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抗战时期中共的宣传工作

翟意安

【摘 要】 在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国民政府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以宣传工作辅助武装反击，迎击国民党的进犯。毛泽东对此发布了众多关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 抗日战争 反击反共高潮 宣传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中国抗战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而在此期间，两党之间除却抗战初期的合作，此后则龃龉不断，亦不容讳言。蒋介石国民政府虽然囿于抗日大义及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抗日压力，不敢贸然公开地和中国共产党决裂，而其间针对中共的各种限制和打压措施则不绝如缕，乃至于掀起了三次骇人听闻的反共高潮，试图消灭中共。面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国共产党除了军事上的反击之外，在宣传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对于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做了很多重要指示，为中共打退国民党方面的进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之重视宣传工作，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时，毛泽东就曾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采取了合理的宣传策略，不仅维护了国共合作，而且为北伐战争打下了群众基础，对促进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发挥了积极作用。在 1929 年 12 月28、29日召开的古田会议上，在毛泽东起草的八个重要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有关于宣传工作的规定，其中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1]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宣传工作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发表文章《反对自由主义》，把“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视为“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予以抨击。[2]

据1939年底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大概自抗战以来，党之宣传鼓动的动员，在群众中所开展的局面及其影响，要比其他工作来得广泛。”中共在全国各地发行报纸、杂志，出版宣传鼓动书籍、发展宣传鼓动组织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及论新阶段，单在上海便行销了10万部上下。”[3]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日阶段，中国共产党方面单单署名“毛泽东”而发表的关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文件即不下40余件，其中包括《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1940年8月13日）、《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1942年9月、10月）、《关于敌后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的指示（节选）》（1943年7月30日）、《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等等，加上联合署名（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等）的文件，涵盖抗战的各个重要历史阶段，涉及抗战的各个重要层面[4]。可以说，中共在宣传战线上取得良好效果，和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各级领导的重视及切实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反反击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方面针对中共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在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日本近卫文麿内阁于1938年1月16日，1月18日，12月22日发表三次对华声明，从声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到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所谓“近卫三原则”，对中国军民展开其宣传攻势。在此背景之下，汪精卫悍然于1938年底出逃越南河内，发表拥护近卫内阁灭华主张的“艳电”。蒋介石国民政府虽然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却又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监视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后又以胡宗南所部进攻陕甘宁边区，以阎锡山部队发动“十二月事变”[5]，以蒋阎军进攻中共太南区和太岳区等。中共一面抗议，一面对此进行了有理利有节的反击。

1940年1月15日，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團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等人名义致电林森、蒋介石等，抗议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游而不击”和“破坏抗战”的污蔑，电文列举八路军抗日事实，“群以八路军抗敌所及，东至于海，北至于沙漠，可谓处在国防之最前线。敌国来华四十个师团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者十七个师团，占全数五分之二以上。两年半中，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防线，未尝后退一步，归绥、大同、张家口、古北口、北平、天津、烟台、青岛、徐州、浦口、南京、镇江、无锡、芜湖，离城十里八里即飘扬我祖国国旗者，始终是八路军新四军。两年半中，我八路军伤亡达十万，而敌伪伤亡则达二十余万，我军俘虏敌伪达二万，缴获敌伪枪支达四万。”反击国民党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又列举平江惨案[6]、确山惨案[7]等一系列国民党部队残害中共抗日军民的反动行径，抗议国民党方面的倒行逆施，力请蒋介石派遣陈诚“亲临前线，实地考查，究竟伤亡几人，俘获几事，复地几里，攻战几回，后方之纷扰几端，道路之阻挠几次，俱可一览了然。”[8]

对于中共的抗议和请求，国民党当局视而不见，从华北、华中西北各地，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进攻，除前述“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外，又制造了残害中国抗日军民的 “深县惨案”[9]、“太河惨案”和“雪野事件” [10]等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

对于国民党方面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另一方面，也在宣传方面进行了坚定的回击[11]。毛泽东在反击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就多次做出反对摩擦、反对投降的讲话或者指示。

平江惨案发生后，延安各界万余人举行集会，追悼平江惨案烈士，并通电全国强烈抗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罪行。

1939年12月3日，阎锡山挑起“十二月事变”。12月6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朱德、左权、彭德怀，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

“晋西南阎（指阎锡山——原注）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决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12]

同月，阎锡山再次挑起晋东南惨杀案[13]，毛泽东和王稼祥亦于次年1月5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指示他们即日着手以牺盟会负责人名义，“写一本东南七县惨杀记，内容记载晋城、阳城等七县惨杀经过，广发本地及西安、重庆，并送一本来延安。”[14]

同时，针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1939年12月2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反摩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冲突自今年三月起，七、八、九三个月停顿了，现在又发生武装冲突，并且有中央军参加。陇东、关中对边区关系很大，我们不能让步，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摩擦，但也不能认为便会是公开的“剿共”战争，国民党怕公开。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摩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已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反对摩擦。针对山西晋绥军的进攻，毛泽东指出：“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毛泽东意识到“国民党自五届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反共为主不同。……现在，我们要提倡坚持性顽强性。”[15]

除了武装进攻，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武装的宣传攻势也是喧嚣尘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亦不遗余力地予以反击。12月27日，《新中华报》刊载毛泽东向该报记者谈话，驳斥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毛泽东驳斥说：“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未免奇怪”。“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七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耀、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16]

1940年1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创刊一周年纪念题词中提出动员一切力量，“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17]

1940年1月30日，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反顽进攻的指示：

朱彭杨刘邓，并转告朱、徐、陈罗：

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他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应号召我八路全体军队，号召两省全体人民，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应公开普遍宣传“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的就是汉奸”，“打倒进攻八路军的汉奸”，“打倒进攻决死队的汉奸”，“打倒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此方针同样适用于山东，望山东亦坚决这样做。[18]

2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讲话，“揭露和谴责汪精卫同国民党顽固派里应外合地反共和破坏抗日;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假统一”。[19]

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带领下，至1940年3月，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对中共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反击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1 月6日，国民党政府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事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进攻江北新四军，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中共中央立即着手进行反击。1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雪枫，张云逸、邓子恢，李先念等，指出：“你们应根据中央十二月十五日指示之十大理由，公开宣传，并发反共军。”“你们应公开写信给反共军首长如汤恩伯、李仙洲、李品仙等，将此类信件公开印刷分寄反共各军，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劝告他们停止反共。”“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你们的宣传对任何部队都取争取政策，不要伤其官长，他们过去抗日成绩应加赞语。”“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词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20]

1月13日，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抗议国民党军包围皖南新四军的通电。通电说：“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即6日）至文（即12日），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为乘我不备，诱我入圍，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军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通电要求国民党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北上之道路。[21]

同日，毛泽东又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饶漱石，周恩来、叶剑英，指出：“同意刘少奇、陈毅十二日电[22]，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一万人的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电报还指出：“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望电达茂林被围部队，如无法突围应再坚持十天，可能有办法。为应付严重事变，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应即刻准备好对付蒋介石袭击。皖南事变应公开宣传。”[23]

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指出：“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24]

苏联方面也很关注皖南事变，1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后者以皖南事变相询：“余在城内听得许多谣言，谓次此贵国军队之参加皖南冲突者，多至七万人，双方皆有损失，甚至有军长、参谋长被俘虏者。”蒋介石矢口否认：“余昨接一函，亦如此谣传，实则绝无此事，即或不免小部队之冲突如过去苏北、鲁南、河北一样，亦绝不至有如许大军行动。”[25]然而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发布通电，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苏联方面考虑到以中国牵制日本的“北进”计划，不希望国共内耗。1月20日，季米特洛夫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到：“仅通报给您个人，蒋介石请莫斯科将最近的事件（指皖南事变——笔者）视为地方上的军事事件，不要赋予它政治意义并广泛宣传。他保证，这个事件不会影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今后在对日斗争中的合作。新四军的高级军官将被释放。”[26]

1月21和22日，中共中央接连给季米特洛夫发去两封电报，声称“蒋介石已决定破坏国共合作。我们不得不在政治、军事和组织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在政治方面，我们彻底揭露蒋介石在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方面的反革命阴谋。对此无可论如何不能保持。但我们还是要采取防御立场，在坚决继续进行抗战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反对内战。目前我们只公开反对何应钦，不触及蒋介石本人。”“在军事方面，决定暂时防御战，今后，如有必要，将采取反攻步骤，向甘肃和四川两省突破。”“在组织方面，一旦需要，我们打算关闭八路军四个办事处，即重庆、西安、洛阳和兰州办事处。”[27]

1月29日和2月1日，毛泽东也两次给季米特洛夫发去电报，汇报蒋介石的反共措施和中共的对策，社会各界对皖南事变的反应，声称“我们必须准备全面抗击蒋介石。今后要么他作出让步，要么是同他彻底决裂。”[28]

2月4日（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发文编号注明的。电报稿是季米特洛夫在1941年1月4日起草的——原注），季米特洛夫發电报给毛泽东，声称：“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不应把方针建立在破裂上，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竭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爆发。”[29]

2月13日，毛泽东在收到季米特洛夫上述电报后，发电报给季米特洛夫，认为蒋介石欺软怕硬，应对其采取强硬态度：

您的来电收悉。我们作出的决定符合您的指示，与您的指示没有分歧。但是达到团结的方法在于，必须改变我们对蒋介石向我们施压的态度。我们越坚决，蒋介石就越有可能作出让步，我们越对他作出让步，他就越会进攻，那时决裂将是不可避免的。

蒋介石欺软怕硬，你对他的政策越硬，他就越软越让步，或者相反。因此我们打算对他实行硬的政策，否则我们就可能输了。

其实，从去年反共浪潮高涨时起，我们就采取了坚决反攻的态度，表明我们不怕分裂，经常给以反击，不做任何让步。结果在4月至9月期间我们取得了局势向好的方面的转变。在去年10月至12月，反共高潮再次开始时，为调解局势我们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发表了表示我们温和态度的11月9日电[30]，并决定从安微南部撤走自己的军队。但蒋介石将此视为我们怕分裂，加紧进攻我们，结果今年1月13日，从皖南回来的几万新四军部队被他消灭，他发表了1月17日的反革命命令。

从1月18日起，我们采取了新的态度。开始坚决反攻，表明我们不怕分裂。在政治方面，我们提出了善后办法12条，我们自己任命了新四军各级长官，在全国唤起了社会舆论，直至英美外交工作人员谴责蒋介石。我们从八路军办事处召回一些工作人员，拒绝参加就我们不想谈的问题进行的谈判，对亲日派首领何应饮展开了广泛的攻势。在军事方面，我们在反内战的口号下准备实际力量，表明我们不怕内战。如果他们进攻我们，我们就把他们击溃。结果蒋介石采取了表示他可以作出让步的态度，请周恩来寻找平息事件的方法。2月1日，将介石派飞机送叶剑英到延安转达他关于平息事件的意见。他的措施是：（1）由新四军建立一个军团，归八路军指挥，但要由华中撤到北方。这个条件我们暂时还不能接受。

我们认为，国共分裂将来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对蒋介石采取软的态度，那肯定他将继续进攻，如果我们在军事方面遭到失败，那就有分裂的危险。而如果胜利了，那他就会知道进攻我们的困难，这是一个不止一次得到验证的规律。

目前仍然要实行我们采取的措施，利用日本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1月13日歼灭新四军的事件和他在1月17日关于新四军“叛乱”的命令。在政治方面要继续给他以反击。把重心放在同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的斗争上，坚定地坚持我们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扩大宣传，决不让步。同时保留同他和解的可能性。

现在老百姓很气愤，中间派同情我们，英美人士也遣责他。从来还没有过像这次这样大量的民众站在我们方面。蒋介石已陷入孤立的境地;再过两三个月，我们将获得更有利的条件，那时就可以结束这个事件。

在军事方面，继续实行防御政策。他们若进攻我们，我们就定要把他们击溃，坚决歼灭之，但不进犯。

日本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国共合作方面有新的建议。近日日本人在河南省展开攻势，因此蒋介石约20万军队从反共战线调往抗日战线。他急于平息事件，派叶剑英到延安。在这个时候剿共军对我们实行大规模进攻已经不可能。但我们的战备工作不能减弱。我们越是做好准备，蒋介石就越怕分裂。

现在是我们争取有利地位的最好时机，这个时机决不能错过。但同时在运用我们的政策时，我们要十分谨慎，要斟酌所有可能性。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如下：（1）制止挑衅;（2）取消1月17日命令;（3）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饮、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4）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5）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6）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7）撤退华北的剿共军（8）平毁西北的封锁线：（9）释放全国的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10）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1）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12）速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31]

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策是成功的，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谴责声中，在中共决不妥协的坚决态度面前，蒋介石被迫做出让步，停止向《新华日报》施加压力，释放被捕的中共党员，发给中共部队军费等。[32]

反反击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5月至7月，受国际形势变化（苏德战场、共产国际解散等）响，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积极发起针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最终击退了他们的进攻。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为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国民党借机大造反共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割据”。6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共产国际早在准備解散之前，就曾致电中共，提示其警惕国民党方面的挑衅：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在加紧收集材料，以便向中共提出严重的指控，说它破坏抗日战争，制造同中央军部队的冲突，组织和支持反政府暴动，目的在于公布这些材料，进而在外国人眼中抹黑中国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于在林川岷县地区[33]进行的对日作战，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发生冲突，国民党人就会在其报刊上发起对中共不利的挑衅性叫嚣。国民党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广泛利用这次冲突。

我们认为，共产党人绝不应允许发生冲突。再者，共产党人应该开始做解释工作，通过报刊使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军队同日军的真实斗争情况，以防国民党展开宣传活动，指责共产党在军事上无所作为。[34]

中共对此予以高度重视。5月18日，关于在陵川、林县一带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一事，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正在寻衅发动反我斗争，因此我军配合作战部队必须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任何冲突，避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该地敌、我、友三方情况如何望即报”。[35]

5月中旬，毛泽东会见到达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官徐佛观、郭仲容，与其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其向国民党方面转达中共精诚团结的意旨。

5月19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太南作战，日军先攻孙殿英[36]，庞炳勋，后攻我一二九师，孙、庞大败，第一二九师奋战半月，已获胜利。我已电告彭德怀：‘该地配合作战之我军部队即速北撤（该地似已无国军），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37]

5月26日，毛泽东复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指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召开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开展宣传活动，夺取共产党在特区的军权和政权。这场运动在国民党组织中和无线广播中已经开始。我们认为，这场运动将会继续下去并有所加强。在这一年3月，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他在书中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竭力诽谤中共，制造反共舆论，以便将来消灭我党。但我们采取各种措施避免同国民党发生冲突。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在加紧进攻，国民党本身的困难是很严重的。因此我们认为，它还不敢同我们决裂。”[38]

同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改派袁任远[39]去榆林见邓宝珊、高双成，调整国共双方关系。[40]

6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形势问题的发言，关于国共关系，指出：“国民党自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后好转的可能很少”，但是“国民党内部弱了，没有力量向我们大举进攻”，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应该是“避免公开武装冲突，把同盟者国民党的力量用去对付日本”。[41]

7月7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

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與论的举动，是他们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四项决定：（一）在坚持统一战线，实行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原则下，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反动政策与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团结的'第五纵队'行为。立即公布朱德总司令致蒋、胡的电报[42]及反对西安特务张涤非制造反共宣传的新闻。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应配合学习'七七'宣言举行热烈的讨论。（二）七月九日召开延安各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六周年，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用大会名义发表通电。（三）进行军事上的作战准备，但后方机关不到必要时不要移动。（四）由中央书记处对各地发出一个内部通知，陕甘宁边区各地由西北局发出。[43]

7月8日，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

“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與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44]

7月9日，同日，关于印发中共方面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文电材料，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指出：

“速将‘七七宣言、朱总致蒋胡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今日发出）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是为至要。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45]

同日，毛泽东又起草任弼时致周子健电：“速将朱总、萧主任（指萧劲光）致蒋、胡等电报、新华社揭发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本日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设法密印数十至数百份，密发社会各界，此种工作甚为重要。”又致电彭德怀，指出：“蒋、胡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中部、邠州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进攻。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46]

7月11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的新闻稿，披露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张道藩（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原注）发出挑拨声明、外国记者纷纷询问内战危机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社论和刊登中共中央“七七“宣言的无理行径，以及国民党宣传机关对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一事无法掩盖的窘境。

7月12日《解放且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社论说：‘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47]

7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共的对策问题，会议决定，应“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同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新闻稿。新闻稿说：“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和蒋介石将美、英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部队，大不满意。最近熊式辉（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原注）在纽约、华盛顿、伦敦的招待会上，都在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质询。英、美向熊式辉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以大量的武器继续助国民党政府。”

同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指出：“你的工作很得力。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九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姿态，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又致电周子健，指出：“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经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得蒋不得不于十日改变计划“为击破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计，你们仍应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密发社会各方，不得停止不发。”[48]

由于中共对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战运用得当，蒋介石被迫讓步，7月10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介石、胡宗南均复电朱德，声明没有进攻延安的意图，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第一军及第九十军）。[49]

结束语

面对国民党方面的三次反共高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前提之下，始终以不卑不亢的姿态进行反击。在国民党的三次进攻中，中共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不同，但总的说来处于弱势一面。由是，一方面国民党方面咄咄逼人，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等国际友华力量亦希望中共忍让为先，尽力维持国共合作，共产党面临的局势不可谓不严峻，值此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始终立足自身，充分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努力做到知己知彼，以宣传配合武装反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得蒋介石政府的三次反共高潮均无功而返。

抗战初期，蒋介石本人曾经感叹，国民党在宣传上“比不上共党”[50]，揆诸三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的表现，这种局面依然如故。而就中共方面而言，相比大革命时期的专注于宣传，井冈山时期的一度专注于军事而忽视宣传，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将宏大的大局观和巧妙的宣传技巧完美结合，堪称宣传战的范例。毛泽东领导下的这三次反击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中共的宣传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节选），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92》第2册，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7页。

《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摘录）（1939年12月29日于莫斯科），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331、332頁。

参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

1939年12月3日，阎锡山的晋绥军进攻驻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员。

1939年6月12日，驻湘鄂边国民党杨森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派兵到湘南平江嘉义县，包围新四军驻该地通讯处，当场杀害新四军参谋涂正坤、通讯处秘书吴贤众，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及新四军家属赵禄英等6人活埋于平江黄金洞。

1939年11月11日，河南确山县国民党的特务和部队1800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共200余人。

《朱德等关于毁谤八路军“游而不击”及国民党破坏抗战等问题致林森、蒋介石等电》（1940年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444-446页。

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于1939年6月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

1939年4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山东省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在博山以东的泰和地区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八路军千部、战士300余人。1939年8月，秦启荣又以9个支队2000余人袭击八路军驻莱芜以西之雪野村的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部，杀死杀伤八路军干部和战士20余人。

参阅唐曼珍：《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载《教学与研究》1981年4月）及同氏《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续）》（载《教学与研究》1981年5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6页。

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国民党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奉阎锡山之命率独立第八旅进攻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并破坏晋东南地区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陵川、壶关、长治等七县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五百余人。

《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55-156页。

《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50-151页。

《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52页。

《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55页。

《中央关于武装自卫反顽进攻的指示》，载《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又据《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63页，该电为毛泽东所起草，致电对象为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朱、徐、陈罗”四人为朱瑞、徐向前（当时分别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司令员）、陈光及罗荣桓。

《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165页。

《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252页。

《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254页。

刘少奇、陈毅1月12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要求速向重庆严重交涉停止包围攻击新四军，并建议由朱瑞、陈光、罗荣桓部包围沈鸿烈部，刘少奇、陈毅部包围韩德勤部，以与国民党交换——原注。

《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254-255页。

《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256-257页。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谈话记录（节录）》，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748页。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于莫斯科），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1年1月21日于延安）、《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1年1月22日于延安），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25-127页。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21年1月29日于延安）、《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21年2月1日于延安），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27-132页。