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赋税与地方社会
——明代嘉定折漕过程及效应

姜云峰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嘉定区税务局，上海 201800)

由于水利环境变化与棉纺织技艺的提升，明代嘉定地区逐步形成了“十田九棉”的农业种植结构。当地虽然通过棉产品的买卖获得了经济上的高收益，但是在以米粮为本色的漕粮征收体制下，稻少棉多的情况加剧了税粮缴纳成本，繁重的税粮征解任务造成了百姓的生活艰难窘迫。得益于“教化嘉定”的深厚基础，在朝在野的嘉定籍士绅心怀乡梓，积极援助，终使“折漕为银”的赋役变革付诸现实。此举大大减轻了百姓的折兑负担，加速了人口聚集与土地开发。随着产业分工的细化与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棉产业经济体系，为嘉定市镇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嘉定“折漕为银”作为明代南直隶地区的先例，是江南赋役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明代嘉定折漕的历史原因

漕粮是古代田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水路运往京师的税粮，主要用于支付京城和周边军镇官兵匠役的月粮。明朝加强了对漕粮的管理，自成化八年(1472年)起确定了东南六省岁征四百万石的固定额度，并“全征本色”，即要求以米麦等实物完成赋税缴纳，严格控制漕粮的蠲赦和改折。

(一)先天薄弱：滨海临江的江南水乡

与传统印象中的江南水乡环境不同，明代嘉定地区(今地域范围主要为上海市嘉定区、宝山区,以及江苏省太仓市的部分区域)滨海临江，土地高亢，易受海潮侵蚀。当地“环县境，凡八十余里，海水咸卤”(万历《嘉定县志》卷十四《水利考》)，被认为是“僻居海檄，原不产米”。嘉定土地高亢，多旱地，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为冈身地。距今6500年至4000年间，在长江和海水的交互作用下，上海的海岸线逐渐稳定下来，自西向东形成黄渡、外冈、方泰、青冈、石冈五列呈西北东南向、宽10.2公里左右的沙堤，俗称“冈身”。冈身高亢，难以蓄水，而两侧的洼地，又难除积水。其二为历代疏浚河道的堆积土。这部分多为沙性土壤，蓄水能力也较差。在丰水环境下，处于高地的嘉定百姓尚可从吴淞江引水灌溉，但随着后来水网淤积、水流变少，高乡地区的旱地化趋势严重，嘉定的农业种植面临日益严峻的自然灾害危机。

(二)后天不足：“黄浦夺淞”的水文变化

宋元时期的嘉定还是“十田九稻”的农业结构，而到了明清时期则变成了“十田九棉”，促成这种改变的关键因素是当地水文水流条件的变化。由于河港淤塞、水旱灾害频发，原吴淞江两岸逐步发生的“干田化”过程导致农民开始弃稻种棉。自北宋起，为便于漕运，吴江长桥的修建使水流流速变缓、太湖泄水受阻，再加上两岸无休止的围田运动，导致河网淤塞，积水不排，造成了连年水灾。元代，朝廷曾多次疏浚吴淞江，但始终没能彻底解决该问题。明永乐年间，为了防治淤塞，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吴中，其治水理念是通过疏通支河分担泄水压力。但随着河道的刷深，黄浦江逐步代替原吴淞江下游的干流，一举成为下游的主要出水通道，这一水流改变也被称为“江浦合流”或“黄浦夺淞”。水流的变化也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影响，在长期的潮淤作用下，从千灯浦到安亭一带地区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高地区域。此后，吴淞江周边地区丰水环境不再，成了一个少水多沙之地，降雨量稍有不足，便旱象丛生，而嘉定一带旱情最为严重。水稻种植环境的恶化使嘉定稻米的产量和质量都远远不及其他地区，而相对受灾影响较小的棉花种植则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嘉定农业种植结构也就随之发生了重大调整。

(三)人定胜天：棉纺技术的“改天换地”

由于农业种植环境的变化，嘉定农民大量改种经济作物棉花，从中也取得了可观的收益。据《农政全书》记载，“吴下种吉贝，吾海上及练川尤多，颇多得其利”(“吉贝”指棉花等作物，“海上”“练川”分别指上海县、嘉定县)。不仅如此，嘉定也有着悠久的纺织生产基础。南宋嘉泰年间，安亭归氏首创药斑布，发展完善了蓝印花布的印染工艺。至元代元贞年间，黄道婆从海南崖州带回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革新了传统纺织工具，“嘉定尽得其弹弓、纺车、踏机、掷梭之法”(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土产》)。两相权衡之下，嘉定农民纷纷改种棉花，“其民托命于木棉”，并“通邑栽之，以资纺织”(康熙《嘉定县志》卷十二《杂类志·物产》)，逐步形成了“十田九棉”的种植结构。但这种规模化、专业化的单一生产结构也加剧了当地缺粮的局面。嘉定县极其依赖外县的商品粮供应，百姓口粮尚不能自给自足，更遑论每年要上缴的漕粮数额，尤其是苦于市场行情的波动影响。因此，嘉定百姓“兑运转于他方易买，苦于办纳”，需要“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兑米”,几经周折耗损，“转展艰难，民不堪命，遂致十室九空，竟成蒿莱满目”。

二、明代嘉定折漕的一波三折

吴淞江下游水文自然条件的重大变化带来了对赋税缴纳方式的持续争论。明宣德年间，周忱巡抚江南，“以嘉定地土沙瘠，止产木棉，民习纺织，令出棉布一十九万疋，抵浮米一十九万石”(康熙《嘉定县志》卷七《赋役上·官布始末》)，用官布征收的方式来冲抵漕粮额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地民困。但嘉定棉多粮少，漕粮缴纳困难的局面仍没有得到彻底改变，折漕仍是摆在嘉定人面前的迫切需要。而“折漕为银”的赋税变革最终在嘉定得以实现，与嘉定籍官员的关系网络和社会动员能力之强大密切相关，每一次遇到强大阻力，都会有“贵人相助”。

(一)初期：谨慎的勘验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因连年受自然灾害影响，嘉定吏民瞿仁等上呈《吁部请折状》，提出把税粮以一定的比例折合为银两，改交粮为交银的设想。该设想得到时任礼部尚书、嘉定人徐学谟的支持。他谒见首辅张居正，以曾任湖广按察使的经验进行游说，“见荆土产米而折银，民甚苦之。荆民苦银，吾嘉苦米，是两病也”，“愿以嘉定之兑米，易荆土之折银，两县相易是两便也”(《折漕汇编》卷六《记述始末》)。在接到户部查勘命令后，嘉定县、苏州府和兵粮道进行了层层查验，皆认可嘉定漕粮永折的必要。但出于“逋欠”和“有亏本色原额”的考虑，朝廷以一年一折的形式同意了嘉定折漕，即当地要经过“逐年题请”的折漕审批程序，如若在期间发现有银两贻误的情况，就立即恢复原来的漕粮缴纳制度。因“未成定制，事须岁请”，若“一朝议复，百费丛生”。于是，当地官员和乡贤绅士多方奔走呼吁，不断上书言事，积极推动漕粮永折的实现。万历十四年(1586年)，嘉定得以“免岁岁题覆之烦”，获批“再折三年，以后再议”，即三年一折。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在知县王福征的支持下，瞿仁等人联名呈抚按《永折民疏》，并推举徐行、须瀹等赴京上奏，在乡贤李先芳等人的援助下，又经户部查验确定嘉定“逐年通完，不致负欠”后，终于获得了漕粮永折的权利(万历《嘉定县志》卷七《田赋考下·漕折始末》)。

(二)中期：反复的波折

可还未来得及品尝努力得来的成功果实，嘉定就被迫面临明末朝廷政策不断变化所带来的严峻考验。其时已处于明朝后期，战事频繁、时局动荡、征派加增，嘉定能否继续享受折漕政策的争议在天启、崇祯两朝不断反复。天启四年(1624年)，朝廷把北方军需紧张的原因归咎于漕粮改折，于是户部有意停漕一年。是年，嘉定又恰逢大雨成灾，米价大涨，又听到复征漕粮的传言，一时间百姓惶恐不安。已告老回乡的嘉定人、尚宝司少卿须之彦得知此事后，赶忙召集乡人商议，并向苏州知府寇慎和苏松巡按御史徐吉等呈情。其时派兑漕单已至淮安，一旦送达，此事将难以挽回。须之彦立即写信给时任漕运总督的姻亲朱国盛，请求暂缓漕单，赢得宝贵的缓冲时间。另一边，嘉定人、刑科右给事中陆文献在朝中也极力陈述嘉定折漕。嘉定籍在京官员如太仆寺少卿归子顾、兵部员外郎孙元化、吏科给事中侯震旸、吏部司务沈绍僖等也相继动用各自人脉，上下打点疏通。几经周折，嘉定县得以照旧永折。

(三)后期：艰难的维持

随着时局紧张，嘉定折漕的维系越发艰难。崇祯十四年(1641年)，朝廷突然直接下令，折漕州县复征本色，嘉定需按“永折半征”的标准缴纳漕粮。面对这没有商量余地的强制命令，嘉定“万民惊骇泣控”。嘉定历来因种棉而少粮，又时值动荡年月，难以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大量的米粮，当地虽“多方撮借、极力劝输”，但仍无法满足规定的数量要求，最后还是漕运总督史可法“深悯荒瘠，酌用麦抵”，才算是凑齐了漕粮额度。另外，经过多年折漕，当地水次改道、仓廒倾颓，漕运条件已不具备，后来勉强通过海运才算完成了运输任务。来年，为使百姓免遭漕兑之苦，生员张鸿磐等人不顾个人安危与北方战乱的危险，千里赴京，向朝廷说明嘉定的实际困难与特殊情况，乞准复折。最终，圣旨下达，“这嘉邑漕粮照数改折，解津召买，即算截津之数。”即嘉定先运银至天津，再通过当地买粮的方式，来完成规定数额的漕粮缴纳，算是勉强维持住了折漕局面(《折漕汇编》卷三《复折疏议书启》)。

三、明代嘉定折漕的影响

嘉定折漕事件可谓一波三折，历经磨难，来之不易，但结果也不负人愿，终获成功，影响深远。嘉定成为了明朝唯一恩准享受全部漕粮永折的县级单位。万历以前，全国漕粮永折数额约十七万石，一直到明末，这个数字也没有超过三十六万石。而这其中绝大多数的增量就来自嘉定全县的十余万石永折额度。“折漕为银”的赋役变革进一步推动了嘉定棉业的兴起，带动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形成了一批专业化市镇。因此，嘉定在明代兴起的市镇数也是最多的。

(一)积极影响：促发展与开先河

“自改折之后，民咸称便。”围绕花布商品生产，嘉定形成了一整套商品交换、商品流通的体系,粮食从长江中游等地运入县内,形成了棉花棉布与粮食的对流，促进了与国内各地的经济联系,形成了各级市场网络与多层次的市镇结构。同时，“折漕为银”的赋税改革，把实物税改为货币税，极大地简化了漕粮缴纳过程中的诸多中间环节，减轻了百姓原本繁重的折兑负担，使当地得以专注于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产业，并出现了棉纺分离的专业化分工和专门从事布匹买卖的棉布字号，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地方经济体系，嘉定也成为了淞北地区棉花生产和棉布的贸易中心。明代徽商云集于此，借助江南地区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把嘉定药斑布、棋花布等众多种类的布匹远销全国各地。商业经济的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市镇发展，涌现了大量从事棉布生产与贸易的新兴“专业市镇”，时有“金罗店、银南翔”的民谣流传，正是这场赋税变革红利的生动注脚。

从明代江南赋役史的角度来看，嘉定最早确立了漕粮永折制度，促进了棉业专业化的发展，深化了明代贡赋体制的货币化进程。赋税改革作为明代南直隶地区首个永折案例，激励鼓舞着江南其他有漕粮缴纳困难的地区。例如，“应天府高淳县水患，改闸筑坝”，巡抚赵可怀也援引嘉定改折之先例，认为可“一如近日嘉定县之例”(康熙《高淳县志》卷八《赋役考·改折漕粮缘由》)。高淳县也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获批部分漕粮永折，折价与嘉定县相同。扬州府兴化县、凤阳府泗州、淮安府安东县等州县也因当地水文条件恶劣，在积极争取之下，部分漕粮永折的申请也陆续得到批准。

(二)消极影响：难管理与恶友邻

但需要指出的是，漕粮改折在极大促进嘉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因素。对外，其影响改变了高乡植棉区域内的市镇竞争格局；对内，冲击考验着当时的社会管理水平。基于独特的水文条件与人文因素，嘉定折漕也才堪维持，而与其相邻的高乡地区并未获得同等的待遇，因而邻县在同样以棉业为支撑的同质化市镇竞争中逐渐没落，使民众产生怨气。这点从嘉定县周边地区对水利合作的消极态度上可见一斑，如两地在盐铁塘的疏浚上纠葛不断。“往时为州者，用奸民之言，谓为嘉定咽喉之地，我虽不濬，嘉定之人不得不代之濬也。故每一役兴，辄至聚讼”(万历《嘉定县志》卷十四《水利考》)。因此，赋役变革政策的享受不均导致了相邻政区的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陷入僵局。

同时，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嘉定市镇发展的过程中，在商品经济繁荣的阴暗角落，也滋生出许多负面事端。例如，牙行(介绍买卖双方的中间机构)操纵行市，脚行(从事搬运的脚夫的行帮组织)私分地界，出现了“打降”“白拉”等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破坏市场秩序的社会现象，地方政府多次立碑警示，但屡禁不绝。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市镇经济的繁荣,而一旦繁荣消失,陋习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三)后世影响：立功祠与树碑刻

为了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嘉定百姓特地为有功之士树碑立传，编写了地方志书《折漕汇编》，并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建造折漕报功祠，专祀有功于折漕的官绅。这份对折漕先贤的感激与敬重之情也一直绵延传递，祭祀漕折先贤也成为制度。据《嘉定民报》记载，当时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折漕报功祠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值得一提的是，折漕报功祠随着时代发展又有了新的历史意义。1927年早春，中国共产党嘉定县特别支部(中共嘉定县委前身)在此成立。似乎接住了历史的接力棒，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在不断延续，激励着后人去开创新的篇章。

1964年，报功祠折漕碑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其遗址位于今天的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西大街340号，现存明代碑刻两通，一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永折漕粮碑刻》，由嘉定知县王福征勒石，唐时升代王锡爵撰文；一为明天启五年(1625年)的《改折漕粮本末记》，由侯震旸撰文。这些碑刻记述了嘉定的折漕缘由、经过和相关官绅功德，更寄寓了嘉定百姓深厚的感激之情。在嘉定区博物馆的地方史还陈列着折漕运动的相关文物，向世人展示着那段风云跌宕、荡气回肠的折漕历史。

四、结语

由于明代人类生产活动干扰了区域生态环境平衡，环境的变化也反过来影响人们对农作物的种植选择，继而使明代嘉定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调整。随着以棉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产业崛起，以米粮为本色的漕运制度严重阻碍了嘉定地区的经济民生发展，嘉定官民对赋役制度变革产生强烈的现实需求。在明朝中期，嘉定科举兴盛，以同乡、师生为纽带的关系网络形成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通过官、绅、民等多主体间的协作配合，嘉定得以在曲折复杂的时局环境中获得了“折漕为银”的制度变通。从嘉定折漕案例出发，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对明代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这其中的互动影响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