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冕无后旒”之说研究的献疑

闫兰兰 谢红

摘要： 冕为大夫以上冠，冕板下垂“旒”是其主要特征，旒之数量是等级地位之标志，十二旒为最高等级。汉唐以郑玄为首的经学家认为冕前后皆垂旒，而清代学者主流观点认为冕无后旒。时至今日，“冕无后旒”之说依旧存在争议。文章从史学、人类学和艺术学等角度来论证“冕无后旒”的不合理性：冕字古体的象形特征显示前后皆有旒;二十四正史等历史文献中仅有一种文献指出冕无后旒;古人的写作习惯常将左右或前后对称的部件省略不说;由于政治压力，清代学者被迫支持“冕无后旒”这一主流学说;中国自古以来讲究对称原则艺术审美。由此，论证结果认为冕前后皆有旒更加合理。

关键词： 冕;旒;冕无后旒;二十四史;史学

《尚书》注：“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中国自古为“衣冠上国”，所有冠服中，以冕服为首。冕服是以冕为首的服装，冕是其代表性部件。冕为大夫以上冠也，冕板下垂“旒”是其主要特征，旒之数量多少是等级地位之标志，以十二旒为最高等级。自古以来，关于旒的研究从未间断，仅是冕是否前后皆垂旒的问题就引发史上学者多次探讨，主要分为两派：一是汉唐以郑玄为首的经学家认为冕板前后皆垂十二旒;二是以清代学者为主要群体的另一观点“冕无后旒”。

时至今日，“冕无后旒”之说依旧备受关注，2015年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冕无后旒”说考证》一文反对“冕无后旒”之说，而同年发表于《金田》的《“冕无后旒”说新论》则支持了“冕无后旒”。对此争论，还需找寻新的证据从新的角度来进一步论证。本文认为，从综合角度分析冕有后旒更为合理，因此从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等角度综合论证“冕无后旒”一说的不合理性，具体从历史文献分析、古人写作习惯分析、政治文化因素及艺术审美特征等方面加以论证。

1 由“冕”字说开去

华夏人重“衣冠”，两者中“冠”又重于“衣”。说文解字记载：“冠有法制，冠是用来约束头发的，古时又作为弁冕的总称，与弁和冕有所不同，古时之冠有法度限制，等级不同，场合不同，要戴不同的冠。”[1]古时之冠，以“冕”为最高形式。冕，说文解字记载：“为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鎏紞纩，为古代帝王、诸侯及卿大夫所戴礼冠。”[1]“冕”最早出现在金文大篆中，应为西周的后期，其字形上显示为戴在头上的冠式，前后有垂下的部分应为旒，中间是一块平板，如图1所示。冕冠最主要的部分是延板、垂旒和冠卷三部分，其形制在各朝有所变化。中国文字为象形字，从冕字的古体来看，冕之前后皆有旒。

旒作为冕冠构建中最重要的标志性部位，其数量多少也是区分等级的标志。《礼记·礼器》记载：“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2]《周礼·夏官·弁师》郑玄注疏：“垂于延之前后，各十二……”[3]据郑注所言，冕之旒数和玉数如表1所示。

《“冕无后旒”说考证》一文对冕旒之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4]，郑玄、孔颖达、贾公彦等汉唐经学家均考证冕前后皆有旒，支持冕后有旒之说。此后，宋代理学家朱熹也认同这一观点，朱熹《论语集注》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后有旒。”随后，明儒王应电、清儒江永、林昌彝、黄以周及现代礼学专家钱玄则认为冕只有前旒，而无后旒。依“层累说”，只是清代大量提出冕无后旒，该现象不排除考据之风盛行，对新论点有“从众”之疑。

明儒王应电和清儒江永认为，据《大戴礼记》载“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因此旒的作用是蔽明，所以冕后无需有旒。其次，有关旒数的记载，史书皆提及十二旒，并未明确说前后各十二旒。因此，他们较为合理地提出了冕无后旒之说。江永作为清代著名礼学大师，其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至于清代多信从江永之说，包括林昌彝和黄以周，都在其礼图中支持“冕无后旒”之说。发展到现代，关于冕有无后旒之说也争论颇多，赞成“冕无后旒”之说的有理经学家钱玄[5]、台湾著名学者王宇清[6]。可见，自从“冕无后旒”之说被江永发扬光大之后，学术界开始接受这一学说。

2015年，《“冕无后旒”说考证》[4]一文总结了清代以来赞成“冕无后旒”之说的理由有三，并对这三个理由进行了反驳，如表2所示。

同时，《“冕无后旒”说考证》提出了自己支持冕有后旒的证据，而同年一文《“冕无后旒”说新论》[5]則对前文的研究和观点进行了逐一反驳，如表3所示。

鉴于以上学者的研究，关于冕是否有后旒之问题还需要从其他角度来考查。首先，历史文献是不可越过的一环，不妨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查各个时代的官方正史，从中找寻蛛丝马迹;其次，还可从古人写作习惯上来考查冕之后旒是否有省略的情况;最后，从人类最基本的审美原则出发，考证古之服饰的对称性，来怀疑“冕无后旒”之说的可信性。

《“冕无后旒”说考证》支持冕有后旒的研究《“冕无后旒”说新论》反对前文之研究

江永判断失误，认为冕后无旒，东汉刘熙《释名》证实“前后皆有旒”是东汉学术界的共识东汉刘熙的《释名》饱受争议，其对冕的看法不能代表“东汉时期学术界”对冕制的普遍共识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和宋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绘制的帝王之冕皆前后有旒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多引礼书、三礼郑注、贾疏、孔疏，结合郑图、阮图、梁图、张图等旧图，有构造臆断之嫌出土的文物为证，迄今为止出土的唯一一顶明代九旒冕前后有旒出土九旒冕只能作为明代鲁荒王正好符合明代亲王冠冕的定制，不能作为先秦冕有后旒的论据.制作工艺与穿戴角度看，如后无旒，那前面144颗玉珠的重量会使冕板失去平衡就工艺而言，玉珠轻重无记载，若每个玉珠只有几克重，144颗也很轻，加带子也不易前倾，不能作为“冕有后旒”证据.

2 二十四正史所载冕旒之言

对于冕有无后旒之考证，还得从对冕冠记载的古籍上找寻证据。由于各类文献众多，且会出现江永等三位作者所提出的文献可信度的问题，笔者将重点放在了对二十四正史的考查上。

据查证，最早记录冕的古籍是《仪礼·士冠礼》：“天子衮冕，负斧依。”并未详细描述冕冠。随后《周礼·夏官·弁师》载：“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顶有延，前有旒，故曰‘冕旒。天子之冕十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记载冕前有旒，但并未说冕后是否有旒。此后，《礼记·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郑玄注：“前后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后而垂也。”也有学者认为邃延是前后筵板超出冠卷之意。《礼记·礼器》载：“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没有提及旒的具体位置，或许在《礼记·玉藻》中已详细说明，所以本文略说。

对二十四正史中的《舆服志》进行梳理，冕有无后旒之记载情况[6]。范晔编撰的《后汉书·舆服志》载：“冕冠，垂旒，前后邃延，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隋书·舆服志》载：“前后邃延……邃延者，出冕前后而下垂之……天子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说明前后各9旒，每旒12珠，才刚好用216颗珠。《宋史·舆服志》载“前后各十有二旒……”，《金史·舆服志》载“前后珠旒共二十四”，《元史·舆服志》载“綖之前后，旒各十二……”，《明史·舆服志》载“前后各十二旒”。这些史书都明确指出前后有旒。

对冕后是否有旒并未明确表达的有《南齐书·舆服志》《旧唐书·舆服志》和《辽史·舆服志》。

值得思考的是，在《晋书·舆服志》中，先是记载：“及晋受命……冕，皁表，朱绿里，广七寸，长二尺二寸，加于通天冠上，前圆后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组为缨，无緌。”这里对晋代采用的冕冠旒的位置并未标明。稍后又提及：“后汉以来，天子之冕，前后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妇人之饰，改以珊瑚珠。晋初仍旧不改……此后由于美玉难得，方用白璇珠……”由此两处表达可以推理，在旒位置表述上或许存在省略现象，倘若不单独说明材质的情况下，后旒的概念已约定俗成，不用特意指出。

综上，有关是否明确指出冕后有旒的三礼之书和正史整理如表4所示。

从表4可知，在13种文献中，有6种文献明确指出冕有后旒，有6种文献没有明确指出冕是否有后旒，有1种文献指出冕无后旒。就算是作为冕无后旒依据的《大戴礼记》也没有明确指出冕无后旒，而仅是提及前旒遮蔽之用途。可见，“冕无后旒”之说还有待商榷，清代学者都拥护这一观点。不得不说，清代是废除冕服制度的朝代，在没有执行冕服制度的情境中去推翻前人之说，确有大胆推测的资本，因为此时原本有政治意义的冕服跟政治统治并无关系，学者可以进行大胆的议论。

3 古人之写作习惯与冕旒之言

持“冕无后旒”之说的学者否定了旒之前后对称这一观点。《“冕无后旒”说考证》一文也从制作工艺与穿戴角度提出，若无后旒，冕板前后重量失衡，不利于佩戴[4]。该观点从功能性上分析了冕有后旒。除了功能性，或许可以从古代冠服其他部件或元素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比如在功能性上前后都必须有的部件，在描述的时候是否也出现了省略现象？或者不必要有两个对称性的部件，在描述时是否特意指出？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照皇后凤冠上有关博鬓的说法。据考证，在《舆服志》中，关于博鬓的描述包括“并两博鬓”“两博鬓”或“三博鬓”。可见，文献并未对左右各有一组博鬓进行特殊说明。而出土文物无论是隋唐时期萧后凤冠还是明代凤冠，博鬓均左右对称。可知古文献对待服饰上对称的部件，或许有“约定俗成”的原则，即对称的部件，会略去重复的数量，不做赘述。

清代学者如此“咬文嚼字”，看重是否说明“前后”均有的问题，与其社会文化和写作习惯不无关系。从《舆服志》也可找到这一有趣的现象。据查证，整个《舆服志》中，对服饰的“前后”对称部位进行特意说明的，共出现92处，单是《清史·舆服志》就46处，占一半之多，如“衮服，色用石青，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这可以说明清代文化对于说明前后方位十分严谨，需要明确指出，所以在很多本应遵循对称原则的服饰细节上，也都不遗余力地加以详细说明。源于这种写作习惯，当清代学者在考证有关冕旒的文献时，并没有看到冕后有旒的记载，所以推断冕无后旒似乎合情合理。

因此，从古人写作习惯上对冕有无后旒之说进行考证，也是一个方法，当然，如果对服饰以外的其他文献进行多元化考证，则更能说明问题。单从《舆服志》来看，也能说明清代重视对称性部件的写作习惯确实影响了冕有后旒的判断。

4 政治文化影响下的“冕无后旒”之说

一个王朝在政治上确立以后，除了要在经济上稳固它的统治根基之外，还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构造有助于其统治的模式。“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和政治意识是人们对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群体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政治和政治意识是一般意识形态中具有決定意义的因素。根据意识形态的这一特殊本质，可以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政治文化，或者称之为政治意识形态。”[7]而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8]。冕服就是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的重要载体之一。

有关“冕无后旒”之说，主要集中在清代，有其特殊的时代因素。在废除冕服制度的清代，冕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工具”，清代学者可对冕服制度自由发表意见。清儒倾向于原典文辞的考释、训诂，倡导回归三礼之文，主张从文本中所载的礼制、名物中回归经典。这一主张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清代想要建立一个新政权，就必须与之前的统治有所差别。正因为清代学者竭力追根溯源，在最早两部古籍《仪礼》和《周礼》中并未对冕后有旒进行说明，所以清代学者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写作习惯出发，又加之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需求，认为“冕无后旒”是可以理解的。从江永、林昌彝和黄以周可知，清代学者支持冕无后旒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如图2所示。

（a）江冕图《乡党图考》[9]

（b）林冕图《三礼通释》[10]

（c）黄冕图《礼书故通》[11]

5 人类艺术审美在冕旒上的表达

再换个角度，从最原始最自然的艺术审美上来看，古代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古老文明都遵循对称的审美原则。在人类第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中，均匀、对称、韵律、支配等美学原理已经存在，为服饰所用。此后的四大人类文明，也都以和谐对称作为第一审美原则。在古人的眼中，似乎万物皆有对称性，人体是对称的，人的身体器官是对称的，服饰也应该是对称的。对称是古代中国基本的美学特征，回头来看冕服的所有元素，几乎没有不对称的元素，如此来看，冕有后旒的说法也较冕无后旒的说法更为合理。

同时，在实物考证上，朱元璋登基后，着重强调“复汉官之威仪”，朱氏王朝持续了276年，冕服的崇高地位也保持了276年，直到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冕服制度才被废止。可见，明代服制不会草率，可看做是对古典的详细考证。目前能见到的冕冠实物均为明墓出土，其中鲁荒王朱檀墓保存较好，前后皆有垂旒。但也有学者对称进行反驳，认为这只能说明明代冕冠是前后有旒的，似乎也有些道理。

还有学者从旒的质量上进行了计算，认为冕无后旒会前倾，但反驳者也提出了玉珠如果质量非常轻，则不会前倾。因此，对玉珠可能存在的合理大小区间进行实物复原后再做实验似乎更有说服力。这项工作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长，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有所突破。同时也期待考古界有更多的发现，毕竟从实物上进行考证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6 结 语

通过综合分析，笔者大胆地对“冕无后旒”一说进行反驳。无论是从冕字形态、文献记载，还是出土实物，冕有后旒的证据更为充足。清代学者作为支持“冕无后旒”的主流，多是由于江永等经学家受写作习惯和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其论证“冕无后旒”一说确实存在疑问。同时，从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最原始的艺术审美上来看，冕前后有旒也更加符合古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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