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学术史研究

胡俊祺

摘 要：关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研究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研究中的重要领域。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学界大多集中在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原因、历史研究过程以及实践路径等层面。在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研究中，学界突破了原先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态度，并且大多都力求通过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分析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利弊，以及阐述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内容和运作过程。但研究存在着史料挖掘不够、缺乏整体性思维等问题，所以学界今后仍需从挖掘史料和呈现案例入手，多维度地研究和分析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以求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一元化领导体制;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10 — 0053 — 03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全面抗战进入艰难时期，对于中共来说，一方面既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国民党再次叛变革命的危险，再加上由于党内一些错误思想（如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的影响，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不协调，根据地经济发展困难，战略物资匮乏等现实情况，出于以上种种原因的考虑，中共决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然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仅对中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对建国初期中共在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建设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纵观学界对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研究，主要集中该体制的形成原因、演进过程等方面。

一、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原因探究

对于抗战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原因的探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并且随着一些档案资料的公开，关于抗战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原因也逐渐清晰起来。但是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原因，学界呈现出不一样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

其一，认为全面抗战时期党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战进入艰难时期，党内外斗争形势严峻，抗日革命根据地经济困难，这就更加凸显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学者们纷纷从分析历史背景入手研究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原因。诸如，全面抗战时期，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是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着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思想，以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统一。〔1〕王明的右倾错误和皖南事变的发生，进一步使中共中央意识到实现一元化领导的极端重要性。〔2〕整风运动背景下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促进了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形成。〔3〕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更加强调各个部门紧密团结渡过抗战的艰难时期，再加上中共自身领导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进一步催生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4〕“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不僅仅是因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经验教训和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领导中国革命的一切，而且亦是因为抗日根据地的军队、政权和民众团体本身就是党的领导的结果。”〔5〕“中共一元化领导原则，对加强和巩固陕甘宁边区等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使全党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高度一致的战斗团体，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各级政府、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领导和团结，克服了纠正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的“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纠正了“三风不正”的现象。”〔6〕从这些可以看出，学界大多认为党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而有效地集中力量来渡过抗战的艰难阶段。对于以上这些分析，笔者也十分赞同。但如果能够把一元化领导体制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之下去研究，似乎更为妥当。因为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仅涉及到对自组织的领导，同时也涉及到对他组织的领导。建党伊始，党以领导工会以及工人运动为开端，进而把范围扩大到工青妇农等组织;之后又建立了工农红军，苏维埃政府等组织。所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党已经在领导他组织上积累了一些经验，而这些经验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建立。因此，在分析党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原因时，不仅需要考虑到党领导自组织的层面，也需要考虑到党领导他组织的层面。

其二，认为抗日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关系不协调是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全面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党政军民各个团体在敌后抗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没有及时建立统一领导的制度，时常造成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不协调，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例如，高中华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双拥工作与一元化领导的强化》一文中指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化解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内党政军民之间的矛盾，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抗日。之后，中共又把肃清官僚主义作为突破口，开展双拥运动，进一步强化一元化领导。〔7〕云光在《社会主义政治学》一书中也提到：“当时，各根据地党内存在着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党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不够，因而步调不一致，各自为政，妨碍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建设。”〔8〕因此，这就更加凸显了建立制度以理顺党政军民之间关系不协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外有学者认为，一元化领导制度的建立“纠正了一些政府部门、军队和群众组织中工作的党员不接受党组织领导的错误倾向，加强了党纪;另一方面，明确了党组织与其他同级组织的关系，强化了党对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9〕也有学者认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行，既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加强了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对于提高军队的质量和战斗力具有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各根据地在军事建设过程中，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还理顺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种基本的抗日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主力军集中精力加强自身建设，保证了反“扫荡”中主力部队的集中统一使用。”〔10〕以上两者从一元化领导体制建立起到的作用和效果进一步印证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关系不协调是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笔者认为，在分析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时，可以用一些具体的案件和例子加以佐证，因为史论结合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笔者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当时根据地存在着一些这样的问题，例如青年团体闹独立性、“第二党”倾向，留守兵团轻视西北局的领导，边区政府不尊重西北局的领导等等，再加上当时根据地的艰难环境，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当时党要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所以，学界在分析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是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原因时，可以用一些史料和案例加以佐证，而不仅仅是存粹的理论分析。进一步挖掘史料，尽可能地融入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这是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

其三，从理论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原因。张冰在《科层困境与国家建设的中国出路——以延安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为中心》一文中提出：延安时期，中共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成本困境——资源困乏与科层膨胀之间的矛盾;二是控制困境——党的统一领导与行政独立性之间的矛盾;三是动员困境——自上而下资源配置方式与底层动员手段之间的矛盾”;针对这三大困境，“中共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并通过一元化政府管理体制革新，开创了一条突破科层困境、实现低成本高效能管理的‘扁平化出路。”〔11〕此外，则有学者将党的一元化领导与国民党的一元化领导作了对比，认为“中共的‘一元化领导与国民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本质不同，是民主和独裁的区别。就领导主体而言，中共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就决策程序而言，中共内部决定重大问题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体制而言，边区政权结构是共产党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国民党的‘一元化领导则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不可同日而语。”〔12〕以上两者分别从科层制理论和比较分析的角度对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原因进行探究，突破了原因仅停留在史料分析的困境，对学界进一步研究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提供借鉴意义。

二、关于一元化领导体制发展进程研究

一元化领导体制对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并且在建国初期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分高度集权，再加上缺少法制的约束，就造成了一些错误严重的后果。之后，在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之下，一元化领导体制最终被党政分开的方式所取代。对此，学界研究亦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观点。

抗战时期，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之后，党委实际上成为了决策的中心，内部实行的是集体协商、主席拍板的有限民主决策模式，这较好地适应国内环境和革命形势的需要。〔13〕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出于军事斗争和统一筹建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需要，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4〕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体制方面，“一元化领导”的惯性继续保持下来。中共八大形成的党内领导体制体现了这种惯性的作用。”〔15〕同时，“计划经济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处于领导工作第一线，通过一元化领导代行国家功能。计划体制的确立以及运行大大强化了党对社会的组织力与整合力，强化了党直接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功能和机制，强化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作用。”〔16〕九大以后，中共方面开始恢復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得当时的革命委员会的职能发生改变，尽管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存在弊端，但也一定程度上结束了革命委员会之前混乱的状态。〔17〕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必须否定“党的一元化领导”，认为它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是适应于群众运动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不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18〕这个观点主要是鉴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弊端因而为了适应党的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而提出的，其“认识”源头要追溯到人们对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提出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19〕的批评意见的“误解”之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初含义来为这一原则做理论和实践的辩护。〔20〕另外，亦有学者认为集权式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得中共具有足够的社会动员力、社会整合力和政治领导力，将一盘散沙式的中国整合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之后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逐渐演变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造成了党政、党法与党社等关系的扭曲，导致国家权力结构失衡、政治系统变形。〔21〕

三、一元化领导体制研究不足与思考

综上所述，学界对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研究主要在原因分析、演进过程和实践路径上，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借助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论证，突破了原有对一元化领导体制利弊分析研究。可以说，对该问题的研究，学界处于不断地在深化过程中。但由于一元化领导体制涉及的范围大、跨度时间长等原原因，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总的来说，对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研究不够系统、不够深入、不全面。其一，对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形成原因分析，大多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全面抗战时期，未能够把视野放宽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仅存在偶然性，亦是存在必然性。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党在对自组织和他组织的领导上所做出的努力，亦是一元化领导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其二，对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演进过程，由于时间跨度长，学界在论述的过程中大多都是点到为止，缺少历史背景的分析，也缺少深入的研究探讨。可以说，对于各个时期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研究，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才能更好地分析其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其三，对于一元化领导体制实践层面上的研究，缺少系统性。一元化领导体制所涉及的范围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所以在研究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实践路径上，需要进一步突破原有的集中在某个时期某个问题上的研究，尽可能地做到各个方面地结合。其四，史料挖掘不够。学界对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研究，缺少一些一手资料的支撑，尤其是在还原历史史实和实际案例支撑这块比较欠缺。因此，进一步挖掘史料仍是学界今后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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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