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条件与地理因素的良性互动
——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兴起的动因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1）

一、问题的缘起

桂林作为全面抗战时期著名的“文化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历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战争环境下，桂林文化名人云集，出版机构林立，书刊琳琅满目，文艺运动高潮迭起，接连不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①。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兴起的原因。有的从政治地位的角度，分析了广西省会迁回桂林对桂林出版业繁荣的积极影响②。有的则认为，新桂系为了发展自己的力量，在政治上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宽松环境③。有的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认为抗战时期桂林的出版事业，特别是一些进步书店和出版社，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开展工作的④。也有的学者注意到了桂林的地理优势，认为桂林地处广西东北部，交通方便，是中原、华东联结西南、华南的战略要地，又是通向香港和东南亚的门户⑤，对出版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了解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兴起有一定的启迪。但是，为什么这个时期的出版业能够在桂林勃兴，而不是在柳州、梧州、南宁等地兴起？学术界对此或语焉不详，或缺乏细致分析，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试图从全面抗战的大背景出发，探讨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兴起的历史根源和地理因素，进而揭示历史进程与地理环境的内在关系。

二、全面抗战的爆发与桂林出版业的兴起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后，沿海省份相继沦陷，大量知识分子、工厂和文化机构内迁至西南、西北等地区，为大后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创造了历史契机。而桂林出版事业在此特殊历史背景下抓住机会，在人才队伍、技术条件、资金保障、政策支持等方面获得了蓬勃发展。

大批知识分子迁徙到桂林，构建了桂林出版业最基本的人才队伍。他们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拖家带口，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桂林。据不完全统计，迁桂知识分子总数近2000人，其中闻名全国的就有近200人。他们中有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等各门类的学者专家，是桂林出版书刊主要作者。其中从事哲学方面有40多人，历史、地理方面有120多人，法律、军事类有40多人，政治、社会科学方面有90多人，文化教育方面有60多人，语言文字方面有70多人，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有110人，文学艺术方面有近400人⑥。查核《桂林文化大事记》中的《人物简表》，在全面抗战时期，除去籍贯不详者134人，来自广西省外的知识分子占桂林知识分子总数63%。又据《桂林抗战文艺辞典》可知，外省籍作家占桂林作家总数81%。从这两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外省籍知识分子撑起了战时桂林出版事业的大旗。许多人身兼编辑、作者二职，既编又写。如巴金既参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的编辑工作，包括编辑、排版、校对和组织印刷等细琐工作，又亲自写下了《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等名篇；艾青除编辑《广西日报》副刊《南方》外，还在上面发表了《江上》《工人歌》等诗作；胡风参与南天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组织出版《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外，同样发表了不少文艺理论文章，引起广泛影响；千家驹除为桂林进步书刊撰稿外，还主编《中国农村》期刊。除了这几位外，叶圣陶、田汉、端木蕻良、邵荃麟、胡愈之、邹韬奋、夏衍、王鲁彦、聂绀弩、司马文森、范长江等人也是如此。知识分子除了参与出版业的具体工作外，还作为受众对出版业给予支持，从而扩大了其市场空间。出版业具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性质，出版书刊的消费者更多的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群。因此，知识分子往往兼具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多重身份，对书报刊等文化产品有强烈的需求。譬如，夏衍为了学习其他报纸长处，推动《救亡日报》的改革，就长期订购《扫荡报》。

大量印刷厂的开办为桂林出版业提供了基本的印刷条件。为避免沿海沿江工业遭到日军摧毁，国民政府组织工业内迁。这些工厂初期迁往武汉地区，南京沦陷后日军沿江西进，武汉地区工厂分三路向西南、西北地区迁移，一路迁陕西，一路迁湘西南和广西，一路迁四川。其中迁入广西的工厂，据广西省政府建设厅统计，共计29家⑦。而1935年广西只有11家公营工厂和54家民营工厂⑧，技术和设备相当落后。迁桂工厂带来先进技术、设备及大量优秀人才，极大推动广西工业迅速发展，截至1943年，全省工厂发展到287家⑧。在这大背景下，桂林印刷厂也由原来的1家发展到21家⑧，如果再加上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单位88家，总计有109家大小印刷厂（社）⑥。在这些印刷厂中，从其业务分类看，专门从事书刊印刷的有8家，从事书刊印刷兼彩印杂件的6家，从事书刊兼杂件印刷的12家，从事影印的5家，从事报纸印刷的5家，从事杂件印刷的30家，此外还有铸字厂2家、油墨制造厂2家、装订厂3家和小石印文具铺36家⑩。与此同时，桂林印刷工人总数也迅速壮大。据职业工会统计，战前桂林市印刷工人有250至300人，1943年印刷工人上升到了1500至1600人，还有艺徒六七百人，工人总数较战前增加五六倍⑥。抗战前工人多来自广西、湖南和广东，战争爆发后江浙籍占比迅速攀升，技工、艺徒也多为外省人。江浙籍工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操作技术，他们对本地工人的提携和相互竞争，使桂林印刷技术提高很快。设备方面，战前只有广西印刷厂设备较全，到1943年7月桂林印刷工业发展达到最高峰时，桂林全市有当时最新式的轮转机2台，全张米列机2台，三色平版机1台，五彩橡皮机3台，印钞凹版机2台，汤姆森铸字机1台，对开机50余台，四开机60余台。还有三面切书机、照相制版、烫金划线装订等机器⑦。印刷设备的增加使得桂林印刷厂整体的印刷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据洗文的调查，“印刷生产，每月可印刷纸一万令至一万五千令。排字生产，每月书版可排三千万至四千万以上”⑩。

资金保障同样是出版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众多迁桂出版机构带来的原始资金有利于其在桂林开展出版业务。全面抗战爆发后，短短几年，大批报社、出版社、杂志社迁来桂林。扫荡报社、阵中画报社、国民公论社、新知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海燕出版社从武汉迁桂林；北新书局、耕耘出版社、光明书局、立信会计图片社、良友复兴图书公司、亚光奥地学社从上海迁桂林；救亡日报社从广州迁桂林，黎明书局从广州迁柳州，在桂林设办事处，商务印书馆梧州分馆被炸后迁桂林开业；正中书局、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中华书局、前导书局、新华日报社、开明书店、拔提书店、中国书店等先后在桂林开业或设立营业处。这些出版机构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的原始资金直接有效地促成了桂林出版业的发展。例如，救亡日报社从广州迁来桂林，从各方筹集资金后才得以顺利开展出版业务。夏衍回忆救亡日报社启动资金来源除了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津贴二百元，还有夏衍自己在香港筹来了一千五百元，除此之外，“郭沫若同志和三厅同人为了支持我们，在重庆上演了一出话剧——我在广州写的《一年间》，也给我们筹集了一点经费”⑪。除了出版机构自身筹集的资金外，广西省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也颇为重要。广西四大建设过程中政府开始尽其最大努力推动文化建设，对政府所属出版机构多有扶持。其中，民团周刊社依据“照宣传为主”之原则，印刷费用“大部分出自政府所发给之经费”⑫。

正是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随着人才、技术、资金的集聚，桂林的出版业得到蓬勃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前，桂林不过是西南一个小城市，其出版业并不发达，出版机构只有“省政府几个编辑出版部门，没有民营出版社，民营书店也只有5个”⑨，印刷厂有28家⑬。除了广西印刷厂设备较全外，其他厂都为手工作坊式生产，出版的图书寥寥无几，期刊也只有9种[⑭，报纸1种⑬。而全面抗战时期，“桂林是全国两大文化城之一，它拥有广大的出版机构，它集中了全国文化人的三分之一”⑮“中国的精神粮食——书，有80%是由它出版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⑯。据统计，抗战时期桂林有大小出版社、书店224家，有大小印刷厂（社）109家，共出版图书2273种，出版期刊258种，出版报纸15种⑰。桂林出版业呈现出爆发性增长。

三、桂林出版业兴起的地理因素

虽然整个抗战后方都受到战争的影响，但由于各地自身条件参差不齐，后方城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显示着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反映在出版业上，就出现了广西四大城市之中桂林出版业独树一帜的现象。就广西省内而言，南宁、梧州、柳州这三个城市与桂林相比，在出版队伍、印刷技术、政府政策几个方面都明显落后。即使从整个西南后方来看，桂林出版业也不容小觑。重庆是政治中枢，书刊管控与桂林相比严密得多，很多进步书刊都遭到查禁，有些书刊在重庆、昆明不能出版的还得移到桂林出版。如郭沫若在重庆写的历史剧《筑》遭禁后，是在桂林的《戏剧春秋》发表的；昆明聚集着教育界人士，然而地处僻远，文艺运动未形成广泛影响，以文学期刊的出版为例，昆明仅有文艺期刊2种，而同时期的桂林则达到22种⑱。桂林出版业何以如此兴旺发达？本文认为正是桂林自身独特的地理因素促进了出版业的跳跃式发展。

桂林独特的地理因素首先就表现为桂林的省会城市地位，而省会城市地位直接推动了桂林出版业的成长。1936年10月，新桂系因抗战需求将广西省会从南宁迁到桂林，桂林城市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地位随之提升。广西省会迁回桂林，其中出力最大者为新桂系首脑李宗仁。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解释了省会迁桂的缘由：“为应付即将爆发的抗战，我们深觉广西省会的南宁，距离海口太近，极易受到敌人威胁……为应付将来抗战军事上的需要，省会应自南宁迁返桂林。一则可避敌人自海上登陆的威胁，再则可与中央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加以桂林多山洞，是最好的天然防空设备。”⑲从上可知，省会迁桂主要是出于抗战需求。自桂林再次成为广西省会后，落寞的桂林城开始散发生机，人员逐渐聚集、商业渐渐繁盛，文化事业也慢慢恢复。“自省府迁来这里后，平（凭）空地增加了数千公务人员，许多和政治发生关系的人们，也一齐跟着跑到这里来，因此她冷静的市面已换过面目……街上外来的摩登男女随处都可以看见，流线型汽车也可以时常看见在马路上来往驰骋着，酒馆茶楼旅店也骤然增加了数量，书店也增加了好几间”⑳。随之而来，桂林出版业同样开始兴起。

一方面，省会迁桂直接促进了桂林出版业的发展。省政府为推动广西四大建设，陆续成立了几家带有宣传意味的编辑出版机构，包括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出版科（1933年）、省政府统计处（1935年）、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1937年）、民团周刊社（1938年）、教育厅编审组（1940年）、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编审股（1940年）⑫。印刷业也有着显著进步，广西印刷厂和广西日报印刷厂建成投产，公营印刷厂共计有6家⑧。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广西的公营印刷厂都集中在桂林，南宁、柳州、梧州等城市没有一家公营印刷厂，这显然是因为桂林为广西省政府所在地，公营工厂自然就集中在此。图书方面，省政府各部门出版了《基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概论》《广西教育施政纲领》《广西大事记》《广西建设应该走的路线》等书籍，据广西新闻出版局整理统计资料显示，共出版304种㉑。报纸方面，随省政府一同前来的南宁《民国日报》和桂林本地的《桂林日报》合并改组成《广西日报》，该报为省政府机关报。期刊方面，省政府出版了《广西民政》《广西农业》《广西省政府公报》《广西建设季刊》《广西统计季刊》等刊物，共计有30种㉑。可以说，省会城市地位就是出版业的一大助力，省政府所在地不管位于何处，由于广西建设的宣传需要，都会给当地带来编辑出版机构、公营印刷厂，伴随而来的还有省政府自己出版的图书、报纸和期刊。而桂林就是广西省会，其出版业自然比南宁、梧州、柳州三城市更为发达。

另一方面，桂林成为省会后，政治地位在广西省内尤为重要，这使得中共统战工作在桂林的开展尤为便利，从而推动桂林出版业的勃兴。1938年9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分析武汉若失，广西战略地位就更为突出，桂林又是广西省会，所以有必要到桂林设立办事处。尔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人员刘恕接受叶剑英委派，到桂林筹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刘恕抵桂后，租用市区桂北路138号的两层楼房，作为办事处对外办公地点；又在灵川县路莫村租用一些民房，作为办事处仓库、招待所和军需物资的中转站。周恩来等人从武汉向长沙撤退途中，与新桂系领导人白崇禧会面，就中共拟在桂林设立办事处一事向他征求意见，得到肯定回答后，决定派李克农担任办事处处长。11月中旬，李克农率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到达桂林，自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式成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运输”，开展统战工作，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由于省会迁回桂林，广西全省党、政、军政治要员齐聚桂林，有利于中共以桂林“八办”为基地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从而促使中共领导的刊物得以顺利复刊。仅举一例，《救亡日报》就是因为周恩来偕同郭沫若与白崇禧交涉，才得以成功复刊。再加上该报总编辑夏衍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人建立友谊，为《救亡日报》的生存和发展创立条件。正是在这些努力的基础上，《救亡日报》才可能成为日后远销湘、赣、粤、川，发行超过一万份的报纸。

其次，是因为桂林的岩溶地貌，特有的自然条件吸引知识分子、出版机构的内迁。桂林市区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地形，南北两端为低缓的丘陵，中部为典型的岩溶地貌。岩溶地貌是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称，又称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中大量的碳酸盐岩、硫酸盐岩和卤化盐岩在流水的不断溶蚀作用下，在地表和地下形成了各种奇特的岩洞。桂林市区内的岩溶地貌分布广泛，面积占市区面积的96%，桂林市区内人可进入的洞穴数以千计，已调查考察测绘的洞穴有300多个，其中市区就占292个，洞道总长度达2.1万米，平均每个洞穴长71.8米，少数洞穴长度超过1000米⑬。

抗战时期民众迁移，首重安全，桂林存在如此多的天然岩洞，显然为人员防空创立良好条件。当时新安旅行团的一名少年也认识到此，“在桂林城的四周，丛立着许多秀美的石山：有的像天上的星斗，东郊的七星岩就是因为它像北斗七星一样而著名的，特别是这些山下都有各种各样的天然洞，这些天然的岩洞已经成为桂林人最理想的防空洞”㉒。报人在总结桂林防空问题时特别表示：“桂林是一个全中国防空最好的地方，这是公认的口碑，历次狂炸中桂林在人命上的损失最少。这也是事实。……桂林之所以被公认为防空最好的地方，主要的是由于天然的条件。”[23]丰子恺回忆：“汉口沦陷，广州失守之后，桂林也成了敌人空袭的目标，我们常常逃警报。防空洞是天然的，到处皆有，就在那拔地而起的山的脚下。因了逃警报，我对桂林的山愈加亲近了。”㉔正是桂林存有大量岩洞，才使得大批人员留在桂林。而同时期南宁和梧州因为地处平原或丘陵地带，缺乏这种天然条件，导致其人口数量明显不如桂林。以1944年为例，桂林人口上升至309，460人，柳州因也属于岩溶地貌，所以其人口也接近十万，达至94，718人，而南宁只有66，501人，梧州稍多一点，但也只有85，855人⑧。

出版机构最为贵重的财产即各种印刷设备，而桂林存在的天然岩洞为印刷机器的安全保存创造了条件。在桂林设厂，各处山洞随时随地均可利用，无须增加建设防空洞费用亦万无一失。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其他抗战后方城市相比，在物质储藏利用和人员防空条件方面具有天然优越性。因此，这也吸引到不少的出版机构将印刷厂厂址选在岩洞附近，文化供应社的印刷厂房就建在百雁山。叶圣陶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他参观文化供应社印刷厂的情景：“此厂有大小印机六七架，已算大厂。厂之门外，开明自建之栈房在焉。其地曰百雁山，有岩洞若干个。入一洞名‘丽狮’洞者，宽广可容三千人。”㉕除了文化供应社之外，桂林版《大公报》筹建时，《大公报》桂林办事处主任王文斌同样选择租用七星岩附近的30多亩荒地作为馆址，报馆职工在七星岩后侧的星子岩内建设三层楼房，全部印刷机器安装在洞内，排字房建在洞口，编辑部、经理部各部门的办公室以及职工宿舍也都建在山洞旁。正是因为有山洞的庇护，桂林版《大公报》才得以顺利出版发行。不止《大公报》如此，《救亡日报》同样靠山建造印刷厂。据当时的印刷工人刘和坤追忆：“为了避免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救亡日报》在桂林东郊白面山盖了几十间草房，作为夜班编辑部和印刷厂。”㉖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广西印刷厂的分布呈现空间差异性。据《广西年鉴》（第三回）记载，广西共有32家印刷厂，桂林独占21家，柳州6家，梧州5家，而南宁只有一家碾米厂，没有印刷厂⑧。

最后，表现为桂林的交通优势，桂林便利的交通有利于纸张的供应和书刊的发行。中原大战结束后，广西局势日趋稳定，新桂系领导人对广西交通建设极为重视。《广西建设计划大纲》明确指出：“修筑县道，开濬水道，并使之与铁路省道及邻县县道联络，以发展交通，便利运输。”㉗桂林以其在广西的重要地位，其交通建设则是重中之重。广西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大城市中只有桂林和柳州的整体交通状况颇为良好，不仅公路线密集，湘桂铁路也通过这两个城市。但柳州与桂林相比，在印刷工厂数和人口数量这两个方面差额较大，也不具备省会城市地位，政治地位较低。即便从经济状况来看，桂林也遥遥领先。以商店数量为例，桂林有1101家，柳州376家，南宁141家，梧州646家⑧。桂林商店数几乎等同于其他三城市商店数量总和，虽然商店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完全代表经济发展概况，但也可以从中看出一点信息，即桂林经济条件远远优于柳州等城市。

交通建设的结果大大加强了桂林的交通区位优势。公路方面，桂黄路连接黄沙河，通往湖南；桂榴路连接桂中、桂南，还可经转荔浦，连接贺州八步，通向广东；桂穗路，连接贵州三穗。铁路方面，湘桂线连通粤汉线，连接广东、湖南及东南各省；黔桂线1941年1月通车至金城江，后通到贵州境内的独山，大大缩短了桂林到贵阳、重庆、昆明的时间。航空方面，渝桂线连接重庆，昆桂线连接昆明，蓉桂线连接成都，此外，桂林和香港之间也有民航往来。水运方面，自整顿航线后，桂林水运事业快速发展。桂林拥有集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于一体的交通网络，因而一时成为连接中国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当时四川、云南、贵州没有铁路，桂林却有火车连接粤湘桂。不仅由重庆至南方各省须经此处，南方各省往西南乃至西北也要经过这里，中共中央与新四军、东江游击队联系也需要经过桂林。同时桂林还是抗战大后方通往香港、东南亚，联系海外的重要中转站。当年在桂林从事出版工作的邵公文也说桂林的“交通便利，水路、公路、铁路、航空都可畅通”，是当时“沿海东南各省与华西、西北的必经要道，因此，不但当地许多出版物，就是上海、香港和重庆出版的书刊运来也较容易”㉘。

便利的交通有利于纸张的输入，当时用于书报刊印刷的纸张除了中元造纸厂、广西造纸实验所等本地造纸厂生产外，还从湖南、江西等地输入。随着湘桂铁路的开通，再加之湖南、江西等地自有公路网，湘纸、赣纸输桂的条件变得更为有利。1940年秋，邵公文依据他所了解到的桂林出版业情况，写下《桂林出版业巡礼》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桂林“纸张来源也较容易，而又便宜，如湖南、江西出产的浏阳纸、赣纸等都可以供给这里的需要而不会断货”㉘。无独有偶，赵家璧在分析桂林出版业发达原因时，同样认为“广东、湖南、江西生产的大量土纸，质地较好，因铁路、公路的便利，运费不高，售价较低”⑯。

便利的交通也为桂林书刊的输出提供了条件。国内的书刊发行网络通常“以桂林为出发点沿湘桂、粤汉铁路可以销到长沙、曲江；从耒阳转交公路，可发至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利用西南公路，桂林的书先运到贵阳，再由贵阳分运昆明、重庆。重庆的市场可消化桂林书刊的半数，再由重庆西发成都，北发西安、兰州”⑯。1937年，广九铁路与粤汉铁路接轨。到1939年，湘桂铁路广西境内各段相继通车，实现与粤汉铁路接轨转运。香港书刊借此则融入了中国内地书刊发行网络，抗战时期港澳等地的出版的书刊经常通过桂林运至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国内的出版物也往往通过桂林运往香港，再转南洋各地，运销至海外。比如，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星岛日报》《大光报》《循环日报》《工商日报》《申报》《星报》《大众报》《珠江日报》《立报》《中华时报》《南华早报》《天文台》《探海灯》等报纸，经广九铁路至广州，再经粤汉铁路至衡阳，最后经湘桂铁路至桂林，整个过程需七天。而后由桂林转销全国，当天便可通过航空寄达至重庆，两三天内通过铁路发往衡阳、长沙等地。至于上海出版的一些新书，如《鲁迅全集》《资本论》《西行漫记》等，则由上海发往香港，再转桂林，然后运往重庆以及延安等地供应读者的。大后方出版的书刊报纸，也都是由桂林运往香港再转上海销到沦陷区。

四、结 论

历史进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往往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步伐。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人员、工厂和文化机构的内迁，整个后方城市都获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城市因地理条件的差异导致发展境况也参差不齐。桂林出版业正是由于同时汇聚省会城市地位、岩溶地貌和便利的交通三种独特的地理条件，才能远远领先于柳州、南宁、梧州等城市，在出版行业中独树一帜，成为享誉全国的“出版城”。另一方面，历史进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地理环境也绝非一成不变，也会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1944年4月1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豫湘桂战役”。仅三十多天时间，河南全省沦陷，平汉铁路被打通，中原大地顿时哀鸿遍野。5月27日，华中方面的日军第十一军，向粤汉铁路上的长衡地区发起猛攻，长沙告急，桂林震动。6月18日，长沙沦陷，衡阳危急，桂林已在日军威胁之下。桂林城防司令部自6月27日至9月13日发布了三次紧急疏散令，湘桂大撤退开始了。紧接着，广西省政府迁至百色，知识分子则分四路撤往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受到战火波及，广西境内铁路、公路遭到大面积破坏，水运船舶也损失殆尽。于是，桂林有利的地理条件因战争波及而几乎全部消失，省府迁出，交通毁坏，人员和机构所需的安全也因桂林成为战争前线而丢失。随之，桂林出版业骤然没落，兴盛景象不复存在。地理环境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发挥出作用，不管是桂林出版业的兴起还是衰落都佐证了这一点。

注 释：

①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战文学史[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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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广西统计局.广西年鉴（第三回）（上）[M].南宁：广西省政府统计处，1944：181-182，593-59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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⑰覃静.桂林抗战时期出版物调查分析[J].图书馆界，201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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