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深度视角的瑶族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以《盘王大歌》英译本为例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一、引 言

瑶族典籍具有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价值，其文化大多都以民歌或经书的形式记载，并在各种瑶族传统文化活动中代代传颂着。瑶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诗歌典籍《盘王大歌》是瑶族历史文化的浓缩和反映，具有意义深刻的外译价值。此外，承载着瑶族文化的其他典籍例如瑶族首部地方志《扶灵瑶统记》，记录瑶族的形成、迁徙、姓氏和社会发展过程的汉文文书《评皇券牒》以及祭祀典籍《盘王书》等，对于这些典籍的整理翻译情况及其英译时所需考虑的理论策略，都需要进一步细致研究。

民族文化典籍属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今还在被众人不断地理解、翻译与阐释着[1]。瑶族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瑶族典籍自然属于我国民族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正是从文化的深度视角而言的。深度视角其实就是一种深度法（deepapproach）或称深度路径[2]。谈文化，谈典籍，自然离不开语言，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深度路径强调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知识的融合[3]。李庆福等学者［4］研究发现了瑶族的女字和喃字，从此开启了瑶族文化研究的新时代。瑶族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注定是一个基于深度视角的跨民族、跨文化和跨语言的翻译研究。

二、瑶族典籍外译的价值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外译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如今对于少数民族典籍外译的发展也日渐兴盛，对少数民族翻译的研究著述已经出现并发表在许多期刊上，但李娟等[5]指出：“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典籍都以其各自独特的语言为依托，各民族历史和所处地域的差异，加之少数民族文化的普及性并没有汉族文化强，典籍外译的成就依然寥寥无几。”这也是本文撰写的目的之一。

同时，《盘王大歌》是一部瑶族民间的诗歌总集，其内容主要包括瑶族先民的自然观、人类起源说、瑶族的产生与迁徙、瑶族的婚恋、瑶族的创业史，是一部“百科全书”般的创世史诗，囊括着我国的多元文化，已被列入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王大歌》是瑶族历史文化的浓缩和反映，是研究瑶族文化的活化石，对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凝聚力，构筑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传承意义。因此，本文以《盘王大歌》英译为例，探讨瑶族典籍文化翻译和传播价值。

三、瑶族文化典籍代表《盘王大歌》的翻译研究

（一）影响民族诗歌审美意识的因素

1.诗歌的文体特征

诗歌的文体特征大体表现在结构、章句连接、句式、韵律、修辞手法、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如结构的完整统一、整体圆合、语言的虚实变化、和谐的韵律等等，不同民族的诗歌有不同的文体特征。例如《盘王大歌》的唱词主要以七言体为主，有七言四句式、七七五五式、五五七七式、七四七七式和七三七七式等。比如诗歌中第一曲《黄条沙》中的“正月桃花二月红，今年不像旧年冬，不信看花落，落了树空空”就属于七七五五式。总体来说，唱词虽显朴实，但是对仗工整，曲调押韵，便于唱诵。一方面，这些唱词形式灵活多变，伴随随行押韵或隔行押韵的形式；另一方面，由于诗歌押韵，口语化性质较强，在吟唱的过程中节奏优美，朗朗上口，极富音乐美和韵律美。颇有瑶族特色的文体特征促进了诗歌的美感，同时也增加了民族诗歌英译过程中译者对民族审美意识把握的难度。

2.语言差异

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各成不同语言体系，它们在特征、拼写、格式、意义、发音或使用习惯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不同语言独特的特征和内涵的形成也正是出于这些语言差异。瑶族典籍《盘王大歌》是一部用汉字形式记载的诗歌总集，由于英汉语言以及英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在形、声、义和使用习惯等方面多有不同，该典籍的英译难免要受到语言差异的限制。同时，也由于《盘王大歌》基于民族生活所创作，语言体系上的分歧往往会使民族诗歌的审美意识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完全得以保证。

3.译者的主体性

《盘王大歌》中唱词的内容多讲述瑶族历史故事，如关于瑶族创业史、盘王歌、颂扬英雄人物以及爱情故事内容等。如《黄条沙》中“一片云雾四边开，主人请客望客来，来到官厅底，酒盏满筵开，手把银瓶斟老酒，千盏万盏劝客饮，酒盏铺桥忆，忆得客人来。”段中内容讲述的是盘王降临，主人一家设宴款待盘王的情景。词中场景的描绘，细节的展示，情感的映射，需要译者对民族诗歌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识，才能在翻译时对译入语读者进行有效的传达。对于其中瑶族文化的审美，根据李莉[6]在其《民族诗歌英译中审美意识的延伸和保留——基于文化归属视角》一文中的观点，她认为影响少数民族诗歌英译作品审美意识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译者的主体性、语言差异和诗歌的文体特征上。根据译介学的观点，译者是文化传播的媒介，《盘王大歌》翻译的过程既然是汉语形式向其他语言形式转换的过程，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对源文本进行再创作。就英译的过程来说，译者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将直接影响着原著想要传递的主题思想。

（二）“三美论”看《盘王大歌》英译

广西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自己灿烂的文化艺术，并在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其中以《盘王大歌》最为著名。该典籍是一部以汉字形式记载的诗歌总集，在现存的两个主要版本内分别包含有24首和36首歌谣。根据上面提到过的《盘王大歌》的文体特征，以及少数民族民间歌曲的译介特点，《盘王大歌》在翻译时应把握好诗歌歌词内容和形式的特质，翻译过程中注重唱词之形式美，同时注重文本音韵的配合。正因这一诗歌音韵特点，《盘王大歌》在英译过程中应注重少数民族诗歌审美意识的延伸和保留。最为人熟知的理论见于许渊冲的“三美”文学翻译理论，这一理论虽是中国古体诗歌翻译的标准，但是用于七言为主的民族诗歌《盘王大歌》的翻译实践中大有其可取之处。譬如翻译歌中“郎心不图茶子吃，且图茶话讨成亲”一句时，译者将其译为“I care not about the tea fruit，but our talks on our marriage so cute.”对比此句译文与原文的对应关系可以发现，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句末同一韵脚押韵，体现了诗歌翻译中的音韵美；第二个特点是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形成了一定的对应关系，此为形式美；第三，虽然译文采用了歌词大意式翻译，但在意义上达到了原诗大体意义上的传达，不失为诗歌意义之美。就第三点而言，虽然译文和原文在语音和节奏上也许并不完全对应，但在翻译歌词上译者针对源语歌词想要表达的意思做了译介，同时最大限度表达出其音形美，在民族诗歌翻译上算是可鉴之为。

（三）“归化”与“异化”看《盘王大歌》英译

归化和异化这对翻译术语是由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来的。将其用于民族诗歌《盘王大歌》英译中时，由于《盘王大歌》中的歌词大量采用比兴的手法，因此在歌词的意象处理上需要将物化的意象进行清晰化处理，从而打破原来汉文歌词中比兴的内在联系，构建新的符合英语语言的寓意联系，在英译上首先尽量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译者必须像目的语国作者那样说话，原作者要想和读者直接对话，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目的语国语言。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例如《盘王大歌》“风吹树叶梁山伯，船行水面祝英台”两句分别译成了“The breeze flicks the leaves gently，Liang Shanbo”，“And the boat sails on the water swiftly，Zhu Yingtai”，这两句采用的都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为了使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对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感同身受，英译中增译了“gently”和“swiftly”，从而使两类读者都能体会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一同出游时的快乐场景。同时，这样的翻译也符合“普世价值”的观点。王鸿伟[7]在《当代“普世价值”探析》一文中提出了一些学者关于“普世价值”的观点：“普世价值”指对普遍的、共同的人的利益和需要的满足，它具有普适性，在共时性上，这种价值不仅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多数人，而且适用于所有人。在需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上述对于《盘王大歌》歌词的翻译符合“普世价值”——两个相爱的人结伴出游，感受到整个世界和身边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这是世人的共同特征。因此在英译时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根据译入语读者的认知习惯进行翻译，尽量接近目的语读者。

《盘王大歌》具有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气韵，有着鲜明的瑶族文化特征。尽管在七言体的内容上采用“三美论”或归化的翻译策略均可行，但除了上述介绍的翻译类型外，典籍中还包含着许多具有瑶族文化特色的词汇和语句，这些词汇和语句如果完全采用归化的策略，将会使许多具有鲜明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信息丢失甚至被曲解，因此一部典籍在外译过程中不应只局限于单一的翻译策略。韦努蒂对异化的定义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最常见的异化策略为异译加阐释，如典籍中“日头上山妹挑水，半筒清水半筒苔，半筒煮饭爷娘吃，半筒洗脸人更乖”的英译：The sun rises up for the girl out to fetch water，Half bucket of clear water and half of moss.One half is used to cook meals for Dad and Mum，The water to wash face，to be a learned man.译文中补充了其中的英文解释：They refer to half bucket of sands，moss......，all of which are fictitious for the effect of rhyme.因为原文中的半筒沙、苔等都是虚构的事物，只是为了押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以注释的方式向译入语读者加以说明。又例如反映瑶族人民英雄气概的文化语句“人头落地，脸朝东”译为“Heads fell on the ground”“And faces toward the east”，其在文中加以英文注释“Faces toward the east means standing to die，not to live for humiliation”也体现了《盘王大歌》在英译时采用的异化策略。

尽管归化和异化是彼此相对立的两种翻译策略，但是在译者面前并非只能选择其一，译者可以在翻译策略上采用多策略相结合的方式对少数民族典籍进行翻译。彭清[8]在其对于《盘王大歌》英译本的翻译策略探究中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盘王大歌》的英译作在从源语向目的语的过程选择当中体现了归化和异化的综合运用，而不是将读者带到一个非此即彼的地带。同时他还指出，这种选择是在保留一定的异域色彩的基础上，对原作时代、文化与译作时代、文化的温和消减与协调。

四、《盘王大歌》英译研究对其他瑶族文化典籍外译的启示

（一）其他典籍翻译现状

到目前为止，展现瑶族文化的典籍数量已较为可观，但由于瑶族和大部分少数民族一样，其典籍英译在国外的影响力和接纳度还比较弱，因此在瑶族典籍的外译数量上仍然很少。瑶族文化典籍是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瑰宝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于瑶族的文化及其价值的研究尤为重要，因此对瑶族典籍外译必须加以重视。然而，较为成熟的英译典籍目前也只停留在《盘王大歌》上，对于其他同样具有浓厚瑶族文化内涵的历史典籍还停留在挖掘初探的层面。此外，对于瑶族文化典籍感兴趣的译者还相对较少，还需更多的学者对瑶族典籍加以重视，明白瑶族典籍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外译工作也是我们时代学者的迫切使命。龙翔在其《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外译之研究》一文中讨论到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现状时曾表明，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一大障碍是所投入的资金不足。同时他还指出了要使这一文化进程继续推进发展，典籍翻译的译者必须既要具备扎实的语言文化功底、良好的写作能力，还要对各种不同领域的知识都有所了解。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完全可以应用在瑶族文化典籍的外译工作上，译者需要了解瑶族的风土人情、历史典故、宗教信仰等，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工作。

（二）在翻译理论上的启示

另一部研究瑶族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的《评皇券牒》记述瑶族的起源、生产方式、迁徙路线与分布、封建王朝对瑶族的授土封爵及婚姻、宗教和各种生活习俗。不同于《盘王大歌》的诗歌形式，其内容以汉文文言文形式表现。例如记载较详细的分封疆土、颁布法令的内容有：“一准令王瑶子孙发往会稽山内旷野营生，正是刀耕火种粟、麦，活命安生，日后居住久远，人众山穷，开支分派，圣旨赦令许各出山另择山场。”

根据上面对《盘王大歌》的翻译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将“三美论”“归化”和“异化”的理论放在《评皇券牒》英译中加以研究和讨论，由于“三美论”对于格律诗的高度依赖性，在应用于《评皇券牒》这一类句式格律都不够整齐的记叙文典籍英译中，其体现并没有一般格律诗高，所以在其“形”“音”之上并无太大体现。如若从其意义之美上考虑，“三美论”也同样有一定的翻译理论价值。同时，为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在《评皇券牒》的英译上也应首先尽量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根据罗曼·雅各布森对于语言的三种分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在对文言文形式内容进行英译时，首先应对其进行语内翻译，将文言文译成现代汉语。所谓语内翻译，就是指在同一种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阐述另一些语言符号。其次，想要使文言文跨越语言符号的障碍，就需要在语内翻译的基础上进行语际翻译。简而言之，探究瑶族文化典籍《评皇券牒》的英译，需要考虑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翻译理论。

另一方面，由于文言文句子结构独特，且其中含有大量的实词、虚词和一词多义的现象。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单纯只考虑语际翻译，就会导致语篇层面的翻译丢失，只是单纯考虑词句层面上的对等，就会导致无法准确传达原作的思想，同时也容易使目的语读者感到迷惑。因此，在考虑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之外，译者还要从《评皇券牒》的语篇层面去考虑，结合语境的同时，考虑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最常见的策略就是增补法和合译法，由于篇幅原因，文言文的具体增补法和合译法理论在此不赘述。

上述提到翻译语境的问题，如果从跨文化语用学的角度出发，将语用学运用到瑶族文化典籍的翻译中，那么在瑶族典籍的翻译中我们确实也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语境问题。龙翔指出：“在言语交际中，表达者需要根据其语境来表达其要义，接受者也必须依托该语境来理解话语，并对表达者的话语信息进行有效的解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双方交际的顺利进行，避免产生歧义和误解。”因此译者在翻译瑶族文化典籍时，不能将语境问题抛之脑后。值得注意的是，文言文类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时，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同时注重语境的考虑下进行的翻译能使目的语读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生兴趣，从而达到传播我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推动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进程的目的。

（三）在翻译生态学上的启示

瑶族典籍数量不少，大多典籍记载形式均为诗歌或者文言形式，要想将瑶族典籍更好地展现给世界，除了翻译策略和方法上的探究，我们还需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看少数民族的典籍翻译。黄威[9]指出，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其独特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民族语言、民族间的交际、文化传播、整个社会等相关互联互动的整体”。因此我们将瑶族文化典籍看作这样一个整体，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看，在《盘王大歌》《扶灵瑶统记》《评皇券牒》的外译过程中，译者都需要考虑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一个“适应与选择”的生态环境。胡庚申[10]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是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整个世界，即：语言、文化、交际、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相关因素互联互动的整体，任何翻译都要在“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的“三维”转换中达到和谐统一。在瑶族典籍英译的过程中，除考虑诸多因素的结合外，还要把瑶族语言、瑶族文化、瑶族交际以及原作译作等各种因素视为一个生态整体，在这三种维度中达到和谐统一，才能最大程度地完成其文化典籍的有效翻译。这也是深度观所倡导的理念，深度观主张语言或文化学习与传播的整体性和和谐性。

五、结 语

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体系中，瑶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为更好地坚定我国的文化自信，传播“中国梦”的美好愿景，将我国绚烂的五千年历史文化向世界传播是我们新时代学者的迫切使命。本文介绍了作为少数民族之一的瑶族文化典籍的外译价值，通过举例从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论”以及归化异化的翻译理论等多个角度，探究了瑶族文化典籍代表《盘王大歌》的英译情况，及对其他瑶族典籍翻译具有的启示和重要的借鉴作用，以此可以更好地实现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追求。本文在对瑶族其他文化典籍翻译现状进行了分析后，指出了几种瑶族文化典籍内容的记载形式，并对其相应的英译策略进行了讨论和初探，提出了多种针对不同形式的瑶族文化典籍进行英译的理论策略。

瑶族虽然是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其中一个，但其人口数量在百万以上，其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远，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对瑶族文化产生兴趣并加以重视，能够有更多的译者从事瑶族文化典籍外译的工作，以便将这一少数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播到国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悠久的瑶族历史文化价值，让其文化魅力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生长绽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