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六朝文学的“经典”和“周边”
——美国汉学家田菱访谈录

2019-12-14 16:31受访人WendySwartz

国际汉学 2019年2期

□受访人：［美］田菱（Wendy Swartz）

采访人：黄红宇

一、游走于中英双语与文化之间

黄红宇（下文简称“黄”）：田教授，非常感谢您在纽约寓所接受我的专访。您有中美两种血统，能不能谈一谈您的族裔成长背景？

田菱（下文简称“田”）：我爸爸是美国企业家，去台湾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当时是他的翻译，通中英双语。我妈妈是台湾人，她的父母来自大陆，我外祖父是浙江宁波人，外祖母是四川巴县人。外祖父很早就过世了，外祖母看着我长大的。我在台北出生长大，上的是为美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直到13岁移居美国加州。中文其实是我的母语，我直到小学才开始学英语。我父母当初决定移居南加州（Southern California），就是考虑到这里有着多元的文化。我在台湾时，虽然周围有很多台湾人，可是我的同学大部分却是西方人。父母希望我继续在一种双重或者多重文化的环境里长大。加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一段非常顺利的转型期。我特别喜爱加州，一路上来都在加州念书，大学是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上的，硕士和博士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les）上的。

黄：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以中国文学为终身事业的？

田：大二时我一口气上了六门人文学科课程来了解西方的人文传统，从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开始，一直读到19、20世纪的诗歌和小说。我读到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以后爱上了他，他让我觉得我这辈子想要做的就是读诗。当我选择文学专业的时候，想学的并不是中国文学，而是欧洲文学，具体来说是法国文学。以后的几年我都在学法语，申请研究生院也是要读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一直到硕士二年级，我才决定把兴趣转移到中国文学上，因为这时我爱上了陶渊明。他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心上人（笑）。在陶诗质朴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一种深度，包括焦虑和各种有趣的张力，让我着迷。

我跟余宝琳（Pauline Yu）和艾朗诺（Ronald Egan）两位老师学习中国中古诗歌、诗论和批评，是他们培育了我的研究兴趣。其实他们不是第一个鼓励我研究中国诗歌的人。叶维廉（Wai-lim Yip）老师在我读大学时教过我，他觉得，既然我有中文背景，为什么不以比较文学为专业，并把重点放在中国文学上？但是当时我对这种想法很抗拒：就因为我会说汉语，就必须得做中国文学吗？这个理由对我来说太取巧了。我偏要学法国文学。可是到最后，我还是决定转向中国诗歌，因为我意识到中国诗歌的一些特质在其他类型的诗歌里无法找到。以陶渊明或者整个中古诗歌为例，他们写作的主题具备人类的共性，比如对爱人的思慕，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受挫的抱负，或者仅仅是试图捕捉一个场景或者一闪念的微妙情绪，这些都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

黄：读您的著作能够明显感受到您对研究对象的一种热情。有些西方汉学家批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经典作品一味持欣赏心态，失去了从事研究所必需的客观和超脱立场。可是我觉得这种浸透在您著作里的热情对读者很有感染力。

田：（笑）好极了，这正是我想要做到的。我很了解你说的这种现象。对中文背景的人来说，中国诗歌是他们的文化遗产，他们在中国诗歌的熏陶里长大，中国诗歌已经成为他们内在品性的一部分。当他们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感到持欣赏态度几乎是件义不容辞的事情。可是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这样做却丧失了客观性批判的优势，因为你需要某种程度的超脱，研究一首诗不必一定要喜欢它。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对于研究对象的喜好却相当重要。这两种研究方式当然各有优长，可是有些西方学者在分析文本的时候好像有点过于超脱，这么做有这么做的危险（笑）。所以我试图寻找一种中间地带，既要满怀热情地入乎其内，又要不失客观地超乎其外。

黄：余宝琳和艾朗诺是享誉北美汉学界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大家，余宝琳以研究盛唐诗著称，著有《王维诗：新译与评论》（The Poetry of Wang Wei: New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y，1980）和《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解读》（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1987），展开中西诗学对话；艾朗诺研究北宋诗歌、美学和文人文化，成就斐然，有专著论述欧阳修、苏轼、李清照和北宋美学思想，并选译钱锺书《管锥编》，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北宋专章。①Ronald Egan,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4; “The Northern Song 1020-1126,”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Eds.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81-464;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Trans.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4; 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7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能不能进一步谈谈你和这两位学术大家的师承关系？

田：众所周知，他们是中国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在整个美国学界地位很高。余宝琳是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主席，艾朗诺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和孔子学院汉学讲座教授。十几年前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非常有幸他们两位当时都在那里执教。余宝琳当时是人文学院的院长，百忙中还和我每两周见一次面，讨论各种文本、观点、问题和争论。艾朗诺当时住在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他要开一个半小时车来洛杉矶，他常邀请我星期六下午去他家，和我一起读书，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不但读诗歌，也读批评史。我第一本书的构思就是这么出来的。这两位老师不但为人无私，而且学识渊博。我到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做助理教授以后，又有幸遇到了几位中国文学的良师，我把他们视为终生的灵感来源，有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康达维（David Knechtges）、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和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柯睿（Paul Kroll）。

二、跨学科整合早期中古重要文献

黄：说到这些著名学者，我想起了由您作为第一主编的《早期中古中国：文献导读》（2014），这本书既网罗了康达维、宇文所安、柯睿等名宿，又吸收了田晓菲、罗秉恕（Robert Ashmore）、王平等新秀，而且跨越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史等多个领域。您是怎么把他们组织到一起的？

田：我在说服别人方面很有一套（笑）。这是个历时很长的集体项目，包罗了25位学者。这本书是对中国中古早期重要文献的研究和翻译。编书的宗旨是以新的视角将这个时期重新概念化。我们不用文学、历史、宗教、艺术史等现代的学科分界来给中古早期的文本分类，尽管这是美国学术界的惯常做法。我们试图跨越学科分界，因为作家在写作时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哲学家、诗人或者艺术家”，当时他们并没有我们现在才有的这些概念。他们在写作时首先把自己视为文人（literati），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把作品和他们所承继的宏大文化和政治传统联系起来。因此，我们认为按照主题范畴来组织这些文本会更有成果，使得学者能够超越学科分界的种种局限，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文本，还原其本初的丰富特质。

书的架构围绕六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北方和南方”，讨论的是北方人如何看待和描述作为他者的南方人，反之又如何，这是对理解中古早期作家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二个主题“统治机制和社会现实”，讨论了机构和观念，涉及很多关于政治管理的文献，包括一些新近出土的资料。第三个主题“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包括文学、音乐理论、图像、讨论书籍收藏和分类的各种文本。这一章很有意思，因为包括了跟“文”的形成或者情境有关的作品，也就是说关于“文”的概念在不断变化。因此，“文化资本”既包括了作为纯文学作品的“文”，也包括了选集和批评对“文”的组织，还有作为“文”的延伸，或者说和“文”相平行的“论”和“辩”。第四个主题“想象自我与他人”，包括自传和传记写作艺术。第五个主题“日常生活”，涵盖了帝国文化、礼仪、节日、历法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一个主题“和超验世界的关系”，收集了大量儒、释、道的宗教材料。这部书七百多页，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文献导读丛书”。我希望通过这个重大项目来开启新的研究途径，也吸引更多青年学人加入这个领域。

黄：您和其他三位编者是如何拟定这六个主题的？你们的选本在什么地方体现出创新性和经典性？

田：就学术原创性而言，首先，我们在选本中提供文化和历史情境，为未来的六朝研究项目奠定根基。其次，我们选用的文献很多是新近出土的，比如《早期中古中国的地方管理：来自长沙的考古证据》一节探讨长沙出土的竹简，我们试图把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整合进我们的项目。再次，我们采用当代广为传播且行之有效的文化理论来推进对于中古的认识。我们选择范畴或者主题，主要是看它们在探索文本或者特定现象方面是不是最有成效，同时也看这些主题在六朝时期是不是非常流行。比如第三章的“文化资本”，虽然是由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提出的现代概念，可是以文化为资本、文化可以被转化为经济或者政治收益的观念却实实在在存在于六朝时期。第五章受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的著作《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1980）启发，重新整合和阐释六朝时期的物质文化和作为“行事艺术”（arts of doing）的日常经验。

黄：汉学家翻译中国典籍往往表现出相当的主体性和个人风格。你们这个跨学科的集体项目在翻译时遵循什么原则和规范？

田：我们选译的作品，要么很重要却被忽略，要么很重要但是旧译本已经有三四十年，所以非常需要新译本。我们没有硬性规定翻译规则，因为撰稿者都是优秀的学者，完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其实除了翻译以外，这些学者做出的更大贡献是为各章撰写的导读。比如罗秉恕对嵇康《声无哀乐论》、田晓菲对手抄本时代的藏书和选集、宇文所安对钟嵘《诗品序》、柯睿对孙绰和江淹的导读都非常精彩。这些都是重要的作家作品，可是很多学生（包括研究生）以前都没读过。

三、接受美学烛照下的六朝文学经典

黄：在西方汉学界，“陶学”经历百年风雨，日益成为显学。早期的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在《170首中国古诗》（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中选译了陶渊明的12首诗作。哈佛大学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1915—2006）的《陶潜诗》（The Poetry of T’ao Ch’ien，1970）是陶渊明诗歌译注和研究的奠基之作，影响众多后学。耶鲁大学孙康宜的《六朝诗》（Six Dynasties Poetry，1986）有专章论陶渊明诗，另有论文《去除陶潜的面具和阐释的不确定性》（“The Unmasking of Tao Qian and the Indeterminacy of Interpretation”）。①收入 Chinese Aesthetics: The Ordering of Literature, the Arts, and the Universe in the Six Dynasties.Ed.Zong-qi Cai.Hol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p.169-190。21世纪以来，包括您在内的好几位新生代汉学家不约而同以陶渊明为主题书写自己的学术专著处女作，而且都超越了静态文本解读，着眼于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之间的互动相生。哈佛大学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s of A Dusty Table，2005）提出在手抄本时代，抄写者可以主动参与文本的再创造和作者形象的构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罗秉恕的《阅读的陶醉/迁移：陶潜世界的文本与理解》（The Transport of Reading: 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2010）通过探讨陶诗对《论语》等经典的征引，提出用典不但在个体文本之间创造关系，也在特定的文本群和文人群当中创造互相响应的关系。②William H.Nienhauser, Jr., “Review of The Transport of Read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3 (2011): 192-195；吴伏生：《英语世界的陶渊明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您的第一本专著《阅读陶渊明：历史接受范式的变迁》（2008）则首次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切入陶渊明研究。您是怎么得出这一理论视角的？您的西方文论和比较诗学背景对您的陶渊明研究有何帮助？

田：前面说过，通过和艾朗诺长谈，我的研究主题逐渐明晰，剩下来要做的就是海量阅读，读文学批评和诗话、题跋等各种包含文学批评的资料，还有后世评价陶渊明的文学史，从六朝一直到清朝。作为第一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因为提供了一种扎实而又必要的视界，让我检阅了诗歌的发展，还有美学和文学趣味的变迁，批评的演进。通过追究阐释学问题的社会和思想史基础，我把这些问题历史化，而不是用亘古不变的公认标准来衡量陶诗。我希望勾画出使得一种特定阐释学方法在一个特定历史时刻（而不是更早期）成为可能的各种特定历史条件。我重点关注读者如何在阅读实践和文化需求发生变迁的更广阔背景下，对陶诗进行阐释，这样就能够解释在历时的维度上为什么陶渊明有着非常不同的形象，对他的作品有着非常歧异的解读，同时在共时的维度上阐明影响古代中国文化整体的一些核心议题。

黄：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经典课，没有任何中文背景的美国大学生跟我说，陶渊明的诗文让他联想到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瓦尔登湖》（Walden，1854）。我在想，梭罗这本塑造美国国民性格的奇书，关于幽居独处、大自然、个人价值、栖居在终极真理中等主题，与陶渊明的诗心时有契合，这是否也是陶渊明在英语世界广受欢迎的心理动因之一？还有作家的个人风格与可译度（translatability）的问题。同样写诗歌，陶渊明使用朴素平易的语汇，翻译成外语折损度小，容易被异国读者接受，换成谢灵运就不一样了，他的诗作以措辞艰涩、用典繁复和对偶工整著称，要用另外一种差异很大的语言表现是很困难的。所以陶渊明进入英语世界后成为堪称最受北美学界关注的中国古代诗人，同样可以用接受美学理论来加以烛照。您分析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文章着重探讨了“自然”的概念，①Wendy Swartz, “Naturalness in Xie Lingyun’s Poetic Work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0.2 (2010): 355–386.能不能详述一下？

田：我的第一本书从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和罗杰·夏狄埃（Roger Chartier，1945—1994）的接受美学理论中受益良多。我的研究意图是把各种文学和美学主张历史化。比如你提到的“自然”概念，一直到宋朝，读者才开始宣称陶渊明的诗歌很自然。可是六百年以前，没有人把陶渊明当作一流诗人；实际上，经常被作为和他形成美学对立面的谢灵运在六朝被视为代表了“自然”的最高境界。我注意到大部分现代学者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它解释为一种从错误到真理的进程：六朝时大家都误读了陶渊明；直到宋朝以后才读对了，才真正发现了他的价值。这些学者认为，六朝人说谢灵运的诗歌很自然，这是不对的，陶渊明的诗才是真正的自然，所以他们在和六朝的批评家争辩。另外一些学者试图把这个问题相对化，说要是六朝的批评家认为谢诗很自然，那也只是相对颜延之那种更加华丽雕琢的风格而言，所以他们试图为六朝的批评家辩护。我试图把“自然”的概念历史化，而不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今天读陶渊明都觉得他很自然，可是这不是问题的要领。要领在于：为什么陶渊明身后六百年，宋朝人开始把陶诗是否自然作为一个问题进行探讨，而六百年以前，没有人问同样的问题。更广阔范围内的社会、美学和文学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使得这些新问题的提出成为必然？现代读者在阅读陶渊明诗时无不想到自然和平淡，可是这两个概念直到宋朝才成为陶渊明诗特质的一部分。这是不是意味着，宋朝以前的六百年里，无人真正懂得陶渊明？如果真是这样，让我们回到这些术语和概念，把它们历史化，看六朝和宋朝的批评家是否在同样的意义上理解“自然”。当我这样做了以后，我的结论是：六朝和宋朝的“自然”概念有重合也有分歧。所以，这并不只是一个从误读到发现真理的进程，也并不只是文学品位变迁的问题，文学品位变迁能部分解释这种现象，但还是过于简化。即使是像“自然”这样看似不证自明的概念也可以被历史化，可以去追踪它的进化过程。

黄：您的书出版以后，被《文选》英译专家、中国中古文学研究权威康达维教授誉为研究视野开阔、跨度大，特别是有专章论述明清两代陶渊明后经典化时代的接受史，并且对诗歌文本展开敏锐的细读，契合尼采（Nietzsche，1844—1900）所谓语文学即“慢读艺术”（the art of reading slowly）之治学精神。②康达维：《序》，载Wendy Swartz著，张月译《阅读陶渊明》，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页。那么在中文世界本书的接受情况如何呢？

田：我必须小心，不让别人觉得我把陶渊明历史化会损害他们文化英雄的形象，因为我本人其实也是陶渊明的仰慕者（笑）。我的研究有可能被误解为挑战一种现状，即陶渊明是动不得的，他就是自然，他就是平淡，这些观念是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他天生就有的，是他诗歌固有的一部分。你怎么可以说这只是一种意见，而且是宋朝以后才有？

四、作为写作前提和阅读模式的互文性

田：我的新书《阅读哲学与创作诗歌：早期中古中国的意义构建互文性模式》（2018）关注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这本书讨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用典（allusion）和引文（quotation）。让我感兴趣的仍然是为特定历史时段里扎根于一群文本中的作品提供历史情境。比如，当讨论陶渊明的时候，人们倾向于认为他是如此自然，以至于不需要模仿和引用任何人，他写作完全是根据“胸中之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没有任何刻意为之的东西。我写陶渊明的一章探讨他和《庄子》的深刻关联，发现他有近70 处引用《庄子》。他也引用《论语》。可能我这种读法会受到一些抵制，因为人们担心我把陶诗放置在这么一个和其他文本发生关系的互文性网络中，就会剥夺陶诗的天然性。

黄：互文性、用典和引文的确是古典诗歌中无处不在的现象。王国维《人间词话·五八》在比较白居易和吴伟业的长篇叙事诗时崇白贬吴，理由就是《长恨歌》很少用典，全凭白描，吴伟业的歌行却非常依赖用典。在王国维看来，稠密用典是才气不足、境界不足的一种表现，这是对钟嵘《诗品·序》“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诗论回响。《人间词话》自成体系，融会中西，影响深远，但是具体到作家作品个案评论，尤其是对五代北宋以降的诗人，也不是没有偏见和粗疏的地方。王国维称“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是从单句用典的层面解读《长恨歌》。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大卫·拉特莫（David Lattimore）的论文《引喻与唐诗》（“Allusion and T’ang Poetry”）则从篇章用典的层面，指出《长恨歌》系统援用前朝汉武帝外戚故事代指本朝唐明皇杨贵妃情史，由此说明辨识诗人的典故链条对于理解唐诗旨趣殊为关键。①原载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2.2 (1971)。中译《引喻与唐诗》，载倪豪士编选《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1—155页。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白吴歌行存在表面上的歧异，他们的共通之处还是要比王国维所认为的更多，吴伟业是白居易用典实践的传承者，而不是偏离者。《圆圆曲》《清凉山赞佛诗》等叙事诗都存在用典繁复支离的弊病，但是吴伟业将古典和今典交织在一起，既是致意经典的女祸主题，也是在异族统治下为讥刺时政披上保护色。所以对于诗歌用典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发展脉络。

田：诗学判断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戏剧性变化，这种现象非常有趣。杜甫可能是用典最广泛的诗人了，黄庭坚对此有著名的评论：“无一字无来处”②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即每一个字词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更早的文本。可是没有人因为这个贬低杜甫的大诗人身份。

黄：是啊，“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诗被视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恰恰是因为整合了学识和才情。黄庭坚进一步把“万卷”的概念融入诗歌，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从理论自觉的层面把阅读和写作一体化，再在这个整体上刻印个人化的感受和领悟。您关于《兰亭集》的论文将“兰亭诗”作为玄言诗的范例和山水诗的早期试验性作品来加以探讨，是不是新著的一部分？③Wendy Swartz, “Revisiting the Scene of the Party: A Study of the Lanting Collec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2.2 (2012): 275–300.

田：是的。我的新著检视了中古早期的诗歌对“三玄”（即三本哲学经典《老子》《庄子》和《周易》）的暗指和引用。这本书关注的是从早期作品中大量吸取资源的一些诗人和诗作，如何顺利加入一种文本的网络或者群体。把哲学话语融入诗歌引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古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学”——或者更具体地说，“文学性”（进一步说就是“抒情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黄：您为什么对玄言诗感兴趣？传统上这些诗歌被判定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文学价值并不高。④钟嵘《诗品·序》。

田：我的新书有一章写孙绰。他引用《诗经》《周易》《庄子》和《老子》等不同文本以实现不同目的，在引用的过程中挪用（appropriate）了经典文本。他从一个常备文本库中汲取资源。这里我借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把文化视为一个工具箱、一套常备的有用模式、一种有特定词汇的反应，使得我们能够阐释和重新阐释。这一章试图展示孙绰如何汲取不同文本，这些文本如何在同一篇作品里互相调和。我检视了他所有的长篇赠答诗，这是玄言诗作品里意蕴最深厚的。孙绰和同时代的许询，按照檀道鸾的说法，是“一时文宗”。①《世说新语·文学》第85则“简文称许椽云”下，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记载。这两个人，尤其是孙绰被公认为是那个时代的代表诗人。我渴望探索孙绰在何种意义上代表了他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特定文风。

黄：知道孙绰的读者现在并不多。他既然是“一时名流”，②《世说新语·品藻》第61则。后来他的名声为何逐渐湮没？

田：不光是孙绰一个人，整个玄言诗派都是如此，这就是许询和许多其他玄言诗人的诗歌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原因。当时的批评家檀道鸾、钟嵘和沈约等人，特别是钟嵘严厉斥责东晋的玄言派诗人，专门点了孙绰和许询的名字，批评他们扼杀了古典传统——那个上启《诗经》《楚辞》，下迄建安风骨，传承从未中断的规范的古典风格，另辟一条偏离正统的歧路。③钟嵘《诗品·序》：“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5、6世纪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试图纠正这种偏向，他们的批评对玄言诗造成了毁灭性影响，这一派的作品逐渐没人阅读，最后也就流失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孙绰的诗歌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日本发现了《文馆词林》，其中一卷专门收录东晋玄言诗，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历史偶然事件，若非如此，我们能读到的玄言诗基本上就只有《世说新语》等零星记述。《晋书》谈到了孙绰的才华，他是当时的文豪，人人都要他写碑文。④《晋书·孙绰传》：“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

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大卫·拉特莫的论文以外，还有高友工和梅祖麟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唐诗与典故。⑤Kao Yu-Kung and Mei Tsu-Lin, “Meaning, Metaphor, and Allusion in T’ang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2(1978): 281-356.中译《唐诗的语意、隐喻和典故》，载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9—193页。此外好像很少读到其他专著对用典和引文的文学现象进行系统理论分析。

田：是啊，这方面的研究在英语世界非常缺乏。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博士论文研究韩愈《秋怀》诗的用典。海陶玮有一章论述陶渊明的用典。⑥James R.Hightower, “Allusion in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1.5 (1971): 5-27.除此以外，即使在中文世界系统研究也非常少。

黄：中国传统的诗歌笺注倾向于辨别各种典故的出处，然后就把出处和文本之间建立关联和阐释意义的工作留给了读者。近二十年来汉籍电子化快速发展，文献库检索功能日趋强大，搜寻一个典故或引文的出处这类笺释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由计算机代替完成，方便研究者腾出精力深入作品内在的文脉，体察文本究竟是怎么构成的，典范选择和诗歌因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田：正是如此。用典和引文一般被视为文学手法。当它们被简化为文学手法以后，研究者就不必再费心深究。这样做的问题是没有从理论上考察这些概念，仅仅把它们当作写作实践的一部分。我想要追问的是，写文章用典和引文，在何种意义上展示了作者的原创性，又在何种意义上展示了作者和过去的联系，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前代作者的关系？由此引发了一连串有趣而重要的问题。我感兴趣的不只是识别和追踪特定诗作里的典故和引文，而是检视个体文本如何顺利进入一个文本关系网络，并作为这个网络的一部分。这对于理解个体文本和整体文学史都非常重要，因为互文性渗透并影响所有的文本，既可以被宽泛地理解为对文化惯例和描述体系致敬，也可以被具体地看作和以前的一个或者一套文本发生关联。

这本书还有一个宏观目标，就是通过把用典和引文理论化，阐明中国古代对写作和阅读的种种假定。在中国的诗歌传统里，写作被深深埋置在如何对外界做出反应的既定词汇里，对诗人的挑战不仅是学会这套特定词汇，还要在此基础上发展既定的东西。此外，互文性既是写作的一个前提，也是阅读的一种模式。在古代中国，优秀读者，正如优秀作者，必须展示出对文学传统和文化惯例的精深掌握。我希望展示一种特定文化对于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iterability），特别是引用（citation）的处理方式如何影响阅读。

黄：您的研究路径让我想起了田晓菲对北美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现状的总结：“以某一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缕述作家的生平、时代、作品，而是倾向于思考体现在个案之中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现象，在文本分析和语境研究之间达到平衡。”①田晓菲：《关于北美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之现状的总结与反思》，载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07页。作为中青年汉学家中的另一位佼佼者，请您评述一下：美国近年来的中国中古文学研究有哪些新动向？未来哪些领域可能会成为新的生长点？

田：过去十数年，美国学者的研究已经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疆域，使之远远超越了语文学研究和文本细读，吸纳了各种理论问题、框架和跨学科研究，包括文本传承、编辑实践和文本流传等各种问题。我觉得现代美国学者的兴趣过于多样和求新，在识别显性的研究趋向方面变换太快。但我确实觉得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会延续下去，包括环境研究、生态批评等新领域，在未来很多年里继续影响美国的中国研究。

至于哪些领域还可以进一步发展，我认为中国古代的阅读和写作史仍然是一片有待开垦的沃土。我的两部专著都阐明了我对古代中国阅读实践的持久兴趣。近几年来，西方产生了很多关于阅读史的研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罗杰·夏狄埃和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等西方学者介绍了思考阅读史的有效途径。

五、儒家伦理观对美国学生也有现实意义

黄：您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罗格斯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论与文明。从您的教学实践来说，哪些作家和文本最让美国学生感兴趣？

田：我发现学生最容易被三类作品吸引：一、能够让他们感同身受的；二、能够让他们进行理性思考的；三、能够娱乐他们的。第一类，《诗经》和梁代宫体诗的许多人性人情主题（思慕、欲望、爱情、单相思）能够让今天的年轻读者产生共鸣，对他们来说有普适性和现实性。可是如果让他们读政治上的怀才不遇，我想为君王效劳、君王却不能赏识我的才能云云，他们就不一定能够全盘消化。第二类，庄子和王维这类能够挑战和丰富读者理性思考能力的作品也在我的学生当中引发了高涨的热情。他们喜欢探索庄子的逻辑性或者非逻辑性。最后，能够娱乐学生的作品首推李白，他那种超凡的人格、纵酒的豪情、以才华为底气的狂傲不羁总是能够迷倒学生。让他们欣赏杜甫的忠君爱国就没那么容易了（笑）。

黄：美国学生是不是更容易认同庄子的哲学，对儒家正统思想则不那么感兴趣？

田：其实我去年在罗格斯大学教儒释道三家的经典和思想，有学得非常好的学生下了第一节课就来找我说：我特别喜欢儒家。我觉得道德伦理的概念，即做一个有用的和有道德观念的社会成员意味着什么，对于今天年轻的美国学生仍然非常重要。在美国的流行文化里，这些问题时常浮出水面。比如，在讨论社会媒体的时候，经常要提出道德界限在哪里的问题，哪些东西可以公布出来，哪些不可以，做到哪一步就会侵犯他人的感情、隐私、面子，这些都是道德伦理问题，每天都围绕着我们。学生们在《论语》中读到孔子一直在用对话的形式跟他的学生探讨伦理、学问、做社会结构的一分子并对之做出贡献，觉得这个很有用。可能他们不一定确切理解孔子的伦常观念，可是道德问题对于大学生之间如何互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些学生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当作成人对待，觉得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黄：近十几年来在美国的大学课堂里，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人逐年增加。这里面固然有一种对古老文明的向往，对华裔学生来说可能还存在文化寻根的心理动力，更多地却是出于实用考虑，为的是将来好找位于华语地区的或者跟中国相关的工作。对当代美国学生来说，中国古典文学是一种“时空错位”（displacement）。让您的学生花时间研究和欣赏这种在时空上都很遥远的他国文化，对您的教学是否是一种挑战？

田：古老的外国文化对学生来说是“彻底的他者”。美国学生阅读千百年前写就的中国文本，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我如何进入这些文本。我教东亚古典文学课，第一堂课总是先从朱熹的《读书法》开始。朱熹在和他的学生讨论阅读和学习方法的时候，也在尽力解决今天的学生同样面临的问题，包括你提到的时空错位、相关性、应用性，还有阐释问题。我总是让学生思考朱熹提出的问题哪些和今天的我们还有相关性，哪些已经没有了。这样，他们就会思考是什么把我们和过去的读者联系在一起，哪些主题和线索可能是人类共通的。至于那些与我们已经不那么相关的方面，我会提醒他们，我们仍然需要钻研，这样才能了解相关问题的特定历史性，了解过去的不同兴趣和关注点。总的来说，学生还是倾向于寻找各种途径和文本发生感同身受的联系，否则理解文本对他们来说有难度。另外，我要求学生在阅读的时候要有自我认知的能力，知道自己在读什么、为什么读、怎么读。这些都是朱熹反复提出的问题。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和朱熹重合，也可能不完全重合，因为读书的目的很不一样，但是朱熹提出的问题和他得出的一些答案仍然和今天的学生相关。可能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并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解决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可是让他们学习这种异国的、他者的文化可以培养他们的自我认知能力，让他们更好地认识自身所处的文化。

黄：有的学者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生活方式分得很清楚，有的却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比如康达维的弟子、斯沃斯摩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柏士隐（Alan Berkowitz）教授，研究的是中古早期的隐士文化，①Alan Berkowitz, 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 The Practice and Portrayal of Reclus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他的个人生活也极力往中古文人靠拢，长年吃斋，嗜好古琴，中文名字索性就叫“士隐”。您呢？

田：（笑）我并不特别如此。我选论题做研究，是因为它投合了我的知性和感性需要，而不是因为它直接反映了我的个性和品格。我的个人爱好是歌剧和电影，夏志清夫妇曾经是我的长期影伴。②夏志清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2013年12月2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但我很高兴你提到柏士隐，他是我的好友，他跟我说：“只有你的专题研讨会才能让我从我的穴居生活中暂时溜出来一会儿。”（笑）

黄：说到这儿，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罗格斯大学主持的“中国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