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疫情应对能力调查与核心素质培养思考

李薇薇，张永波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的生活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某种意义上，疫情也是对以往思想道德教育的一次检验，是既往思想道德教育成果好坏的“试金石”，大学生能否在疫情中表现出较为理想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行为能力，这对于检验和总结既往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合格与否，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鉴于此，本文通过在线方式对常州大学城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千余份问卷调查和大量的补充访谈，以期准确了解大学生在疫情中的应对能力状况，为科学总结以往教育得失提供准确的基础资料，同时也尝试性地为疫情防控中如何进行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能力提升，乃至为大学生未来应对危机和困难的德性修养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大学生疫情应对能力的总体表现

鉴于疫情的特殊情况，笔者在问卷设计上，更为偏重情境问题设计，以此了解大学生居家时的实际应对疫情状况。大学生疫情应对能力和核心素质包括4个核心指标：科学观、学习观、亲情观、社会责任观，本次调查分析围绕这4项指标展开。

(一)科学观：大学生具有较好的科学意识

疫情要得到有效控制，首先需要科学防控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大学生具备科学的精神。在由大学生为先锋和民主、科学作为口号的“五四运动”的百年后的今天，科学的精神是否已经深入大学生心中，社会主义荣辱观中“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是否能够在此疫情中得到体现，这对大学生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大学生在这次疫情中的科学观是否体现出科学精神，对于大学生疫情能力的考察极具指标性意义。

科学精神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科学意识。科学意识和科学知识水平不同，科学意识指的是通过科学而非迷信或不可靠的谣言来指导自己行为的主动意识和态度，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在疫情中，大学生只有拥有主动获取科学知识的素质、加强科学防护的意识、注重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和具有不传谣的科学态度，才能进行正确的应对。因此，在科学观方面的调查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生是否具有获取疫情及防护信息来源的科学意识。调查表明，大部分大学生都具有从权威专业网站获得信息的科学意识。在获知疫情信息后，大学生后继关注疫情防护渠道中，81%的学生选择尽量从权威和专业网站获取，这表明大部分大学生对于信息来源具有主动甄别意识，会主动过滤一些权威性不够的信息来源。

第二，大学生是否具有实践防护措施的科学意识。以往对于科学观的考察更多地从认知性方面入手，但这次疫情使得人们科学践行问题以及个人生活方式问题被极大地凸显出来。关于“你是否增加了洗手的次数”和“你是否常常开窗透气”的肯定回答分别是90.5%和94.7%，这表明大部分大学生常规防护措施的科学意识也非常强。

科学精神的实质是“求真务实，理性批判”[1]。因此，大学生对于疫情的科学防控需要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理性批判的能力。通过个别访谈也了解到，大学生除了常规的防护措施外，也关注疫情中病毒的传播形式、如何区分普通感冒和新型冠状肺炎等科学问题；他们认为不能轻易相信网络上能够控制疫情的双黄连等药物的信息，而要实施科学的防控方式；大学生还表达了自己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以便将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理想；此外，大学生对于此次疫情中瞒报、漏报以及其他一些非科学的做法也持反感态度。

还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调查关注了文科生和理科生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意识方面的对比。一般来说，理工科学生整体上比文科生科学知识水平要高一些。但是，一些文科生的科学意识、按照防疫科学行动的意识非常强烈，这可能与他们关心时事、关心新闻动态具有直接关系。调查总体表明，文科生和理科生在科学意识和疫情相关科学知识方面没有明显不同，主要是个体差异而非群体差异。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科学意识，所以本调查没有着重区分文科和理科生的数据。

(二)学习观：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意愿

“疫情中做什么”这是摆在大学生面前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学生的“主业”是学习，能否在抗疫居家期间停课不停学、居家不停学，这就涉及学习观的问题。大学生在日常学习中，主要是按照学校安排的课程和相应的进度学习。疫情时间的持续大大延长了假期的时间，并且使得大学生不能出门自由活动，也无法在家与亲戚朋友聚会。大学生有大量时间“宅”在家里，这为其静心学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没有学校的统筹安排以及各种实验条件的匮乏，又给大学生学习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这次疫情恰好可以观察大学生在学习意愿、学习态度、自主学习能力和克服困难的精神等方面的学习情况，其重点在于学习意愿和学习行动力。

对于“你制定了系统的学习计划吗”的回答结果为：33.3%制定了计划，38.5%想制定但没来得及制定计划，只有28.2%没有想到要制定学习计划。因此，有71.8%的大学生具有学习的意愿。关于“现在待在家里，你大部分时间都做什么”的问题，主要活动或耗时最多的活动按比例大小顺序为：看电视占37.5%；玩游戏占25.9%；学习占24.3%；运动占12.3%。总体看，在不能外出的情况下，大学生在家里学习与其他活动并重，其中一些大学生在家以学习为主。尽管以学习为主的比例不高，但考虑到由于调查时还处于假期而未开学，以及疫情降临让人们措手不及，这样的数据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有些同学的学习愿意非常强烈，在个别访谈中，一些同学主动关心“开学时间不定，网课是不是可以正常开启”这样的问题。即使在不以学习为主要活动的大学生那里，也表现出较强的学习意愿和进行了一定的学习活动。

(三)亲情观：大学生具有浓厚的亲情意识

在疫情应对中，需要大学生同时具有与家庭成员和谐相处的能力。以往的研究表明，亲情对于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2]。本次亲情观调查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生对于亲人的责任意识和能力。一些关于00后大学生的研究认为，由于成长条件优越，不少大学生仍处于心理上的“巨婴”状态——过于依赖父母和他人，自然谈不上对于亲人的责任[3]。二是科学与亲情的冲突。有时疫情应对和通常的亲情举动会产生冲突，所以可以通过对大学生如何处理科学和亲情的冲突中透视其亲情观和科学观及应对能力。

第一，在大学生对亲人的责任意识和能力方面，主要通过两个方面的调查来了解大学生应对情况。其一，调查在疫情期间与父母的相处方式。调查表明，疫情中大学生普遍具有对父母的陪伴意识和行为能力。疫情使家庭成员出门减少，在家待的时间增多。92.6%的同学选择自己有意陪伴父母，7.4%的同学认为自己陪父母是无奈之举。在家陪父母所做的事情，依次有常常聊天(84.3%)、做家务(60.4%)、打牌娱乐活动(38.2%)、运动(35.4%)、看电视(9.6%)。有趣的是，在信息化时代，大部分大学生最为认同的家人情感沟通方式仍是面对面对话(聊天)。不少大学生刻意远离手机去陪家人，疫情的严重使大学生更加珍惜身边的亲人。其二，调查大学生对家人重视程度。在认知发展理论中经常通过两难问题的行为能力选择来了解道德的发展状况[4]。据此，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假如你的家人在疫情严重的地方病倒了，跟随他们的有个健康小妹妹，没人照顾，你会冒着风险赶回家照顾吗”这道题是基于这次疫情中真实的事件。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不去照顾小妹妹，小妹妹可能无人照顾；如果去照顾，自己感染生病的可能性大增。73.1%的同学在困难面前仍选择冒险进入疫区照顾家人。在访谈中，选择“不会”的同学指出，因为封城的管理需要可能无法进入疫情严重区域，才选择“不会”，并不是不顾及亲情。

由此看出，与人们所担心的00后大学生家庭责任心低下等顾虑相反，00后大学生表现出了高度的家庭责任感。陪伴父母、主动做家务，是很多人的选择，并且家人在大学生情感世界中具有核心地位，甚至甘冒风险。大学生具有浓厚的亲情意识，这是培养德行最好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二，在科学防疫与亲情礼俗冲突的情况下，大学生也具有对礼俗加以变通的能力。在对“有亲戚主动到你家拜年，你怎么办”的回答中，“劝他们回去”占77.1%，“很纠结，不知道怎么办”占11.9%，“让他们来吧”占11.0%。大部分大学生在特殊时期会考虑到以生命健康为重，劝解亲戚朋友回去。当然，他们会与亲戚朋友通过电话或微信等方式沟通，以最大限度地保持亲情。

(四)社会责任观：大学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在疫情等危难状况下，大学生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并表现出相应的行为能力，这不仅是抗疫的要求，同时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责任感培养，是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发展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在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居于核心地位。”[5]因此，我们有必要着重调查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面对疫情难题的大学生普遍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在“假如你是武汉人，在封城的前一天，你会不会逃离到外省”调查中，表示不会的占83.8%，表示纠结的占9.4%，表示会逃离的占6.8%。逃离对于个体来说，安全性可能会增强，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则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危险，因此这是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关系的问题。在这道颇有些严峻的考题面前，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了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表现出大局观和奉献精神。

大学生对志愿者活动的积极态度也表明了大学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在“如果人手不足，需要你在疫情中做志愿者，如到各村去宣传或在村口测量体温等活动，你是否愿意参加”调查中，“愿意”占69.2% ，“想参加，但也有些害怕”占23.9%，“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占2.1%，“不愿意”占4.8%。在进一步的问题“如果情况危急、人手不足，需要你在医院做志愿者，你是否愿意参加”的调查结果中，“愿意”占45.7%，“如果能提供一定的专业防护培训，我愿意”占36.6%，“想参加，但也有些害怕”占9.5%，“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占3.4%，“不愿意”占4.8%。两组数据表明，完全不愿意的同样都只占4.8%，想参加和愿意参加的学生比例大，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数据。在访谈中，有同学谈到已经参加了自己社区的志愿者服务，有同学已经为慈善基金捐款，甚至还有同学想去支援武汉，只是不知如何支援。调查表明，大学生能够在危难时刻愿意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并且表现了一定的行为能力，继承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荣传统。这是中华民族屡遭困厄而又能重新奋起的最宝贵的支撑之一，也使大家对战胜包括疫情在内的一切艰难险阻充满信心。

二、问题分析与核心素质培养

(一)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

从调查结果看，大部分大学生的科学意识较好，具有崇尚科学、反对愚昧的观念。但依然存在一些素质和能力问题。对“自从疫情证实后的这两周，你或你的家人外出了吗”的回答为，“从没有”占44.2%，“1次”占22.5%，“2次”占19.3%，“3次及以上”占14.0%，这表明一些同学及家人外出次数较多。这说明大学生在这方面的科学防护意识不强，有待加强。还有些同学在问卷讨论和线上讨论中转发谣言，这表明需要增强对大学生理性批判的科学精神的培养。

由于科学知识的大爆炸和专业分工愈加精细，个体要掌握所有的知识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大学生应当具备科学意识和面对新问题学习新的科学知识的能力。在今后的思想道德教育中，我们需要培养大学生通过正确途径获取科学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尤其是理性批判的能力，对于没有证实的知识、迷信、邪教等伪科学要有基本的辨别力和批判的科学精神。

(二)培养大学生的自律能力和奋斗精神

本次调查表明，尽管大学生普遍认为学习比较重要，具有较强的学习意愿，但只有33.3%的同学制定了学习计划，24.3%的同学在各项活动中以学习为主，正所谓“知易行难”，这也表明大学生的自律能力和奋斗精神有待加强。

大学生在疫情中有较强的学习意愿，但学习动力不足，需要培养大学生的自律能力和奋斗精神。在学习中除了智力因素外，还有些非智力因素也非常重要，如“学习兴趣、学习自律、学习意志、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和学习效能感”，等等[6]。其中，学习自律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能力，与中小学生相比，大学生在学习上应当具有更高的自律能力。此外，大学生认识到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在家不出门也是为国家做贡献，但是，不能认为在家躺着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仍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完成学习任务上，这种奋斗精神体现在大学生身上就是完成每一项学习任务。随着疫情的持续，社会各方特别是学校加强了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各类学生的学习引导，但无论如何，自律能力和奋斗精神的培养对于大学生迈向主动学习和终身学习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培养大学生的亲情能力

第一，需要培养大学生化解代际冲突的素质和能力。本次疫情的一个舆论焦点是父母子女的代际冲突。“在互联网时代，青年一代凭借技术优势成了新的权威，在新技术和新的沟通媒介方面，他们站在信息浪潮的潮头。”[7]因此，年轻子女(包括大学生)更容易接受防控中的科学要求和科学生活方式，而父母则相对缓慢得多，因此而产生了不少冲突，这时就涉及大学生解决冲突的能力问题。在“你发现家人不戴口罩出门或聚会，你会怎么办”的调查结果中，“不管不问”只占2.4%，“和他们发生激烈争吵”只占1.5%，“婉言劝解让他们戴上口罩或暂时不聚会”占96.1%。这表明大学生有较强的科学防护意识和会婉言劝解的策略意识。但是，众多大学生指出，他们没有能力实际地劝住父母。这一方面是父母的原因，父母作为老年人由于科学知识的欠缺，并没有重视防范，认为自己的居住地不是重灾区，没有防护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大学生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说服的方法。对此，可以引导大学生注意两点：第一点是注意态度，恰当的态度可以增益亲情，对于自己的父母要保持尊重，劝导父母时要和颜悦色。第二点是寻找尝试各种劝阻方法，特别是动员父母所信任的人进行劝说，劝阻父母与他人聚会。同时，社会可以采取宣传、引导乃至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与大学生所认知的正确行为调整形成呼应，减轻子女的劝解压力。当然，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推进，大学生和父母关于具体防控措施方面的争论、冲突逐渐化解，但是，其中所暴露出的亲情能力不足的现象，则仍然需要今后去努力培养。

第二，需要培养大学生承担家庭责任的素质和能力。对父母的爱不仅是在冲突中能够很好地化解矛盾，而且大学生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去表现对父母的爱，这需要其肩负起家庭的责任。依据调查，在疫情期间，有些大学生学习和做家务的主动性不强，每天大部分时间花在吃饭、睡觉和玩游戏上，从而引起自己父母的责怪。因此，不管是在疫情期间还是平时都要引导学生应当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做家务，这不仅使大学生对家庭具有责任感和行为能力，使其将来在原生家庭和再生家庭中都具有真正承担家庭责任的能力。

第三，需要培养大学生在亲情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妥善处理的素质和能力。“让亲戚到家里拜年”的占到11.0%，“不知道怎么办”的也占到11.9%，这反映了一部分大学生的科学防护意识不强或者对于亲情与生命健康的冲突不知所措的心态。关于“是否会冒风险回去照顾小妹妹”也遇到了生命健康、亲情、疫情管理等更为复杂的价值冲突。因此，在今后的教育中需要引导大学生在遇到价值冲突时进行合理的判断和行动。

(四)培养大学生的专业意识和能力

大学生在疫情中普遍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奉献精神，但需要培养其专业意识和能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责任感是大学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从这次调查的结果看，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正面的价值取向，且已经有大学生付诸行动，成为抗疫前线的志愿者。当然，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在引导大学生利用各种机会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同时，也要重视个人安全，做好防护措施，最好在接受专业化的培训下具备一定的能力去参加志愿者服务。以往的研究表明：只有具有专业意识和能力，使志愿服务专业化，才能为志愿服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8]。因此，在肯定大学生具有责任感的同时，也要加强其专业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实现从“敢为”到“能为”的提升。此外，在今后的思想道德教育中也要培养大学生把危机和困难中的志愿行动扩展到平时的志愿活动中去。

三、总体评价与前瞻思考

本次问卷调查所包括的社会责任观、亲情观、学习观、科学观等思想道德核心素质及相应行为，涵盖了社会、家庭、个体(自律能力和奋斗精神)、解决方法(科学还是盲从)等不同层次应对疫情的能力状况。

首先，在这次疫情特殊时刻大学生所展示出来的精神风貌和行为倾向，是十分积极正面的。大学生具备疫情应对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意识以及良好的学习意愿，大学生在与亲情冲突时表现出了高度的家庭责任感和在疫情难题前的奉献精神，减轻了人们对于00后大学生可能会成为“巨婴”的担忧。

其次，今后需要加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观教育。本次调查显示，大学生由于知识水平和见识水平的原因，科学意识普遍较好。但这种“科学”不能仅是“机械科学”，更需要“系统科学”，需要认识到人是处于大自然和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调查中很多同学反思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呼吁抵制乱吃野生动物，以免再次造成类似疫情或其他灾难。可以说，这次疫情也是一个契机，使得大学生认识到要遵循自然规律，保持自然平衡，与大自然中其他生物和谐共生。通过类似引导，可以促进大学生形成更为健康的科学观和生活方式。

最后，今后需要加强忧患意识和灾难观的教育。中华民族很早就具有了忧患意识[9]，忧患意识也是中国有悠久历史的德育内容，而灾难规则是其中更具有时代针对性的德育内容。灾难会导致原有正常生活的中断，而适当的应对灾难的态度配合外在手段，会有利于更快地恢复正常生活，因此现代社会中进行灾难观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次调查清楚地表明，疫情中大学生们普遍经历了惶恐、各种信息和谣言的“轰炸”、长时间无法出门的“发霉”感、与家人亲友就问题处理方式意见不一致时的紧张焦虑、对自己和家人的担心、同胞逝去时自己爱莫能助的无力感，等等。因此，除了进行必要的灾难生存能力培训(如地震火灾卫生防疫演习或培训)之外，对于灾难的主观态度、精神准备、行为能力的培养也是极为重要的教育内容。灾难来临时的冷静、灾难持续时的相对坦然但决不放弃、应对模糊信息和谣言的态度、个体家人社会之间的协作团结、甚至灾难中的个体牺牲等方面，都是应对灾难需要的能力。当然，这方面研究相对薄弱，能否成为思想道德核心素质与能力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