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机理分析与国际比较

龚志民 李子轩

[摘要]经济增长新常态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的，更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它与生产的相互支撑、相互制约和相互推动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把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并作关联性的考察，才能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做出准确的评估。经济与消费同步增长状态关乎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通过分析和比较发现，同步增长状态存在地区差异，同步程度越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越优。基于灰色系统理论，我们计算了9个国家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指数，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同步程度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而提升同步程度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和坚持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同步增长;灰色关联度;生产相对过剩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8-1763（2020）06-0058-08

一 引言

21世纪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8年的55.3%，居民消费率则由2000年的46.4%下降至2018年的38.7%。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稳定在80%左右的消费率，我国的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未见明显的增长态势。造成消费率低迷的直接原因是消费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使得消费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观察图1可以发现，以1998年为分界点，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速度交替领先。1998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几乎一直领先消费增长速度。若消费率持续下降，既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难以实现国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目标。因此，促进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将通过机理分析和国际比较揭示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关系的长期规律及其意义，并就如何实现我国消费与经济的同步增长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在以往的文献中，关注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少，更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二者的关系、重要性和影响等进行描述和解释。经济增长概念起源于威廉·配第。经历古典、新古典、新增长等诸多流派的发展，我们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认知，由最初的资本决定论逐渐扩充到劳动和技术进步等。至今，研究经济增长的主题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除了极具代表性的制度决定论以外，学者们还将注意力转移到贸易、不平等、金融，以及分工理论等诸多领域。显然，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着供给领域展开，而对需求因素的限制作用则缺乏深入的探讨。虽然哈罗德多马模型已经引入需求因素，但并未引起新古典经济学流派的重视，即便在对需求因素的研究中，重点也是投资而非消费。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本质都是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都必须周而复始地经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四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并且缺一不可。正是由于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注定了消费和增长之间必然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唯物辩证关系。所谓生产决定消费是指人类消费什么、消费多少，都是由生产发展水平决定的，消费不能脱离实际的生产力水平。而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是指消费从两个方面影响着生产：一是消费实现了生产，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消费是生产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前提和动力。Buera and Kaboski认为，有必要将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结合起来理解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过程。基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是互为因果的关系。需求对于供给的刺激作用使得消费的不断增长势必拉动经济增长，其拉动作用会随着自身体量和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此外，消费需求也可以通过对供给的导向作用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及经济体的结构。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透彻地分析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和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为研究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作为一般原理，并不能直观地用来说明在实践中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变动规律，还需要借助其他技术手段。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只有在社会再生产分析框架中，基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结合具体情况展开分析和研究，才能准确把握消费与增长之间的长期数量关系并揭示其背后的规律。这对于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应对新常态提出的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 经济与消费同步增长的机理分析

所谓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国或地区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包括消费从属于经济核算的一部分，同时也应当包含生产与消费的相互支撑、相互制约和相互推动等诸多联系。我们不妨以生产与消费的增速为切入点展开分析。为了获得直观认识，我们利用Penn WorldTable数据库，考察经济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速度的变动，并得到中德法英日美印澳巴9国1978-2017年的经济与消费增长速度之差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事实表明，四十年间各个国家的速度差曲线在x轴上下波动，这说明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是交替领先的。

经济增速与消费增速交替领先是现实中的常态。但理论上，经济与消费的增长速度的长期关系还存在另外三种状态，分别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大于、小于或等于消费增长速度。基于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基本原理，我们首先指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总量关系应该符合两个原则：一是消费总量不能超过总产出（按时间加总）。这是因为消费是生产所得经过分配和交换后的结果，所以消费的存在必须建立在特定的对象之上，只有产品与服务被生产出来才能形成相应的消费。二是消费率不能趋向于零。如果经济活动的总产出中的绝大部分不是直接消费品，而是为维持少量（极小的比例）消费品的生产所做的投资，那么经济增长便偏离了“初衷”，技术进步“得不偿失”。总体来看，“得不偿失”的技术进步是无法长期立足的。现实情况是，在全球范围内，60%的投资率已经是很高的投资率，甚至是遭人诟病的投资率。我们以这两个基本原则为基础对经济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速度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下为推导过程。

以Y和C分别代表经济（产出）总量和消费总量，用y和c分别表示经济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速度。所有变量都被假定为时间t的函数，t时期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分别用Y_t和y_t来表示。假设经济总量和消费总量的初始值分别为Y₀和C₀，那么t时期的经济总量和消费总量与各期增长速度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实现经济与消费的理想同步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我们没有发现能实现理想同步增长的经济体。如前所述，经济增速与消费增速交错领先是现实中的常态。正因为如此，我们追求的不是理想同步增长，而是力求实现“次优”状态：经济增速与消费增速交替领先且两者之差尽可能小。尽管如此，对理想同步增长的分析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如果一个经济体处于理想同步增長状态，这意味着消费率处于均衡状态，供求协调发展得以实现。倘若不然，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存在改变自身决策和行为的动机，当前消费率将会发生变化。理想同步增长也意味着，最优的资源配置得以实现。实际上，优化资源配置的本质是，合理配置资源以最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其标志就是供求协调发展。在现实中，由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和信息的不完全性，供求平衡只能在波动中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速度交替领先在所难免。我们希望的状态是，“供求失衡”的尺度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且能够被及时“校正”，即避免“大起大落”。简而言之，就是把经济增速与消费增速交替领先的落差控制在较小的幅度之内。基于此，理想同步增长仅仅是一个参照，在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提高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同步程度”是一个更现实的目标。

四 同步增长程度的定义、计算和国际比较

在更宽的视野或更大的尺度下（比如，5年、10年或更长的时间），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终归是趋于平衡的。即从累计的视角来看，供求是趋于平衡的。但这种平衡可能是通过剧烈的波动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较短的周期（比如一年）内的“供求失衡”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或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落差可能是比较大的。短期内供求的剧烈波动意味着效率的损失和巨大的代价，所以，长期均衡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长期均衡不能说明效率的高低。然而，对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长期考察有助于与我们更好地洞察两者之间的变化规律。比如，我们可以利用累计消费（更长周期内的消费总量）和累计消费率（更长时间内的消费总量与经济总产出之比）对经济体的增长效益进行评估。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正是从长期均衡的角度，提出了理想同步增长的概念。尽管经济与消费的理想同步增长在实践中难以实现，但它却是我们分析现实经济运行状态的增长效益的重要参照。理想同步增长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长期处于均衡状态，或经过短期调整之后永久处于均衡状态，也就是说，供求达到了精准的匹配状态。这当然意味着最优效率的实现和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由于这种理想状态不能真正实现，我们自然希望获得“次优结果”：使实际经济运行接近这种理想状态。这是我们考察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同步程度”的动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自然想测度经济体实际运行的状态与理想同步增长之间的“差距”，并将其作为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同步指数，以刻画同步程度。直观上，如果我们把一个经济体每个时刻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速度的差描绘成曲线，该曲线便包含了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同步程度的全部信息。计算速度差曲线与X轴所围成的区域面积，它的倒数便是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同步程度的良好测度。但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在实践中能够获得的一般是离散的数据样本，于是，我们使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色关联度来测算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同步指数。也就是说，基于某个经济体的经济与消费增长的离散数据，我们计算适当定义的灰色关联度，把它作为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同步指数。同步指数越高，同步程度就越高，也就意味着经济体的表现越好。以下为计算过程。

（一）数据来源与初步计算

同第三节一致，本研究从PennWorldTable9.1选择了来源于中德法英日美印澳巴一共9个国家，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2017年的数据，通过计算每一个经济体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速度之差，得到比较数列为：

（二）确定参照数列和权重

依据我们的目的，作为参照的数列应该由处于理想同步增长状态的速度差表示，而在理想同步增长状态下，经济增速与消费增速之差几乎为零，故我们选取的参照数列为：x₀=（0，0，…，0）。由于评价指标只是不同年份的速度差，与参照数列并没有量纲上的差别，故不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每一年的速度差与理想同步程度的差距在整个评价过程中应当是同等重要的，故每一个年份在差距上的权重也是相同的。

（三）关联度计算和同步指数排序

按照灰色关联度的计算公式，我们首先计算每一个经济体每一个年份的关联系数，然后基于每年的关联系数通过求均值得到每一个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Y_t，如下所示：

我们把γ_i作为同步指数。根据γ_i的大小，我们就可以比较9个国家的实际同步增长状态。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表明，中国在9个国家中同步程度最低，同步指数仅为0.697，不仅与发达国家平均同步指数在0.80以上的水平存在差距，即便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和巴西相比也有一定差距。这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从同步程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失衡，供求协调发展存在较大的不足。通过观察中国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速度差曲线（见图2），我们发现，导致中国同步程度偏低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长期领先于消费增长速度，这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很大影响。这也表明我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五 同步程度大小的决定因素

考虑到中国在9个国家中的同步指数是最低的，如下问题自然会提出：造成我国同步程度偏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更一般的问题是，决定同步程度大小的因素是什么？如何提高我国经济与消费的同步增长程度？由于同步指数测度的是经济体实际表现与理想同步增长状态之间的“差距”，因此，同步程度的影响因素就是经济体实际运行偏离理想同步增长状态的因素。

第一，市场机制对于经济与消费的同步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按照马克思系统论的观点，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现代金融体系下，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之一的交换隐含在消费过程中，因此，生产与消费在收入分配支撑下所表现出的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循环往复运动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动力”是否流畅取决于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循环运动是否顺畅。所以，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同步程度取决于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的状态，即取决于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联动与匹配。而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协调发展，本质上就是要求合理配置资源以尽可能地满足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首先，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各个经济主体为了使生产要素的回报获得最大化，就必须使资源流动的方向与消费者需求意愿保持一致，这正是市场机制的逻辑：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是获得最高收益的唯一途径。完善的市场机制才能激励企业为消费者提供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好的产品与服务。所以，为了促进经济与消费的同步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必须坚持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首先，坚持消费需求导向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应有之义。如果没有消费需求导向，供给的有效性根本无从谈起，也无法验证。其次，根据“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基本原理，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离不开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它也是保持经济增长动力流畅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实践也证明了坚持消费需求导向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性。中国当前之所以出现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需求导向的缺失，供给侧没有贯彻经济增长的宗旨，阻断了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正是因为消费需求导向的缺失，消费者的意愿与需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了低端产品的供给过剩和优质、多样化的高端消费品的供给不足，以至于低端产品供大于求，又同时需要进口更多的高端产品以满足消费需求，供需不匹配在所难免。此外，如果失去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企业便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方向。

第三，收入分配对于经济与消费的同步发展具有支撑性作用。如上所述，生产与消费之间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循环往复运动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收入分配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具体来说，收入分配的资源配置功能与激励机制影响供给，其分配结果决定居民购买力分布进而影响总需求，即收入分配联结供求并支撑着供求的协调发展。就是说，收入分配是供求联动的“枢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撑。经济与消费的同步增长快慢取决于经济增长动力是否流畅，作为动力支撑的收入分配自然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也深刻地揭示了收入分配的作用。雖然马克思的分析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但它对于生产过剩本质的洞察是富有启发性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攫取，而后又转变成资本投入社会再生产中，资本的唯一“需要”是增值，并不是为了提高民众福祉。因为工人创造的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全社会的购买力与总产出严重背离，所以，私有资本带来的生产能力提升与消费需求的提升是不匹配的，这就使得生产的相对过剩不可避免。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供求扭曲是源于收入分配的扭曲。马克思的分析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收入分配对供求协调发展、经济与消费同步发展的重要性。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应当存在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似是而非的论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而生产过剩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都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可能性。相对过剩的程度取决于收入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供求的联动与匹配。在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下（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低收入群体规模较大），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限制资本收益率具有重要意义。这样既可以强化收入分配对劳动，尤其是创造性劳动的激励效应，又能够促进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从而提升社会总需求，进而形成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良性互动。图3展现了中美日英法德6国自1993年到2017年的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很明显，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在整个时间跨度内都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我国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同步程度低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国际比较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经济与消费的理想同步增长状态是难以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消费增长速度的交替领先是现实经济运行的常态。实际经济运行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刻画了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同步程度，同步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以及收入分配对供求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基于此，为实现我国消费与经济的同步增长，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兼顾效率与公平，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实现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体制机制。

二是完善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制度安排，逐步提升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此举有助于增加劳动者劳动报酬，实现劳动报酬与经济同步增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较大幅度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所有居民及其家庭都可以得到必要的社会保障，逐步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治、居有其所、困有所保。

四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和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