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妇女主导的乡村社区建设研究

赵天予

摘要：贫困地区的乡村妇女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由妇女决策衍生的行动才能真正解决妇女自身的问题。以社区综合发展项目为例，从社区环境和资源入手，在全面了解乡村社区自然环境、人力资源、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介绍了乡村妇女主导的社区建设项目背景和项目目标，重点从合作组织建设、小额贷款服务、公共空间营造三方面阐释了项目建设內容。鉴于此，从发展理念下的脆弱性降低、优势视角下的资源利用优化、赋权策略下的男女性别平等三方面探讨了乡村妇女主导的社区建设效应。

关键词：乡村妇女;社区建设;贫困地区

中图分类号：S567.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9）19-0118-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9.19.02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bstract： Rural wome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re the mainsta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ctions derived from women's decision-making can truly solve women's own problems. Taking the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of the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starts with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nd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project objectives of the rural women-le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resources， social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ties. The focus 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from three aspects：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microfinance service and public space construction. In view of this，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rural women-le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reduction of vulnerability under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tages， and gender equality under empower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 rural women; community building; poverty-stricken areas

贫困地区的乡村妇女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由妇女决策衍生的行动才能真正解决妇女自身的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往往是乡村社区中的边缘群体。本研究将目光聚焦于贫困地区的乡村妇女，分析影响乡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性根源;探讨通过何种组织方式强化乡村妇女自身的力量和能力，继而提出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方法和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综观国内外已有文献，学者们开出了诸多中国社会扶贫救助的“药方”，从“生存型救助”转向“发展型救助”[1];从“管理型救助”转向“服务型救助”;从“政府救助”转向“多元化社会救助”等[2]。这些观点对于本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借鉴价值，但现有成果更多地倾向于农村妇女、乡村社区建设的割裂式研究[3-6]，鲜见关于贫困地区妇女参与乡村社区建设的整合式文献。基于此，本研究回归乡村社区建设的本源价值，在逻辑上将二者进行链接与融合，尝试摆脱宏观社会层面的泛泛而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分析及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关注妇女参与乡村社区建设的议题，有助于促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和性别平等的文化价值观。

1  社区环境与资源

陕西省合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7%。地处黄土高塬沟壑区，降水稀少、十年九旱，脆弱的自然条件是导致合阳县贫困的首要因素。城后村位于合阳县城西北20 km处的梁山脚下，全村由5个自然村组成，中间3条大沟相隔，生存环境差。村中有182户713人，土地面积562 hm2，人均耕地面积0.41 hm2，远高于关中平原其他村庄。因为水资源匮乏，城后村主要种植苹果、核桃、花椒、玉米等耐旱作物，人均年收入4 600元。迫于生计，村里20%的年轻人弃农进城务工。

在自然环境方面，城后村属于典型的资源匮乏型贫困村，村民生活水平低，经济收入仅能维持温饱。主要根源在于地、水和路三方面：一是土地资质差，难以开发;二是城后村坐落于旱腰带上，水资源严重短缺，村民只能在三里外的山上接泉水;三是交通通讯不便，村庄几乎与外界隔绝。在人们的印象中，贫穷落后就是城后村的代名词。自从2006年连接村庄与外界社会的水泥马路和自来水工程竣工后，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在人力资源方面，城后村男性496人（69.6%），女性217人（30.4%），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从年龄结构看，村中20岁以下的人员占总人口的5.9%，21～40岁的占39.8%，41～59岁的占32.3%，60岁及以上的老人占22%。从职业结构看， 20%的人员外出打工，62.5%的留守者在家务农，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1%的村干部从事乡村社会管理，服务业的从业者占比6.8%，个体经营占比1.9%，其他为7.8%。从文化结构看，35%的被访者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程度占42.7%，高中或中专程度的占12.6%，大专及以上的仅占9.7%。

在社会文化方面，城后村背靠梁山，传说汉武帝汾阴祀土，曾临驾于此。梁山既有清幽风貌也有佛教历史和道教文化，每年7月15日举办的法会，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游客和香客，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源。近年来，按照合阳县委“党建+3C”的工作思路，依托红26军在合阳活动的红色资源优势，探索“党建+扶贫+旅游”的发展模式。

在经济发展方面，城后村以外出务工与苹果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从家庭月均纯收入来看，1 500元及以下的占比是17.1%，1 501～3 000元的占比为27.2%，3 001～5 000元的占比为32.8%，5 001元以上的占比为22.9%。家庭月均净收入在3 000元以下者的比例高达44.3%，收入水平总体偏低。近年来，随着梁山景区开发和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推进，在原有贫困和养老问题之外又面临生计转型和社区建设等新问题。

2  乡村妇女主导的社区建设

2.1  项目背景

乡村贫困妇女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的村庄中，留守妇女生计单一且文化水平低下，贫困现状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村内的政治、社会等公共权力大多被男性垄断，妇女在乡村社区公共事务中缺少参与权和决策权。鉴于此，作为民办公益性组织的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长期致力于农村妇女经济赋权、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与培育工作。2014年，妇源汇从香港嘉道理慈善基金会争取到230万元的赞助资金，在合阳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2015年在甘井镇城后村运作社区综合发展项目。迄今为止，该项目在合作组织建设、小额贷款服务、公共空间营造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并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成效。

2.2  项目目标

社区综合发展项目倡导妇女主导乡村社区建设，以乡村留守人员为主要服务对象，其目标一是支持贫困地区妇女参与组建和管理社区自组织，提升妇女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妇女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提高妇女参与社区治理能力及社区服务水平。二是支持城后村发展休闲农业以及通过农村金融组织建设，满足村民便捷的小额信貸服务需求;终极目标是改善社区生态与人文环境，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2.3  项目内容

2.3.1  合作组织建设  城后村建有休闲农业合作社、妇女儿童发展协会等社区社会组织。2015年，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联合村委会组建休闲农业合作社，并将城后村废弃多年的中心小学改建为休闲农业示范教育中心。其成员主要由有意愿发展休闲农业的村民构成，优先考虑有闲置房屋或土地的贫困户和老人。村民的土地房屋均可作为资产入股合作社，直接参与或委托合作社经营管理。合作社的管理者由村民选举产生并支持社区中的女性参选（女性比例不低于50%）。合作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确定休闲农业总体发展战略，维护组织成员正当利益;经营管理合作社的共同资产，建立公平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制度;为成员提供有机种植、农产品加工等技术支持;连接政府企业等外部资源，开拓休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建立休闲农业服务标准并监督执行。2015年，妇女儿童发展协会在城后村成立并运行，鼓励社区村民尤其是妇女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管理，改变以往妇女是旁观者而不是主导者的角色。目前，城后村的村主任、小额信贷、妇女主任的三位负责人都是女性。具体工作包括：组织妇女开展乡村旅游服务;进行面花技艺、苹果酱制作、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广泛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发展至今，协会的规则越来越完善，协会的理念逐渐从妇女自身影响到家人和亲友，妇女潜能在组织工作中逐渐发掘出来，社区参与意识和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同时，乡村社区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调查中，关于“参与了哪些合作组织”的问题，39.1%的妇女参加了苹果合作社，44.3%的被访者参加了妇女儿童发展协会，16.6%的妇女参加了小额信贷。其中，苹果合作社属于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小额信贷属于农村金融组织，妇女儿童发展协会属于社会组织。由此可见，城后村一是生成了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相结合的合作组织发展态势;二是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主经营与自上而下的政府支持相结合的发展格局。三是形成了农民需求、精英引导、社会组织带动的利益激励机制;四是在发展动力上，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社会组织扶持成为使能者与推动者;五是社区中的弱势群体获得了公平的参与机会，休闲农业成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生计来源，金融服务解决了资金周转问题，养老服务质量有了较大改观。

2.3.2  小额贷款服务  为便于社区贫困家庭发展休闲农业、乡村妇女有机种植养殖以及农户紧急情况下的事件处置，2015年9月，妇源汇在城后村建立了互助金融组织，并将小额信贷和农村养老等社会事务相结合。小额贷款管委会的主任、会计和出纳均为女性，而且项目的贷款对象亦是村中妇女，如果男性贷款，必须由自家媳妇出面申请。小额贷款的申请流程：村民申请→小额贷款管委会审批（调查贷款用途，是否有偿还能力）→填写申请表（必须三户联保）→审批资金。还款方式是按季度还款，第一季度还贷款额度的20%，利息是8厘/月。小额贷款的运作机制：为社区互助金融注入的资金由三部分构成，为所有老人提供100元/人的养老互助基金，共计13 200元;为所有贫困户提供5 000元/户的生计发展互助基金，共计25 000元;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发展基金，600元/户，共计10 800元。三项合计49 000元，社区村民投入包括四部分：一是每位老人至少入股100元，共计13 200元;二是贫困户至少500元/户，共计17 000元;三是贷款户至少入股1 000元，以50户贷款户计共50 000元;四是管理人员至少入股10 000元，以三人计共30 000元，四项合计共110 200元。为了确保项目运行的可持续性，今后考虑接受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注资以扩大资金规模。

社区互助金融管理制度采取贷款初始额度为1 000～10 000元，最长期限是一年。以520 200元资本金、年息10%计算，社区互助金融每年利息收入为52 020元。其中，60%用于扶持社区公共服务，每年可为老人增加养老金76元，为贫困户增加收入380元，其余用于社区建设、行政成本、管理人员补贴及增加本金和风险保证金。随着资金规模的逐步扩大，能够用于社区公共服务的资金也将水涨船高。除了常规性支出，小额信贷的调节机制是对于符合社区发展方向的休闲农业和有机农业种养户，可以给予利率优惠。调查中，聋哑妇女刘麦歌的事例具有代表性，她主要从事养殖业。在参加小额贷款前，因资金有限养殖规模小，只养了五六头猪。小额贷款成功申请后，开始扩大养殖规模，建猪圈、买种猪，目前存栏数达到40多头。

2.3.3  公共空间营造  首先，在环境卫生方面，支持社区建立由妇女和低龄老人组成的保洁员进行环境美化;通过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引导村民将生活垃圾分为有机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三类;修建有机堆肥池，将有机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成为有机种植的肥料来源，减少社区垃圾的产生和污染。其次，以妇女为主导开展社区常规性的公共文化活动及妇女节和重阳节的特色集体文化活动。项目开展后，不仅丰富了妇女和老人的闲暇生活，乡村妇女的自我认知和人生价值也不断提高。第三，休闲农业合作组织和社区互助金融组织的运作，直接为贫困户和老人增加了收入来源和养老金，并在社区内建立了妇女和老人之间、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之间的互助养老，提供健康检查、保健知识宣教、免费送餐等服务。第四，从城后村“妇女参与村干部竞选的态度”来看，随着妇女地位和独立意识的提高，91.3%的妇女对参与竞选持支持态度，81.6%的妇女会给竞选者投票;另有9.7%的妇女主观上支持参选者竞选但缺乏行动力;还有8.7%的被访者对于妇女参不参加村干部竞选持无所谓的态度。城后村的妇女对于乡村政治的参与意愿由原来的冷漠转变为主动，并且在参与度方面也有极大地提高，表明她们的视野由狭小的家庭空间转向宽广的社会，由物质层面的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的表达，权利意识亦随之提高。以村主任詹淑兰为例，2005年她放弃卫生诊所经营，参选村官并以高票当选，在任13年间，深受村民的拥戴和尊敬。一是铺筑9 km进村路面，解决了村民卖苹果难的问题;二是建设百亩苹果示范园，提高了苹果单产和商品率，增加了村民收入;三是解决了村民吃水难的问题;四是规范农家乐经营，杜绝恶性竞争;五是丰富了村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六是退耕还林面积14.7 hm2，为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乡村妇女主导的社区建设效应

3.1  发展理念下的脆弱性降低

扶贫不应是“输血式”的短期行为，发展理念下的“造血式”扶贫才具有持久性。乡村妇女主导的社区综合发展项目，一是实现了社会层面的“造血”。村民通过学习掌握了休闲农业的各种技能，如特色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品设计、有机农业种植等;村民能够就近享用便捷的小额信贷服务，自己管理、低息贷款、全体受益;社区建设中的卫生清洁、为老服务、文化活动等极大地改善了社区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二是经济层面的“造血”。连接外界的道路畅通后，果商开始进入村内收苹果，村民再也不用把苹果拉到几里外的地方自销。自来水的引入使得村民用水情況得到了改善。伴随乡村旅游的开发，城后村原处深山的劣势“变废为宝”，梁山的自然风光及每年举办的法会吸引了大量游客，村民的生活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而提高。村中迄今仍然保留了一些传统手工艺，如剪纸、绣花鞋垫、手工布鞋、珠串工艺等，为了更好地传承传统手工艺文化，城后村通过技艺培训、技艺比赛等方式使之发扬光大。两大“造血”机能促使城后村的社会脆弱性得以消弱。

3.2  优势视角下的资源利用优化

城后村恶劣的生态环境使其自古以来就是“靠天吃饭”，严重影响着村民生计。优势视角下的资源利用表现为：第一，干旱少雨延长了农作物的生长期，抑制了病虫害的发生，适合发展有机农业，农产品质量好且安全。妇女主导的社区综合发展项目为村民提供有机农药制作、有机种植培训，带动村民生产有机粮食和水果蔬菜。绿色农产品作为食材不仅为农家乐提供原料，而且也可作为特色产品对外销售。电子商务培训有效地扩大了有机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和销售范围，只有优质的农产品，才能走向全国。第二，提升乡村文化产品转化示范。以前，城后村很多妇女都会制作精美的面花、剪纸和布艺等，但随着农业文化衰败和风俗习惯改变，传统手工艺濒临灭绝境地。一是本地市场越来越小，外地市场难以开拓;二是产品设计缺乏现代感，实用性不强;三是传统手工艺后继乏人。社区综合发展项目为妇女提供手工艺品设计和营销包装培训，制作带有LOGO的本地创意产品，激活了乡村传统文化和民俗工艺，鲜明的体现了“场所精神”。另外，乡村旅游中的餐饮服务也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如传统器具、传统菜式、传统礼仪。第三，提供农产品加工示范。城后村的主要农产品长期以来都是直接食用或销售，产品附加值较低。部分村民虽有酿制果醋的技艺，但产量很小且质量不稳定，难以形成商品对外输出。社区综合发展项目为村民提供苹果醋（酒）的酿造技术培训，作为该村休闲农业的特色饮品和健康食材，既使游客体验了酿制过程，也满足了消费者定制产品的需求。

3.3  赋权策略下的男女平等

赋权策略下的社区综合发展项目倡导乡村妇女主导社区建设，执行过程中的连环效应：促使乡村妇女的自信心得以提升，提高妇女的控制感，自我控制感的增加能够改善自尊，自尊的增强能够让妇女坚持己见。具体表现有三：第一，支持乡村妇女参与公共事务。在项目开展前，妇女识字率整体偏低，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并不多。项目开展后，她们的自信心和获得感得以充分体现。第二，乡村妇女参与金融组织与服务。乡村妇女如果能够管好用好小额信贷，必然能提高妇女的组织能力和可胜任感。事实证明，低利息和分季度还款不仅缓解了贫困户的资金周转压力，减少了资金回收风险，还能有效解决下一轮贷款人的投资问题，便于资金一直在村内循环使用。第三，乡村妇女不仅对家庭生产性投资和经营管理拥有支配权，而且对技术培训和资源的使用与分配也拥有话语权，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强化了妇女在传统角色中的责任和能力。调查中设计了“家庭收入主要由谁负担”的问题，排在前三位的选项依次为：妻子和丈夫共同负担（49.5%）、丈夫负担（28.8%）、妻子负担（21.7%）。数据显示，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已由传统的“丈夫养家、妻子持家”转变为夫妻双方共同承担。乡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减贫效应在两条线索上凸显：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社区面貌发生巨变→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男女趋于平等;妇女参与社区建设→带动孩子和老人参与→乡村社区营造初显→归属感、凝聚力和认同感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 谢勇才，丁建定.从生存型救助到发展型救助：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困境与完善路径[J].中国软科学，2015（11）：39-49.

[2] 周兰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理论月刊，2015（2）：141-145.

[3] 陆益龙.乡土重建：可能抑或怀旧情结[J].学海，2016（3）：38-45.

[4] 梁文凤.基于精准扶贫视角的农村妇女脱贫路径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8（5）：75-80.

[5] 吴惠芳.农村妇女扶贫面临的新挑战[J].妇女研究论丛，2016（6）：12-14.

[6] 刘  欣.近40年来国内妇女贫困研究综述[J].妇女研究论丛，2014（4）：11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