缺失等问题，因而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必须坚持政府的统筹领导。二是发挥政府公共职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基础，因而需要突出政府的公共职能建设，加强道路、交通、水利和信息化等基础建设，为农村产业融合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