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视阈下的广场舞传播要素探究

周 宏

广场舞是一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群众活动，广泛流传于城市社区。对于舞蹈研究者来说，广场舞和以往的研究聚焦点不同，究其根本，广场舞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经典的文化传播理论恰好可以适应这种文化模式。当然，舞蹈学本身的动态观察方式仍具有不置可否的普适性，辅之以文化传播视阈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论，必然能够增加对广场舞这种新时期产物的解释能力。

然而，想要对广场舞的传播现象进行详细的、系统的、有意义的分析，必须将其化繁为简，抽离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同时又不忽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力求做到全面，这一诉求可以借用文化传播学已经成熟的研究方法——典型的传播模式来实现。本文选取在传播领域具有很大影响的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模式作为模型，考察广场舞的传播要素，明晰其传播功能。哈罗德·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说、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即‘5W模式’”。(1)《“5W”传播模式》,https://baike.baidu.com/item/%225W%22%E4%BC%A0%E6%92%AD%E6%A8%A1%E5%BC%8F/15117657。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模式第一次将人类的传播活动明确表述为“由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这对我们研究广场舞的传播要素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播要素之一：传者

顾名思义，传者就是在传播过程中发布信息的人，是传播的第一要素，同时也是广场舞传播的核心要素。广场舞的传者既包括不借助媒介直接面对面传播的个人，如广场舞领队，也包括借助媒介发布广场舞视频或报道文章的间接传播者，如网络上的广场舞视频录制者、报道广场舞的媒体等。在广场舞传播中，直接面对面传播的传者扮演着核心角色。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活动方式，如舞蹈曲目的选择、舞蹈活动的时间、舞蹈活动的地点及参加舞蹈比赛等事宜，传者都有决定权及选择权。传者的舞蹈水平直接影响着其所带领的广场舞团队的整体水平。传者一般具有较好的舞蹈技能、一定的威望及号召力，这种因舞蹈水平而形成的凝聚力是一个广场舞团队长期发展的必要因素。

广场舞的主要传者(每个团队的主要教授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具有较高舞蹈技能与丰富教学经验的舞蹈专业教师，他们有的是舞蹈专业院校的在职教师，有的是专业院校及专业演出团体的离退休人员。这类传者的专业技能和教学能力较高，使得团队的整体水平高于其他不具备该种传者的团队，该类型的传者也通常受到团队成员较高的爱戴与拥护，因此，整个团队具有较好的凝聚力，同时也会吸引其他团队成员踊跃加入。

二是热爱舞蹈并具有一定舞蹈水平的退休人士。大多数情况下，广场舞的传者都非常热爱舞蹈，他们会放下其他事情，在舞蹈训练上投入很多时间，并对自身的舞蹈水平抱有自信。因为该类型的传者已经退休，所以能够把很多精力与时间投入到舞蹈学习与训练当中。

三是群众艺术馆的相关工作人员。群众艺术馆的舞蹈教师会定期举办舞蹈学习班，他们具有较高的舞蹈水平，授课内容包括舞蹈基础训练、民间舞蹈等。这种训练班分低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所有学员都要通过考试才能参加学习。

四是具有责任心、能持之以恒坚持训练的人。与以上三种类型相比，第四种类型的传者通常没有较高的舞蹈水平，他们也不教授有难度的舞蹈，主要以基础的健美舞蹈为主。这类舞蹈简单易学，也能吸引大批受众参与。

和其他传播活动相比较，广场舞的传者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广场舞的传者有着较大的自主性。无论何人，无论在何地，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成为广场舞的传者。由于广场舞具有有益身心健康的特征，所以传者通常热情很高，自主地、积极地表达信息，并且大部分言行不被控制和约束，有很大的传播权利。只要传者能满足广场舞爱好者的信息需要，发布有益于社会和公众的广场舞作品，并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就可以持续传播和发展广场舞。其次，广场舞的传者年龄较为集中。除上述的间接传播者外，大部分广场舞的传者年龄偏大，退休人员和家庭主妇是主力军。最后，受广场舞活动地点和传者年龄分布的影响，传者的传播行为主要通过水平传播的形式实现。水平传播即与接受人同辈的朋友、亲戚等对接受人的传播，同时也包括电视、网络等对接受人的传播。除水平传播外，还有垂直传播——家庭内父母对子女的传播，斜传播——家庭、家族、社区或其他群体内接受人的长辈对接受人的传播。

二、传播要素之二：受众

所谓受众，即是传者的作用对象，是信息传播的接受方和反映方，也称为信宿，是广场舞传播的主体要素。从微观上来看，广场舞的受众可以是某个参与广场舞的舞者，也可以是某个观看广场舞的欣赏者。从宏观上来看，广场舞的受众可以是某个集体，如一个家庭、一个组织，甚至可以是整个社会中接受广场舞信息的人的巨大集合体。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构成群体的关键不是空间的聚集，而是人们要拥有共同的心理诉求，“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就会出现一些暂时的但又非常明确的普遍特征”。(2)[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杨森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第4页。这种共同的心理诉求使人们的选择具有一致性。受众参与广场舞的目的是趋同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希望通过跳广场舞改善健康状况；二是希望通过跳广场舞获得精神的愉悦；三是希望通过跳广场舞摆脱退休后的孤寂；四是希望通过跳广场舞证实自己的表演能力，获得满足感。由此可见，共同的心理诉求及对广场舞预期价值的评判是支持他们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参与广场舞的感受直接决定了受众是否能够持续参与广场舞。另一方面，受众有时也扮演着传者的角色，他们会把自己的收获与感受传给他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人对广场舞的参与态度。无论是哪种角色，对于广场舞的传播行为，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主体。

受众的群体背景或经济状况是决定他们对广场舞态度的重要因素。“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这就是说，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是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0页。广场舞传播是一种精神交往活动，其中经济因素对受众的组成有较大影响。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广场舞的受众是个混合体，受众的范围较广，有公务员、医生、私企老板、教师、会计、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退休人士等，其中退休人士和家庭主妇因休闲时间较多，所占比例最大。受众大多是收入中等的社会群体。广场舞的经济与便利因素恰合了他们的双重需求——强身健体且所需费用并不昂贵。而收入较高的社会群体或许因为自我保护的心理因素，或觉得广场舞场地简陋，极少参与广场舞。另外，收入较低的人群也极少有广场舞参与者，他们生活的重心是维持生活基本需求，因而没有时间与精力参与广场舞。收入较高与收入较低两个群体不会受他人影响而改变对广场舞的态度，很显然这与他们归属的社会群体和家庭背景不可分割。

三、传播要素之三：传播内容

第一，广场舞的传播内容具有多元化、本土化特点，并兼具流行元素。多元化特点源于当今视觉传播的便利，无处不在的网络消除了地域与空间的限制，使接受不同地域风格的舞蹈成为可能，也使得传播内容十分多元化。本土化特点是指本土舞蹈元素也成为广场舞的重要选择，多地的广场舞多以地方舞种为内容。另外，流行元素也受到广场舞参与者的青睐，他们选择了很多来自互联网的流行歌曲和舞蹈样板。值得一提的是，广场舞的传播形式具有鲜明的融合性，其突出表现就是与当地的舞蹈特色相结合，这种结合甚至能使参与者在舞蹈时形成条件反射的效果，促使参与者更容易、更积极地去舞蹈。依据文化传播学的理论，人们所有的记忆、模仿、学习等行为都是广场舞在传播时的具体表现，本文考虑到一种广场舞被从一种环境传播或携带到另一种环境中的可能性，并注意到舞蹈语言、舞蹈音乐等元素是否被改变。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可以直观地分辨出各地区的团队，因为大部分地区都将其民族舞蹈融入到成品舞之中，散发着地域独有的魅力与风采。广东省广州市以岭南文化为主(也称广府文化)，其代表舞蹈有以英歌棒为道具的英歌舞和钱鼓舞(也称“抛钱鼓”)等。海南省海口市将少数民族舞蹈元素和广场舞结合，创作出原创广场舞教材《我们苗村多么美》《临高咙么哩》等。另外，坚持传统风格舞蹈也是广场舞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吉林省吉林市的广场舞中依然保留着传统秧歌走街的形式，节目没有时长限制，动作单一循环，以变换队形为主进行走街式的表演。辽宁省大连市的风格特点没有吉林地区明显，但在“大金操”舞步中也出现了少量地方民俗舞蹈——东北秧歌的基本动作。山西省大同市的鼓子秧歌大量出现在广场舞中，秧歌是山西省的特色舞蹈之一，因地域文化的不同，山西省分为晋北、晋中和晋南，而大同市的风格以晋北秧歌为主。四川省成都市也将地域特色融入到广场舞之中，编排了许多带有羌族韵味的广场舞——《又见山里红》《羌铃声色》《幺妹的脚》《雪山姑娘》《茶香中国》等。

第二，广场舞的传播内容具有“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4)Hart William,Albarracín Dolores,Eagly Alice H.,Brechan Inge,Lindberg Matthew J.,Merrill Lisa,“Feeling validated versus being correct:A meta-analysis of 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135,No.4(2009),pp.555-588.的特点。受众在接受广场舞传播时并不是不加选择地、被动地、机械地接受舞蹈，而是采取选择性接触的态度，更愿意选择接受与自己能力和爱好相近的广场舞内容。另外，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这与受众的受教育程度、价值观念等因素紧密相关，受众对与自身经验对立或冲突的内容会带有回避与排斥的倾向。选择性接触可能会影响受众参与广场舞的态度与持续性，如在一个广场舞团队内部，总会有一部分受众因为不喜欢传播内容而选择退出，另寻其他广场舞团队。

与以上主动选择传播内容的受众相反，受众的另一个群体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他们对广场舞的内容并不关心，也不在意是否掌握了广场舞，而是在意通过广场舞达到运动健身的目的及置身于广场舞集体中的愉悦感，这类受众群体没有较高的热情去研究广场舞，对传者的水平也并不关心。

以上现象表明，“选择性接触”机制存在于广场舞传播之中，受众对广场舞内容的选择，除了兴趣爱好等个人因素以外，他们的群体价值和群体规范也起着重要作用，受众对广场舞传播内容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而是具有某种能动性，传者支配受众的能力是有限的。

四、传播要素之四：传播渠道

广场舞的传播渠道非常容易厘清，报纸、杂志中几乎没有，多集中在广播、电视、网络等与视觉文化有关的传播渠道中。信息社会中，文化愈来愈多样，纯粹的语言已无法准确传达无所不在的感性主义思维模式，视觉文化传播逐渐形成。其实，艺术家们早就对形象尤其瞩目，而舞蹈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又是最早塑造视觉文化形态的先驱。“科技的发展搭建了视觉文化平台”，“消费社会构成了视觉文化的温床”。(5)孟建：《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对一种文化传播理论的阐释》,《新媒体与社会》2017年第3期,第71页。如今，图像、影像以压倒性的优势充斥于媒体环境中，无疑在广场舞的传播和演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广场舞为互联网提供了养分，而互联网重构了广场舞。

广场舞有以下几种传播渠道：一是广播媒介对广场舞的传播。传统的广播节目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于传统定时及连续的播音活动，而舞蹈的视觉传播特点使其无法实现在广播媒介上的传播。现今广播节目打破了传统模式，出现了网络电台，如“喜马拉雅”网络电台，其对舞蹈的传播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提供舞蹈音乐供听众下载使用、对舞蹈专业人士进行访谈、介绍舞蹈专业知识、讲述舞蹈家的人生经历等。

二是电视媒介对广场舞的传播。电视传播是广场舞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具有影响力及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所生产和传播的以舞蹈为内容的节目是电视传播最常见的模式，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健身动起来》(原名《健身舞起来》)是一档集欣赏性、教学性、娱乐性、互动性于一体的舞蹈电视节目，以展示和教授大众健身舞蹈为主要内容，形式丰富，有较好的传播效果。中央电视台开设的广场舞推广节目《广场舞金曲》在CCTV音乐频道以观众最喜爱的广场舞金曲展播为形式进行了首播，后更名为《中国节拍》，每期节目都会精选观众最喜爱、点播率最高的广场舞曲目进行播出，并在节目中开设了“一起跳舞吧——最具人气健身舞排行榜”版块，展播观众投稿的优秀舞蹈视频。这些电视传播实现了舞蹈的大众传播，增加了大众对舞蹈的了解与喜爱，提高了广场舞群体对舞蹈的认知与热爱，对广场舞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是互联网对广场舞的传播。互联网为各领域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新的渠道，特别是为舞蹈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大量广场舞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广泛的传播，如各类网红舞蹈、各个不同地域的民族舞蹈及中国舞蹈家协会推荐的广场舞等。各地广场舞群体进行舞蹈训练的方式也与网络密不可分，自主学习所占比例较大，首先上网寻找视频，然后自行改编，最后形成成品广场舞。虽然有些广场舞群体有专业人士指导，甚至有少数团队的领队会参加舞蹈家协会师资培训班，但领队们一般热衷于网络视频，团员们也会要求领队上网学习大家喜爱的网络视频。

四是直接传播。所谓直接传播是指不借助任何网络媒介和电视媒介，由传者直接向受众教授与传播的传播方式。目前，这种方式在广场舞传播方式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因为各个广场舞群体的舞蹈水平参差不齐，如果单纯从网络或电视上学习舞蹈，对大多数广场舞成员来说有很大困难，所以传者要根据整个团队的平均舞蹈水平对舞蹈进行适当修改，而且还要把动作分解，进行细致的教授，只有通过这种面对面的教授，受众才能较好地掌握所学舞蹈。另外，各个广场舞团队还会不定期地参加社会机构组织的演出与比赛，传者也会根据不同演出与比赛的相关要求来编创或改编舞蹈，并以直接传播的方式教授给团队成员。

五、传播要素之五：传播效果

所谓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行为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包括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传播效果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它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第二，它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0页。

首先，从社会的宏观层面来看，广场舞传播具有社会协调功能。广场舞的受众是多元的，其构成人员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们潜在的阶层隔阂或是行为差异会通过参与广场舞活动而消解，彼此之间增进相互了解，进而沟通和认可，最终消除隔阂与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我们在调查时发现，在跳广场舞时，参与人员的社会阶层及社会角色会弱化，大家同处于一个角色，都是学习成员，都是广场舞成员，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比如，成功的公司老板会虚心地向工人大姐学习舞蹈技能，使自己的舞蹈技能快速提高，而工人大姐在身体出现病痛时也会获得来自老板的帮助和关怀。这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和谐关系是因为跳广场舞才得以建立的。因为跳广场舞，他们对彼此有了了解，也因此相互理解，进而建立良好关系，由此产生和谐氛围。

其次，从微观层面来讲，广场舞对受众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广场舞的每个受众都是具有多样性的个体，研究广场舞应该重视对受众心理及受众行为的微观考察。受众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他们参与某种传播活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为了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是受众参加广场舞的动因：(1)强身健体的需求：通过跳广场舞改善身体健康状况；(2)获得新知的需求：通过跳广场舞获得新的知识；(3)自我评价的需求：通过跳广场舞来判断自己的知识程度，确认自己的能力。心理需求是受众参与广场舞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受众获得收获的前提。研究广场舞的传播效果可以发现，广场舞从微观上对受众个体的影响主要产生以下效应：(1)心绪转换效应：广场舞可以为人们提供消遣娱乐，帮助人们“逃避”现实生活的羁绊与压力，带来精神上的享受与超脱，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感”。同时，受众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进一步强化了受众个体的审美体验。一个人的行为是个体的内在需要与环境的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我们认识广场舞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理论基础。(2)人际关系效应：通过学习广场舞，可以融洽人际关系，建立社交圈，满足受众对社会互动的心理需求。(3)自我认知效应：广场舞学习可以提升受众的自我表现力，使其确证自我价值，认知自我能力，从而增强自信心。

再次，广场舞具有文化传播功能。人类的文化传承是借助一定的传播工具得以实现的，如电视、报纸、广播等，人类能够不断进步，是基于对前人文化的逐渐积累和世代传承。广场舞借助多种现代化高科技的传媒手段，依托庞大的受众群体，传播速度极其惊人，不仅能够传播舞蹈文化，还能够传播音乐文化、体育文化等。以舞蹈文化为例，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各地广场舞的曲目多以民族民间舞蹈为主，民族民间舞蹈语言强烈的风格性与地域性使广场舞受众极为喜爱，他们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及传播活动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广了民族民间舞蹈，使之脱离了地域限制。另外，广场舞内容的不断改进，特别是由中国舞蹈家协会推出的适宜广大群众学习的两套广场舞视频教程，也极大地助推了广场舞的传播与传承。

广场舞是信息化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们追求精神愉悦与超越现实的手段与途径。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始终处于辩证的相互关系之中，当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状况如何也会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场舞的发展既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脚步，也是大众文化传播的必然选择。信息是信息化社会的核心资源，不仅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政治和文化也产生重要的影响。广场舞作为一种文化信息、一种大众精神的产物和一种精神交往的媒介，不仅作用于个体，也推动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文化传播学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出，广场舞的传播要素贯穿整个广场舞传播行为，它是确保广场舞传播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传者、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及传播效果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关系。传者在广场舞传播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是广场舞传播的核心要素。受众是传播活动的主体，具有群体性特征，参与人员大多是收入中等的社会群体。传播内容有着鲜明的地域性与时代性，民族舞蹈占有较大比重，这对文化传播有积极意义。而传播渠道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这与当下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最后，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来看，广场舞都产生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一方面广场舞具有社会协调功能，另一方面广场舞对受众的心理产生积极影响。在文化传播视阈下研究广场舞，也许可以作为舞蹈学未来研究的一个新走向。同样，人们在参与广场舞或未来某种舞蹈时的语言、行为、态度是重要的文化因子，如果能够通过对其中文化特征的描述，分析和预测广场舞文化甚至未来的某种舞蹈文化的走向和运行程度，那么对舞蹈艺术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