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

一、引 言

农民和农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育、武装农民，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思想的践行。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其中，且在表述中与“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一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八个方面”和“五大体系”[2]的大众化重点在乡村，重要对象是农民。研究这一思想的乡村大众化路径，探讨其中的内在规律，对于当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前学术界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注重这一思想的宏观研究，主要是对其时代背景、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发展历程、时代意义、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二个层面是从微观角度就其具体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形成一系列代表性成果，如“生命共同体”研究、“两山论”研究、“生态环境生产力”研究、“美丽中国建设思想”研究等。无论是其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目的都是为了将思想更好地转化为实践，显然，实践路径的研究承担着重要责任。实践路径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如潘家军和刘焕明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环境保护理念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筑环境保护’‘以生态民主建设推动环境保护’‘以环境治理现代化彰显环境保护’‘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推进环境保护’”[3]。陈俊认为制度建设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要加强政府工作评价体系建设，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4]。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面向不同主体和场域的具体性研究尚不明确，结合乡村实际进行考察的研究较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路径与方式把握尚显薄弱。乡村和农民事关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进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加强对这一思想的乡村大众化研究，有助于美丽乡村建设、绿色经济的发展以及良好民风的培养。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路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笔者选取农民为研究主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主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为践行领域，分别讨论这一思想乡村大众化的路径。

二、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主力的乡村协同宣教

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主力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换言之是强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该思想大众化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同理，这一思想必须通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引领宣传，由大家所意识和感悟才能逐渐实现大众化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践行：角色与责任并重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城市居民或乡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与群众直接联系、引领乡村事物发展的组织。所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践行，是指这一组织依据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要求和呼吁，结合乡村发展实际，推进政策落实的过程。在乡村场域下，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亟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引导者的角色加强其所管辖的各乡村群众对这一思想的认知和落实，构建上下联动、互通有无的思想宣教体系。可以说，这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责任所在。

新时代，新展望，同时对生态方面的工作发展提出新要求。正如习近平所言：“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5]这既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的发展思路，也为各相关部门的努力指明方向——积极践行和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宣传等实践活动，为农民进行实践活动提供重要参考。同时，农民的行动实践也会反作用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引领宣教的效果。没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引领，农民的践行则成为无本之木。当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乡村大众化的现状与应然状态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这种现象严重影响着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和这一思想在农村的落实。因此，切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提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宣教功能，关注农村和农民的现实需求，承担相应的责任，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义不容辞的使命。

（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宣教的必要性：教化功能的弱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乡村的大众化，重要的引导主体是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完善引导主体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乡村大众化工作得以开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该思想乡村大众化发挥效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当前考察情况而言，该主体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可以用社会教化功能弱化的概念来对其进行描述。有关社会教化的内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学者从自身研究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相应的剖析。金生鈜教授认为：“教化的主旨就是以自然的方式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促使人的精神的成长、发展和自我形成，它包含着精神培育和精神的自我创造结合的意蕴。”[6]同样从受教个体出发，有些学者认为，社会教化是指在“上”的宣传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价值导向和施予，使得在“下”者的精神领域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所谓社会教化功能的弱化，其本质就是为了传播某种社会思想，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而鉴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并未达到其预期的效果。

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就当前宣传主体在农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大众化的情况来看，导致其教化功能弱化的原因即是基层自治组织中的领导力量对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薄弱，未担任起相应的宣传责任。同时，在宣教的过程中，基层自治组织对于各村级单位的具体发展实际缺乏分析，或者通过分发宣传单的形式，或者通过乡村语音播放的形式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抑或是单纯的理论灌输和说服教育，导致宣传手段的泛化与单一化，致使农民无法内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本质，最终无法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倘若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主体都无法使其深入人心，又怎么要求该思想的乡村大众化会达到预期效果呢？

（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践行的途径与方式：引领与创新并举

当今社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已成为理论宣传界的潮流。伴随着这一浪潮，需要各类宣传主体，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高校宣讲团、社交媒体等积极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价值。其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必须义无反顾地“挑起”这一思想乡村大众化的“大旗”，充分发挥自身的引领和创新作用，增强其乡村大众化的实效性。在新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舆论引领作用，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进程，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积极发挥农村干部、党员和乡村精英的作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党在农村开展工作的主要平台。其中，党员是农村的先锋模范，乡村精英是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乡村大众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思想的乡村大众化过程需要经历由干部到党员和乡村精英再至普通群众的过程。一般而言，前三者的文化水平较高，视野开阔，政治参与性较强，他们的行为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群众的思想会产生影响。因此，为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增强基层自治组织的引领作用，应加大对农村干部、党员和乡村精英的教育力度，让其了解和熟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本质和内涵，严明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制度，在他们当中率先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从而带动和提升全体村民接受和运用这一思想的积极性。

二是建立健全基层自治组织生态环境责任保护制度，以制度掌握引领思想践行的主动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生态矛盾和冲突，“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7]成为生态保护的重中之重。为此，建立基层自治组织生态环境责任保护制度，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评价考核，既有助于农村环境污染的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完成，也有利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掌握思想践行的制高点，提高其引导大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能力。

三、以农民认知特点为基础生成大众话语

思想的传播需要遵循主体思维认知规律。而农民作为乡村场域的主体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乡村大众化的接收者，毋庸置疑，农民的认知特点和规律成为该思想乡村大众化的前提遵循。简言之，农民群体认知的特殊性在实现该思想乡村大众化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何为认知：信息加工之基

认知是人类加工处理信息的基础。所谓认知即指通过自身的心理活动，如形成的概念、判断、想象或直觉等获取知识的过程。一般来说，首先，人类认知有三类基本过程。“第一类是问题的解决，问题解决采用了启发式方法，其中一种是手段——目的的分析法……另一种是计划过程；人类的第二类基本认知过程是模式识别能力。人类要建立事物的模式，就必须认识元素之间的关系。元素之间有各种关系……根据元素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构成模式。解决问题和认识系列模式之间具有共同性，这在科学发现的研究中可以得到应用；人类的第三类认知过程是学习。学习是获取信息并把它们存储起来，便于以后使用”[8]。由此可以推断，人类对新生事物的认知过程需要历经目的性认知、建构性认知和学习性认知三个过程。其次，人类认知的发展过程呈现其独有的特点。据考察，国内最早探求主体认知结构的学者是裴桂清、吴泮莲。他们指出：“主体认知结构是由认知要素和非认知要素相统一构成的具有整体性的大系统。所谓认知要素是指由主体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用来反映和加工客体信息的认知子系统。所谓非认知要素是指人们的需要、情感和意志等由主体需要及满足状况所构成的动力系统。”[9]因此，对主体认知进行分析，需考虑其原有的知识结构、能力、情感、意志等要素。最后，人类的认知是主体思维信息加工的基础，是主体达到对客观事物理性认识的前提，所以这是大众化过程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当下社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往往流于形式和表面化，因此，思想宣传与教化的效果可想而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宣教只有遵循人类认知的发展规律，关注其认知结构与非认知结构要素领域的变化，才能实现思想的大众化。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个人接受某种思想”[10]，只能想方设法将这些思想“深入到他们的心坎上”。

（二）农民群体认知的特殊性：乡村大众化的基本遵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与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群体的认知程度、认知方式密切相关，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农民的认知程度越高，该思想的大众化效果越显著，反之亦然。农民群体的认知受其自身以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其特殊性。正因为这种特殊性，因而该思想乡村大众化的程度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只有对这种特殊性进行充分分析，方可将二者进行联系，进而更好地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进程。

农民群体的认知是指农民对客观世界的信息进行加工创造的活动。在农民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农民的认知体系不断发展并趋于完善。总体而言，尽管农民群众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其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大多源于日常的生活实践，但他们对外界仍存有求知的欲望，因而从农民群体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然而，现实生活中，由于传播主体未能充分认识到农民认知的特殊性，致使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外部传播者之间缺少一定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导致这一思想的传播未能使农民真正内化于心。

一方面，就农民群体的认知方式而言，农民群体对某一事物的认识主要通过观察、模仿、实践等方式促进其认知行为能力的提高。由于农民群体自身的教育水平较低，所获得的信息不全面，导致其对事物的认知不全面、不深刻，加之在思想传播的过程中缺乏一定的技术支持和帮助，因而农民很少受益于传播的手段和内容。同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抽象化也无法使农民准确地认知和把握其内涵和本质，仅仅停留在对其表象的理解上，致使这一思想的乡村大众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另一方面，就农民群体的学习基础和能力而言，各主体间的实际学习能力大相径庭。“学习理论告诉我们，新的学习总是以原有的认知结构——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原有的学习既可促进后继学习，也可对后继学习产生干扰”[11]。这就要求理论传播者要在充分了解农民群体原有认知的基础上，协调农民群体原有的知识储备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间的关系，促使农民群体原有的知识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知和把握发挥正向迁移的作用，最终实现思想的传播与农民的认知水平相契合的目的。同时也提醒传播者在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过程中需充分把握农民群众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的层次性，采取合理方式进行宣传以提升这一思想大众化的效果。

（三）基于农民主体的大众化机制：大众话语的生成

思想宣传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其目的是使接收对象的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等产生符合传播者意愿的变化。因而，思想传播者向农村大众进行宣传的过程中需要“将受众视为思想宣传的目的，重视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和权利的保障，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尊重受众的思想表达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作用，采用为受众所能接受的方式方法，把思想宣传的指导性和可受性结合起来，使受众由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接受”[12]。

从思想传播的规律来看，思想宣传实际上是思想的传播者与农民群体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群体的认知是影响其接收和内化思想的关键因素。为提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乡村大众化的实效，理论宣传者必须清晰认识农民群众的认知分层化趋势，遵循差异化的原则，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农民群体，在理论内容和传播方式的选取上，应切忌“一刀切”，注意突出“层次化”和“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种价值观念要真正发挥其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组织开展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分层次对农民进行宣教。因此，我们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一是需要充分考虑传播内容与农民群众的接受能力之间的契合程度，活用熟悉的历史典故；二是需要根据农民群体的需求结合相应的传播媒介转换传播的话语体系并打造独具特色的传播符号。

活用历史典故。要求理论宣传者以农民群体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为依托，进而向受众群体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言，宣传阐释中国特色，需讲清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讲清其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夙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方可增强理论的感染力，进而使更多人民群众所认知。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既可以引用古代经典文献以汲取其优秀成分，又可以引用契合实际的古人的经典事迹以供群众参考。

转换话语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必须通俗化，而话语体系的转换是其通俗化的前提。这就要求理论宣传者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转化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体系。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就是将这一思想用朴实的语言传达给民众，用群众熟悉的话语风格讲明白，让群众听得懂、能理解、会运用。此外，符号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打造各种各样的传播符号，形成一系列独具特色、符合农民认知规律的符号系统，亦可增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乡村大众化的说服力。

四、以面向农民生活为核心关照塑造公共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是具有文化意义或属性的物理空间和场所”[13]“包含空间、文化活动、人、交流互动等基本要素”[14]。对于农民而言，乡村是其主要的生活场域与文化空间的载体。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农村作为社会子系统在公共文化空间方面面临诸多问题。

（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农民群体的第一活动场域

公共文化空间，起初多于城市中进行研究，但随着国家对农村建设的高度重视，当前国内许多学者对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均有所研究。所谓公共文化空间，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界定。大卫·哈维认为，它“既不是绝对的空间又不是相对的或关系的，而只能通过与空间有关的人的实践加以解决的；即可以塑造社会关系，又可以被社会关系所塑造的公共文化意义上的公共空间。”[15]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是抽象意义上的空间。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农村的语境下，公共文化空间属于乡村空间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向全体成员开放，提供娱乐、交流和休闲等多种活动的场所。它区别于一般的文化空间，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以及可以体现价值的符号，能够被乡村场域内的成员所认同，是单位共同体共同认知的基础。在这一界定中，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层次和群体层次得以凸显，这进一步提醒我们关注乡村文化空间在塑造主流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价值发挥的场域和载体，也是推进这一思想实施的第一步。良好的公共文化空间是思想传播、宣传教化与行动实践的重要前提，符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要求。当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但我们必须认清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现实状况。在当今中国，多元价值观并存，而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成为未来10年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16]。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当下社会思潮建构领域面临的复杂状况。就当前农村建设的现状而言，发展过程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虽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已经由传统单一居住区转变为集管理、服务及互助功能为一身的组织，但我们不能否认，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在现阶段，农民在农村建设中的参与度不高，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思潮对主流文化的建设效果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削弱”。农村文化空间的建设现状亟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融入。

（二）乡村文化空间的现状：多元思潮的潜在“威胁”

农村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场域，其内在文化空间对该思想的大众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对于农村场域中的行为主体而言，文化空间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对其行为造成一定的限制，并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行为主体的生活习性。另一方面，行为主体也有改变文化空间内容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会利用自身的力量改变文化空间与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在结构。因此，在农村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必须充分考虑农村文化空间的特点。

当前农村文化空间中存在着多元思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顺利融入农村场域则必须面对这些思潮。这些思潮中，有些与该思想的乡村大众化进程相互支持，而有些则与其相冲突或排斥，如农村中长久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小农意识，这些思想并未从农民意识中褪去，相反却有“燃起”之势。封建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彼此追求的目标不同，而这种不同恰恰造成了它们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众化的消解，影响其乡村大众化的进程和效果。其主要表现为：农民群众缺乏一定的生态理念，自身对村内卫生环境的标准要求较低；既无法正确、合理地建构生态与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无法明晰坚持生态建设问题与美丽中国建设和实现“中国梦”之间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渐深入，国外的一些思想也逐渐进入中国，增加了农村思潮的多元和复杂性。一方面，优秀的思想文化有利于更新人们陈旧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思潮中的糟粕，如自我至上主义则一度冲击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性并扰乱社会秩序。无疑，这亦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播的阻碍因素。鉴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对城市居民而言普遍较低，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中主流思想的建设难度相对较大，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三）乡村场域践行大众化的方式：以农民生活为核心塑造公共文化空间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特殊结构增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乡村大众化进程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为改变这种现象，需要加强以农民生活为核心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塑造。

当代农民群体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思想的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源于中国的现实环境。在农村推进这一思想的大众化，不仅要坚持用这一思想教育人民，而且也要关心和帮助人民，将思想教育和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相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基于当前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有限性之间的问题和矛盾应运而生，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然要求和战略基础，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新方式和新要求。只有它，才能推进乡村社会的有序、稳步发展；只有它，才能成为引领乡村走向现代化的标尺；只有它，才能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战略之基。因此，农民群体要深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要求，在思想上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这样才能铸牢这一思想在农村的根基。

当代农民群体要增强参与建设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意识。增强农民群众的生态保护参与意识，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农村大众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结合当前农村文化空间建设的实际，除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指标外，还需对当代农民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产生重要影响的主体意识加以关注。“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原则和立场，塑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亦需发挥农民群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在农村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宣教活动时，需要由农民群体主动承担建设农村生态文化思想的重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活化、社会化，进而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提供良好的空间。

总之，当前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需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宣教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继而分析农民群体认知的特殊性，增进宣传话语的亲民性和通俗化。在明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引领和转化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我们还要依据农村文化空间的现状，在宣教过程中努力培育农民的行为内化意识并扫除“非主流”文化的影响，为思想的传播提供良好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实现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转化。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价值的必由之路”[17]。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乡村大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农民的共同努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乡村大众化的践行过程中，我们要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引领作用，依据农民群体的认知特点生成大众话语，改善乡村场域的公共文化空间，以此推动这一思想乡村大众化的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