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遗产中的时间断裂

王开璇

摘  要：动态语境为文化遗产的生长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与更大的不确定性。在城市化与遗产实践的并行进程中，城市遗产的场所感被削弱，机械化时间被超越，呈现出碎片化的断裂。上海市遗产实践的若干案例表明，城市遗产发生时间断裂的常见标记是：地方独特性的消退、城市景观的不连续性以及人地关系的疏离。这些标记为城市织补提供了新的思路：要将遗产保护与过去的多样形态相连，收获居民对遗产价值的认同感，打破单一的城市遗产形象。

关键词：城市遗产;时间断裂;城市织补

中图分类號：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0）04-0065-04

一、时间断裂的提出

（一）城市遗产研究对时间断裂的关注

城市遗产指当代城市的历史遗留物，即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遗产或城市纪念物[1]。在遗产概念随城市发展而拓展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方式、习俗信仰等对空间与环境表达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生活实践也被纳入城市遗产范畴。城市遗产的相关研究，聚焦实体空间探讨其异质性的较多，但少有以时间断裂作为切入点的案例。Kadri Kasemets[2]对废墟遗产的时间进行过阐释，认为时间断裂可以被描述为自然时间对先前社会时间的超越。Hartog[3]提出遗产表现为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断裂的迹象，是从一种记忆状态向另一种记忆状态加速转变的实际体验。在城市化与遗产实践的并行进程中，城市遗产的场所感被削弱，时间的单向流动时常被打破。巴什拉认为时间的本质在于突发的瞬间[4];本雅明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爆破历史的连续统一进程，而不以单纯的时间衡量历史[5];吉登斯[6]认为断裂性是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许多关键层面，现代与之前都存在不连续。以上研究都体现出对整体结构下出现的空隙与断点的强烈关注。从断裂视角观察城市遗产的时间秩序能为遗产实践提供新的灵感。

（二）时间断裂对遗产保护的影响

时间断裂，指遗产在时间秩序上的断层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群在时间感上的不连续。这里的“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物理层面作为衡量尺度的机械化时间;二是人在脱离计时工具的条件下对延续性与顺序性的觉知，即时间感。在城市环境下，依据时间断裂的表现为遗产保护开辟新空间，可以令参错的时间层面变得贴近。我们既要关注断裂处滋生的问题，也要重视在动态语境中及时调整理念，科学评估修复方法，达成各种资源的可持续配合。纵观近二十年来城市遗产保护的重要理论，《西安宣言》发展了周边环境的概念，突出了亚太地区与中国特色[7];《魁北克宣言》旨在对场所精神进行维护，强调了人的参与[8];《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呼吁采用历史性城镇景观方法（HUL）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9];“织补城市”的理念注重保护城市文脉，提升城市识别性。以上理论都潜在涉及时间断裂的修复。

二、时间断裂的表现

时间断裂发生的本因是遗产的连续性。福柯将博物馆等场所称为异托邦，认为在这种场所中时间一直不断地集聚，栖息在时间的顶峰，遗产场所独立于时间之外，包含所有时间、时代、形式，是对于时间的一种无限的连续不断的积累[10]。遗产的连续性与遗产自身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的生命规律产生矛盾，使得时间断裂的发生成为必然。从外部诱因分析，城市空间的流动性、遗产开发的功利性、人的怀旧情绪与现代化的悖反、城市主体和他者的争议、遗产的累积性与个体生命片段性的矛盾等，均有可能作为变量，加剧遗产时间断裂。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城市变迁较为剧烈，地方独特性的消退、城市景观的不连续以及人地关系的疏离，是上海城市遗产发生时间断裂的显著标记。

（一）地方独特性的消退

城市遗产中的时间断裂时常体现在建筑群新旧分布断裂、内外风格断裂、今昔功能断裂，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群知觉断裂、行为断裂等。David Harvey指出，断裂包含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和说服力[11]。常有本不该发生的事确凿发生了，这种断裂可被形容为是一种突然性，指在传统环境下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现象。当地域的时间轨迹被中断，地方独特性便随之削减。

石库门是上海最具特色的居民住宅，脱胎于中式传统四合院，采用石料作为门框，建筑形态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对称的特点，总体分布采用了欧洲联排式风格，不仅展现着上海特定历史背景下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也承载着里弄社区中密切的邻里关系。新天地曾是一个石库门建筑旧区，位于淮海中路南侧，如今是一条集餐饮、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步行街。这一区域映射出典型的时间断裂：老式建筑的门牌和外表还在，内部已被改造为现代化商铺。如此“上海风情”在内在表达上已然遁入同质化的窘迫中。穿梭在新天地的巷弄，能依稀触及旧上海时刻，但一踏入建筑内部，一种去地方化的世界时间扑面而来，内外断裂成了新天地最明显的时态标记。

（二）城市景观的不连续性

城市景观是从多个角度对城市意向的表达，是从物质与非物质领域对城市特色的诠释，最能揭示城市遗产的时空状态。Tiamsoon Sirisrisak[12]将城市景观的要素进行了归纳，包括建筑、天际线、循环类型、眺望风景、小尺度元素、植被等物质要素，以及城市功能、地名方言、社会传统、历史故事、生活方式、饮食、当地信仰与智慧等非物质要素。

上海的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全部分布在上海的浦西老城区，这些区域依然聚居着很多老上海人。从《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分布图》（2004版）与《上海商业面积分布图》（2019版）的对比中可看出，传统与现代的切换就在转角之间，物质元素与非物质元素错愕交织，形成城市景观的断层。

在虹口区海伦路附近，城市景观的断裂性更加明显。路口远眺，上海金融中心、东方明珠等现代标志建筑赫然矗立;近处却是一片老式民房，沿街房一层挂着手写的店铺招牌，二楼的竹竿上晾晒着衣服，老人坐在家门口下棋聊天，孩子们在巷弄里追逐玩耍。这些图景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奇妙地指向过去：装潢、街景固化着过去，方言、人际延展着过去。然而周边林立的摩登建筑和现代化的天际线则急于书写另一幅时空图景，无法挽留的遗产与时间流逝的冷酷交织碰撞，巨大的时间断裂被标注在咫尺之间。

城市景观的非物质元素也存在断裂。以方言为例，城市规模化的人口流动稀释了城市遗产最直接的传承人[13]，本土方言热度降低和多语码混杂成为时间断裂的显著标记。上海话是吴语的代表，留有古汉语遗迹，呈现出明显的化石感，沪语传承了沪文化，也留存了租界时期沪语与外语的接触遗迹（如“洋泾浜语”），本身就是活着的文物。然而共同语推广背景下，很少能听到弄堂巷口传来浓厚乡土民歌、童谣了，本土家世背景下的年轻人，也不会或不常说上海话了，方言的连续性被大大削弱。

（三）人地关系的疏离

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提到，人对环境的熟悉很容易产生一种依附感[14]，但都市人频繁换工作、搬家，在丰富的机遇中做最优选择，人地关系是不稳定的。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中将建筑比拟为机械，提出住宅是居住的机器[15]。现代城市中，格笼建筑也确如机器般缺少温度。建筑形式语言被过度强调的后果就是阻碍了理解，在设计师与使用者之间形成隔阂。断裂性多存在于阐述与解码的冲突之中[16]，这种冲突可能会在城市遗产的时间表征上反复出现或被重新演绎，但永不会被消除。

全球化加速了各种社会要素的流动。Castells[17]认为社会是围绕流动而建构的，资本、信息、技术、映像、声音等都在流动。流动空间弱化了地区的行政边界与社会关系限制，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疏离，在上海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2019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8]，外省来沪人口与上海户籍人口的比例約为2：3。空间异质背景下，他者与主体的情怀难以认同，他者的城市认知是新潮的、前沿的，与老上海人基于怀旧情怀、从与经验关联的场所中生成的时间观形成了平行宇宙般的双时态。

三、时间断裂的织补

时间断裂在遗产保护视域下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并不意味着崩塌与终止，相反，它为科学织补提供了可能。织补的宗旨就是要凸显遗产的地方独特性，弥补城市景观的断裂，愈合人地疏离，提升城市形象的识别性。

（一）要将遗产保护与过去的多样形态相连

遗产保护不应仅关注遗产的外观形态。在上海老城区的规划管理中，一些历史街区保留着风貌，但历史价值不被重视，有学者将其称为“没有历史的历史街区”[19]。“没有历史”不代表历史缺位，而是指标记着城市根源的老街面貌模糊、前途渺茫。以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为例，它是上海中心城区整体性最强、规模最大的一处以上海传统地域文化为特色的风貌区，留存了上海700多年城市发展的历史痕迹。截至2019年，老城厢仍有各类旧住房居民2.4万余户，其中1.7万住户家中无卫生设施，许多房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已完成的旧区改造中，可以看出以土地财政为主导的土地再利用模式，“露香园”地块形成了一个大型豪宅项目，历史港口“董家渡”区域几乎被完全拆除，新建了金融城与高级住宅区，标志性地标不复存在。此地见证历史与存储记忆的功能逐渐消退。

需根据遗产区域的连续特征进行规划，消除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发展的紧张关系。当务之急是对颁布时间较早的老城区保护规划进行重新评估与修订，规模、适切环境、传统习俗、精神信念、居民生活质量等与遗产实物遗存相关的多样形态亟需被纳入保护视野，避免人为加剧断裂。兼顾民生与遗产保护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所有拆、修与重建工作都需要经过审慎论证，将遗产保护与过去的多样形态连接，形成活态遗产风貌是上海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要收获居民对遗产价值的认同感

21世纪前，上海老城区老房一般租赁给低收入的外地移民。随着城区的绅士化，一些精英阶层出于追随老城区的建筑风格与文化底蕴选择迁居此处。然而，混杂的居住阶层很难具备构建社区记忆与社区认同的条件，在以“保留改造”代替“大拆大建”的旧城更新与遗产保护的实践中，矛盾与争端常常出现，由于固有房屋结构各不相同，倘若要对居民房屋进行优化升级，便不可避免会因改造方法的差异引发有关公平性的争议。老城区的居民缺乏对社区的归属感以及对遗产价值的认同感，在以社区为主要力量的建设与保护中凝聚力较弱，参与性较差。

这方面的织补关乎城市发展战略，需要决策层、城市形象的设计者与市民达成广泛一致。要从城市遗产里提炼城市精神，让居民成为遗产历史和遗产精神承继的主体。也就是说，在利用专业技术手段实施遗产外观保护与修复的同时，应多关注“人”的参与，多吸纳社区的声音，从民间征集遗产标识、保护方案，在政府、专家与社区之间找到平衡点。以往上海的城市遗产保护工作，社区主体性太弱，未来如果能由点及面地尝试“自下而上”的遗产保护实践，将有助于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在遗产认知方面达成共识来实现建成环境与城市景观的整体和谐。

（三）要打破单一的城市遗产形象

遗产形象关乎城市形象的定位。上海石库门建筑是建筑界的关注重心，被确立为上海近代城市肌理的形象代表。当石库门成为旧城保护的重点、旅游宣传的亮点时，那些同样作为城市肌理构成单元的城市形态演变、码头文化、屋里厢文化、沪语文化等，显得缺乏热度。Hoog Haages， Weeber表示，如果过分依赖于强化一个形象，对一个城市来说是一种危险[20]。

作为城市的历史遗留，城市遗产不应只重视历史建筑等显性的可以作为城市荣耀的遗产类型，还应关注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而逐渐模糊甚至衰微的城市故事、草根文化、方言景观等隐性的遗产类型。应建立起城市遗产分级保护机制，以保护那些没有显圣价值但却真实写意过土地和人群历史样态的城市遗产。隐性遗产的研究空间巨大，其中濒危遗产的分级认证迫在眉睫，特别是洋泾浜语、码头文化之类的高危遗产，它们日渐衰微、行将消失，应该对其实施一种“隐性保护”，即不以占据城市空间或旅游资源为目的的档案化保护。学术界与相关部门应避免固化上海的城市遗产形象，积极致力于将更丰富的遗产元素留存下来，将濒危而有正向场所精神的遗产项目推向公众视野。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