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域文化视角的诗歌观念与实践
——21世纪前叶东北第三代诗人创作述论

刘 利 凤

第三代诗歌运动在当代诗坛曾引起轰动，在这场涉及全国的波澜壮阔又众议纷纭的诗歌运动中，东北诗人群异军突起，以徐敬亚、邵春光、郭力家等人为代表从诗坛边缘走向中心，一时间成为主流和热点。近些年，对第三代诗人的研究多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上，对21世纪仍在坚持写作的第三代诗人尤其是东北诗人群体的研究甚少。东北第三代诗人一面从自我世界和情感的深挖中，发现诗歌的真正意义；一面从不断更新的诗歌理念和创作实践中，探寻中国先锋诗歌的真正出路。他们的创作不仅延续了20世纪第三代诗人写作的精神，也因为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东北风”特色的诗歌体系。无论是从语言的表现形式，还是诗意内涵和创作理念上，都出现了新气象——过去那种闯关东的东北人的开拓意识、创新思维、敢想敢干和奋斗精神在这一时期复苏了，作品体现出东北作家鲜有的开放性、先锋性和自觉使命担当的精神。这不仅使东北诗人确立了他们在当代诗坛的地位，也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自觉的创新意识：以先锋性和开放性为表征

自18世纪后半叶以来，“先锋性”这一概念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并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它所富含的精神文化特质彰显了“强烈的战斗意识，对不遵从主义的颂扬，勇往直前的探索，以及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对于时间与内在性必然战胜传统的确信不疑，(这些传统试图成为永恒、不可更改和先验地确定了的东西)”。(1)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这些特质恰恰是东北第三代诗人创作兴起以来就有的，东北第三代诗人张扬的诗歌精神和探索意向强调的是个体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和反价值、反文化、反崇高，集中体现在东北诗人群的特点是其诗歌美学追求逐渐走向了日常生活的俗美呈现，意象捕捉注重细节，审美与审丑并行。在诗歌体式和语言的范式上，许多诗人专注于变革与创新，竭力打破惯用的常规，挣脱语法规则的束缚，打破诗歌语言的板结状态，以幽默感置换沉重感，反讽替代鞭挞，以鲜明的先锋性和开放与包容性，赋予诗歌一种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鲜活性。

诗歌体式上的创新以曲有源为代表。进入21世纪以后，曲有源创作了以《水中的尘埃》《缢过的青春》《季节》《邮筒今昔》等为代表的一批绝句体白话诗。(2)曲有源：《关于绝句体白话诗》，http://blog.sina.com.cn/quyouyuan。从形式看，诗句极其短促凝练，大部分诗句每一行不超过五个字，有的甚至一行就一个字，意象多以普通事物为主，善用拟人、对比等修辞手法，以形象生动的口语表述时代的变迁、生活的感悟，以散文式的起承转合完成结构上的跳跃，篇幅虽然短，但内部却有起承转合的极大张力，对内在化事物本质特征及细节进行诗意的观察和思考，最后进行哲理的锻造与陈述，让人读罢回味感叹。绝句体白话诗因其“在文化基因的传承上和传统诗歌技巧的扬弃上所取得的双重突破，而成为汉语诗界最具意义的成果，不论在诗坛还是学界，所产生的作用都将是巨大和深远的”。(3)任林举：《解析曲有源的诗歌近作》，《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第167-168页。

东北第三代诗人创作的先锋性和包容性在语言方面主要是将口语、方言等大胆入诗。最初以20世纪80年代的《太阳》所刊发的诗歌作品为先河，进入21世纪之后，诗人们这种语言上的先锋性更为明显，语言表达面向生活，无所不包，极具开放性，诗歌充满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个体经验感受，以王小妮、曲有源、马辉、邵春光、郭力家为代表。

王小妮带有一定印象派色彩和口语风格的抒情诗写作在21世纪以后愈加成熟。《思念》《送别》《沧桑》《爱的精灵》《布谷钟》《致雾霾》等运用的是自然、松弛、生活化、情节化的诗歌语言，既文雅又实在，如《飞机正经过正午的武汉》：“偶尔瞄一眼天尽头三朵膨胀的蘑菇/这时候的云缝下出现了城市/一小片人间/一小片污点/像摔倒的拾荒人/像是灰云彩的暗影/像牙签盒胡乱的翻倒/像慌张的救援队展开一条旧线毯/我在心里回忆着武汉……”。(4)王小妮：《“中国好诗·第四季”诗欣赏/王小妮：致另一个世界》，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1224/21/7863900_804209718.shtml。看似平淡无奇的大白话，却产生了一种平滑的画面质感，词语和意象背后蕴含的意义在松弛的阅读中呈现出了多义性和丰富性，对武汉的人间烟火气息的描述立体饱满。这样的创作以对生活的包容与开放使诗歌无限地接近了生活，就像王小妮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我不喜欢用书面语，我感觉那不是我的语言，有些隔阂。有些人一直认为只有某种假模假样的语言才是‘诗的语言’。我的理解，根本没有那种东西！诗，是现实的意外。它所用的语言也必然只能是意外而全无套路可循。不然，诗怎么能进入人的内心？”(5)田志凌：《2003年度诗人：王小妮》，《南方都市报》2004年4月18日。虽然王小妮喜欢用口语，但这并没有妨碍诗人在平常细节的描写上形成一种张力外延，同时把内涵渗透到生存的真相和世界的本质上去。在《十支水莲》中，诗人发出了“花不觉得生命太短/人却活得太长”(6)王小妮：《十支水莲》，《诗歌月刊》2003年第7期，第4页。的对生命、自由和时间的思考。《致锈掉的下水道》揭示出了生存的重荷与艰辛。因此，有人说“她的口语表面上如‘白纸’，但实际蕴藏在背后的却是她那‘雪原灰兔的眼睛’。这些实中有虚、表面说事的口语背后，有诗人的人生领悟和独到的智性思考，这使得她的诗歌不会由于口语的加入而显得虚浮，反而使诗歌的言说更能抵达世界的真实”。(7)陈妮娜：《站在口语写作的边缘：诗人王小妮及其口语化诗歌》，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0年，第26页。

与曲有源和王小妮不同，马辉的诗歌语言以破坏语言为主要特色，词语悖境、搭配变异和反语法的表达方式在诗中随处可见，《我放下过天地，却从未放下过你——仓央嘉措诗传》中，作品都是口语表达，以词的错用为方式来呈现诗歌，语境圆融，意境饱满，诗歌化的哲理时时闪现。

如果说王小妮、马辉、曲有源等在语言表现上的先锋性各有所长，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扩张力，尽管“形成了一种强调汉语性，强调语言的魔术性、自然明朗的诗歌写作”，(8)董辑：《诗歌的曲有源和曲有源的诗歌》，《新文化报》2006年8月14日，第6版。但毕竟还具有一定传统诗歌写作的共性，那么邵春光和郭力家则彻底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表达方式。

众所周知，东北历史演变漫长，其间有众多地域和民族的融合，而且“构成东北方言的各层次方言没有逐层替代，不存在覆盖，多为平行发展并有交融,表现出浸润式和蛙跳式扩展”。(9)邹德文:《历史事件与东北方言的形成及其层次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184页。这就使东北方言既是历史积淀的结果，也是多民族智慧的结晶，口语词汇丰富、形象生动、幽默立体，往往在讽刺调侃中一语中的。邵春光恰到好处地将东北方言、俚语、切口甚至脏话入诗，让诗歌焕发了生命力，做到了诗和万物与世事人间百态相结合，让口语从生活中的大语境走入诗歌中的小语境并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产生了形象朴实的画面意境和尖锐讽刺的艺术效果。如《马粪纸上的牛》：“我天生是个结巴/说不出成串儿的话/我是扫盲班里的低才生/翻三回字典才成看懂/一篇儿连环画/埋汰我的王老师说我是/半个睁眼瞎”,(10)王法：《邵公春光特刊》，https://mp.weixin.qq.com/s/Exkngsaq3XasABL7rfhhlw。《渴望一场没有雷声的雨》：“渴望有一场没有雷声的雨/让老天唰唰地/为庄稼们输血……”。(11)邵春光：《渴望一场没有雷声的雨》，《诗歌月刊》2010年第6期，第33页。“一篇儿”“埋汰”“睁眼瞎”“唰唰地”等一些常用的东北方言把诗歌牢牢实实地拉进了现实生活，勾连出浓郁的东北生活流，没有文化乌托邦的虚张声势，也没有凌空蹈虚的崇高感，而是自然而然地在叙事中达到了自我人生与生命的对接，生活的酸甜苦辣、冷暖风寒都在看似戏谑的方言口语中得以展现和释放。

21世纪以后的郭力家在诗歌语言创新上比邵春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方面大量使用东北方言入诗，“整”“嘿嘿”“哼哼”“干啥”“咋”“唠扯”“胡咧咧”“扒苞米”皆登诗歌的大雅之堂；另一方面，对诗歌词语进行了肆无忌惮的“颠覆”与“异化”。颠覆，主要是指语序和词语形式搭配上的颠覆与重组，如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实事求神”“上善若你”“鲁鲁迅迅周树人”“文以载我/不稀的说”这样的词语。在主谓宾的排列上也大胆改变，如“一棵树在慢慢种下我/一棵树明火执仗种下我/一棵树/面朝芦花/借魂上坟……以后/她腾出手/一天一遍种下我”，(12)郭力家：《诗四首D4-1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1c8be0102x40c.html。形成了强烈而独特的情感冲击。异化，主要体现在词性和词语搭配以及对词语的随意拆分，如“我核心了我/好放下你/历史的下颚”(13)郭力家：《诗四首D4-1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1c8be0102x40c.html。，“前世今生了你的脸/每一次醒来都是离岸”(14)郭力家：《天真美如诗——郭力家诗句集135》，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31页。。这里将“核心”“前世今生”名词动词化，在诗歌语境下，名词、动词、形容词皆有生命，在不同的语境中都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还有类似“别具匠心了/你命不够运”(15)郭力家：《天真美如诗——郭力家诗句集135》，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27页。这样的诗句，他把“命运”二字进行了拆分，刷新了读者对词语固有搭配和词语搭配模式的认识，拓宽了读者的阅读视野。郭力家对以往的固定词语进行“野蛮”改动，通过颠覆与变异，使诗歌语言获得了极大的开放性，拓展了语言的诗性功能，丰富了语言表达真实思想和体验的功能，从而彻底解放诗意，创新了的汉语诗歌在意蕴空间上突破了知识分子诗歌写作的晦涩难懂，使诗歌的维度产生了多元化与多层化的可能。

东北第三代诗人在诗歌语言上的先锋性和开放性是其美学追求和审美理想的外在表现，他们在反思意识的驱动下，以向传统的美学规范与审美意识作最极端的反叛与挑战为自己创作的内在要求，以求新求变为己任，试图寻找并达到完全不同以往的、具有自己独特气质的创作之路。无论是曲有源对诗歌形式创新的贡献，还是邵春光、王小妮、郭力家等人在诗歌语言上的探索和创新，都无疑给东北诗坛注入了一股活力，也让东北诗人站在了中国当代诗坛的前锋和前卫的重要位置。这种创作的先锋性与开放性，究其根本原因是东北人骨子里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与向往，是东北人天性中真实直率的自然流露。东北这片地域上成长起来的人大都耿直刚烈，天生具有不屈的反叛精神，在放荡不羁的东北人眼中，文本形式没有框范与尺规，诗意是无限的，他们凭着直觉的抵达来尽情张扬生命力和自由精神。诗人们在写作姿态上对陈规的突破和革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期望诗歌能够在通向诗性、人性甚至是神性的路上进行不断的探索超越，从而抵达事物和文学的真正本质，在这个过程中，时代和精神的辽阔与高度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二、强烈为“平民”的创作底力：以人本主义精神为导向

东北第三代诗人的诗学主张始终不接受诗歌应该是高贵的、精美的，只有诗人才能写诗的美学观点，21世纪以后这种观点更加鲜明。郭力家认为诗歌只是人们用来说话的一种工具，谁都可以写，而且生活中的一切皆可以有诗意：存在即诗意。他的《诗记，清明》《夏碎片》《我习惯白山松水一样坚持写诗》《12月8号了我》等作品，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体悟出来的。《夏碎片》就是诗人种树时的所感所想，全诗共分为14个小节，每一节都以“一棵树怎么”开头，写出了种树的喜悦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生活、时间、生命、青春、友谊、孤独等种种感慨，以平民的姿态关注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并赋予其极为深刻独到的见解。

从生活中的处处有诗意，到人人可以写诗，东北第三代诗人进一步提倡用平民意识去写诗。他们的诗歌实践就是在语言上运用口语、方言，在内容上紧贴百姓生活，不回避宏大社会主题，但更关注世俗生活场景和平民真实生存状态及其生命意识，以抵达日常生活体验的创作追求，如邵春光的《2005年的第一场雨》：“先前长春下的雨/是掺了雪的雨/气温一路走低/企图走在春风里的人/掉进菜窖/他们青黄的面皮/像越冬的马铃薯在避光状态下/抽出的芽”。(16)王法：《邵公春光特刊》，https://mp.weixin.qq.com/s/Exkngsaq3XasABL7rfhhlw。写的就是一场春雨的场景和这种景别中的普通百姓的状态。兰亚明的《梦开始的地方》，徐敬亚的《我告诉儿子》，包临轩的《城市，请听我说——一个农民工的话》《杯子碎了》，朱凌波的《过年》《今夜的圣诞无雪》，杜占明的《我想》《婚姻院落》，任白的《夜读》写的都是普通人生活的情与景、事与物，以及王小妮创作中的日常化和松弛感，都是东北第三代诗人强烈的为平民创作意识的体现。正是这种松弛的姿态，为中国诗歌中固有的高贵意识的消破、呆板意象的解放、日常经验的出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穿透效应。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以平民的意识写诗也是对过去多少年来诗与生命关系过度神秘化的一种清洗与还原，不是单纯的消解崇高、反对神圣，而是要剥去戴在真相上的面具，让生活的本质和事物的本来面目赤裸裸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就像邵春光写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区别》：“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区别/是娘们儿和爷们儿的区别/痛并快乐着/和/越干越快乐”，(17)王法：《邵公春光特刊》，https://mp.weixin.qq.com/s/Exkngsaq3XasABL7rfhhlw。放浪不羁、诙谐幽默却又犀利地点破了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本质，话糙理不糙。《老邵这人》《悲欣的光》等作品也都毫不留情地抛开了关于生活的冠冕堂皇的语言伪饰，展示了一个城市贫民的寒碜、卑微和穷困，从而构成对披在时代身上的那层纸糊的七彩外套的揶揄与嘲弄，打破了诗歌和人民的疏离和隔膜。

东北第三代诗人平民化的表达方式，一方面将诗歌拉下高贵的神坛，另一方面又在印证诗歌可以表达人们的各种情感，而且将情感在诗中进行升华处理后，这些或平淡或消极的情绪也可以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真正的平民意识的一种体现。而这些东北第三代诗人之所以能够写出充满浓厚民间色彩的诗歌的一个原因归根于他们是浸润着东北地域文化成长起来的诗人，所以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把东北人的剽悍、幽默、乐观、耿直、大大咧咧和富于野性的塞外流民精神糅合在一起，正是这些和生活以及地域文化血肉相连的因素，使他们的诗在真实生存中找到了支点。邵春光当过工人下过岗，做过小贩卖过裤衩养过牛；吕贵品当过大学老师，改革开放后远赴深圳拓荒，后深入西部银川积累财富，下过海经过商，也曾两次面对死亡；徐敬亚一生起起伏伏，时而潜身商海，时而放纵山水，时而沉迷围棋与乒乓球，数年间淡出淡入诗坛；郭力家干过公安，当过编辑、书商，历经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变革；曲有源在乡镇当过兽医，在杂志社做过编辑；杜占明当过编辑，后又创办科技公司。这些诗人或是生存于平民阶层，或是出身于平民，或是常年关注并与平民百姓打交道，他们都曾经历过或亲眼见过生活的艰辛与心酸。因此，平民生活中那些中国特色荒诞、苦涩的日子，必将最后都化作他们的行行诗句。

为平民写诗，写平民的诗，让东北第三代诗人的诗中透出了一种温情而又高贵的光芒，而东北人特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给了他们不竭的创作底力，不管这些诗人现在是否还生活在东北，他们的血液里已融入东北的印记，他们的骨子里洋溢着真正的诗歌自由精神的光芒。平民意识的诗歌之光其伟大的价值甚至已经超出了诗与文学的范畴，涉及了中国当代诗意的社会类型转变。东北第三代诗人在诗歌语言上是开放与包容的，通过口语、接地气的意象选择和诗意表达，让诗歌与平民打成一片，实质上是在提倡一种“人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让地处偏僻封闭的东北之疆的诗坛始终存在着一种强大的精神气场，诗人们能够始终如一地做着艺术和现实的抗争，这种表面上在抒发自我情怀实则却是为大众歌唱的写作，展读之下皆有一股磅礴之气和沉郁独立的精神，其内部大都隐藏着开阔的性情、昂扬的斗志、不羁的个性以及对诗坛未来走向的影响。

三、使命感和责任感：诗歌内涵和诗歌观的倡导

内含着东北地域文化的东北第三代诗人创作的诗歌，从非主流和边缘走向主流和中心，不仅是在题材、主题和语言上有所创新，更是传达了社会和时代的普遍现实和需要。诗中随处可见大气、豪迈、充满家国情怀的表达和对人类生命意识的探识，对弘扬东北地域文化和诗歌创作本真的自觉追求，有别于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学新的文化文学素质，表现出东北地域文学特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东北人生长在白山黑水间，抵抗过天寒地冻，具有坚韧的意志，敢想敢干，敢做敢当，心胸坦荡，无私正直。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习惯的耳濡目染，生来就带有豪爽的英雄气概，东北第三代诗人的使命感，是东北人英雄气概(也包含了绺子文化的影响)的具体体现，他们作品中体现的豪迈和大气是东北这片广袤的平原和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赋予的，“正是这种暗自迎合了北方游猎民族的耿直秉性，造就了这茬诗人鲜明的人文印记和赤子情怀”。(18)徐敬亚：《天上掉下一茬人——吉林诗歌四十年：从〈赤子心〉到〈太阳〉》，《站在眼前的光·序》，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35页。在诗歌创作上体现出一群人的风格共性：曲有源的《剑侠》，朱凌波的《神圣而寂静的夏日》，包临轩的《从今以后，做大写的人》《一座斑驳的铁路桥》，兰亚明的《写给上帝》《西出阳关》，陈琛的《我站在地图前》等作品，常以“侠”“白云”“大漠”“铁路桥”“珠穆朗玛峰”“太平洋”“长城”等宏阔、伟岸的意象入诗，使诗歌格局显得高调豪迈、大气宏阔。在诗意的传达上内涵深刻、情真意切，徐敬亚的《顶礼，博格达》、杜占明的《真相》、吕贵品的《灵魂飞翔起来》、任白的《复活让我停止死亡》，这些对世间高峰的赞美、对人类境遇的深入思考、对于灵魂自由的体验、对生死交替的追问的诗作，展现了东北人特有的大气敞亮的胸怀。

东北第三代诗人的作品中还带有浓厚的历史情绪、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苏历铭、朱凌波、任白、王法、宋敏、兰亚明、包临轩等人，无论是在个人的博客、公众号，还是在一些纸媒、网络诗刊上，仍以诗意不息的精神表达着对时代和人民的关注，以冷静客观的文字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自觉担当的忧患意识。苏历铭笔耕不辍，十几年间出版了诗集《开阔地》《悲悯》《苏历铭诗选》等，其中的《民国时代》《文科楼》《青春》《旗帜》《六渡桥》《午夜》《冷风》等作品既有现代感更有与五四以来一脉相承又有所超越的社会责任感，甚至带有个人英雄主义，正如他在《烟花》里写道的那样“坐在景山后街的街边/看广场上空/升起一夜的烟花/它们点燃血脉里的每一滴血/我曾想把自己变成/一束摧残的烟花/在祖国最黑暗的时候/发出应有的光……”。(19)苏历铭：《苏历铭诗选》，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43-44页。苏历铭曾自述：“在人类进程的不同阶段，诗歌都会承载艺术之外的社会责任，这话在个性主义张扬的年代里，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哄笑。有人会说，当年为了从‘大我’回归到‘小我’不是付出努力和代价了吗？其实明眼人肯定会明白我的所指，即诗歌的同时代性是诗歌存在的重要意义，任何沉湎于个体精神领地的创作，并不能长久地被我们记忆”。(20)吴小曼：《诗歌与商业的暧昧》，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31296010009qy.html。因此，无论是他对繁华盛世的反思，还是对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同情，都没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民间道德判断的思维上，他从东北走出去，身上天然地印有东北人的真性情，又能够清醒反观地域文化的局限和弊端。他在诗中展现出的挣扎与无助、呼喊与同情都是其突破“小我”后的忧国恤民的真实流露，也正因如此，他的诗歌具有了另类的深意。他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凭一己感情冲动而回避、掩饰和淡化矛盾冲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更不能用道德评价代替历史评价，他身处物欲横流的世界，自负使命与责任，能时时超越现实，揭示本质，这也是他能写出《大望路》《烟花》这样家国情怀浓厚、民族意识鲜明的作品的原因。

东北第三代诗人的中坚力量——邵春光、郭力家和曲有源的作品也都以开阔的意境、昂扬的气势、硬朗的质地，彰显了豪迈的东北范式。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既有对传统的批判精神，又突破了语言固化、思想僵化的藩篱，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开放的诗歌意义场，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复兴了诗歌的体式、活力和自信。从这一点看，他们自觉的使命感更不是仅仅停留在诗歌实践本身，对诗歌美学和观念的探索与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诗歌斗士曲有源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历史当永远铭记。

东北第三代诗人的艺术探索，由语言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文体意识的复兴，再到对诗歌民间意识的渗透，他们逐渐进入到了“生命意识”的思考层面，这种对生命意识的探识是更高层面意义上的自觉担当，比如晚年的吕贵品自觉地承担起解读人类生死的大命题，这种关乎生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崇高意义不言而喻。《灵魂飞翔起来》《龙舟》《遗嘱·给身边女人》《突然》和透析组诗等作品，因为有爱的光芒、境界的力量，摆脱了爱恨和世俗的纠缠与羁绊，而成为另一种照亮灵魂、温暖生命、超越生死的纯澈与坦荡。

在诗歌创作观念上，吕贵品对于整个诗坛的创作风气和动向也有敏锐的洞察，他清醒地意识到人类诗歌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主张写作不是单纯的兴趣与爱好，而是诗人想承担的责任和良知。在2019年6月19日与苏历铭、李占刚、白光等人的谈话中，吕贵品提出了要发表《观澜湖宣言》的想法。他强调诗歌要关注苦难和人生，关注大时代、民生和历史的方向与潮流，不参与商业活动，不沽名钓誉，诗歌写作必须要有思想，有哲学，任何时期真正的写作者都要坚守诗人的节操，要做一个有自己灵魂的诗人。(21)吕贵品：《嘱托与箴言——观澜湖谈话》，https://mp.weixin.qq.com/s/wmWbbzg0PqFHAh9gvE3Yow。《观澜湖宣言》无疑为现今诗坛的乱象敲起了重重的警钟，为当代诗人的彷徨拨开了迷雾，让“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成为诗人的责任与骨气的源泉，它必将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值得记录的一个事件。

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除了在诗歌创作和诗观倡导之外，还体现在诗人们尽心竭力地收集、梳理、编辑出版的一系列与诗歌有关的书籍，如苏历铭的《细节与碎片》《崛起的诗群》；李占刚、包临轩主编的《常春藤诗丛·吉林大学卷》；郭力家出版的诗集《天真美如诗》；姜红伟出版的《大学生诗歌家谱》《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陈琛作为出品人，郭力家作为艺术总监，王法、宋敏主编的《站前眼前的光》；王法、宋敏编撰的《黑土地上的春光——邵春光诗歌选》等。王法创立了名为“法哥看诗界”的公众号，一直坚持收集、整理、发表东北第三代诗人的作品和诗评；2019年10月10日，由任白、刘晓峰、包临轩、李占刚、苏历铭、朱凌波发起成立了光年公众号，以此持续呈现这些20世纪80年代活跃在长春，至今仍然在全国诗坛产生影响的诗人的创作和动态，以发表诗歌作品为主，兼有评论、翻译、动态、档案、雅集等。东北第三代诗人自觉地团结在诗歌的周围，一次次地用诗歌宣言，证明了东北第三代诗人生生不息的延续力和在诗坛上的影响力，他们用行动表达着诗人应有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诗意永恒。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东北地域文化是有格局和品质的，至少诗歌是这样的。

四、结语

东北第三代诗人从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浪潮中脱颖而出，世纪更迭，大部分诗人仍然坚守在诗坛第一线。周伦佑认为，如果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就标志着诗歌在艺术性上获得了独立：一是自觉的文化态度(超文化的意识和努力)，二是自为的价值系统(内部价值—历史功利—自我实现)，三是自主的流派意识。(22)周伦佑：《“第三浪潮”与第三代诗人》，《诗刊》1988年第2期，第57-59页。这三点东北第三代诗人都已经做到，并且可以确定无疑地说，东北第三代诗人以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独具个性的创作姿态使当代诗歌散发出光芒和能量，他们的先锋性、平民意识和诗潮引领的自觉都足以使他们完成一次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变革，他们应该获得应有的肯定与诗坛地位。因此，探究东北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既是掀开诗坛现状的一角，更是对中国诗歌未来的瞻望，他们的诗歌理想和美学追求必将对中国未来诗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