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逃离”之光孤独闪烁

董晓可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发展，不单带来了物质资源和娱乐享受的极大富足，也日益造就了生活模式的扁平化与碎片化，这一切导致了“自我”与“世界”的加剧“割裂”以及个体“自主性”意识的严重缺失。在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的冰冷城市，在为生计奔波的无数个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物欲横流、人性丧失的“‘操劳‘烦‘畏‘无家可归的状态之中”[1]，这便是当前语境下社会众生都亟需直面的精神难题。正是基于这种无所归依的强烈漂泊感和虚无感，当“我往哪里去”“哪里是我家”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迫切的现实追问时，“逃离”主题被一些青年作家敏锐地捕捉到，更以孤傲地凸显个体生命价值、对抗现存社会秩序的决绝态度呈现了出来，这其中，70后作家张忌的《出家》和鲁敏的《奔月》，是近年来尤其值得关注的两个文本。

一.“出家”之痛：凡尘俗世间一根“思想苇草”

哲学家帕斯卡在其著述《思想录》中，将人比喻为“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在他看来，人这根“苇草”实乃“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甚至“一口气、一滴水便足以置人于死地”，但人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这是我们生之为人的“高贵”和“全部尊严”所在[2]。在作品《出家》中，主人公方泉无疑就是这样一根虽脆弱却能思想的苇草，这也是其最柔软真实、最打动人心之所在。张忌的叙述是温婉的，他采用一种慢镜头的线性发展的路子，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在世俗世界一次次经历无助与迷茫，进而寻觅缺失的精神空间，直至遁入空门的过程。

方泉这根“苇草”一出场便暴露了其身单力薄的一面，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徒有一身力气，携妻带女地闯入了熙熙攘攘的城市。怀揣着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他身兼数职、东奔西突：从牛奶工到送报人，从捡瓶子到蹬三轮，他精打细算、步步为营，希冀着能有一个儿子，能有自己的房子，一家人安安稳稳地生活着——要求不高，但已足够。然而，生活给他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焦灼和困惑、无穷的艰难和坎坷：牛奶公司倒闭了，三轮车被扣押罚款，无端被地痞敲诈，老婆手臂得了囊肿……他“总是牛一样地用鞭子抽着自己往前走。可这样辛苦，又怎么样呢？到头来，不还是将日子过得跟条狗一样？”[3]生活仿佛有无尽的关卡，闯过一关又有一关，正是在这种漂泊、动荡、心灵疲惫不堪、昼夜震颤的状态下，方泉迫切需要一个能够逃离凡尘的安稳避风港，结果发现当和尚是最清净赚钱又稳妥的事情：不但能养家糊口，还能让为生活奔波倦怠的心灵有一个栖居之所。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于生理的需求是人最基础、最本能的需求，当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无法解决时，“出家”呈现了它天然的物质诱惑力，于是方泉在贫困煎熬下经历了多次“出家”：第一次是为了“一天能赚60元钱”；第二次是因为奶站生意一落千丈，日常开支无以为继；第三次是因为养家的一路艰辛和坎坷，让他顿感生活无望；第四次源于秀珍手术后生活日益拮据……而方泉也确实用从寺庙里挣来的钱，解决了诸多生存问题，这其中包括生女儿二囡、儿子方长的钱，老婆秀珍动手术杂七杂八的5万多元花费，以及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大部分日常经费等等。日子是熬出来的，而熬得又那么痛苦，于是“出家”成为方泉每每陷入“山穷水尽”末路时唯一的救助，外面的世界越凶险，“出家”在方泉心灵天平上的筹码就越重。

然而，促使方泉最终下定决心从俗世中“逃离”开来的，绝非物质需求这么简单。当面对“出家”这个话题时，我们不由会想起另一部著名小说——汪曾祺的《受戒》。毕飞宇在评说《受戒》时，曾以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为比照，将其称为“倾‘庙之恋”[4]，是倾了庙也要爱，可见俗世生活的真味和爱意对凡尘众生的诱惑。但与之相对，方泉这根“苇草”却在有老婆、有孩子的看似完满的家庭状态下毅然倾了爱也要“庙”，这其中自然饱含着浓重的现代人“哈姆雷特式”的灵与肉的剧烈挣扎。事实上，先前出家的，无论是阿宏叔、长了还是慧明师傅，都仅仅将佛事当做了“挣钱的行当”。如果仅仅为了果腹，方泉完全可以步其后尘。但方泉却是一个不惮于自我省视的人，这也是他的灵性所在。他真切地感受到了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和不堪承受的精神之痛所造就的心境的分裂，这正如诗人艾略特在诗歌《空心人》中描述的那样，“我们都是空心人/我们是填充着稻草的人/倚靠在一起/脑壳中却装满了稻草”。正是源于这种不能自主的“空心化”的虚无感，方泉对一种平和、平静的生存状态生发出无尽的憧憬。每每遇到诸如老婆生子、住院动手术等困难关口，他都不由将求助的对象幻化为佛祖，甚至许下了一旦化险为夷便将后半生皈依了佛祖的誓愿。而每每精神迷茫时，佛光、佛音也成了他唯一的精神依靠。不仅如此，更进一步来讲，“出家”召回了或者说唤醒了方泉长久以来几近麻木的“自主性”体悟。在慧明师父将東门庵留给他之后，当一个个来访者虔诚地心甘情愿花上一大笔香火钱以换取一颗“定心丸”时，作为师傅的方泉似乎发现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可以宁静存在且有存在感的不用在生活的寒风中呼号摇摆的自己。于是，在他心中渐渐萌生一种真实的意愿，与其在生活中无法实现那一关又一关残酷的“通关游戏”，还不如索性将今后的日子寄托在平静的“虚无”之中。这是一个凡尘俗子面对“我是谁”这样一种“自主性”缺失时，试图弥合割裂的自我的一种本能却无奈的举措，而这背后折射的却是每个人“孤岛”般寂寞存在的信仰缺失。

学者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同西方人面对苦难或愁楚时歇斯底里地旷野呼喊不同，中国人往往选择一种相对宁静的自我消解方式，以期达到心灵的超脱与逍遥。在方泉灵魂深处，显然有这种中国传统古人宁静的自我消解的特性，但他的“出家”却与古代寒山、王维等诗僧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在他背后，那方可供诗意栖居的世界早已消散。这正如含恨离开的慧明尼姑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末法时代”，寺庙里早已不再是一方净土，而是成为僧人们赚取金钱的“道场”。而现实中又人世芜杂，处处碰壁，同时，出家还要背负着抛妻舍子的罪恶与无情，所以他只能“孤独而又疯狂地奔跑，一直跑，飞快地跑”[5]。如果不能看到方泉内心深处的这份透彻心扉的荒凉和逃遁无望的虚无感，我们便无法领会为什么他在“出家”与“俗世”之间长达四五次的陀螺般地反复旋转和摇摆不定。在他身上很真切展示了作为生命个体的“超我”与“本我”的残酷斗争，以及深陷其中的“自我”的无力徒然。诚然，方泉最后还是选择了出家，但这条出家的路却非但不洒脱，反而显得缓慢、艰辛、曲折，故事最后，“我看见了我，孤独地坐在东门庵那道冰冷的石门槛上，相互眺望”[6]，这种“出家”之痛是一根“苇草”倾尽其思而不可得唯有向无望逃离的冰冷与寂寞。

二.“奔月”之思：三个无解的生存“不等式”

如果说，《出家》力图探寻的是“我是谁”的困惑，那么《奔月》则为我们呈现了“我不知道我要成为谁”的虚无。在《奔月》的扉页，鲁敏写道：“我偏爱不存在的荒谬胜过存在的荒谬”，这或许是其“以小说之虚妄对抗生活之虚妄”文学理想的另一种诠释。从一定意义上说，《奔月》是现代人逃离模式化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仅仅从字面来看，“奔月”就包含着脱离庸常，走向新生的美好希冀。然而，当真正涉及这一问题的实质时，事情却显得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奔月”的核心要义并非“逃离”本身，而是“逃离”后的“割裂与弥合”“寻找与建构”，而这个过程又是那么艰难与无望，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系列“灵肉对抗”的生存不等式，这大概便是鲁敏所言说的“荒谬”与“虚妄”的真实含义吧。

（一）时空博弈——逃离≠浪迹天涯

一辆旅游大巴坠落山崖，一个南京女子侥幸存活，而后她突发奇想逃至偏远小城乌鹊，改名换姓开启了新的生活……《奔月》的构思是精巧的，它通过一场意外的车祸和一次无动机的逃离，为我们连缀起构筑主人公小六生活场域的两座城市：南京和乌鹊，以及作为小六生命历程演变轨迹的“旧我”与“新我”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潜在指向的，却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摆脱原有空间奔向新生空间在时间性存在中的希望微茫和不堪一击。

小六的逃离，首先呈现为空间地点从“南京”向“乌鹊”的转移，表面上看小六逃离了庸俗奔向了新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一切臆想落地，“乌鹊”这一新生地理空间又显露出其新的庸常性和局限性。人总是有身份的，这是小六不可逃避的首要难题。当她在车祸现场捡起遇难者的身份证变为“吴梅”时，为其“正名”的一系列合理性问题也接踵而至。为了化解这一难题，她便只能再次选择向更加狭窄的空间逃离，这样她的空间就被切割得愈加逼仄和局促，可供躲身的只有出租屋和蚂蚁超市。即便如此，小六依然面临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俗世羁绊。她以为总算摆脱了南京的同事倾轧、闺蜜虚情、亲情叨扰、夫妻淡漠，但换来的却是蚂蚁超市的同事间的争名夺利、寄住房主舒姨一家的反复纠缠，甚至在面对舒姨儿子林子的异性攻势面前连肉身都受到威胁……而无独有偶，作为小六出逃地的南京也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在大巴遭遇车祸小六失踪之初，费尽周折想要将她从“死”跑成“活”的丈夫贺西南，仅仅间隔不到一年，便向号称小六闺蜜的绿茵求婚了；而当小六再次返回南京时，甚至连她原先经常光顾店面的给她办卡的女店员都彻底将其忘掉。一年的逃离时光，非但让小六没有获得新生，没有摆脱庸常，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庸常和挣扎之中。

小六的逃离最终在时间的推移中折戟而返，这正如她自己所体悟到的那样：“大半年来，她不仅没把自己弄‘没了，似乎还弄得更‘在了。”[7]而这一切正在印证了在时间性存在中一个人空间性转移的艰难性，因为凡尘俗世的人们总是如孩童游戏跳房子一样，想要跳过一个又一个房子，但最终发现在时间面前，一切的跳动都逃不脱现实的羁绊，都逃不脱由漫长时间构筑而起的社会秩序的操控。但即便有重重困境，在千人一面的生存困境面前，人们总是不甘原地不动地一成不变地生活，从《堂吉诃德》到《浮士德》，从《安娜·卡列尼娜》到《在路上》，向“无名空间”纵情“逃离”的步伐从未停歇，这就从根本上构成了一种时空博弈的悖论：表面上看，时间既定模式的残酷性压制了人的空间移动能力，但人们总是用理想和希望一次次试图突破时间的桎梏而走向自由。而当面临新一轮的城市秩序的限制时，鲁敏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时空对决中个体的充满幻想与渺小无望，这正如天空中的那轮月亮，“像面巨大的镜子，均匀地照着几百年前，也照到几百年后，照到北京南京，照到乌山鹊水。它能听到小六的细嗓门吗？爱，肉身，孤独，宿命，亲人，生活，伴侣，这忧郁而渺茫地追寻，是否能有一个确切的托付与解答？”[8]作品最后小六是痛苦的、甚至是绝望呼喊的，她的呼喊在深深刺痛着读者对现实人生的憧憬。

（二）明暗碰撞——呈现≠走向澄明

正如卞之琳《断章》中所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现实中芸芸众生皆处于“看”与“被看”的多面性之中，并由此而构筑起一张社会存在之“网”。当我们看别人时，未必能看到真实的镜像，自己也未必能审视到真实的自己，《奔月》意欲探求的便是这种在现代性面具遮掩下，泯灭碰撞的复杂本真人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格分裂。就拿小六来说，她在车祸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象。车祸前，她是本分安宁的妻子，文静上进的职员，过着规矩安逸的生活。车祸后，随着丈夫贺西南的找寻，一个原本明晰单纯的小六逐渐变得“面目全非”：在家性情温顺饮食清淡的小六，在与人聚会中吃辣，酗酒成瘾。更有甚者，她还在婚姻生活之外经历了多次足够狂野的“肉体狂欢”。这些极端表现正为构成一个立体多面、倔强叛逆的小六提供了有力佐证，而这一温一烈的双重性，也隐含了现实中小六的性格或人格分裂的痛苦。因为作为生命个体的小六可能早已厌倦了家庭与单位构筑而成的冰冷、乏味而又偽情的“牢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仅仅显露出了她“冰山一角”的温良来，而将内心滚滚而来近乎窒息的烦闷潮水一再压抑，所以当车祸来临时，她才毫不犹豫地走向了逃离。而在现实生活中，人格分裂的不单小六一人。比如房东籍工的儿子小哥，多年来都在编织泡沫一样的“幻梦”，一方面维系着曾经为众人羡慕的天才少年的春风得意，一方面又不得不伪造出出国深造、申请绿卡等谎言，且不敢回家，生怕深深伤害父母的心；而在小六失踪其间以其闺蜜身份悉心照料贺西南的绿茵，之所以冒名来到他身边，也是出于小六口中“完美丈夫”忠贞不二的幻想，以弥合自身不幸婚姻的惨痛背弃。

质言之，当我们试图呈现这些人的本真形象时，发现他们大都生活在世俗或道德的面具之下，他们现实生活背后的真实形象非但不澄明，反而如夜幕下的一地鸡毛，凌乱得不成样子。而作为一个探索性文本的《奔月》，就是要把“它背后的故事说出来，把生命的痕迹从各个角落、各个细节里发掘出来，让生命构成一部属于它自己的历史”[9]。而从更深一层次来看，即便是众生本身，似乎也看不清自己的本真面目，走不到自己想要的澄明之境，因为他们早已丧失了生活的纯真性，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卢卡奇曾说：“一个人的发展是一条与整个世界相联系的线索，通过这条线索，世界被展开。”[10]就其本质而言，《奔月》更像一面多棱镜，不但照射出了小六逃离的轨迹，更照射出了以小六为辐射中心的普通人群的多重、复杂的隐秘形象，并以此为基础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时代暗疾：“在这个精神日益分崩离析的时代，每个人都躲在一个孤独的茧中，如同一尊破败的神，相互隔绝，无法交流——人与社会隔绝，人与他人隔绝，最终，人与自我隔绝，这是一种普遍的时代病，它正在感染着每个热爱这个时代或憎恨这个时代的人。” [11]《奔月》不是一把道德评判的尺子，它更像一只呼唤真诚的警钟，在真实地呈现着现代性面具之下的“假我”形象，并给人以深刻反思。

（三）静变纠葛——诀别≠获得新生

显而易见，构成逃离的一个根本性因素便是“行动性”，因为人总是不甘于生活的寂然，总是不愿成为“现实之囚”，因而从现实中奔逃出去便成为永恒的主题。意欲逃离现实的题材在文学作品中并非罕见，以女性逃离题材为例，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仅仅写到了娜拉的出走便戛然而止，而爱丽丝·门罗在《逃离》中，也让勇敢出走的女主人公在刚刚坐上大巴离开了三站路便因担心今后生活下车给自己丈夫打电话返回。在此，固有的靜态生活模式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这正如鲁迅所强调的“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物质性的生存问题成了一切问题的前提，当然也就成了一切变动性的阻碍。但鲁敏却迎难而上，执拗地将逃离的主题推向极致，全方位展开了逃离后的生活图景。她让主人公去不顾一切地逃离，而后承受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换言之，“是逃离让小六成为小六，也是逃离让小六失去了小六。”[12]发生在小六身上一切的得与失，归根结底源于一种重新开始生活、重建新的自我的强烈呼喊和灵魂冲动。而这些又有着广泛的社会支撑，“比如，日本有本书，专门从技术上指导一个人如何‘完美无痕地失踪。比如，新浪有一个自杀者微博成了‘树洞，后面的 58 万条留言以各种方式表达离开现有世界的强烈渴望。比如，无锡有一个驴友经过精心策划借出游之机，人为制造了自己的失联。”[13]这些鲜活的例子一再印证着一种每个人或深或浅的逃离现实羁绊的诉求。

事实上，长久以来，“奔月”都承载着人类奔向新生的永恒冲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便有“桃花源”的美丽传说，有“黄粱一梦”的殷切期盼，这些故事正体现了人们走向一个未知世界的热望。但“奔月”似乎又总是“天方夜谭”的代名词，总是意味着沉重代价的付出，“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它总是在劝解人们切勿越轨，安守平静，正是这种美丽希望与无尽绝望，构筑起了人类灵魂深处静变纠葛的状态。《奔月》故事的叙述最终戛然而止，让人琢磨不透，因为生活本就这样无始无终，没有结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还在以原有的方式平静地、乏味地展开着，这大概便是《奔月》所能展现的生存难题和求索路径，虽然我们有决别的勇气，但并非决别就能获取新生，而“我们可以在各自的固有的生活里，耐心而顽强地继续下去，以小动作而非大动作的方式消失、隐匿、‘奔月，抵达自我”[14]。这或许便是“逃离”幻想在生存面前别无他法的最本真的无奈存在方式。

三.“兰波之光”：“沉重肉身”下的“我在”探索

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门楣上镌刻着这样一个神谕——“认识你自己”。从表面上看，《出家》和《奔月》似乎达到了“离经叛道”的两个极点，主人公一个抛开凡尘遁入空门，一个躲避人群隐匿他乡，然细细品味就会发现，二者之根本旨归实则在于茫茫生存暗夜中觅得一线微渺星光，有着在时代尘埃中保持独立的姿态，这多少有一种笛卡尔式“我思故我在”的自我确认的意味。然而，认识自己是难的，这恰似一次脱胎换骨地“涅槃”，一场背负沉重肉身的艰难跋涉，《出家》和《奔月》所探讨的正是在现代语境中生命个体肉身与精神激烈碰撞下身体性存在的多重“自主性”拷问。

第一重是生存价值的拷问。当我们阅读《出家》时，首先会被主人公方泉接踵而来的生存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多份工作、多个孩子、多场事故，多次被生活逼向死角。而当面对《奔月》这个作品时，我们也会自然想到鲁迅同名小说中嫦娥奔月的故事，那是源于不堪每日吃乌鸦炸酱面的庸常麻木世俗生活的无奈，并由此想到小六不厌其烦地劳累工作和家庭生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总是在曲折演进中走向进步的。但社会发展至今日，当一个个作为独立个体的“人”，依然将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一种被称为“物质性生存”的需求时，当我们沦落在基础层面的奔波中时常捉襟见肘时，我们是否会迷茫于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进化的意义进而怅然若失？这就像作家史铁生在《山上的传说》中所写的那样：“千万年来，人类就这么走着，要走向哪儿呢？走弯了腰，走驼了背，走得青筋布满了双手，走得灯油熬瞎了两眼……还得走，走死了一辈，又出生了一辈，走老了一辈，又有一辈年轻的继续走。到底为了什么呢？发明了这个，创造了那个，又为了什么呢？一切还不都是为了摆脱痛苦，走向幸福么？……现代人得到一座别墅的幸福，不见得比原始人得到一块兽皮的幸福大；现代人失去一次晋升机会的痛苦，也不见得比原始人失去一根兽骨的痛苦小。哎，人类奋力地向前走，却几乎原地未动。”[15]史铁生这种对于“进化论”的质疑，也同时强烈地印证在了《出家》和《奔月》中对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关照，它们都旨在现代社会中对于一个个生命个体肉身的关注。这就像知觉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所倡导的那样，首先要赋予身体以优先地位，因为世界的问题就本质而言是从身体开始的，这是一切感觉经验的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两部作品对于当下社会语境中，个体生存需求无力保障荒诞现实的拷问，是严肃的、深刻的。

第二重是存在意义的拷问。“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这是存在主义者对现代社会语境下生存境遇的最基本判断，因为大工业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人的最大症结便是异化问题，这也正是卡夫卡《变形记》中人变成甲壳虫和贝克特《等待戈多》中等待无望的焦虑所在。就其本质而言，这其实是一种无法左右自己的“自主性”的可怕沦丧，这也是作为“逃离”主题的《出家》和《奔月》主人公走向逃离的精神动因所在。在《出家》中，当方泉一次次遭受生活的打击而不堪重负时，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感觉自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小成一个黑点，就如同灰尘”[16]。个体变成了灰尘，这种丝毫无力掌控的可怕虚无感谁能说不是一种异化？而在《奔月》中，当小六对生活感到绝望时，她看到“一轮边缘粗糙的月亮正陷身在那几幢高楼之间，如小豆烛照，仿佛还没有适应这刚刚亮起来的城市之光”[17]。这种对现代城市之光的控诉，是否也暗含着现代化畸形发展对天然人性的冲击。而正是源于这种扭曲的异化的精神创痛，两部作品才用富含存在主义要义“存在即意味着选择”的方式，让主人公用“出家”和“奔月”这种表面看似不容于世的疯狂之举、实则出于痛苦煎熬后的决绝态度，来表达对于人之为人生存意义的高声疾呼。“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18]。海德格尔所向往的“荷尔德林式”的存在方式无疑是极度诱人的，但当现代化进程碾碎了这一切诗意，当人的诗意存在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时，作为精神性存在本体的我们该何去何从，也成为一个难解之题。

第三重是自由意志的拷问。中国古人曾将“人”与日月星“三光”对举，并同天地并列称为“三才”之一，可见，人是充满灵性的生命存在。这其中，自由意志的追求是人的灵性所在的重要维度。黑格尔对于艺术理想的本质有过如下论断：“内容的实体性不是按照它的普遍性而单独地抽象地表現出来，而是仍然融会在个性里……就这事物方面来说，它也解脱了单纯的有限性和条件制约性，而与灵魂的内在生活结合为一种自由的和谐的整体。”[19]在这里，个性自由成为一个闪烁光芒的存在，成为构成人之灵魂的根本条件。当社会发展至今天，人们被集体意志无限制地“奴役”，以至于无数次的切割为细小生存空间和生存角色时，对于自由意志的追求显示出了它前所未有的可贵性。事实上，人就是一个个由肉体和精神结合而成的独立个体，就其本质而言，“世界只是个体的。每个人都各自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本体存在，又是个人心理；既是客观关系，又是主观宇宙。”[20]可以想见，丧失了自由意志的人终将成为时代大机器运转中没有灵魂的、微乎其微的可悲部件，这或许是作为艺术作品的《出家》和《奔月》最为关心的问题。

早在19世纪，天才诗人兰波就用青春敏感的心灵吟唱出了“生活在别处”的真谛，他在有生之年一直在逃离被文明的藩篱禁锢的使人们丧失了个体的现代城市，他用艺术和躬身实践似乎在一再警示后人：要竭尽全力找寻一个“沉重肉身”下的独一无二的“我”，因为“真正的生活缺失了，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上” [21]，唯有叛逆的“逃离”才有抵达自由之地的可能性，也才有实现“我在”而不是“我们在”的个体价值的可能性。由此出发，一个“出家”，一个“奔月”，看似荒谬，实则沉重，它们用“逃离”这一孤独却美丽的艺术之光照亮了生活中诸多为世俗桎梏的灵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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