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七十年来学术界关于移风易俗问题的研究综述

杨诗羽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移风易俗;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4;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09 — 0145 — 04

中国古代文化中蕴含深厚的治世思想，移风易俗在当时正是发挥着重要的治世价值。众多朝代统治者都将风俗问题上升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可见其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建国初期，移风易俗研究围绕爱国卫生运动展开;改革开放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有助于两个文明建设任务有机结合，落实到基层。”如今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本文拟对建国七十年来学术界关于移风易俗问题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以期对该问题研究有所帮助。

一、关于中国古代移风易俗思想与实践研究

学界普遍认同移风易俗在古代社会中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对其研究主要侧重以下方面。

（一）中国古代移风易俗的词源考察

“移风易俗”的命题经历了长期演化过程。早在先秦就出现了“风”，并逐渐演化为“风俗”，礼乐在当时都是教化风俗的有效手段。礼乐的地位、作用和重视程度的不平衡使这两者逐渐走向分离，在春秋时期，礼乐出现明显分流的趋势，但教化风俗以安定国家依旧是统治者重点关注的问题。战国末期，荀子将礼乐合并作为平天下的重要方式，“移风易俗”命题也应运而生。杨辉认为，先秦礼教和乐教的主要目的是教化中国古代社会群体文化及氛围，即教化风俗，礼乐由一体到分流再到一体的发展过程，礼、乐并济成为齐天下的群体教化工具，“移风易俗”命题由此诞生〔1〕。张勃指出，早在孔子就有关于移风易俗的论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的作用显而易见，之后荀子继承并发扬了重视风俗的观点，并提出要利用风俗来治理社会，看重民风建设，因此“移风易俗”的含义得以更深刻的阐释。

（二）中国古代移风易俗的功能和作用

中国古代移风易俗最大的功能和作用在于它的治世价值，统治者通过观风俗、教化风俗以达到政治稳定、经济恢复、人民安定的目的。其中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最为突出。

第一，政治功能。古代社会统治者的齐俗思想浓厚，强调通过教化风俗达到统治目的从而实行上行下效、自上而下的风俗整顿。张勃认为，移风易俗命题的提出阐发乃至从思想观念变成自觉的行动，是与政治统治、社会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风俗对于国家治亂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风俗是治乱的表征，风俗的好坏以及风俗的齐同与否是判断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尺，其二风俗是治乱的原因，风俗好坏与社会治乱兴衰之间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2〕。杨辉进一步指出国家安定的风向标是社会风俗的齐同，为了教化风俗就需要采谣观风以观民情世情。他具体谈到，统治者设立乐府以采集歌谣、遣使循行以采谣观风，教化百姓从而移风易俗，达到风俗齐同、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

第二，社会功能。聂凤峻从风俗的两面性指出，风俗的好坏及作用的发挥对社会风气的导向有重要作用，好的风俗能安定社会并提供发展力量，但坏风俗会败坏社会风气，由此凸显移风易俗的重要性。王俊青从风俗的正面效应指出，汉代的移风易俗使得中原地区的礼乐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普及，虽未达到六合同风的程度，但是风俗文化的统一是与大一统下的政治经济形式相一致的，有利于国家秩序的稳定，同时统一的风俗，有时候也是一种软性的约束力量，使得人民大众在统一的制约性力量下的普遍行为得到规范，不仅是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稳定，也一定程度的保证了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固〔3〕。高寿仙认为，明初教化政策的推行，收到积极的社会效果，其最显著者，就是形成俭朴淳厚的社会风气，这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一定积极作用〔4〕。黄中业进一步指出，移风易俗必须要注重建立法治的权威，通过整饬腐败现象和推进各项法规政策来树立社会新风尚，转变社会风气为变法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关于中国近代移风易俗思想与实践研究 

迈入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救国救民成为时代口号，各个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学界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深刻阐释移风易俗兴起原因，并对不同阶级的举措进行对比分析，主要归纳为以下方面。

（一）中国近代移风易俗思想兴起的原因

第一，日渐加深的民族危机与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打开国门，接踵而至的创伤让中华大地陷入满目疮痍的状态，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以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国民开始认识到移风易俗问题的重要性。陈文联指出，面对国家瓜分危机，维新知识分子喊出唯有维新才能救国的口号，但他们也认识到，光靠学习西方的技术是不行的，不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观念、革除陋习、实行文明开化，维新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因为中西社会中的差别往往在于“俗”不同。孙国雁深刻剖析到，甲午战败像是一记重拳击醒了部分官僚与知识分子，他们意识到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必须开展变法以扭转局面，他们创报刊、立学会来宣传新主张，起到初开风气的作用。

第二，西学传入的深刻影响与西学东渐的兴起。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这与清朝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形成鲜明对比，让知识分子们深刻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紧迫性，西学东渐由此开始。徐永志从风俗的齐同性指出，在维新派看来，在“万国交通，一切趋向尚同”的年代，中国应以日本变法易俗，提倡“文明开化”为榜样，仿遵西方礼俗，改革愚昧落后的封建习俗，与“万国同风”、“欧美同俗”〔5〕。赵东喜则从国外评价方面指出，除了西学传入的影响，西方列强的嘲讽也是移风易俗的重要原因，面对“劣等民族”、“落后民族”的强烈讽刺与贬低，维新派意识到了国民的无知与愚昧，移风易俗不可怠慢。

（二）改良派与革命派移风易俗之对比

改良派和革命派移风易俗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内容和方式上。第一，内容。不管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移风易俗都直指当时祸害国民的痛点。首先是解放妇女，倡导男女平等，兴女学，禁缠足。然后是反对封建迷信，倡导破神权、断发易服、禁鸦片。这些改革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民思想的解放，也为之后的移风易俗奠定基础。第二，方式。当时移风易俗改革最常见的方式是创办刊物和组织团体。曹欣欣、陈文联等指出，刊物的创办对移风易俗思想的传播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利用刊物直接揭露缠足、鸦片、三纲五常等对国民身体与思想的毒害，进而宣传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取得显著成效。程为坤、严昌洪等指出，像“天足会”“禁烟会”“剪发会”等为移风易俗而生的具有目的性的团体，大大扩大了移风易俗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使人民在政治和思想上都获得一定的解放。

改良派和革命派移风易俗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目的和效果上。第一，目的。徐永志、严昌洪等指出，改良派进行移风易俗主要为其政治斗争与主张服务，改良派把希望寄托在封建君主身上，虽提出一些举措，但都与维护清朝统治紧密联系，而革命派则是通过移风易俗来推动革命，反过来让革命推进移风易俗，两者存在根本差别。第二，效果。赵刚印、宋卫忠等指出，对于缠足、吸鸦片、赌博等陋习的批判和改革一直从戊戌变法持续到辛亥革命，早在维新派就提出很多积极主张，也掀起过声势浩大的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还获得众多官方支持，但真正颁布并实施一系列行政法令对陋俗恶习加以禁止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辛亥革命并未触及不良风气的根本社会根源，因此作用范围有局限。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与实践研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刀阔斧改革风俗，主要涉及破除封建迷信、倡导妇女解放、革除社会陋习，采取的举措主要有法律制度规范、实施文化教育、开展主题运动三方面。

（一）法律制度保障。

在促进妇女解放和革除陈规陋习方面，主要采用颁布法律或条例的方式来进行。郭云指出1934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了保护妇女权利的各种方法，让妇女能真正得到解放与自由，同时，党还制定了内容更为详尽，更具针对性，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的专门法，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赋予了广大妇女结婚和离婚的自由，使男女在婚姻上真正实现了平等〔6〕。在革除社会陋习方面，邓阳阳指出，禁烟禁毒也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方面，党主要通过一些条例方法如：《晋西北禁烟治罪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查缉毒品办法》等来推进禁烟禁毒工作的开展。通过出台法律或条例，利用法的权威对权利进行保障，能进一步建立人民的法律意识。

（二）实施文化教育

在转变人民思想，破除封建迷信方面，主要是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来推进，力求让人民在文化的氛围和教育的涵养中逐步摒弃不良风俗与习惯。刘果元指出，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教育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学校教育来铲除缠足、信鬼神等封建思想，另一方面是通过发展一些文教事业来实施，如：发展苏维埃剧团、进行讲演等来传播新的进步思想，逐渐引导人们抛弃已经不合时宜的习俗。吴雪玲也提到，当时的很多文化教育团体发挥着及时传播和普及科学常识的作用，帮助群众摆脱“靠天吃饭”的思想，放弃鬼神依赖，一步一步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和纠正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及卫生习惯〔7〕。

（三）开展主题运动

对于社会陋习的纠正，不仅依靠规章制度的硬性约束，还利用各种主题运动的软性力量来实现。魏彩萍指出，在延安時期开展的各种禁赌运动，极大地遏制住了赌博成风的不良风气，净化了社会环境，也促使很多人民重新投入到了积极的生产当中。曹春荣同样提到，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和社团活动，鼓励妇女走出家门以克服种种封建思想和小农意识，运动形式多样，如开办妇女看护学校、识字班、训练班、组织宣传队等，起到了动员妇女投入实际斗争的作用〔8〕。

      四、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移风易俗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移风易俗主要围绕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爱国卫生运动展开;改革开放以后，以转变社会风气、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心;跨入21世纪至今，以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脱贫攻坚展开。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移风易俗涉及的范围更广、影响更深。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一直是移风易俗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两大区域移风易俗的经验启示能够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

（一）农村地区移风易俗的启示

广大农民群众由于教育水平局限和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的影响，在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变时，需要大力加强对其的引导以转变观念。因此，农村地区移风易俗必须要大力发动群众。毛泽东曾指出： “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9〕。”利用基层自治的方式能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陈寒非指出，采取制定村规民约的方式对风俗进行移易，不仅充分体现出基层自治，同时也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村民的诉求，通过村约自治的方式推进移风易俗是“自下而上”的路径，恰好符合风俗习惯内生性的生长规律〔10〕。杨恩和也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的作用，可以利用红白理事会、村民理事会等群众组织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与引导，会形成一种隐形的约束力，同时，让农民积极参与到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参与到村规民约的制定中去，始终把握好群众在移风易俗中的主体地位。“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党风对群众的思想有着重要影响，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模范作用。王颖指出，端正党风是转变社会风气的关键，党内风清气正、党员干部率先垂范，这不仅能树立党的形象，还能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

（二）民族地区移风易俗的启示

民族地区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语言问题，移风易俗工程就更艰巨、更复杂，需要有详尽地总体规划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在理清矛盾方面，王岚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移风易俗不是孤立的某方面的改变，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要改造不良风俗存在的经济基础，让少数民族地区与现代化社会逐步接轨，因为只有物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才会逐渐转变观念和行为。在具体实施方面，何玉梅指出，在民族地区开展移风易俗工作首先要深入调研，了解当地情况，同时，要善于利用民族文化中形成的特有的非正式规则来助力移风易俗，以彝族为例，德高望重的“德古”就能够在婚丧嫁娶或者处理纠纷事物中起到一个民间调解人的作用，这无疑对政府工作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五、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学界移风易俗研究的主要成就与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建国七十年以来，国内关于移风易俗问题的研究跨越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学者们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对移风易俗的成因、举措、作用、启示等作了详尽深入的解剖，从历史环境角度分解了影响风俗的不同因素，突出了不同时期移风易俗的紧迫性，全面勾勒出移风易俗问题的研究框架，深化了学界对于该问题的认识，并为该领域今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借鉴经验。时代背景是不断变换的，移风易俗问题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未来学术界还会面临更多新问题，可以加大以下方面的研究力度。

第一，加大对比研究。通过梳理学界关于移风易俗问题的研究发现，学者大多聚焦于特定阶段的研究，而少有不同阶段的对比分析。除了纵向对比国内，还可以橫向与国外相关领域进行对比，这能帮助学术界拓宽国际视野，发现研究新视角。

第二，加大实证研究。国内关于移风易俗问题的探究大部分集中于理论的梳理，这对于扎实理论基础有重要意义。但只有将理论基础运用于实地考察和调研中，才能最大化发挥理论的作用，同时，收集大量一手资料也能论证理论基础的说服力与可行性。

第三，加大学科融合研究。学术研究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各个学科虽有特殊性，但彼此相互联系。移风易俗问题涉及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提倡不同学科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提倡跨学科融合研究，促进理论创新。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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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何玉梅，代维.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与基层治理调查研究——以凉山彝区S县移风易俗为例〔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03）：47-50.

〔责任编辑：杨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