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气回肠的黄河故事

吕东亮 秦越

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是位居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榜首的长篇小说，也是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小说以史诗般的笔墨讲述了荡气回肠的黄河故事，令当时的文坛为之一震。今天，当我们重新面对讲述黄河故事的课题时，依然可以听到《黄河东流去》巨大的回响。

《黄河东流去》讲述的黄河故事以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为背景，集中呈现了黄河岸边的村庄赤杨岗七户难民在遭遇黄水劫之后抗灾自救的经历。在展示黄泛区难民出离家乡、辗转迁徙的逃难过程中，作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中原农民形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血泪交织的流民图，同时也展现了中华民族顽强坚毅、生生不息的意志力和生命力。《黄河东流去》是李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李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浓缩了李凖对于中原农民、对于黄河的体验和思考。它的诞生显示了李凖在自我创作生涯中的探索与突破，也显示了黄河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内涵丰富和艺术魅力。

一.对黄河故事的不懈思考：《黄河东流去》的创作历程

《黄河东流去》的成书过程是不寻常的，其间的波折耐人寻味。李凖从在“黄泛区”为农民写祭文过程中积累下大量的创作素材，到影视剧本《大河奔流》的创作失败，再到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问鼎“茅奖”，《黄河东流去》的诞生之路历尽艰辛，也体现了作家对于黄河故事的不懈思考。

1974年，遭受政治冲击的李凖被下放到河南省周口地区的西华县参加农业劳动。西华县正是当年蒋介石在花园口扒黄河所造成的黄河劫难的重灾区，也是“黄泛区”的代表地区。在西华县，李凖接触了许多“黄泛区”的农民。一次偶然的机会，村子里死了老人，李凖接受当地农民的托付为这位死去的老人写了一份祭文，得益于李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创作经验，这份祭文写得非常成功。在祭奠宣读时，老人颠沛流离的生平经历以及仁义忠厚的善行义举令在场的所有人涕泪长流。就这样，李凖因为这份成功的祭文成了十里八乡农民们心中擅写祭文的“老李”，在当地乡亲的邀请下，李凖的祭文持续不断地写开了。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人生际遇，李凖不仅受到当地农民的尊敬和优待，还通过写祭文积累了许多与黄泛区难民生活有关的写作素材。在这之后的几年间，李凖为当地农民写了不少祭文，每一份祭文背后都承载着每一户黄泛区农民的家族史，这些家族史汇集起来就是一部沉甸甸的河南流民“逃亡史”。

作为一名作家，李凖敏感地意识到黄泛区祭文背后所蕴含的宝贵创作资源。他還一度与同样关注花园口事件并创造出反映黄河劫难的长篇小说《黄水传》的作者冯金堂深入交流，他们一致认为黄泛区农民的故事有着巨大的创作空间。李凖决定整理自己收集的素材，调动自己创作电影剧本的成功经验，将黄泛区农民的故事搬上银幕。经过努力，李凖创作出一部电影剧本《大河奔流》。《大河奔流》在导演谢铁骊的支持下顺利完成拍摄，并于1979年公映。从当时的条件来看，《大河奔流》从导演、主演的选配，到宏大场面的创设、特效镜头的运用，都堪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大片。

但是，由于《大河奔流》的公映正处在伤痕文学风行、“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文化语境中，这部情感激昂的影片没有契合历史沉思的氛围，显得有几分尴尬。这种意想不到的失败让踌躇满志的李凖感到了遗憾和委屈。在他看来，《大河奔流》里的许多故事都是他在黄泛区体验生活时积累的好素材，这些素材是从生活的深处所挖掘出来的，是饱含着人民的血泪的，仅仅是因为这些素材没有用对地方才遭致埋没。因此，《大河奔流》的失败也促使李凖痛定思痛，对自己过往的创作路径进行彻底反思，开始摆脱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这一反思最为明显的成果，便是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

1979年，李凖开始创作《黄河东流去》。起初，李凖先是将作品中的部分章节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在一些杂志报刊上，如1979年1月在《解放日报》第1期发表小说《牛铃》，1979年2月在《上海文学》第2期发表《姑嫂》《长安街头》等。随后，1979年10月，《黄河东流去》（上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许多评论家都给予了它较高的评价，并期待《黄河东流去》下部的出版。然而，面对《黄河东流去》上部在文坛所引起的影响和赞誉，李凖并没有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地创作出《黄河东流去》的下部，而是把自己从新时期文坛众声喧哗的创作热潮之中疏离出来，以一种孤寂的独语者姿态将《黄河东流去》的创作进程放缓、放慢。就这样，在历时5年的反思和打磨之后，李凖才创作出了《黄河东流去》的下部，并再次交给北京出版社出版。对于《黄河东流去》曲折的出版过程，李凖曾这样解释：“《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上集完成于1979年6月，下集一直拖到1984年春天才写完。这中间经历了5年时间。其中原因，一是中间我写了几部电影；二是由于身体不好，还有一个潜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因此，我把创作的进程放慢了。”从李凖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凖在创作《黄河东流去》时耗费了很大的心血，其审慎的创作态度虽然拖延了作品的创作时限，却相应地保证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厚度。正是得益于这样精雕细琢的创作态度，《黄河东流去》全本一经问世，就凭借着其大气磅礴的史诗叙事以及精湛的艺术魅力，毫无悬念地进入1985年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们的视野之中，与刘心武的《钟鼓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一起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并雄踞榜首之位。

二.灾难中的精神之花：“黄河性格”与“黄河情义”

《黄河东流去》围绕着黄河花园口的被炸决堤，讲述了中原难民在战火连天的年代，辗转迁徙、自救生存的流亡故事。它在开篇写道：黄河是中华儿女的“母亲河”，它不仅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最灿烂的文化，还象征着我们祖国5千年壮阔悠久的历史和人民勤劳勇敢的性格。然而，同样是这条勤劳、勇敢、古老的河流，它给人类带来了灿烂的文化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当黄河跨进20世纪，它又开始唱响一支新的歌……在《黄河东流去》中，黄水劫来临之际，黄泛区的难民从赤杨岗出逃，一路经过寻母渡口，分别流落到洛阳和西安。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沿途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村庄、乡镇，最终在城市的郊区落脚。在难民逃难自救的过程中，作者笔下的“黄河”意象充满了多重隐喻的意味，它不仅象征着中原的创伤（灾难）——诸如战争、天灾等祸事，同时也寓意着一种克服灾难的生存智慧，这些智慧集传统文化、现代精神、地域特性于一体，其精神内核是“黄河性格”，其外在表现形式则是“黄河情义”。质言之，黄河，它给黄泛区的难民带来了灾难的同时也给难民带来了变革的契机。在灾难中，黄河磨砺出了中原儿女生生不息、顽强拼搏、乐观开朗的“黄河性格”；在变革中，黄河凸显出中原难民相亲相爱、团结互助、甘于牺牲的“黄河情义”。

（一）“黄河性格”

在《黄河东流去》中，作者重点写了黄河岸边7户家庭的20多个人物，涉及十几个家庭的98个人物，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叙述有条不紊，故事单元开合有度。这些人物形象形态各异，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他们在逃难过程中所迸发的“黄河性格”，这是在极端的灾难下所绽放出的精神之花。它既延续了几千年优秀中华文化的伦理道德，又展现了农耕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蜕变和进化。具体来说，《黄河东流去》中的“黄河性格”是指在灾难的磨砺下，难民所展现的生生不息、顽强拼搏、乐观开朗的性格和精神。

在《黄河东流去》中，最具“黄河性格”的两个人物形象是李麦和徐秋斋。他们身上充满了生存的智慧和勇气，显示了“黄河性格”中刚性的一面。李麦是一位热心肠的农村妇女，不同于一般农村妇女的怯懦，李麦是一个农村新妇女形象。她身世凄苦，幼时丧母，跟着瞎子父亲李甲子四处要饭，练就了爽朗泼辣的性格；稍长之后和父亲一起在海骡子家做长工，练就了不怕吃苦的精神；随后在地主海骡子的压迫下，李麦又经历了丧父丧夫之痛，练就了她顽强不息、敢于反抗的人生态度。正是得益于这些凄苦的身世和生活经历，李麦凭借着自己乐观开朗、爽朗泼辣的性格在逃荒过程中展现了她强大的生存意志，在灾难造成的生存压力面前，她成了难民心中的精神领袖，正如她给逃难大伙鼓劲的时候所说：“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得刚强活下去，天不转地转，山不转路转。光景總有转变的时候……人就是要活着！再困难也要活下去。”在逃荒路上，李麦凭借着惊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努力践行着“再困难也要活下去”的生存精神，她不仅和儿子海天亮一起加入了共产党，还帮助在外逃难的灾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黄河归故之后，带领着村民重建家园，开启新的生活。可以说，作品中的李麦是一个敢于抗争、迎难而上、呼应新时代的新女性形象，她仿佛一盏灯塔，为身边陷入黑暗的难民们照亮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

徐秋斋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以并不张扬的姿态守护着乡邦伦理和传统仁义。他足智多谋、为人正直，素常帮穷人解决难处，在村子里受人尊敬。逃荒路上，徐秋斋一直守持着仁义节操，即使身陷囹圄，也不肯屈服自辱。在得知王跑的驴子被骗走之后，他挺身而出，为王跑追回被讹走的驴子；在看到盐行老板作恶欺负外来的背盐妇女时，他利用智慧为这些弱者伸张正义，替妇女们追回了货钱；在看到梁晴和工厂的小头目崔天成走得太近时，他对梁晴上了一堂“良心”课，使得梁晴挺直了脊梁。徐秋斋在逃难过程中的行为坚守，既显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儒家文化对人精神品格的塑造，同时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中不屈不挠、正直勇敢的一面。

相比李麦和徐秋斋这样的正面人物形象，作品中的两个喜剧形象四圈和王跑也使人印象深刻，他们身上洋溢着乐观开朗的精神，为愁苦的难民生活增添了许多笑声和快乐。不同于一般流民在逃难过程中妻离子散、卖儿卖女、食不果腹的生活境遇，王跑和四圈的流浪尽管也充满了坎坷，但在波折和劫难之余，他们的流浪生活还充满了传奇与欢乐，为刚性的“黄河性格”增添了幽默、柔软的质地。

海四圈是赤杨岗的一个破落户子弟，因为父亲吸大烟败光了家产，母亲改嫁进了城，四圈经常食不饱腹，在村里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被村里人看不起。逃难之前，四圈跟着海骡子做长工，因为个子大，吃得多，做活不利索，“海骡子经常骂他是‘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的‘浑人，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菜蟒”，正是这么一个在村里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农民，其命运在逃难的过程中却发生了改变，他不仅有了不平凡的经历，还重新建立了生存的能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进城之后的四圈先是给海香亭做车夫，过上了富足的日子。而后，走了桃花运的四圈和海香亭的姨太太刘玉翠勾搭在了一起，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好景不长，在被海香亭当场捉奸之后，四圈再次陷入生活的困顿之中。落魄的四圈在走投无路之下被老相识暗娼皮柿花引荐去戏院给人跑龙套，但因为入戏太深搞砸了演出被班主教训了一顿赶出戏班。可以说，不管是四圈在进城之后与刘玉翠之间的“艳遇”，亦或是他在喜剧舞台上的“丑态”，都使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农民有了值得“传颂”的“传奇”经历。然而，同是这么一个浅薄、软弱、自卑而又充满奴性的农民，在逃难过程中他也展现了情深义重、肝胆相照的一面，而这一点无疑使这个可怜而又轻飘的魂灵变得沉重、庄严起来。因为敬重李麦，他偷偷地告诉李麦海骡子抓难民的奸计，让李麦赶紧离开寻母渡口避祸；在得知长松把自己的闺女小响卖到妓院的时候，他宁可花光自己身上仅有的钱也要为自己村里的孩子小响赎身；在重返故乡的时候，他毅然决定带着妓女皮柿花一起回家，给这个在城市里遍体鳞伤的女人一个体面而又温暖的家庭。应该说，海四圈人生尊严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拜黄河劫难所赐。

与四圈一样，王跑也是一个充满了笑料和奇遇的“丑角”形象，逃难之前，王跑是一个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的木匠，他机智狡黠，有小才没大样。出外逃荒之后的王跑，开始是如鱼得水，先是利用自己的驴子拉货赚钱，然而被钱迷了心窍的王跑“偷鸡不成蚀把米”，被军匪讹走了驴子；而后，王跑和自己的妻子老气逃到了洛阳附近的白马寺，意外得了笔横财——熹平石经。但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王跑“贪心不足蛇吞象”，不仅没有守住天降的横财，反而引祸上身，有了牢狱之灾。不得不说，王跑这一农民形象很容易让人想起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在战火连天、官匪勾结的年代，自私自利、单独奋斗的农民注定不会有发财致富的好结局，祥子和王跑仿佛中国农民的一体两面，机智狡黠的亦或是正直憨厚的，倘若只有小农经济自私自利、个人奋斗的迂腐思维，总归是在旧社会讨不到任何好处的。同塑造四圈这一人物形象一样，作者塑造王跑这一形象依旧采取的是先抑后扬的手法。在描写这个可怜可恨的农民同时也不忘展示这个有缺点的好人善良的一面。王跑虽然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愚昧农民形象，但他在面对自己家人时却非常地慷慨大方。他在书中写道：在王跑入狱之后，他悲壮地对自己妻子老气说：“我这条命，没有那块石头值钱，将来你们扒出来，换点地，你就和两个孩子过吧。我王跑扒叉了半辈子，还是一个篮子，这就是我给孩子们留的一家业！”王跑在狱中悲切的话语正如黑夜中闪耀的萤火，散发出撼动人心的力量，正是这份掺了烟火气的俗世私情，突然让这个矮小的农民高大起来，这份真情背后不仅是他对亲人殷切的关爱，还有他作为农民，对于在世上顶天立地、享受地位、尊严、权利的渴望。在这里，王跑悲喜掺杂的人生在生死抉择之际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这是属于一个愚昧农民对家人最大的真诚，亦是一个自卑的农民在生死之间对尊严和体面最真切的呼唤。

总体说来，在逃难路上，中原农民浑厚善良、顽强拼搏、机智幽默、生生不息的“黄河性格”使他们在灾难中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不论是像李麦、徐秋斋等在苦难面前被激发出的对生活的“刚性”的一面，亦或是像王跑、四圈等人在笑泪交织的“传奇”经历之中所展露的“柔软”质地，都构成了“黄河性格”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让人印象深刻。

（二）“黄河情义”

在逃难的过程中，农民不仅展现了独具特色的“黄河性格”，还展现了勇于奉献的“黄河情义”，即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相助，这既带有儒家文化的色彩，也体现了乡邦伦理的力量。“黄河情义”具体表现在逃难过程中流民之间为了凝聚力量所表现出来的乡亲、亲情和爱情。这些珍贵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张坚韧的渔网，打捞着在“洪水灾难”中困厄、挣扎的流民，给他们带来生命的曙光和希望。

在描写这些难民出外逃荒时，作者通过描写农民之间的乡亲、亲情和夫妻情，为我们展示了许多美好的人情人性瞬间。如最早逃到咸阳城开饭铺的陈柱子夫妻，在遇到落难乡亲凤英、春义夫妇之后，不仅收留了春义夫妇，还热心地传授春义一些做生意的窍门和技巧，给春义和凤英提供了许多具体的帮助，而凤英在独自开饭馆时则坚持只卖饺子，不卖陈柱子饭馆所经营的面条、炒菜，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可贵的品格；四圈在得知长松的女儿小响被卖入妓院，他不惜用尽身上所有积蓄为小响赎身；李麦在得知爱爱怀孕之后，勇敢地挺身而出与关相云进行周旋，帮助爱爱渡过难关……在书中，难民之间互相帮助的事迹数不胜数，正是这些相亲相爱、团结互助的动人事迹，将逃难路上的苦难不断地稀释，温暖着受苦的中原儿女。

除了这些不胜枚举的乡情之外，《黄河东流去》还描写了许多动人的家庭故事，展现了逃难过程中难民之间催人泪下的亲情。如海长松的女儿玉兰与秀兰自卖自身，只是为了换取口粮让父母和弟弟妹妹活下去；徐秋斋在亡妻去世之后坚决不续弦是为了回报自己妻子在临死之前把最后的口粮留给了自己；为了陪伴自己的父亲海老清，雁雁放弃了城市的优渥生活，跟着父亲来到乡下生活等等……这些美好的亲情将幸福之花开在了苦难的废墟之上，绽放出了坚韧而又璀璨的光芒，也迸发出支撑一个民族不断前行的力量——伦理道德。

除此之外，李準在《黄河东流去》中还描写了许多令人感动不已的夫妻情。如王跑和老气夫妇之间“轻财重义”的真挚感情；徐秋斋夫妇之间“阴阳相隔”的奉献之情；天亮和梁晴之间“同舟共济”的坚贞爱情；蓝五和雪梅之间“超越生死”的殉情之恋。这其中，最与众不同、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凤英与春义之间无疾而终的“水上婚恋”。不同于其他夫妻之间的坚贞不渝、为爱情奉献的模样，春义和凤英之间的感情最后是以分手作为结束的。在逃难之前，海春义和凤英曾有过媒妁之言，因为黄水劫的到来，两人仓促举行了“水上婚礼”。在这场简陋的婚礼中，这对陌生的农村夫妇通过传统的婚礼习俗拜了天地，一起踏上了逃荒之旅。然而，本该幸福相守的夫妻在进城之后，两人的感情却产生了裂缝。

进城之前的海春义是赤杨岗村最为老实可靠的农民，他人品好，朴实厚道，娴熟农事，也会算数。李麦曾夸奖他“春义是最老实可靠一个孩子了，俺这一个庄子没有人不说这个孩子品行好”。可是这么一个正直本分的农民在进城之后变得“百拙无一巧”，他不仅无法融入城市的商业生活，反而固守着小农经济中大男子主义封建的一面，对于凤英在城市里做生意抛头露面、对客人送往迎來的行为非常反感，这无疑是使得二人夫妻关系发生裂缝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两人关系无法维系下去也与两人不同的价值观及生存意识有着很大的关系。进城之前的凤英从小生活在一个经营意识较强的家庭里，虽然凤英是一位农村女子，但是因其父亲在村里做牛马经纪人，凤英从小耳濡目染养成了爽朗圆滑、善于言谈的性格。进城之后凤英比起木讷固执的春义更能适应城市生活的规则，她不仅从陈柱子那里学到了做生意的窍门，还不顾陈柱子的挽留以及春义的劝说，坚决出来单干开起了饺子馆。在固守乡土文化规则的春义看来，凤英的行为无异于忘恩负义，不仅辜负了陈柱子最初对他们夫妻俩的帮助，还使得乡亲的情义在利益面前变得轻薄；然而，在融入了城市生活，谙熟了城市规则的凤英来看，春义的行为既死板又迂腐，自己虽然受了陈柱子的帮助，但是也没少出力为陈柱子赚钱，而且自己也并没有真正与陈柱子展开竞争，损害陈柱子的生意。正是源于二人在价值观方面的错位，在黄水归故之后，春义选择回到村里过自己心中清白惬意的乡土生活，而凤英则选择留在城市里，继续经营自己的生意，夫妻俩就此走到了婚姻的尽头。

春义和凤英之间的婚姻结局非常值得玩味，它不仅反映了农民在进城之后所遭遇的城市经济对农耕文明的巨大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现代化的课题，也显示了作者在创作《黄河东流去》的新时期对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从创作态度上来讲，对于春义和凤英之间的婚姻书写也摆脱了“大团圆”的模式，显示了李凖在新时期创作过程中对以往“十七年”时期创作路径的反拨，开始从生活的本真出发，回归清醒的、批判的现实主义。这种对生活带有批判性的描述不仅回应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现代化问题的追问和反思，同时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加圆熟，更加富于文化内涵。

在《黄河东流去》中，“黄河情义”作为农民生存智慧及生存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仿佛一根无形的绳索，将难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激发出了支撑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力量。恰如作者所感慨的那样：“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哪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先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质言之，正是这些美好的“黄河情义”，滋生和维系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的伦理道德，而这些伦理道德反之则支撑和延续着难民的生存力量，使得难民不断地砥砺前行，战胜生活中的黑暗和磨难。

“黄河性格”和“黄河情义”不是抽象的，也不是诗意地附加，而是长久以来黄河对于与之相伴随的人们的生活和性格的塑造的体现。黄河一直哺育着中国人民，也以自己的方式考验着中国人民，锤炼着中国人民，进而在整体上塑造着中国人民。她让中华儿女拥有并显现道义的力量，让中华儿女拥有并显示出战胜一切困厄苦难的信心和勇气。

三.黄河故事与文化自信

《黄河东流去》的创作，是李凖在潮涌不断的新时期完成的。敏感于时势的李凖，当然要回应新时期所提出的文学课题。在《黄河东流去》创作的同时，李凖发表了《芒果》《王结实》《瓜棚风月》等中短篇小说，也赢得了文坛的赞誉。与自己创作的这些中短篇小说以及他人创作的中短篇名作相比，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于时代的回应是间接的，也是深远的。尽管这一点，没有得到当时评论界足够的注意。

《黄河东流去》书写的是国民党扒开花园口大堤所造成的民众的灾难。《黄河东流去》开始创作时，中国人民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此时的文坛，主导性的创作潮流是对于历史的沉思。《黄河东流去》则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对于历史的沉思，它所关注的问题是该怎样面对灾难和度过灾难岁月。在《黄河东流去》中，李凖给出的答案是人民靠着自我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团结协作的生存精神来战胜灾难，这种精神和意志就是上述的所谓“黄河情义”和“黄河性格”。同样，对于刚刚度过的十年浩劫，李凖发现也需要通过重新凝聚人民的力量、唤醒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信念来克服灾难留下的困难、医治历史的创伤。对此，李凖曾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自陈道：“我是多么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读者和朋友们听啊！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让大家热爱人，热爱人民。人们只有在热爱人的基础上，才能够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热爱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制度，热爱我们的党。也就是，首先树立对人类的信心，然后才能表达对国家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我朦胧地感觉到，这是文学艺术的最基本的功能。”对人类的信心、对国家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以及与这种信心相连结的伦理道德及忍耐力、凝聚力，是能够克服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这是李凖反思黄河劫难的结论，也是李凖反思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的结论。李凖的这个结论当然也是对于时代课题的发言。与悲情地控诉历史劫难的基调迥然相异的是，李凖对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克服灾难的能力充满自信。他在《黄河东流去》代后记《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中写道：“中国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坚强地度过了灾难的岁月，那么，在‘四人帮这次浩劫中，中国人民能覆灭吗？回答只是一个字：‘不！”

《黄河东流去》对于历史的反思，并没有得到文学界、思想界足够的认知。在新潮迭起的20世纪80年代文坛，李凖的反思及结论有些朴素了，而朴素背后的那种厚重则被轻易地忽略了。不僅如此，在80年代中后期，否定黄河文明的舆论开始盛行。电视政论片《河殇》的风行就是典型体现。在《河殇》中，黄河成为中华民族保守、落后、封闭的“超稳定结构”的渊薮，成为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急需摆脱的文明模式。在《河殇》作者的蛮横论证下，以“蓝色”为特征的海洋文明、西方文明成了当时中国急需的创新、开放的具有未来指向意义的文明，而以“黄色”为代表的黄河文明以及黄土、黄种人都被视为愚昧落后的象征。《河殇》的傲慢与偏见来自于其对于历史的选择性遮蔽，它将西方二三百年的近代史理解为人类历史的普适过程，将近百年来中国的落后视为一个本质性的存在，以煽动性的语言迎合了急剧追赶现代化的国人心态，导致了很多国人对于中华文明的失落感和自卑感。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黄河东流去》一度失踪了。《河殇》作者对于以黄河文明为代表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一笔抹杀的谬误虽然在后来得到了思想文化界的批评，但影响所及，此后关于黄河故事的讲述一直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4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我们的文化自信空前坚定。在这样的时代，讲述黄河故事一定是充满骄傲之情的。“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在今天重读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我们会更加深切地理解这句话的意味。李凖作为深爱黄河、深爱黄土黄种人的一代作家，以朴素而又真切的感知，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通过讲述黄河故事表达了在那一时代难能可贵的文化自信。李凖在80年代多多少少是有些孤独的，他倾情倾力完成的《黄河东流去》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充分的评价，这是历史的一个遗憾。但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黄河东流去》所讲述的大气磅礴、可歌可泣的黄河故事，一定会如同奔涌不息的黄河一样，长久地激荡人们的心灵。

（本文系信阳师范学院当代河南文学协同创新中心成果及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创新团队“当代文学批评与中原批评群体”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