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示

张娣英

（韶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即“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在《资本论》中对劳动力作了大量的论述，充分论证了劳动力是生产中的主体要素，只有劳动力的活劳动才能把生产要素中的“死”的劳动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马克思特别强调劳动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唯一源泉，任何社会的再生产都离不开人的劳动，因此在不同的人力资本供给条件下，人的劳动效率是大不一样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出发，强调劳动力供给要素和生产效率及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强调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再生产的“固定资本”。马克思把劳动力从成本要素分析引入到制度要素分析中，在《资本论》中重点研究劳动力的智力和体力、影响人力资本的制度要素及劳动力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把包括制度要素在内的劳动力成本要素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分析中，这无疑给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供给侧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等一系列经济学著作里，详细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内涵，将劳动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作为经济发展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建立了包括商品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构成和资本再生产理论等不同理论层次构成的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是劳动力商品理论。劳动力商品理论是《资本论》的重要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到：“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194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构成了生产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三大要素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的二重性决定商品的二因素，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量是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进而决定商品价格变动的最终原因。“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3］169，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一部分是有偿劳动，另一部分是无偿劳动。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我称之为利润。”［3］186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劳动价值论产生的理论前提。

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石，马克思从劳动力商品前提出发，详细阐述了“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3］219，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处于异化状态，剩余价值成为了劳动力商品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劳动力商品和其他商品相比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劳动者通过劳动不仅能创造出自身的价值，而且能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2］223，唯有劳动力的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终极原因。对于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认为，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这一特殊物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2］219。

三是资本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时写道：“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时候，资本才会产生。”［2］19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来考察资本的本质，揭示了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资本总是表现为机器、厂房、货币等一定具体的物，但实质上，在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力转化为了商品，这些物就成为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正如马克思所强调，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的有机构成来动态考察资本，资本是在不断运动中增值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应从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方面从物质形态来看，资本的构成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它们的数量比例关系由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所决定。另一方面从价值形态来看，资本包括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和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只发生价值的转移，而不会形成价值的增值，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只有劳动力才能产生价值和实现价值的增值。技术构成决定价值过程，价值过程的变化反映技术构成的变化，资本的有机构成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四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体现为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包含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两方面来完成社会总产品的实现。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两个重要前提是两大部类和三种价值形态的划分，按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社会总产品从实物形态上分为生产和消费两大部类，在价值形态上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社会再生产要得以顺利进行，就是社会总产品要得到实现，即生产和消费两大部类之间要得到实物和价值上的补偿，要实现扩大再生产，还必须补偿新增加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简单地说，要实现简单再生产或是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都必须达到合理的比例关系。由此可见，社会再生产的实现表面上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实质上是生产是否按比例协调发展的问题。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再生产理论，这种层次的递进构成了劳动价值理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论基石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基本前提，揭示了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劳动力又是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尽回顾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阶级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简单用技术、资本、教育和管理等要素来解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成为了商品，使剩余价值的产生得以实现，生产和再生产才得以顺利进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也为加强人力资本管理、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起到方法论的作用。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示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研究中，大多数经济学家把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但纵观历史，如何发挥劳动力价值的良性功能，保证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依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完善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等。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存在供需错位的矛盾，我们长期以来把土地、资源、技术、资本等作为供给的核心要素，依托积极的财政性政策来拉动内需，虽然大幅度提高了GDP的增长速度，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惯性力带来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重复建设。低端产品过剩，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经济发展至今，我国供需矛盾日益明显，要素成本不断增加、投资回报率递减。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必须从供给侧发力，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中国目前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完善发展的动力机制，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确保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要建立合理的供给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因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视角上得到一定的启发。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用改革的方法推进供给侧的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4］，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如果发展的取向还是在靠短期的投资、消费、出口等“三驾马车”来驱动，我国经济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构建引领创新的长效激励机制，用改革的办法变经济的外延式增长模式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一是坚持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完善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机制。在马克思看来：非劳动因素不创造价值，价值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是个人对社会贡献的“评价指标”［2］90-91，全面认识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对于深刻理解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目前我国企业人才资源、技术力量比较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人员、管理人才、市场营销人员和金融法律人才短缺，企业现有的生产运营、管理、技术能力比较薄弱。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承载压力和残酷的市场竞争压力，“一个国家发展能否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越来越取决于国民素质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素质。”［5］因此要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取向，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建立健全发展的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地挖掘劳动者自身的创新发展潜力，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竞争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引擎。”［6］

二是科学定位剩余价值在改革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虽然旨在揭露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但马克思同时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真正源泉，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就叫作资本积累”［2］634，而“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2］636。因此从剩余价值的这些共性来看，剩余价值的作用无疑体现在多方面的经济关系中，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依然离不开依托剩余价值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只是主要不同之处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下，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民生、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必须以人为本，完善劳动力要素市场，完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政府的服务职能，充分激发劳动者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保证剩余价值作为市场经济的动力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三是完善资本结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新资本的制度优势。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范畴，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但从辨证的角度来看，只要是资本，都存在着共同特征：首先，资本的增值功能，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次，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值；再次，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只有劳动力可变资本和机器、厂房等不变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创造现实的生产力，才能实现价值的增值。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完善资本结构，加快资本运行，既要充分发挥其增值功能，又要以服务人民为导向，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方面要坚持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抓住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7］这一主要任务，有效促进经济、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放宽非公有资本的准入门槛，使各类经营主体享有投融资政策的公平权利。总之要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有效发挥资本的作用，提升资本要素的产出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有效供给。

四是协调发展再生产，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虽然立足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但某些共性的内涵适用于一般的市场经济条件。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来看，包含两方面的共性要素：一方面，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再生产的起点；另一方面，两大部类、三种价值形态的合理比例关系是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这两方面的共性要素同样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资本积累依然是一个关键的供给要素，只有一定数量的资本积累才有可能购买到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须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因此，供给侧结构性经济改革中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政府及职能部门要充分运用财政政策促使两者达到合理的平衡关系，确保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来保证生产和消费两大部类之间的合理平衡，保证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三种价值形态的合理比例关系。这些比例关系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供给是否和需求相匹配的问题，因此，改革的重点就是从供给侧发力，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确保生产和消费比例平衡。

五是构建完善的政策体制调控框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要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健全激励机制，完善政策环境”［8］，推进财政、金融体系改革，完善投融资的政策支持，使各类经营主体在创新改革上享有政策上的平等权利。有效的体制机制供给可以激励创新，提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产出率，促进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因此解决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国家在政策、资金扶助上，要加大对教育、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管理等方面的投入。建立健全各种评价和监督机制，既要加强法律法规监督职能，又要充分发挥社会机构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杜绝一切权力寻租行为，确保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使用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