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特里夫家庭对知识的接受研究

谢 冬 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乔治·艾略特(1819-1880)是一位才女，声名显赫，甚至连大西洋彼岸的亨利·詹姆斯都对她膺服不已。其长篇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于1860 年出版，内容投射30年前变革时期的英国南部乡村。乡绅特里夫在弗洛斯河上拥有一座祖产：磨坊。小说围绕磨坊、围绕特里夫一家展开，呈现资本主义走向繁荣时期的南部乡村所经历的阵痛。小说生动地描述了作者向往女性自由、肯定经济发展与同情行将没落的乡绅阶层的矛盾心态。借用著名西马文论家雷蒙·威廉斯的话，这反映了艾略特的情感结构。这种矛盾的情感结构有其历史渊源。从历史来看，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资产阶级新秀并没有对贵族阶层穷追猛打，反而是二者在妥协中达成了统治社会的共谋。君王及贵族仍然享有部分特权与地位，资产阶级也乐意接受贵族的文化。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以不流血牺牲的微小代价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极大地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大繁荣。这种结合与共谋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出卖了下层阶级的利益，挤压了依靠祖产谋生的乡绅的生存空间；拥抱封建贵族文化意识同时也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压制女性的自由。

麦克肯恩(Michael McKeon)认为早在17-18世纪，就存在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争斗。贵族阶级代表的是保守意识，资产阶级代表进步意识。“进步意识和保守意识的辩证对立构成小说关注的‘道德问题’”。[1]174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两个阶级的和解，两种意识虽然仍有摩擦，但主旋律已经是共谋。贵族与资产阶级，进步意识与保守意识的和解与共谋，生成了英国强有力的控制意识。这种新生的控制意识裹挟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英国乡村社会延伸，冲击甚至摧毁乡村生产生活方式，造成乡村社会在思想认知上的困惑与无助。作品中的乡绅特里夫多次感叹，“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世界(puzzling world)”[2]15。困惑迫使特里夫寻求改变，寻求自己家庭掌握新生的知识，从而将家族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一、汤姆与知识接受

关于资本主义得以在英国获得成功的原因，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新教所宣扬的天职论“是资本主义文化中最典型的社会伦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石”[3]19。天职即上帝的号召：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都是上帝决定的。天职要求我们依照上帝的意旨安分守己地从事自己的职业。然而社会力量的斗合绝非这么简单。资本主义与贵族的和解，严重挤压了下层社会的生存空间。在变革时期的英国乡村，有点祖产的英国乡绅们面临的不是天职论的理想牧歌，而是存与亡的严酷挑战。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改变自己，融入资本主义；要么固守自我，最终被淘汰。

特里夫看到了改变的必要性。然而他却没有完全看清现实，这为特里夫及其全家的覆灭埋下了祸根。首先，特里夫感受到来自资本主义发展的汹汹之势与重重压力。作为偏安一隅的乡绅，他没办法参悟这种势头与压力，只是对代表这一势头与压力的人物印象深刻。这个人物就是律师威科姆(Wakem)。威科姆替新兴的资本主义者辩护，导致特里夫输了诉讼，欠了银行一大笔钱。后者从此恨上了律师，认为律师都是恶人与无赖。他既看不起律师，又害怕律师，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汤姆有朝一日能够抵抗律师，以“帮助[他]应付这些诉讼、仲裁及烦心事”，因此，他希望儿子学习知识成为“工程师”“测量员”“估价师”或者“精明的生意人”，像自己的朋友赖利那样。因为赖利“根本就不惧怕威科姆，瞪眼瞧着他就像一只猫盯着另一只猫一样狠”[2]9。特里夫希望汤姆学习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知识，但其目的却不是融入兴起的资本主义浪潮，而是捍卫乡绅阶层的既得利益。

通过朋友赖利的牵线搭桥，特里夫付出高额的学费，将汤姆送到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牧师斯特林家中修学。然而所学的不是特里夫所希望的成为工程师、生意人的知识，而是拉丁文法和英语纠音[2]134。中世纪以来，拉丁文知识与基督教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基督教与封建君主及贵族形成宗主依附关系(patronage)：前者在意识形态上保障后者的正统地位，后者资助前者从而保障其在社会的地位。拉丁文及其所承载的知识是这种关系的一种表征。然而，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削弱了君主及贵族的地位。贵族已经无力资助，其结果是基督教在这场大变革中经历洗礼。没有了宗主的资助，牧师斯特林只得自己谋求出路，他在家中收徒，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教书……希望带一两个学生以充实空闲的时光”[3]21，而是因为他得维持自己体面的生计。

对于向牧师学习，特里夫也有过犹疑。“请牧师教小孩怎样做个生意人，是不是学问过犹不及了呢？我的印象中，牧师那一套学识大多没什么用了。我不希望汤姆学这些。我希望他学记算，写字像印出来的。”[2]22特里夫所指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计算统计与簿记。这与拉丁文法和英语纠音形成强烈的对照。一方面是表征进步意识的知识，一方面是代表保守意识的知识。计算统计和簿记可以让汤姆找个体面的工作，拉丁文法和英语纠音在那个变革时代却显得没有用武之地。汤姆所学与特里夫所求南辕北辙。但是特里夫相信赖利，觉得自己信赖的生意人赖利不会骗他，也就打消了疑虑，答应送汤姆入学。

汤姆真正学习计算统计与簿记知识是在家庭破产之后。特里夫又一次输了诉讼，连自家的祖产磨坊都输了。他已经没有能力再资助自己的儿子继续学业。16岁的汤姆决心和父亲一起重振家业。他找到身为银行股东的姨父迪恩(Deane)，希望他给自己安排一个工作。迪恩对他以前的学业进行一番无情的奚落之后，最终还是让他从最基层干起，从学习簿记做起。汤姆终于如父亲所愿，开始学习所谓有用的知识，可以与威科姆抗衡的知识。然则，律法知识和簿记一样，都属于进步意识中的知识，都促进英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换言之，汤姆不是走到了威科姆的对立面，而是与威科姆一道拥抱代表进步意识的知识。所不同的是，威科姆具有资本主义意识中的侵略本性，而汤姆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重振家业，维持家族昔日的尊严。

因此，当汤姆和父亲攒足了存款，二人决然赎回磨坊。从此汤姆抛弃了自己在姨父银行中光明的前途，重新当起了磨坊主。在南部乡村的大变局中，汤姆和父亲一样，不愿意接受改变，不愿意拥抱代表新兴资本主义的知识及其带来的大好前程。对于他们来说，获取表征新兴资本主义的知识只是为了固守其乡绅利益。用代表进步意识的知识去固守正在没落的利益，结果是用代表进步意识的知识去掣肘进步意识，成为进步意识的绊脚石。

二、玛吉与知识接受

如果说特里夫一家将汤姆对知识的掌握视作决定家族前途命运的大事，这个家庭对汤姆妹妹玛吉所持的却是压制态度。为了厘清玛吉与知识接受的关系，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思考：首先是在当时的知识结构中，女性处于什么地位；然后是玛吉对知识的渴求与欲望的被压制。

约翰·穆勒说，“女性从属于男性是一个普遍惯例”[4]130。无论是封建时代，还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英国社会中女性不仅从属于男性，甚至被视为男性的财产。英国长期以来属于一种男权社会。在这种男权社会的知识观念中，女性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恶魔”。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女性的“‘天使’和‘恶魔’形象是男性作家创造的”[5]17。我们应该可以更进一步指出，女性的这两种形象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天使和恶魔可以被解读为顺从和反抗。既然女性从属于男性，是男性的财产，就应该顺从男性的意愿，在家庭中做一个谦逊温柔的天使；否则，女性就会挑战男权，会成为男权社会的恶魔。为了让女性安心在家中做一位天使，就必须对其加以控制，不能让其为所欲为。在该部小说中，幼年的玛吉聪明、乖巧，与自己的哥哥相亲相爱。但是也会因为哥哥肆意主张自己的权力而觉得委屈与不平等。渴望平等与关爱的玛吉在哥哥的权力压制下猛然间变成恶魔美杜莎[2]101。然而，压制玛吉的不仅仅是哥哥，而是整个家庭。父亲知道玛吉聪明，爱看书，懂得的东西也不少。然而，在父亲看来，这正是她的缺点。特里夫连说两个“不是好事”。在他眼里，“女人不应该聪明，[他]害怕这个聪明会惹麻烦”[2]17。其实，女性的从属地位，女性应该成为顺从的天使而不是聪明的女人，本身就是当时英国各阶层的共识，是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然而年幼的玛吉似乎对这些女性的禁锢一无所知。当父亲一方面在好朋友赖利面前夸耀玛吉聪明好学，一方面又感叹她的聪明可能会为她自己带来麻烦的时候，玛吉天真地以为赖利会因自己的聪敏好学而另眼相看，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否定与劝诫。她的聪敏与天真在这个环境里处处受到压制。终于，有一天，她变成了美杜莎，想要逃离自己的家族，跟着吉普赛人无拘无束地浪迹天涯。她不知道在男权的世界里，女性要么是顺从的天使，要么是恶魔。看到温顺的表妹露西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她以为这个她熟悉的世界容不下的只有她一个。她意图从这个世界逃亡。这一次出走逃离，让她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这是家族给玛吉上的一堂重要的人生课。从此后，她不再公然炫耀自己的学识，不再嫉妒哥哥为所欲为的权力。她默然接受家庭给她安排的一切，小心翼翼地爱着自己的父母和哥哥。

玛吉从一个热切渴求知识、平等与关爱的女孩转变成主动压制自己内心各种欲望，努力成为家中顺从的天使的女性，符合父亲和哥哥对她的期待，符合家族对她的期待。然而这种压制对于女性来说却是非常残忍的。

三、知识与权力

很明显，特里夫一家对待知识的态度是男女有别的。这种以人的性别差异而构建的知识观具有鲜明的权力色彩。福柯认为，作为力量关系的权力无处不在，“内在于权力作用的领域，构建所作用领域的结构”[6]92。实际上，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明确提出，“权力具有生产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体以及可能从个体身上获取的知识，都是权力生产的”。[7]P194作为力量关系的权力不但生产知识，而且监视与检查知识的接受情况。这是权力的规训功能。社会是边沁式的全景敞视规训社会。资产阶级与特权贵族的合谋，构筑了既适合资本主义发展，又迎合特权意识的权力关系，在人文道德领域固守着曾经的女性天使与恶魔的知识认知，在学科知识领域生成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类学科知识。

玛吉处在全景敞视的规训社会之中，她的一举一动都接受规训权力的监督与检验，在此过程中，她本人也接受该权利的塑造。玛吉的天真违反了规训权力为女性所量身生产的知识，她的聪颖好学和向往平等自由更是对规训权力的践踏。为此，玛吉必须受到惩罚。惩罚的目的是规训玛吉，将其塑造成顺从的天使。父亲在她面前明言她的聪明将会给她带来麻烦，女性聪明不是好事；赖利得知她看了很多书不但不夸奖她，还劝诫她看些对女孩子有用的书。这些都是对玛吉的惩罚与规训，是在塑造她成为一个顺从的天使。最能体现规训权力对玛吉的塑造的当属家庭对汤姆和玛吉的态度以及汤姆和玛吉的互动。特里夫及其家人，甚至还包括赖利，都认为玛吉比汤姆聪明。特里夫曾经感叹，“[玛吉]不是个男孩，真是太可惜了——如若不然，她一定可以制服那些律师，一定可以的”[2]19。甚至玛吉自己也认为比哥哥汤姆聪明些。在斯特林的家中，在有关学习簿记和计算的，在许多场合，玛吉都表达过和哥哥共同学习，然后再指导哥哥的意愿。玛吉完全是处于对家庭及汤姆的关爱，才献计献策的。不幸的是，其意虽好，在男权的社会中，其心必诛。这种善意践踏了男性的权威，挑战了男权世界的规训权力。汤姆必定要给妹妹上一课：“‘你叫我！你可真行。’…… ‘你总把自己置于我与别人之上，我早就想告诫你了……你总以为自己比谁都强，可几乎每一次你都错了。我比你更有判断力。’”[2]234这是规训权力对玛吉最严厉的警告。在这个权力所生成的知识中，男女的地位不是依照聪明与否来界定的，是依照性别的既定事实界定的。无论女性多么聪明，她必须从属、温顺，否则就是添麻烦。一旦女性的聪明遇上男性，聪明注定要褪色，否则就会遭受规训权力无情的压制。因此，汤姆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妹妹：“我一定会一如既往地照顾你，但你得听我的。”[2]235显然，女性最重要的知识接受在于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在于安然地扮演顺从的天使。

然而规训权力并不是社会权力的全部。权力是一种力量关系，其中各种力量纵横捭阖，顺从反抗，生产出不同的社会样态与现实。贵族阶层与资产阶级合谋，表征为保守意识与进步意识的妥协，其深层则是力量关系的再组合。在这种重新组合的权力作用下，贵族特权与文化渗透进以扩张和发展为主旋律的资本，一方面坚守保守的意识和文化，如必须将女性规训成为顺从的天使，一方面促进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变革。汤姆对知识的接受是对这种权力作用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变革的反应。父亲特里夫最大的愿望是保存祖业，维持恬静悠闲的乡绅生活方式。面对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威胁，他意图用新生的知识武装儿子，进而凭借儿子的力量维系祖产的存续。凭借簿记等表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知识，汤姆确实助力父亲，暂时维系了磨坊的运行。然而艾略特没有让磨坊的失而复得成为小说的欢喜结局，却让一场洪水冲毁了磨坊，结束了汤姆和玛吉的生命。这一悲惨的结尾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及不满，表征为对贵族与资产阶级合谋后，权力与资本所生成的知识的清醒认知与不满。汤姆拥抱了表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知识，在迪恩的银行大有前途，却因赎回磨坊而全然抛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知识，回归被蚕食侵略的，并必将覆灭的传统生产方式。他的回归注定了他必将消失的命运。作者不忍心让汤姆再一次在社会变革中倾家荡产，宁愿借助洪水的力量将汤姆和家产一同淹没，这表明艾略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汹汹之势有着清醒的认知。

如果说，汤姆和磨坊的淹没出于作者的恻隐之心，而洪水吞噬玛吉则彰显艾略特的愤愤之情。玛吉的聪慧与汤姆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在变革时期坚持不变的却是女性的地位。将女性规训成为顺从的天使，不但扭曲了女性的个性，阻碍了女性向上发展的道路，更让女性在面对困难与灾难之时苍白无力、束手无策，只能仰赖男性的力量。艾略特以洪水淹没玛吉，是一声抗议，一声哀叹，更是一声呼吁。呼吁不要让女性在天使和恶魔之间抉择，让她们成为自己，以自己的聪颖来担当家庭及社会责任。

知识具有时代性特征。通过研究特里夫一家对知识的认知与态度，可以发现19世纪上半叶英国乡村在变革时期所经历的痛苦挣扎，可以窥探特权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合谋对乡村意识的蚕食与颠覆，更可以感受作者艾略特对女性地位的悲愤，对乡绅阶层没落之前痛苦的挣扎与执着的守旧的同情与无奈。对文学文本中所呈现的时代性知识的研究将会为文学解读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