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视角下文化界抗战研究
——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例

黄兴意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20世纪30年代，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军港和守卫长江的大门，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又在上海发动武装入侵的“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前来增援的第五军与上海群众一同奋起抵抗。在面临国难时，上海的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利用精神文化力量来组织抗战团体，进行抗战宣传，为抗战贡献力量。上海文化界和抗敌后援会结合战时环境，充分调动民族抗战热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冯绍霆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为例》和王珏的《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此外，上海市中共党委史学会编纂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对此有详细的资料论述。但是以上成果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界抗战研究仍然存在不足：（1）立意较为单一，把全民抗战作为论述重点，缺少对抗战局部地区的典型论述；（2）注重宣传上海文化界抗战团体所取得的成果，缺乏对具体过程作进一步史料分析总结。因此笔者希望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努力做到角度新颖、论从史出，用现有史料重新解读这段重大历史事件及其产生的的历史影响。

1 救亡团体成立背景

1.1 组建民众抗战必要性

七七事变后，面对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战热情，国民党认识到有必要把群众抗战运动纳入到统筹管理轨道中去。因此国民党在《抗战建国纲领》中说到：“全民族的抗战建国，只有发动全民族参加，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早已成为大家公认的真理。但是，全民族的动员，必须建筑在坚强的民众运动的基础之上，而民众运动的基础，又是建筑在坚强的民众组织之上的。”［1］211因为国民政府考虑到这种职业团体的内部人员，大部分生活在相类似的环境之下，有着相同的职业诉求。而且这种按照民众特性建立起的组织，比如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人组织工会，商人组织商会，学生组织学生会等，这类团体的组建可以发挥不同社会群体的作用，在抗战建国中也便于执行他们特殊的任务，这样更容易发挥团体的最大功用。因此在全面抗战一开始，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就发出了战斗号召，动员群众进行抗战宣传。然而在组织动员方面每个城市又有各自特点，例如上海的地方民众后援会和南京的民众后援会相比，上海的地方民众后援会不以政府机关为组织核心，而是以地方协会、市商会等民间组织为主筹建起来的。主要是因为上海市商会等民间组织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建立在这种全民组织基础上的后援会，才能更加坚固，进而才能实行全国的总动员。共产党在群众动员方面也是积极响应和支持，在1937年7月8日《全国抗战宣言中》就提及了动员群众抗战的必要性，并且罗列了动员群众的具体方法：（1）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2）提出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3）扩大工农商学各界爱国团体的组织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2］346上述三个方法都是想通过扩大民众权利和各种进步抗战团体的合法性来保障民众抗战的自由，从而扩大群众运动的范围及其影响力。毛泽东对于发动群众抗战也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想给日本侵略者致命的打击，必须做到给予人民爱国自由权利，同时军力也必须同民力相结合。毛泽东还呼吁“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前车可鉴。如果坚决抗战出于真心，就不能忽略这一条。”［2］347以上可以看出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民众力量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但共产党在实际组织过程中更有号召力，更具代表性。因此，上海各救亡团体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组织起来开展抗敌救亡工作。

1.2 上海各界救亡团体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为抗日救国运动开展指明了方向。在“一二九”运动影响下，形成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运动高潮。上海各界也纷纷组织起来，以“救国会”为主要形式展开抗日运动。上海妇女界首先举起“救国会”旗帜，1935年12月21日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12月22日，上海文化界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同时也促进上海各阶层救国会的成立。1936年5月6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职业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国难教育社又联合编辑发行《救亡情报》。该刊“为了检讨各部份救国工作，从救亡斗争中检阅自己阵线工作不够的地方，互相批评，以加强我们的力量”［3］。该刊特设“救亡言论”“时事特批”“救亡消息”栏目来组织抗战救国，对上海乃至全国救国运动情况都作过大量及时报告。在宣传国难、鼓舞斗志、组织抗战上发挥了重要影响。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成立，进一步激发了大家抗战热情。此外国民政府也组建过各界抗敌后援会。1937年7月14日，上海的地方协会、市总工会、市妇女会、纳税华人会、市民联合会等百余团体在上海市商会召开上海各团体援助抗敌将士联合会第一次联席会议，筹备组织全市性的抗敌后援会。7月22日上午，上海市商会、市民联合会、市总工会、市农会等相关13个机关团体经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同意后，举办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参加人数有1 000多人，分别代表了500多个团体。该会的宗旨是：“以中央既定方针作抗敌后援，共谋完整国土，复兴民族。”［4］后援会组织下设置十个执行委员会，包括供应委员会、筹募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交通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救护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等，分别负责相应筹募救国捐款和救国公债、救济难民、救护伤兵、供应军需品、宣传抗战、交通运输、组织动员等活动。7月28日，开始实行募捐活动，当天就有人捐款，像怡人洋行同人会捐款了200元，其他个人捐款少者也有一角二角的。这类募捐活动也是从另一侧面唤起民众救国意识，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战救援。中共此时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议各救亡协会以团体的名义加入抗敌后援会。在全面抗战初期，该委员会对抗战的外交、金融、工业、军事、供应等问题都进行过商讨制度相关执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战救援起到过积极作用。

从上海抗敌后援会的成员结构上看，组建成员里潘公展、黄百川、童行白、沈怡等都是国民政府官员，同样也聚集了像王晓籁、钱新之、黄炎培、许冠群等社会名流专家。该后援会的组织人员像杜月笙，潘公展、汪曼云都是上海工商巨头，国民党核心人物。这样的领导结构也就表明虽然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名义上是民间团体，但实际运作中带有官方和半官方的性质，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国民党抗战路线方针在后方的缩影。

2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建立

2.1 组建过程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次日就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称“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2］343。同时也指出近月以来，日军侵占平津后，平津地区的汉奸和亲日派的份子在动摇坚决抗战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与坚决抗战方针相矛盾并且非常危险的现象。针对当时这种情况，社会上呼吁二十九军的将士们要团结一心，坚决反对投降，要为民族而战，坚决抗战到底。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各地党支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派出适当人士出面，向当地党、政、军、警、学、商各界接洽，组织救亡团队。胡俞之、钱俊瑞等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出面与上海市文化教育界相关人士沟通联络，发起了有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派人士参加，带有统战性质的救亡协会。7月28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召开会议，宣布该协会成立，同时推选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为该协会会长，胡俞之、舒新城、沈田莘、黄造雄、张志让等人为主席团成员，同时推选蔡元培、潘公展、张菊生、谢六逸、巴金等83人为理事。上海市救亡协会成立以后，即向国民政府申请注册并获得批准，成为全国最早的具有合法地位的群众抗日救亡团体。7月29日，举行的上海文化救亡协会大会上，首先是向抗战阵亡士兵默哀三分钟，再有通过提案：（1）电请蒋委员长乘胜收复失地；（2）参加上海各界抗敌救援会；（3）请求上海各界抗敌救援会根据该会决议立即召开市民大会发扬民气；（4）切实抵制劣货；（5）联合各界切实制裁汉奸；（6）请求中央宣传部鼓动爱国言论；（7）组织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8）策动本市文化界扩大救国宣传；（9）协助政府加紧缉私工作；（10）出版会报［5］。上述十项提案之间都是相互配合实施的，对内都是根据政府指示组织救护支援，对外则是组织国际宣传，控诉日方侵略行为。这一系列的提议都是在为国家民族奔走呼号，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以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为载体的后方统一抗战，在舆论宣传方面主要是想唤起群众爱国牺牲意识，这也可以看出文化界救亡协会把救国宣传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2.2 具体政治主张

相比于军事上的抗战，文化意义上的抗战起到的影响更为深远。正如沈志远在《文化的抗战与抗战的文化》中提到：“文化的意义并不随炮声而消失或减退，而是随着军事抗战的展开而日益增高的。应当说，文化抗战是全民抗战中的一面，而且是极重要的一面。现在我们看到文化抗战的各方面正在开始进行，纵然是十分迂缓，不痛快而且很远地落后于军事的抗战。文化抗战中另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思想的抗战。”［1］286认为抗战中衍生出的“等待主义”“失败主义”“左倾的高调主义”“阿Q精神”都阻碍了抗战的胜利。所以通过文化界为载体进行民众思想上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尤为迫切。这一点在《申报》上也有所体现，1937年1月18日，《申报》刊登上海市文化界统一救国意见，“要提高文化权威不仅靠报界而要整个社会各界人士都发表，都要发表对救国的正常意见，此种意见的总和，才可以建立舆论的权威，足以制裁一切反民意的言论与行动”［6］。而且对于民众出现的对时局失望，对中国战胜日本不抱希望的心理和得知廊坊小胜消息后，就欣喜若狂，燃放炮竹这种矛盾心理，意见指出浮躁是决不足以应付持久的战争的。并且分析第二十九军的溃败是因为精神不统一、意志不统一，指出在举国统一抗战之下，思想是不能自由的。1937年7月31日，潘公展在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会致词时也提到：“希望文化界诸先生要大彻大悟，放弃个人思想自由主义，统一全民更是例举殷汝耕、江朝宗、齐燮元之流，指出他们要做汉奸，又何尝不是思想自由。”［7］所以在国难时期，不能彻底统一思想，统一精神，就会埋下亡国的祸根。

在精神动员方面，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时刻提醒人们此次抗战不是局部战争，而是整个民族的抗战，同时也是一个弱国对强国的抗战，在持久战和消耗战下只有动员整个民族的人力物力智力，“只有每个国民都抱有必死的心态，以‘焦土抗战’的大决心，总能把握这一次抗战的最后胜利”［8］。更是提出我们不仅仅要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而是要从根本上扑灭敌人侵略的火焰，永保东方及世界和平。

日军侵略中国时，曾妄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然而单淞沪会战就打了有三个月之久。中华民族团结抗敌的精神，使得日本不得不重新制定侵华政策，日方逐渐采取分化瓦解抗日力量，散布谣言等阴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日方种种行径，为了驳斥日方，《申报》在1937年10月21日，刊登戴葆瑬的广播演说，演说中提到：“日本军阀年来明目张胆，推行大陆政策，肆意诬蔑，散步恶意宣传，借防共为侵略我国之借口，昨日东京外务省拒绝参加九国公约，公约会议，发表宣言，涉及所谓防共问题，颠倒是非，混乱国际视听。”［9］同时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撤销苏维埃区域，解散红军组织，中国全民上下团结一心，抵御外辱。戴葆瑬的演讲揭穿了日军的阴谋，让亲日份子和投降份子看到日军以此为借口进行的武力侵略就是为了推行本国的法西斯主义道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不管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中国自己的内政问题，决不允许他国干预我国内政。

除此之外，对于释放政治犯这一提议，上海市救亡协会更是“电呈国民政府请释放全国政治犯，网开一面，使其为国效命云”［10］。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救援工作者，也多次强调此时广大人民群众，拥有发表、抗日救国的言论自由，也可以通过集会、结社等方式进行抗敌活动。而且应该废除一切束缚民众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适应当前抗战的新法令。国民政府应当开放党禁，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这些主张都体现出共产党希望可以在战时紧张情况下，动员一切人力为抗战胜利奠定基础，同时反对国民党借由抗日而进行的政治迫害。

2.3 各界联合动员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随着战事时局的不断变化，提出符合实际的抗战建议。建议每星期举办一次演讲会案，由组织部、宣传部协同办理；妇女动员方面，建议成立妇女救护训练和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在沪分会；在培训民众战时常识方面以战时训练班为例，当时议决“办理战时常识训练班案，定名为民众战事常识训练班”［11］。也是交组织部、宣传部会同办理。战时常识训练班主要是在抗战时期，让民众学习一定的战时常识，指导民众学会躲避战争伤害，在危机时候进行自救与他救，把伤亡数降到最低程度。同时各个团体还以壁报、讲课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空、防毒知识等，这都体现了当时宣传工作的特点就是把救亡和普及战时教育相结合。当时不仅文化界救亡协会对战时教育给予高度重视，各救亡团体组织一方面以各种方式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关于战争时期的经济政治知识以及战争知识的普及。许多救亡团体都邀请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论述战时经济政治形势，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让群众认识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制定战时教育方面，各个救援团体在上海救亡协会带领下同时结合国民党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到“改定教育制度及教材，进行战时教程，注重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1］7。的要求，制定符合实际的教育计划，例如在各救亡团体中进行集体主义教育、一般政治教育、组织民众的理论与经验教育、以及战时技术教育等，同时组织战时技术教育，包括救护、交通、军事等知识教育。在基层，各救亡团体认为还必须开展文字教育工作，因为文字符号是民众取得抗战救亡知识的必要工具，因此，越是在困难时期，越是要抓紧全面教育。在各救亡团体的努力下，战时教育在学校里迅速开展起来。同时，流浪儿童、失业工人、里弄妇女等也都成为了教育对象。由于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服务团就采取了“即传即达”的方法，让刚接受教育的人传播所学知识，提高效率尽可能让更多人学到相关战时知识。到10月下旬，服务团已经举办了两期训练班，160人接受训练后，被分派到各地、各个团体进行战时教育。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实际的宣传动员中，主要采取演剧和歌咏的形式进行动员，这同时也是影响最广泛的动员形式之一。1937年8月25日，文艺界救亡协会，召集文化界团体，及有关文化救亡协会、华北人民救亡同盟上海支部、中国创造者协会、上海妇女文化促进会、银钱业联谊会、全国律师协会“组织剧团问题，即成立戏剧工作委员会三组织战地服务问题，推动各团体，慰劳及救护伤”［12］。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得到“八办”的同意和支持，由原中共左翼戏剧界联盟党团负责人丁玲，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主要形式多以舞台剧、街头剧、播音剧等为主。总共有12个小队，其中90%的成员都是接受中共领导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爱国进步青年。还包括一些著名的演员、作家和作曲家等。夏衍、丁玲等先后创造了30多部独幕剧，像《放下你的鞭子》《报仇》《再上前线》等剧目都提供给演剧队演出，这些演剧队深入到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进行演出。这类剧目是上海文化艺术工作者根据现实改编，鼓舞了民众抗日热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更是验证了文化抗战的力量就是“分化抗战力量之流派的意识感情，发挥笔尖一致对外精神，唤起广大群众信仰政府，拥护政府，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之观念”［13］。上海市各团体救亡运动在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的带领下，同时中共也是时刻关注上海文艺界的抗战活动，与一些进步文艺工作者合作。在精神动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尽最大努力动员了全国人力物力为支援前线做出了巨大努力。

3 总结与启示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各种爱国力量迅速集结，七七事变至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大约有180个，形成了强大的全民族抗战阵容。在面临民族存亡危机时候，共产党更是审时度势加紧促进与国民党合作，上海抗敌后援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这两团体抗战中，都有共产党员的参与和宣传实行积极抗战政策。而上海各团体依据自身的特点与主张，配合着进行各方面的宣传，在初期起到了动员民众积极抗战作用，并且提高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对于国家层面的抗战也是提出一些意见。配合着众多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向世界控诉日军侵华的不正义之举，用不同于军事的手段，来向世界热爱和平的民众和国家表达中华民族虽然历经磨难，但是不会甘于侵略，会集国人之力共同抗战，不畏牺牲，并且坚信中国是永远站在胜利的一边。这段峥嵘的岁月深深镌刻着一个民族的抗争足迹，是一笔永远不会过时的精神财富，后辈也应该铭记抗战胜利背后的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