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陔余丛考》经世致用思想探析
——兼与《廿二史札记》比较

闫志强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273165）

一、引言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作有《瓯北集》《瓯北诗话》《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等。赵翼身处乾嘉之际，十分关注社会现实，其著作中无不体现出浓厚的经世致用思想。学者陈清云言：“赵翼的四部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皇朝武功纪盛》、《簷曝杂记》皆与乾嘉之际的时代风云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功能，决不是单纯的考史之作。”[1]因此，“经世致用”成为学界研究赵翼学术思想的一个重点。然而，综观以往研究①相关论著有陈鹏鸣《经世致用：赵翼史学的价值取向》（《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高平《〈廿二史札记〉经世致用的特色》（《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赵建玲《从〈廿二史札记〉看赵翼的历史观》（《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王明芳《“读史以观世变”——〈廿二史札记〉的著述旨趣初论》（《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刘玲《“惠学”与“经世”:乾嘉三大考史著作主旨比较》（《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18年第6期）等；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中有《经世致用思史学思想的形成》一节论述赵翼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主要为对其经世致用思想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本文相关的是书中比较了《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著作背景、体例、内容、旨趣，侧重于在外围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大多是基于《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而忽视了对《陔余丛考》（以下简称《丛考》）的探讨。《丛考》为赵翼循陔归乡时所作的读书札记，内容涵盖经学、史学、风俗、制度等，其中包含丰富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鉴于此，本文主要依据《丛考》，对书中蕴含的经世致用思想进行探析，与《札记》做一比较，并分析赵翼此思想与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关系。考察于此的意义有三：其一为对《陔余丛考》一书所传递的经世致用思想进行论述，进一步丰富赵翼史学思想的体系；其二为通过与《札记》表达方式的比较，分析赵翼在不同时间段传递观点时的路径演变；其三为分析赵翼所受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展现明末清初至清乾嘉时期的学术脉络。有感于斯，故笔者不揣浅陋，以求教于方家。

二、《陔余丛考》中的经世致用思想

《陔余丛考》为赵翼循陔归乡时所作的读书札记，内容涵盖经学、史学、风俗、制度等，通过对其所述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其经世致用思想。

（一）制度

制度与现实的联系自不待言，在《丛考》中涉及到较多对制度源流演变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论述范围广泛。如卷十八《宋制武选归吏部》中记载，唐时武官的选举在于兵部，而宋神宗谓“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吏部遂分左右曹而掌文武官员选拔[2]。卷二十九《科举分南北》考证明初取士不分南北，因洪武丁丑会试皆南士，“帝疑所取之偏”，但也直至洪熙元年才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3]。对科举考试与地域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也受到赵翼自身经历的影响，乾隆二十六年（1761），本该高中状元的赵翼却因乾隆皇帝考虑到江南多状元，而陕西本朝尚无状元，继而将陕西籍的王杰与其位置对调，赵翼屈居探花，这也成为赵翼一生的遗憾。在《簷曝杂记》之《辛巳殿试》条目中，赵翼曾详细记述了对调之事的始末，并自叹道：“惺园由此邀宸眷，翔步直上，而余仅至监司，此固命也，然贱名亦即由此蒙主知。”[4]故在著作中多有考订科举制度之条目。

（二）经济

关于货币制度与经济相关的条目在《丛考》中也有一席之地，如卷三十《银》论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认为“专用银钱为币，直至明中叶始定”，赵文对从夏商至明代的金银作为货币使用情况进行辨正，最后得出“西荘之说亦相合，但系钱粮专征银，而非民间专征银耳。”[5]但该条目不仅仅是对于王鸣盛之说的辨析，更有价值的是对历代金银使用情况的梳理，集中体现了赵翼对经济相关情况的重视。卷三十《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辨析丘文庄所云木棉布元时始入中国的观点，通过考察《浔梧杂佩》《南史》《旧唐书》等史籍，赵翼认为棉布在“三代时已有之矣”，分析丘文庄其说的原因为“然则棉花布自古有之，何以丘文庄谓元初始于入中国？盖昔时棉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观姚察门生所送纸一端，白乐天以此送人并形之歌咏，则其为罕而珍重可知。迨宋末元初，其种传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并分析其传播区域的变动，“合诸说观之，盖其种本来自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6]不仅于《丛考》中多有此论，在赵翼的诗作《人参诗》中曾言：“伟儿久病，需用参剂。市价甚贵，白金三百两易一两，尚不得佳者……”[7]此后并考证康熙五十年后、乾隆十五年、乾隆二十八年的人参价格，可见其对当时较为珍贵的药材价格的关注。

（三）文论

有学者曾言：“在赵翼的观念里，无论是诗文创作还是史论，都应注重经世致用这一思想。”[8]在《丛考》中关于诗人和诗体的论述也多有此倾向，文体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时代风尚。《丛考》中关于诗歌的体裁和诗人的特色多有评论，如卷二十三中《一二言诗》《三言诗》《四言诗》《五言》《七言》等系列关于诗歌体裁的论述，以及卷二十四中《曲牌名入诗》《数目字入诗》等关于较有特色的诗歌内容论述。卷二十四《刘后村诗多用本朝事》对于诗中用本朝事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直叙时事，如“至杨铁崖《湖州作》有云：得句时过张外史，学书不让管夫人。”一种为刘后村所用者，赵翼评其“其意固在争新，然本朝事作诗料运用，究欠稳重，后村之后亦少有此体也。”[9]作为性灵派代表诗人，赵翼作诗追求创新，但反对为争新而用奇词怪语。在《瓯北诗话》中曾云：“盤空硬语，须有静思结撰，若徒撏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10]可见赵翼并非一味强调新意，更为关注的是有无“真警策”。

（四）史书编纂

学者刘玲曾言：“对史籍、史学的重视折射出乾嘉学者‘经世’的治学取向。”[11]《丛考》卷五到卷十九为考订史书和史实的条目，其中以史书编纂的部分较多，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皆有涉及。赵翼所考涵盖面较广，关于史书之文笔的条目有卷十一《新唐书文笔》，认为“旧唐书列传之文高下不等，其简当完善者类多国史原文”[12]。卷十四《史传俗语》对于在《齐书》《辽史》《元史》等史籍中出现的如“行兵底不是唐太宗！”等俗语进行说明，并猜想修史之人对此诏书中俗语之所以未加润色的原因，或“毋乃太草率耶？”或“有意存之，以见当时之鄙俚耶？”[13]

（五）史事考论

对于史实考论更加体现赵翼对时代风气与兴衰的关注。如卷十六《汉初分郡之大》认为“汉初设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密而幅员较小。”而对以外的地区如广西、广东等省的设置较为疏阔，认为是“盖其时蛮夷之地甫经开关，人户稀少，赋税讼狱亦皆轻减，故疏阔如此”[14]。卷十八《有明进士之重》对明代重进士的风气进行描述“然有明一代，终以进士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15]在《明初用人不拘资格》中，通过对明初用人情况的分析，“洪武十一年，由布衣超擢者九十五人。十五年，又以经明行修之士三千百余人，各授布政使、参议等官。”认为明初在选拔官吏上并不拘于资格。深究其因，赵翼认为“盖当开国之初急于求才，且以官爵声动天下，故有此不次之举……胡、蓝二党外，诸臣之以小故陷重辟者指不胜屈。”分析明初用人不拘资格的原因，并联系到后期多刑狱之案也与此有关[16]。

三、《陔余丛考》与《廿二史札记》表达方式的异同

《陔余丛考》始撰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付刊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廿二史札记》则付梓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17]。《丛考》开始撰写的时间与《札记》成书时间中间相距23年，这23年也是赵翼身份从诗人向学术大家转向的时期，故而这两本著作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表达方式上存在技巧差异。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两者都或多或少显露出发展变化的痕迹和端倪，现就二书的不同点和相同点进行论述。

（一）不同点

整体上而言，相对于《札记》，赵翼在《丛考》中表达其经世致用思想是相对含蓄的，体现在技巧和思想深度方面，而《札记》就更加的清楚和深刻。现就相关条目对比论之。如《丛考》卷二十《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18]。

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广德二年秋七月……又有司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札记》卷二十六《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19]：

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

在两本书中都出现了《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差别主要有三：其一，《丛考》只是叙述了在王安石以前就存在青苗法，是唐代为官员俸禄和彍骑费用所采取的计亩加税行为，这一点在《札记》中也有所体现。《札记》中增加了在宋朝时推行青苗法的细节，其是由陕西转运使李参、河北转运使王广廉以及王安石曾在地方施行后而推往全国范围的官方主导的农业生产资金借贷行为。其二，关于青苗法之弊端，《丛考》只论述了因一年二收和有司定价高于市价两项而导致百姓的利息达十之五六，《札记》中所加的是政策由地方向全国推行过程中，因官吏在执行方面有所偏差而导致“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利”[20]。其三为方法和思想深度的变化，《札记》中添加了常平社仓与青苗法的对比，进一步加深了思想深度，主要是进行了理论总结，认为“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21]并发展《孟子》中所言“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赵翼认为“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

该三处差别都表明《札记》较《丛考》于经世致用表达方面更具深度，也善于用多种方法表达观点。《丛考》关于青苗法之条目只是简单陈述了其法在唐时的记载和王安石所推行之法的弊端，具有一定的经世致用功能，而《丛考》中所论，完整地叙述了由唐至宋制度的演变，以及深度总结了该法的弊端并与历史上其他例子进行对比，于现实之功用更加强烈和明显。此类还有《丛考》卷十六《元魏诛族之法最惨》与《札记》卷十四《后魏刑杀太过》，《丛考》卷十四《大礼之议》与《札记》卷三十一《大礼之议》系列对比。

不仅如此，二书在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还体现在内容的设置上，《札记》是以历代史书和史实为线索一一评点，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实的评论之中。例如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中针对税务繁重，税官残暴之现象直接评论到：“两淮又有盐监，广东又有珠监。或专或兼，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天下咸被害矣。”[22]类似的条目在《札记》中较多，基本构成了该书经世致用思想的主题。而《丛考》在主题上较为分散，所涉及的内容较广，尽管其中体现经世致用思想，但存在不够鲜明的问题。《丛考》中的民间信仰、风俗称谓、科举制度等都分为专卷论述，在历代史书和史实的考察中，也将史书放在重点，区别于《札记》中史实考察的主题。概而言之，《丛考》作为学术笔记，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在赵翼研究所及的各个方向，而《札记》是以时间为顺序对历朝的史实与史书的考察。

（二）相同点

《丛考》与《札记》的相同点在于两书都有相对保留的部分，《丛考》中有《札记》那种直接表达的端倪，而《札记》中也存有《丛考》里那种微妙和暧昧。如在《札记》卷十五《财婚》中言“魏、齐之时，婚嫁多以财币相尚。盖其始高门与卑族为婚，利其所有，财贿纷遗。其后遂成风俗，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恬不为怪也。”[23]论述风俗从而传递经世思想，与《丛考》卷三十一、卷三十二中《拜堂》《截婚》等条目如出一辙。不仅如此，两书也存在对较为新鲜事物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风气。如《札记》卷三十三《扬州同时四知府》[24]：

靖难师至扬州，江都令张本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唐）〔庆〕成率先归附，命与本并为扬州知府，与现任知府谭友德同莅府事，扬州一时遂有四知府。

《丛考》卷三十九《三十八学士》[25]：

唐太宗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番宿更休至形之图画，顾宁人《日知录》画内又有开元十八学士图皆开元中人，五代史马殷开天册府置官属亦以廖光图、徐仲雅、李宏皋、拓跋常等十八人为学士。

二条目分别对扬州明时同时出现四位知府和唐时的学士具体指何人进行论述，对历史上出现的重合现象给予关注，有一定的猎奇心理存在。而《丛考》则出现了那种直接叙述时代风气并加以点评的端倪，如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三卷中条目与《札记》评论史事的风格非常吻合，符合《札记》小引中所言：“至古今风会之变迁，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26]现例证如下。《丛考》卷十七《唐初多用番将》[27]：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冯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尔本突厥处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苏尼夫之子，契苾何力本铁勒莫贺可汗之孙……亦皆外番久居中国者也。

《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28]：

元代不重儒术，延佑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杖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如余阙元统元年进士，守安庆，死陈友谅之难。……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

唐代是包容多元文化的朝代，唐初番将较多的情况也与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存在一定的联系。而元末殉难者多为进士，反映了两个方面的现实，其一为元代本不重科举，但进士仍有如此之气节，可叹可敬。其二反映了赵翼对于科举的态度，显然从“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中可以看出赵翼对科举考试的神圣感和对士人气节的看重。在《丛考》中，这样的条目还有很多，如卷十七《谱学》《唐初武功之盛》《唐时王爵之盛》，卷十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等。

（三）二书差异原因探析

之所以二书在表达经世致用思想的方式上存在差异，是因为《丛考》和《札记》在撰写背景和目的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学者成长路径的角度出发，初入门者常常不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的学者有更清楚的问题意识。

1.撰写目的不同

从撰写目的的角度来看，《丛考》撰写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在《陔余丛考·小引》中，赵翼曾对该书的编写做如下描述：“余自黔西乞养归，问视之暇，仍理故业。日夕惟手一编，有所得骤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以其为循陔时所辑，故名曰《陔余丛考》，藏箧衍久矣。……拟更广采经史，增益成书。忽忽十余年，老境侵寻，此事遂废。”[29]可见该书应为赵翼读书札记性质的学术随笔，该书的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制度、风俗以及称谓等，总体上来讲属于广泛之作，故而其目的性不够明显。甚至并没有强烈的出版欲望，以致于其书中所流露出的经世思想是较为朴素和不自觉的。而《札记》则是指向明确，“至古今风会之变迁，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其内容设置也较《丛考》更为工整，考各朝史书于前，史实于后，语言简练而精致。《札记》为赵翼立言之志的精湛之作，而《丛考》则偏于读书笔记，由于二书定位的不同，故在经世致用思想的表达方式上也存在差别。

2.学术路径成长规律使然

从学者的成长路径来看，《丛考》在史书和史实考评部分对《札记》整本书的影响颇深。单磊认为：“编纂主要著作时兼编辅助性著作，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一大特色。《丛考》与《札记》之关系即有这种意味，尽管这未必是赵翼预先计划的结果。《丛考》比《札记》粗糙些，正史考论部分相当于《札记》的‘长编’。”[30]这也就使得《丛考》整个思想深度不及《札记》。就学者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出发，尽管赵翼早年就凭借诗歌名满天下，但就史学而言，赵翼在撰写《丛考》时尚属初出茅庐，所依据的方法和路径难免会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梁启超云：“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之《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31]《丛考》趋近于考据之风在史学应用的范畴，也就是梁启超所讲的“考证史迹，订讹正谬”。而到了《札记》之时，赵翼的治史旨趣发生了变化，经世意味明显。这中间存在学者个人学术成长和摸索的因素，面对相对新的领域，在展开研究时会有意无意地向时代学术思潮靠拢，而经过摸索之后，其著作的目的性更加强烈，也就更加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总而言之，《丛考》中的经世致用思想表现在其对经济、制度、史事等方面的考察之上，与《札记》相比具有含蓄和缺乏深度的特点。但就整体而言，《丛考》已经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从时间梯度上把二书放在一起考察经世致用思想，表现出赵翼史学路径和思想态度的前后变化。在清代学者普遍具有撰写笔记类学术著作的环境下，类似的考察丰富和完善了学者个人学术史的构建，折射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学术道路上探索的过程。

四、余论

在明末清初之际，学界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其中以顾炎武为代表人物，其集数十年之功所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皆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不朽之作。而赵翼在其著作中也多次提及顾炎武的观点，或补充之、或辩驳之。例如卷十六《郡国守相得自置吏》：“顾宁人引之，以为古时置吏得人皆由于此，然此亦矫枉过正之论。”[32]卷三十五《项羽神》：“顾宁人《日知录》谓六朝时吴兴项羽神最为显赫，而引《宋书·孔季恭传》……然不止此二事也……”[33]不仅如此，据刘永兴《〈陔馀丛考〉与〈日知录〉的比较研究》一文，《日知录》对《丛考》的影响在体例上、内容上乃至学术方法上都有所体现[34]。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观点对赵翼也多有影响。关于社会风气与人心教化，顾炎武曾言：“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35]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言“至古今风会之迁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赵翼对风气变迁的重视明显是受到了顾炎武观点的影响。就教化来讲，赵翼注重史书在其中的作用，例如《丛考》卷十《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条目对《旧唐书》中关于宦官左右皇位继承而未直书其事云：“此等大事皆不据实直书，何以示惩戒耶？《新书》一一著之，此皆《新书》书法之过于《旧书》者也。”[36]

以上可见赵翼受到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影响，就此方向将赵翼与顾炎武对比来看，两者又存在经世致用思想表现形式的接受与态度立场的不同。其一，《丛考》的著述形式和内容与《日知录》颇为相似，此为赵翼对顾炎武初步模仿的成果，而《札记》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史书史实点评风格和形式。可以说，《丛考》受到《日知录》的形式影响而未深入展现思想，《札记》突破形式与内容的藩篱而较好地展示了思想。其二，关于明代遗民与经世致用思想，学者孔定芳曾言：“然而，明遗民所张扬的经世致用，则有其特定的‘当下义’，其意蕴不是对传统儒学的‘反本’，而是对未来之世的‘开新’。其所经之‘世’，或是南明之世，或是未来之世，却决然不是清朝之世。”[37]顾炎武作为明代遗民的代表人物，其经世致用思想的直接诱因多为对明朝灭亡的反思，对清政府的态度是为不合作甚至反对的。赵翼在《札记》中论述明史长达六卷，同样是对明代历史的反思，区别在于其对清王朝的态度。《丛考》中对清王朝多有赞赏，例如卷二十八《三元》：“本朝百余年来，未有中三元者。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苏州钱棨以己亥解元，掇辛丑会状，遂备兹盛事。盖气运鸿明，久道化成，是以灵秀呈露，蔚为上端，于此可以觇文明之治也。”[38]尽管其中未必是赵翼出自真心的赞扬，但这样的立场态度与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遗民是截然不同的，其中缘由为赵翼生活在康乾时期，天下鼎定已久，清王朝统治较为稳固，其又为进士及第，久宦官场。可以说赵翼的经世致用思想多为借古用今，是站在清政府的态度立场上的劝诫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