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研究

摘 要：文章基于Kumpfer提出的抗逆力模型，采用个案研究法，聚焦于曾留守大学生的留守经历，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三个层次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抗逆力保护性因素。并提出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应加强乡村社区建设和留守儿童的“智志教育”，充分发挥外系统对留守儿童身心发展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保护性因素

在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举措的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工作提出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智志双扶”新论断，这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留守儿童的“智志教育”是当前教育精准扶贫亟需关注的一个新领域。积极的精准扶贫应该着眼于留守儿童的“智志”发展，充分挖掘留守儿童独立、自主、主动等积极人格特质，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从根本上抵御贫困与“留守”带来的不良连锁反应。

从现有研究来看，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有被夸大的趋势。留守儿童绝非“问题儿童”，他们是具有内在发展潜能的群体，有获得尊重、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积极人格特质、促进其“智志发展”显得尤为迫切。本研究选取曾留守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研究法，聚焦于留守时期的生命事件、个案抗逆力的生成发展历程，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揭示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以期为政府、社会、学校、家长提供有利的参考，共同促进留守儿童的身心全面发展。

一、理论依据

目前抗逆力概念还没有统一界定，其核心内涵应包含以下三个要素：一是外在的压力、风险或挑战是个体抗逆力生成的缘起;二是能动的个体在与外部环境系统交互作用过程中，积极应对风险;三是个体战胜困境，适应结果良好，抗逆力获得发展。

Kumpfer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提出了环境——个体互动模型揭示了抗逆力运作的基本过程。

（一）抗逆力的起点

压力源或挑战出现，个体暴露其中致使内部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由此抗逆力开始生成。

（二）抗逆力运作过程

如上图所示以两个阴影椭圆为界，分别展示的是前抗逆力过程和后抗逆力过程。首先，前抗逆力过程：个体——环境交互作用。当压力源或挑战出现后，个体与环境同时作出反应，相互影响。个体和环境中都包含着保护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保护性因素能够有效缓冲风险性因素对个体造成的消极影响。个体通过调动自身抗逆特质（如认知、情感、精神、身体和行为），与环境中的保护性因素、风险性因素交互作用，这一过程就构成了前抗逆力过程。其次，后抗逆力过程。该过程关注的是个体抗逆力特质与抗逆力结果的关系，在前抗逆过程中产生并受其影响，若个体在互动中积极应对则形成正向的抗逆结果，反之形成负性抗逆结果。

（三）抗逆力结果有三种

一是抗逆重组，个体战胜风险，抗逆力达到更高水平;二是适应重組，即个体经历风险后抗逆力水平没有变化;三是适应不良重组，是指抗逆力处于更低水平。

二、个案呈现与分析

（一）曾留守大学生个案主体状况

本研究个案H，女，1995年生于江西省Y县D村，某大学在读研究生，是一名曾留守大学生。H有个比她小4岁的弟弟。父母在H 6岁时赴Z省务工，至今近20年。从小H由爷爷奶奶照顾。据了解，D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近则省会，远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孩子多托付给祖辈照顾。为清晰展现抗逆力保护性因素在留守儿童生命历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笔者采用结构式、半结构式的访谈方式，对H进行深入访谈，了解H的留守生活经历，尤其关注压力事件、个案的情感体验及应对方式等。此外，笔者还与H的母亲、爷爷奶奶、小学班主任、童年伙伴、街坊四邻等进行访谈，试图从旁观者角度收集H留守期间在学习、生活、行为等方面的情况。

（二）留守儿童抗逆力保护性因素分析

根据Kumpfer提出的环境——个体互动模型，从微系统（留守儿童自身）、中系统（家庭）和外系统（学校、社区）三个层次，分析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

（1）微系统：个体抗逆力特质

①乐观精神。在回答“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时，H面带微笑，眼神灵动，“也会想父母的，但是我有很多小伙伴，爷爷奶奶也很疼爱我们姐弟，所以总体是无忧无虑的，成天忙着玩耍、忙着乐呵”。从H的班主任张老师那也了解到，“H从小学习成绩很好，人性格外向开朗，每天笑容满面，人缘很好”。H外向的性格、乐观的人生态度，使她能够积极地专注于留守时期的生活、学习。这种性格亦深受教师、同伴群体的欢迎，进一步促使其身心的健康成长。

②积极的情绪管理。亲子分离使留守儿童更多地体会着思念、孤独等感受。这些情绪如果没有适当的途径加以发泄，不断累积，将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H告诉笔者，“对爸妈的思念一直到初高中都会有，只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更知道如何去调节，科学管理情绪。小学时，除了电话，跟爸妈会书信沟通，这种方式给了我很多的感动和鼓励。初高中在县城求学住校后，室友、同学是最值得倾诉的对象，大家彼此关心，分散了注意力，也排解了很多负面情绪。”

③自我效能感。增强自我效能感将有效对抗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性因素。H坦言外出后父母感情并不稳定，小时候过年回家他们会吵架，甚至严重时闹离婚。幸运的是，在家里爷爷奶奶对她关怀备至;在学校学习成绩不错，讨老师们喜欢，也有亲密伙伴。对学业、人际交往的良好胜任力，增强了H的自我效能感，使她感受到“生活依旧很美好，自己很被爱”。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婚姻的不稳定性会成为一种压力源，这就需要他们调动自身抗逆力特质，以及环境中的保护性因素，主动应对这一变数。

（2）中系统

①重要他人的呵护。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儿童与祖辈共同生活是较为普遍的留守模式。H就属于这一类型，开始留守后，爷爷奶奶不仅是她的生活照料者，更是她心理上的依恋代偿对象、道德行为示范的代偿对象。H很幸运。爷爷奶奶是H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他们给予了H悉心的日常照料、适当的学习督促，以及必要的行为规范。H表示爷爷奶奶在人际交往、为人处世方面给了自己很多的指导，从小教导她要善待同学、尊重教师，做个勤奋的学生，自己能做的事学会自己处理。总之，来自留守儿童“重要他人”的关心与呵护，将会较好地缓冲亲子分离带来的风险，从而促进留守儿童抗逆力的发展。

②家长良好的教育观念。在乡土文化中，“读书无用论”依旧有它的“市场”。现如今，在D村刚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主动要求外出务工的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并不在少数。家长持有的不同教育观念将会有意无意将留守儿童推向不同的人生发展轨迹。在H的母亲看来，“我出去打工就是希望让孩子生活上不要受委屈，所以从小她在物质上没有缺乏过。我自己没有读过书，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走我的老路。从来都是告诉她，努力往上读，只要肯读，不要担心别的。”H奶奶也会用她朴素的行动激励H在学业上不断求知上进，“小时候奶奶把我的奖状全部贴起来，初高中我考了好成绩逢人就炫耀，很是得意”H笑着告诉笔者。殊不知，当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抱着积极的信念时，当家长用自己朴素而坚定的行动去支持教育时，他们正在帮助留守儿童克服“留守困境”，在为孩子未来坚实的成长助力！

（3）外系统

①教师与同伴的支持。留守儿童（尤其初中之后）多选择在学校寄宿，教师与同伴成为留守儿童在学校环境中重要的交往对象。首先，教师对留守儿童的积极关注，以及对其学业给予的合理期待，都有助于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也有利于激发留守儿童的学习内驱力，进而提高其自我效能感。H谈到：“初一时我们语文考试写了一篇关于梦想的作文，语文老师在试卷上写了一句话送给我‘天道酬勤，厚德载物，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其次，良好的同伴关系对留守儿童也具有保护效能。留守儿童可以从朋辈群体中获得自我认同感、归属感与情感支持。H谈到，幼年时与同伴嬉戏玩耍丰富了自己的留守生活，住校后与好朋友在生活、学业、情感上相互支持。尤其难得是从小到大作为留守儿童，并没有被大家“特殊对待”。可见，良性的同伴互动、较低的同辈压力有助于留守儿童抗逆力的发展，反之则会增加留守儿童生态环境中的风险性因素。

②邻里社区的支持。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友好和睦的邻里情，能够有效缓冲因父母常年外出所带来的风险性因素，增强留守儿童的归属感。在H眼中，以前的乡村生活闲适、宁静，民风淳朴，街坊四邻大人小孩都彼此熟悉，“端着一碗饭去东家夹点菜西家坐着吃，一群小伙伴每天嘻嘻哈哈约着玩。邻居、亲戚们对我们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都很照顾”。确实，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流动性小，农民生活简单，关系圈子也较为狭小且固定。随着大批劳动力进入城市，乡土社会的闭塞空间逐渐被打破，中国的乡村在这十几年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正如H所说，“我爱家乡，这里承载了我快乐的童年。十几年前新农村建设，村庄变成了如今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小洋房。现在小孩的童年可能是游戏、电视，跟以前大不同了。邻里之间像我们小时候那种紧密的关系正在弱化。曾留守的小孩长大了，有了下一代，他们在这里没法谋生，都纷纷外出，他們的孩子也变成留守儿童。”

三、综合讨论

本研究证实，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发展具有动态性。根据Kumpfer提出的抗逆力运作基本过程，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造成的“留守状态”即是留守儿童面临的压力源或挑战，同时也是抗逆力产生的起点。此时，文化、家庭、学校、社区等环境因素与留守儿童交互作用，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获得抗逆力的发展。生命成长过程中，留守儿童同时面临着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这两种因素的数量与类型，随着个体年龄、心境、生活事件、环境变化等呈现动态变化过程。留守儿童唯有主动应对，发挥个体抗逆力特质，积极在环境寻找积极因素应对危险因素，才能成功克服困境获得抗逆力的发展。

本研究对当前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访谈中H所说的“留守二代”现象逐渐突显出来，日益变化中的乡村社会能为留守儿童的成长提供何种支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乡土社会的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状态。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亲人、邻里等长辈在道德行为的示范、孝亲观念的传递等方面，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农村人口结构呈现“空心化”特点，原来“熟人社会”中亲密的社会关系逐渐淡化、疏远，乡村文化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不断衰落，这些都对乡村儿童身心成长产生负面影响。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探讨制度上的改革、家庭结构的平衡、留守儿童的主观能动性等是必要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亟需加强乡村社区建设，充分发挥外系统对留守儿童身心发展的积极影响。首先，重视乡村文化建设，丰富乡村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培植少年儿童对乡村的认同感、归属感。其次，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增强乡村社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功能。最后，振兴乡村学校教育，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智志教育”，帮助其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建立积极的价值观，汲取乡村文化中的精华，对抗环境中的消极因素。

（注：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6个月以上）在外打工，而被交由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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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丽丽，女，汉族，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