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历史记忆以及怀旧的诞生
——评迟子建的中篇小说《黄鸡白酒》

（云南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说起迟子建的作品，评论界都不会否认她所构建的东北文学世界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她多年的创作生涯里，她始终将历史上的重要节点淡化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故事背景，站在小说人物的立场上深入每个人物的心灵世界体察他们最真切的生活状态。迟子建重现人物历史记忆的书写过程中，一股怀旧气息经常时隐时现。这样的写作特点在她并不受太多关注的中篇小说《黄鸡白酒》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一、记忆空间的打造

《黄鸡白酒》从一开篇就点明故事的发生地是哈尔滨，依旧是迟子建最熟悉也最偏爱的东北地区。“空间与地方是人们熟知的表示共同经验的词语”[1]。对某一区域的亲切感，往往源自个体切身体验累积而成的经验记忆。要想重现记忆中的哈尔滨，作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文字表达唤醒人们对于此地的感觉、知觉记忆。比如借主人公春婆婆之口看似不经意间提及的“松花江”，作为黑龙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大支流，是居住在北国冰城的哈尔滨人眼中当之无愧的母亲河。越是将这般凝结着共同记忆的河流名称自然随意地融入口语化的对话交流，就越加凸显这条河流的日常性。

记忆空间的复建需要标志性地理坐标的支撑。《黄鸡白酒》的叙事空间主要聚集在真名实姓的玉门街，再由主要人物关涉到同样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物群像，从而将活动范围拓展到商铺林立的烟火街、埋藏着定情信物的中央大街以及附近的高档商场等等。在描述这些街道时，迟子建的做法是尽可能地营造出真实感。比如“黄鸡白酒”的老板冯喜来买《生活报》和《新晚报》要去西大直街口的报摊，在烟火街卖活鸡的郑二愣要去大直街看电影。当小说人物的生活细节配合具体而微的活动路线描述，整个小说故事也是确凿可信地发生在这片文学笔墨搭建的记忆空间了。

“东北地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人们有时看到它的雄性和蛮荒，有时又发现它的粗鄙和幽默”[2]。春婆婆住的三层红砖楼里，楼上是王老闷，楼下是赵孟儒。另一门洞则住着开浴池的刘蓝袍夫妇。围绕了冬天的取暖，这栋红砖楼里就先后发生了暖气爆裂引发的水淹事件、省钱没开栓引发的上下住户埋怨事件以及电暖气超负荷引发的失火事件。他们会因为个人利益的冲突而产生蛮横的争执；也会因为不想损害自己更多的利益而发生粗陋的口角。

与哈尔滨的寒冷气候相对的，是北国儿女待人接物的温暖真诚。春婆婆同意分户供暖是因为心疼自小看着长大的刘蓝袍，而刘蓝袍对待春婆婆也是每次洗澡都不收她钱，还专门为她置办了防滑垫、硬木凳。在这一区域活动的人无论什么家长里短，也都会在春婆婆面前不加遮掩地直诉衷肠。春婆婆也会相应地以自己幽默风趣的语言宽慰他们，或者是给他们出主意。比如葛素荣不回家，春婆婆就让王老闷买大鱼大肉回家下厨，成功引回老婆。虽然春婆婆觉得对葛素荣比较愧疚。

有意书写街头巷尾的人情世故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的落脚点就是歌颂田园牧歌式的邻里生活。这一片空间的纯净美好似乎带给读者一种该地该民众都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假象。但一旦将目光转向与其相隔不远的大商场——一座城市中最能体现现代都市气息的地方，情况又有所不同。以春婆婆蹭暖为例，嫌她影响生意轰她走的营业员、嫌她碍事的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与平房里请她避寒的邻里、登门邀请她烤火的王老闷以及黄鸡白酒的热情接待完全是相反的态度。另外一例是春婆婆独自前往中央大街。她先是被联运车拒载，再是公交车上没人让座，还被人撒气为什么大冷天不在家呆着却要出门。而在玉门街一带，冯喜来会天天喊她“老神仙”；尚易开和老乔会任凭她折院子里的花枝；郑二愣会帮她盛锯末并且扛到她家里去。

当然，作者苦心经营的玉门街一带也不是永久的“桃花源”。因此，当作者展开叙述时也没有刻意回避人物冲突。玉门街原本是条由两旁的俄式洋房夹着的历史古街，因现在的住户受利益驱使才又参差不齐地混杂了私建的棚屋。这样的地理环境构成一个大前提：以金钱为本位的现代社会对于历史的态度是希冀有利可图。在小说的最后，因拆除棚厦、打官司、失火等与春婆婆有关的几件事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玉门街的人对待春婆婆的态度也不再如前。

为了更好地打造历史感，迟子建还有意去弱化重大历史事件，借助标志性建筑的持久性营造怀旧的氛围。比如第四章有一大段专门对圣索菲亚教堂的介绍。从早年建筑因何修建、什么构造，到三十年代帮神甫做长袍、斯捷潘维奇的葬礼，再到马奔的离世后“文革”对教堂的破坏，一直到如今修葺后的现状。春婆婆的回忆紧紧围绕着教堂在历史中的动荡展开，历史成为叙述事件的隐形背景被庸碌的日常生活淹没，给叙述者的追忆注入了物是人非的沧桑感。

迟子建对于记忆空间的打造主要采取求真的态度，横向地展现了春婆婆等人在哈尔滨城玉门街一带的生活活动。利用对街道地标的还原和标志性建筑的描绘，成功唤醒人们记忆中亲切的地方性经验。

二、鲐背老妪的追忆

对于这片土地的人们，迟子建在动笔前就已经定好了调。在她几年后写成的一篇散文中，我们可以更好地领会她对故乡人民的感情：“也许是由于身处民风淳朴的边塞的缘故，他们是那么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他们的脸上，让人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的暖意。”[3]因此在对烟火街的描述上，作者不厌其烦地历数了街上的店铺。小说的人物都基本集中在这具有“烟火气”的一带开展各自的日常生活。而比起热闹的烟火街，玉门街的突出特征是“短”。这个“短”的街道势必将人物的活动空间集中到逼仄的程度。

空间的流动性减少，人物间的交流摩擦就会增多。春婆婆作为最具“历史”感的人物，也时常拿出自己老朽的经验之谈教育小巴夺、被包养的女大学生这些后辈，但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年轻一代的不屑一顾。他们照样过着自己糟糕的人生：小巴夺混迹网吧，与醉酒的二嫚乱性被老乔抓到；被包养的女大学生引燃老化电线，失火后逃跑。就连自己亲手带大，年年三好生的孙子马达宽也没能好好活命。她的儿子马胜作为她唯一的亲人跟她关系僵硬，忽然对她承担赡养责任却只是为了得到房子；不识字的她意见最为重要的时刻是分户供暖问题上两派十二票打平需要第二十五户的她表态；尚易开帮她打取暖费的官司只是想利用她给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打广告。

如果说利用见证历史的外部空间可以串联出别有深意的人物故事，那么通过历史推动的个人成长历程则可以组装复杂的主观经验。时光会流转，但是由主观经验累积而成的记忆会通过人物的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不经意地再现出来。只有春婆婆这样的老一辈人才会带着老巴夺香烟的味觉记忆给刘蓝袍的儿子取别名为小巴夺。也只有春婆婆会保留二十多年前流行的木窗，极力排斥保暖性远好于木窗的钢窗，还每年不厌其烦地为为漏风的木窗请计时工糊窗缝。

大连理工大学的梁海教授曾评价：“迟子建的创作从来都是直面现实的，她的作品是深入于社会底层，反映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生活状态的。如果用一幅画卷来比喻迟子建的创作，我想这幅画卷的底色一定是冷色调的，而且一定是苍凉的。因为在她的作品当中，苦难是随时的，而且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伴随着苦难。”[4]在第三章“二十年代的急板”一节，春婆婆的生命被倒回到她还是年轻小姑娘的时候，依旧是苍凉的生命底色。弃婴的身世，早逝的丈夫，合不来的儿子。时间的流逝好似奔腾的流水，吞噬掉那一桩桩一件件的糟心事，把心灵手巧的好裁缝春春熬成了辗转过四家裁缝店的老眼昏花的春婆婆。

当春婆婆还是春春的时候，她也曾因爱情的到来义无反顾，她还会在卖出的野花里偷放毛毛虫吓唬人，会在葬礼上说俏皮话冲淡悲哀的气氛。自哈尔滨以俄国人为主的时期伊始，她就在这座城市生活。见证了哈尔滨隶属“满洲国”的时期，日本人对东北一带的统治。在这段历史时期，她原本走上正轨的生活也因为日本人的鼠疫计划丧夫丧女。而今九十多岁的老人春婆婆只能把一腔热爱寄托在夜猫花花身上，填充她生活的是“黄鸡白酒”小酒馆的闲谈和邻里街坊的吐苦水。因此，设定这样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人头涌动的中央大街上独身一人追忆从前。那杯十块钱的茉莉花茶无论味道如何，究竟比不得记忆中酝酿着甘甜的旧茶碗。这一杯开水冲泡的茶，弥散着滚烫的怀旧气。

春婆婆九十余年的生命经历已将她锻造成一个洒脱自如的人。她平日最大的爱好就是去“黄鸡白酒”小酒馆小酌几杯，就算王老闷淋坏了家里的三面墙和她最宝贝的五屉柜她也不收分文。她还保留着少女时期的天真：会给名称板正的街道取生动的新名字；会在小野猫找不到的时候捶打管线撒气；还会在找不到蜡烛的时候嘟囔着埋怨亡夫不庇佑自己。

作为活着的人，春婆婆的生命无疑是坚韧的。她既怀揣着对亡人的思念与追忆，又要与这今非昔比的现实世界周旋。她见证着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风起云涌，现在的哈尔滨作为旅游城市，迎来了诸多感受历史的外地游客。在这些游客中，作者特别突出了在俄式洋房前拍照的一对中、俄青年男女。在俄罗斯姑娘的忧伤里，一股怀旧气自然而然地扑面而来。正如小说名“黄鸡白酒”出自的那首辛弃疾的《水调歌头·送杨民瞻》上阙：“日月如磨蚁，万事且浮休。君看檐外江水，滚滚自东流。风雨瓢泉夜半，花草雪楼春到，老子已菟裘。岁晚问无恙，归计橘千头。”纵向历史的回忆，借由现下横向琐碎的日常生活缓缓重现。借着春婆婆的怀想，整个文本都沉浸在一种饱满的怅然之中。

迟子建所书写的历史记忆绝不是宏大的铺排，她的眼光始终锁定北国边地普通民众的世俗生活。在历史与当下、人与人之间的碰撞中，《黄鸡白酒》带给读者一种历史的审视和人性的反思。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迟子建始终保持着对人类本真状态的追寻，沿着一个又一个如同春婆婆这样的平凡小人物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在怀旧的回望中一遍又一遍地叩问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